“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莎斯基亚问。
“我也不知道了。”阿加莎说。
“我是不怕黑的。”利奥把自己红扑扑热乎乎的小脸放在弗雷德丽卡的膝盖上,休息着。
但弗雷德丽卡却是害怕的,她害怕自己正一步步走进的小丛林,害怕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害怕失去利奥,害怕伤害利奥。这些事情此时已经摊开于公共道德领域了,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将要对她审判、裁决。她颤抖着搂紧了利奥。
她紧攥着“E。M。福斯特和D。H。劳伦斯小说中爱情与婚姻”的讲义,来到那所名叫“我们那悲郁的女神”的学校,她被地铁之行——这短短的旅程安慰到了。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张脸孔,这么多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命正在进行着。人们真实地活着,尽管时下流行风潮作祟,有的人看起来像个圆眼睛、白皮肤、亮嘴唇的玩具娃娃,有的人头顶已秃,有的人顶着高耸的蜂窝头,有的人长发飘逸浓密,有的人发卷蓬松,有的人戴着甲壳虫帽,有的人戴着塑胶防雨帽——帽子上有半圈透明塑胶,点缀着深红色和碧绿色的圆点,还镶嵌着紫色和橘色的珠片,帽檐里伸出两条丝带,穿过戴帽者灰色的头发,在皮肤堆叠的下巴上打了个结。弗雷德丽卡在这些人中间感到安全和没有特色,因为每个人都太有趣了。这就是伦敦的光彩动人之处,这是她此刻拥有的伦敦。伦敦,简而言之,是丹尼尔的教堂,休·平克的公寓,鲁珀特·帕罗特积尘的办公室,她和阿加莎在哈梅林广场的房子,她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教职员休息室,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大型画室,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以及她的校外课。
教室里有一种新的气息,在弗雷德丽卡熟悉的这些像老白菜、老粉笔一般的老面孔中,弗雷德丽卡一走上通往教室的台阶,就闻到了这股厚重的、腐朽似的“新气息”,弗雷德丽卡心想:“我单凭气味,就可以认出一个人。”走进教室,她看到了她“闻出来”的那个人。裘德·梅森独自坐在第一排,穿着他脏兮兮的蓝丝绒裙袍,戴着一顶像是警察戴的宽檐帽。他灰色的长发披散在裙袍的领袢和袖山上,发丝一如往常地油腻发光。上这节文学课的其他学生在交谈,但没人打量他。
“我是个流浪者,”他对弗雷德丽卡说,“冒着严寒来到这里。我住的地方真的太冷了,我穷到没有钱买温度计来测量到底有多冷。家里冷,街上也冷。如果不会造成你太大的困扰,可否请你将我收容于此?今天连大英图书馆都关了。”
“但你不能妨碍到别人。”弗雷德丽卡说。
“我也不会扰乱和腐蚀任何人。我什么话都不会说,只求你让我静静坐在墙角,听你讲课。”
弗雷德丽卡对班上的学生说:“这位是裘德·梅森,他在艺术学校任教,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几个月之内即将出版。”
学生们纷纷点头,一派和谐。弗雷德丽卡取出她的讲义,开始讲D。H。劳伦斯和E。M。福斯特。她首先点出两人的相似之处:都对人生的完整性、灵魂的协同和均衡性,以及在地球上或地底下的扎实的生死体会抱有渴望;他们二人排斥机械化的生活,厌倦城市,不接受碎片化或解离的人生。她也说到“遗失的天堂”这个概念,那是一直萦绕于福斯特对苏赛克斯以及劳伦斯对诺丁汉郡的情感,甚至是一种寄托。在书中,前者试图从猪的齿缝中寻找无毛榆的踪迹,后者则曾在炎热、阳光普照却人迹罕至的地方试探过人类灵魂聚集地的遗痕。弗雷德丽卡也把这些联系到两人书中充满智慧的女性们,如玛格丽特·施莱格尔、海伦·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古德伦·布兰文的热情追求。弗雷德丽卡说她们追求的是解放,也是屈从;是思想,也是冲动。
