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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对我们那伟大的设计师而言，讽刺是最没用的武器。”格里姆上校观望后，说了这句话。

“讽刺？如果你是个女的，当他把一个会噬咬、会擦伤、会锯割的金属装置放进你的**里，那时候，讽刺才是最没用的武器!”图尔德斯·坎托愤怒地说。

“在死亡之前，讽刺是最后一种满足了。”参孙·奥里金悄声说，“对一般命运多舛的女人来说，死可能都是一种满足。但是对那位堪怜的洛绮丝女士来说，她的死却不会令任何人满足，尤其对我们伟大的设计师来说，更是如此，我相信他不会从她的死里得到他预想的那种满足。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眼界可以预知：他最终体验到的满足并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大——就算一开始有满足，在不间断的重复的试验中，这种满足也不见得有任何增强……我看，是时候筹划我们自己的出逃了。你们说呢？我们应该比那两个头脑简单的人更有计谋、更有魄力吧？”

格里姆上校似乎有点答非所问：“我一直以为，你的信仰是最好不要降生于世。如果不幸降生于世，那么最好能死得快一点。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乱言塔，如果你留下来的话，你所谓的第二件‘最好’的事——死得快一点，这种命运似乎随时都会逼近，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我个人是禁欲的，我将性欲享受从人生中摒除。”参孙·奥里金也没有直接回应格里姆上校的疑惑，“我不想死于一个疼痛感的试验，也不想死于某人对某事丧心病狂的钻研。如果不考虑离开，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来满足我们伟大的设计师，与此同时也尽量保全、怡悦我们自己。”

“那么你就违反了你的人生准则。”

“至少不会违反你的人生准则，上校先生，我们清楚你精于此道。”

《乱言塔》的封面上，是一座蓝黑夜色中的黑塔，塔楼的图案则带有迪士尼风格，一轮白色的月亮悬在其中一座塔楼的塔尖上，白色的拱形窗户反射着月亮的寒光。塔下是一队衣衫不整的人，多数是女性的形象，她们穿着高腰的紧身裙，披头散发、**外露，排在呈螺旋状登塔那队人的队伍末端，人群的影像最终消失在一个门廊中。封面上的人让弗雷德丽卡觉得有些似曾相识，或许是因为他们轻薄到几乎透明的衣服——啊，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那些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赶来上夜间课程，热爱着艺术的“虔诚”女学生，穿的不也是很类似的衣服？这让弗雷德丽卡莞尔一笑。她的视线回到这本书上，书的封面印刷只用了三种颜色：钴蓝色、黑色、粉色，封面上写着“乱言塔”，书名下一行是“裘德·梅森著”，字体是统一的黑色哥特体。翻到扉页，有一句话：“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裘德·梅森[著]”。这本书出版于1966年3月，弗雷德丽卡收到了两本赠书，一本是鲁珀特·帕罗特寄来的，赠言写着：“感谢你让这本书进入我的视线中，我确信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希望这本书能不负众望，成为畅销书。”另一本是裘德·梅森寄来的，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致弗雷德丽卡：一个曾经觉得我无法成事，后来又鞭策着我让我成事的人。让我以可能是最不恰当的理解来称呼你为‘这本书唯一的催生者’。我胡言乱语，我向你致敬。——裘德。”

这个封面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尚能过关，说精美就谈不上了。不过达到了刺激视觉的效果，而且简约。缺点是多多少少给人一种“这是一本托尔金式奇幻小说”的错觉。

弗雷德丽卡也留意到几篇书评。有一篇是《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刊载着评论的那份报纸是阿加莎从教育部拿回家的。这篇评论的题目为《我们堕落的深层次症状》。评论说，这本书是极少能显现出力道的书，那些对官能主义、变态刺激的需索无度，对惊世骇俗之心的决绝贯彻，在书中都有所回应，但是这样的处理，只能让本来就有愤世嫉俗情绪的读者，难以接受该书极力传达的震撼——或者说，要达到唤醒此类读者这一目标，作者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以更极端更粗野的笔触来行文。评论者写道：“我们身处一个病态社会，显然，这个社会中的一切都在向下沉沦，无论书籍、社会行为、时装款式，还是毫无意义的装腔作势，都是