弗雷德丽卡一如既往,上课时习惯性地扫视着课堂里的人。弗雷德丽卡想起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有一个艺术系女学生,穿着黑色的紧身针织套衫、黑色的紧身迷你裙、黑色的厚连裤袜和一双祖母才会穿的坡跟鞋。这个女学生上个星期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们一定是得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是艺术系学生,我们得穿跟别人不一样的衣服。”她的朋友也都穿黑色,层层叠叠的黑色,涂着勃艮第葡萄酒色的口红,素着不施脂粉的苍白脸面,她们都非常赞同“必须跟别人不一样”这一番言论——真是很一致地跟别人不一样着。她的思绪随视线回到课堂这群人身上,校外课的参与者本来就成分混杂,体现在服装上,更是特色各异。罗斯玛丽·贝尔穿着绯红色的羊毛衬衫、灰色罩衫和灰色长裤。多萝茜·布里顿穿着鼓鼓囊囊的浅黄褐色毛料宽袍,上面缀有红色和黑色的眼睛图案的斑点。汉弗莱·马格斯穿着白色的衬衫,系着海军蓝的领带,衬衫和领带规规整整地穿戴在他蓝色的套头衫里。阿曼达·哈维尔穿的是一件长袖高领奶油色羊毛库雷热牌子常出的那种束腰上衣,长度刚好及膝,她还在她晒出黝黑肤色的纤细手腕上戴着好几只金手环,今天的眼影是亮闪闪的风铃草色的蓝眼影,眼影上用心地盖了一片金粉。罗纳德·莫克森,那个计程车司机,在阿兰牌的羊毛衫外裹了一件防雨工作服。易卜拉欣·穆斯塔法身上是一件像甲虫似的绿色无领外套,袖口、衣襟和领口是海军蓝色的滚边,里面是一件和外衣怎么看怎么不搭配的灰色法兰绒衣服。莉娜·努斯鲍姆穿着青绿色安哥拉山羊毛毛衣,领子是宽松的重褶领。佩尔佩图阿修女一身黑,裹着头纱。吉丝蕾恩·托德把深绿色的马球衫穿在刺绣的背心里面。艾丽斯·萨默维尔和奥德丽·莫蒂梅尔不约而同穿了女式衬衫和粗花呢西装。尤娜·温特森穿着铁锈色的灯芯绒收腰的衬衫裙。戈弗雷·莫蒂默和乔治·墨菲都穿深色西装。弗雷德丽卡心想:“即使是西装,也比那位艺术系女学生习惯性一身黑的肃穆装扮有趣多了。”弗雷德丽卡的视线在寻找第三位穿西装的人,那个人通常是约翰·奥托卡尔。
但他今天可没有穿西装——他穿的是一件彩虹色的羊毛衫,色彩比彩虹的颜色更多,每一道鲜艳色彩都被织成三角形拼贴在羊毛衫上,紫罗兰色、紫色、深红色、橙色、黄色、草绿色、深绿色、天蓝色、深蓝色……那是一件花哨、前卫、昂贵的羊毛衫,螺纹针织把领、袖和所有的三角形拼贴全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他穿西装的时候,总是显得克制、持重和圆融,只是他美丽、明亮、刻意塑好型的金色头发在西装衬托下,显得有点矛盾。此刻,这件多彩的羊毛衫让他的头发看起来很松散随意,也更有生命力了——他的发尾甚至有稍许凌乱。他的身体也在这件色感丰富的衣服里放松了许多;他的脸型突出又难以忽视,他的微笑亲切地洒向教室的每个人、每个角落。他宽阔眉毛下的蓝色眼睛热切又深沉地注视着弗雷德丽卡的眼睛,每次弗雷德丽卡将视线扫向他的时候,都好像会被他的眼神锁住。他端正地坐在角落,自成一方明艳的色块,绝对是一个惊奇景观。
弗雷德丽卡记得他对她说过的:“我要你。”
他正对她浅浅笑着。
弗雷德丽卡看看约翰·奥托卡尔身上的彩色三角形,又看看裘德·梅森的蓝丝绒裙袍,脑中浮现出的是多米诺眼罩、假面具和鲜艳的伪装物。如果说艺术系学生执意要穿成艺术系学生的样子,那么,这个教室里的人则尽量在扮演“普通的人类”,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单一却又混合为群的人,在这个群体里,他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饰演着一个特定的角色,演出一幕预设的剧情。他们不知是孩子还是学生,反正都坐在课桌后的学生椅上,听弗雷德丽卡讲述劳伦斯、福斯特、**、死亡和地球。在人群中,约翰·奥托卡尔是谁?是个电脑程序员?是个常常穿西装的男人?是个声称自己连人类语言也说不好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一个个三角形?在自命不凡的外表之下,裘德·梅森又是谁?还有,吉丝蕾恩·托德是谁?如此精致、如此小心翼翼的矫饰装扮,如此精美的花朵图案的背心之下,她究竟是谁?她的职业是心理分析学家,她聆听人们讲述着与她毫无关联的沉闷人生和如梦似幻的现实异境,她会不会疑问:“我眼前这个人,在思考劳伦斯和福斯特小说中的婚姻时,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吉丝蕾恩·托德的表情是怎样的?她坐在她的病人对面,如果从病人的背后看去,吉丝蕾恩·托德的表情会不会突然消失在病人眼前?还是说她和病人拥有同样的表情?她真实的面容是什么样子?在听课的人中,那位汉弗莱·马格斯穿的婆婆纳蓝色衣装和约翰·奥托卡尔身上滑稽戏丑角服饰般的色块服饰,本质上有怎样的区别?只能说两者都很“明丽”,穿的也不是他们上班时穿的制服。不过,婆婆纳蓝这种颜色吐露着供需分配和公共图书馆的官方意味,而小丑服饰则流露着危险的气息……无论如何,要说“装扮”,他们任何人都没有裘德·梅森这般高超的伪装本事。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佩尔佩图阿修女也是精心装扮过的,一条拘泥刻板的白色圆环绕过她的额前,一层再加一层的黑色,包覆住她的脸颊和她的颈肩。
文学课上的讨论涵盖广泛。弗雷德丽卡觉得“校外课”之所以生动,是因为大家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是“通用语”,是普适的语言,这就是校外课中“校外”的概念,是不受学术、纪律、宗法、派系制约的。课堂上任何一个人的发言在某个极端的角度来看,完全是指向对立面的一种碎嘴、谣言,又或者是哲学层面上的歧视,但是他们为了交谈而用语言吐露出的“丝”,却巧妙地把两个极端联结起来,钩织成一张既有死结又有漏洞的“网”。这些成年人针对别人,说着或聪颖或愚鲁的话,评说着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E。M。福斯特、D。H。劳伦斯、伯金、威尔考克斯先生,就好像这些人现在是或以前曾是他们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一样。这些评论者心知肚明,当然去点醒他们一下也行。他们话题中的这六个人,有四个人其实就是语言文字的产物,是欢呼雀跃的文字傀儡,是不具血肉形体的——弗雷德丽卡提醒课堂上的讨论者注意这一点时,退休了的戈弗雷·莫蒂默说:“如果我们都要从语言文字上溯源,那么劳伦斯和福斯特其实也是活在语言文字里的——劳伦斯和福斯特不可触碰、无法交涉,我们对他们两人本身的思想论证,对比他们两人对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的思想论证,是相当偏颇也更值得怀疑的。”弗雷德丽卡发觉,校外课的学生们完全能够讨论,也的确很投入地在讨论:小说中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或“搞不好就会变成怎样的人”,这些讨论可以说是饱含批判性,也不合原文逻辑,或者是信口开河的,但这也许就是劳伦斯和福斯特“很可能也想让”读者们讨论的。正是经由这个途径,我们才学会思辨和理解。所以,引用福斯特小说中的话就是:“联结”起人们心中的散文和**。这个“联结”,在弗雷德丽卡看来,是语言学、想象力、旋涡般的推理能力、阐释、理解,以及疑惑,所共同建构起来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带入文本之中。无业的阿曼达·哈维尔,噘着嘴唇、晃着身体说:“施莱格尔姐妹根本不是‘真正’的女人,因为她们俩都被对**和人际的信仰驱动着,她们由此形塑,却也扭曲了她们对事对物的回应。”“不过,这世界上的确有对**不明智不敏感的女性,”佩尔佩图阿修女不认同阿曼达·哈维尔的观点,“这些女性完全不具厄休拉·布兰文那种对肢体语言心领神会,从而将肢体语言与心理活动完美转译的能力。”裘德·梅森终于忍不住插嘴了:“并非总是如此。”寥寥数语的干预对裘德·梅森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可见他的确是努力言简意赅,不扰乱他人。佩尔佩图阿修女说:“对,并非总是如此,这我当然知道。”后来佩尔佩图阿修女对弗雷德丽卡说:“我让裘德·梅森最好能洗个澡,因为我不觉得除了我之外,别人会给他这个建议。”弗雷德丽卡问:“那他说什么?”佩尔佩图阿修女说:“他说,‘我喜欢我充满刺激性的强烈气味,这是我对人际近乎洁癖的一种讲究,我想让人们对我敬而远之’。”佩尔佩图阿修女继续对弗雷德丽卡说,“他的策略显然十分奏效,你对他那样的人实在没什么办法,这种人在我们女修道院的后门那儿躲着的有一大堆。”
讨论继续进行着,从一个话题绕至另一个话题。担任股票经纪人的乔治·墨菲再次提到了小说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上一次这节校外文学课讲到“战后英国文学”时,墨菲就指出许多小说家对大多数人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少。墨菲说:“小说,总是执迷于**、恋爱、上帝和食物。我对这些小说元素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大多数人也执迷于**、爱情、上帝和食物,但是除了这些,大多数人也执迷于工作、商品、机械和财产。可是,为什么文学课上的诸位不因为小说家泛滥地描述**、爱情、上帝和食物,对其作品抱有藐视或轻忽的态度?相反,他们甚至会痴迷、着魔,把智力都花在与书中这些内容的纠缠上。要知道,大多数人和工作环境中的人结成社交关系,但是在这些关系中并没有人想当然地像小说家一般执迷于**、爱情,不过,**、爱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涉入职场合作关系中,却不是必然。”墨菲说自己对福特斯小说中的威尔考克斯先生抱有兴趣,因为威尔考克斯先生被设定为代表着工作、商业和财富的人物角色——“与莱纳德·巴斯特形成对照,”佩尔佩图阿修女说,“莱纳德·巴斯特是个粗鄙又可怖的傻瓜,不管福斯特多么尽力地把他刻画得有趣或神秘,都不改其本性。”墨菲接着说:“看看伯金和厄休拉·布兰文,他们在相爱时做了什么?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去寻觅亚当和夏娃堕落前的那一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就好像人类在机械和机制背后的创造能力和谋划能力是邪恶的,是具有毁灭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能打动我,因为他们无从想我所想。”
“至少他们知道你在**想些什么。”阿曼达·哈维尔说。阿曼达·哈维尔显然觉得墨菲很有吸引力。“不,他们并不知道,”墨菲说,“我可以把一个最妖娆动人的姑娘搂在怀中,也完全被欲火焚烧,但我脑中仍有一部分会去担忧股票价格、咖啡种植、董事会里的钩心斗角。而小说家最多只能把我对姑娘的举动描述下来,却不知道我支配着身体的头脑里还能、还在另想些什么。”
校外课结束了,一群人的交谈地点换到了那间名叫“山羊与指南针”的酒吧。他们在靠墙的位置找到了一张大桌子,一大伙人占满了整个桌子。乔治·墨菲坐在阿曼达·哈维尔和罗斯玛丽·贝尔中间,罗斯玛丽·贝尔在医院里当社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把自己牵扯进和心理分析学家吉丝蕾恩·托德的意识形态之争。在酒吧里,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几乎在同一战线上,反对乔治·墨菲和他对人生、工作的观点。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都富有同情心,但施以同情的原因和对象各有不同。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都同情伯金、厄休拉、海伦和玛格丽特在弗雷德丽卡“诊断”下的对人生完整性和个人身份认同的渴望,也都很愿意接受威尔考克斯先生自鸣得意的蠢行和劳伦斯对生计蝇营狗苟的堕落态度,她们都认为这是男人的真实性情。乔治·墨菲给了她们俩一个不可一世的傲气轻笑,说她们俩不过是乌托邦式田园诗歌的赞美者。乔治·墨菲的西装剪裁合身,但在腰际和手肘部有些微褶皱。阿曼达·哈维尔用画着蓝色星空般的眼皮底下稍稍褪去神采的蓝眼睛注视着乔治·墨菲,弗雷德丽卡留意到阿曼达·哈维尔被铐在金手环下的纤手放在乔治·墨菲的腿上,像在休憩。裘德刺鼻的体味一直从他的裤子、裙袍和直长的灰色头发上强烈地散发开来。他坐在弗雷德丽卡旁边。在弗雷德丽卡和裘德对面,几乎要陷进那个阴暗角落的,是身穿五彩缤纷“迷彩装”的约翰·奥托卡尔。
弗雷德丽卡对裘德说:“佩尔佩图阿修女对你的评价不无道理。”
“对我超自然法力的评价?”裘德说,“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我既不被欲求,也没有欲求,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
弗雷德丽卡轻摇着椅子。
裘德问:“还是你要我离你远点?”
裘德身上的气味综合了培根肉和酸臭牛油的元素,还有汗水和过期啤酒的元素,尽管弗雷德丽卡从来没见过裘德喝酒,而且裘德现在正啜饮着一杯葡萄柚汁。
“不用了,我能习惯你身上的气味,我无所谓。”
裘德观察着弗雷德丽卡:“你却不是没有欲求的人。”
“那不关你的事。”
裘德说:“在别人的视线中,你被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你,刚才站在我们众人面前,我们审视你、扫描你、臆测你。”
“我是没有欲求的,因为我必须没有欲求,”弗雷德丽卡说,“法律规定我必须保持没有欲求的状态,直到我的离婚得以完成。”弗雷德丽卡抬了抬眼,与盛装打扮的约翰·奥托卡尔的眼神相撞——好像被手电筒发出的光束刺到眼睛,弗雷德丽卡赶紧又垂下了眼睛。裘德在自己的华服里也欠了欠身子,为弗雷德丽卡又送上一股氤氲臭气。这也逼得弗雷德丽卡对约翰·奥托卡尔说:“我喜欢你的羊毛衫,是你的新尝试。”
“我无法抗拒它精密的构筑原理。”
“这件羊毛衫也有构筑原理?”
“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件羊毛衫有着秩序与混乱的精美结合。每个三角形都绕着彼此旋转又旋转,或者上上下下——它们严格遵循光谱的规律,从紫罗兰色一直排到深红色。而在规律的基础之上,一切又都是随机的。就比如从某个角度看,橘色和粉红色和绿色随性排列,简直毫无章法。我喜欢这种冲突性。当我发现了这件羊毛衫的构筑原理时,我喜不自胜。我明知自己没有雄厚财力,却坚持买下了它。”
他自始至终没有把眼神从弗雷德丽卡眼睛上移开过。
“弗雷德丽卡正依据法律规定,实践着毫无欲求。”裘德告诉约翰·奥托卡尔。
“这挺难的。”约翰·奥托卡尔笑着说。
“就整体而言,这样的确是会导致逆反情绪,”裘德说,“就像很多事情已经规定好或要求好,我呢,却总想反其道而行。”
约翰·奥托卡尔继续微笑着。弗雷德丽卡把眼神丢进自己的酒杯里,脸上不禁潮红,她想起了裘德写的小说《乱言塔》。裘德怎么会不知道欲求和奇事的机缘。她又抬起头来,看着约翰·奥托卡尔衣服上一块一块的三角形,想象在这件衣服底下的约翰·奥托卡尔是什么样子……不,他不能出现在欲求之中,但弗雷德丽卡总是希冀着她不能得到的东西。约翰·奥托卡尔肌肤紧绷,他上唇部位剃掉的髭须泛着金黄色。“他的眼神真是很和蔼。”弗雷德丽卡这么想着,但也不太确定。她问约翰·奥托卡尔:“你也会像乔治一样,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你的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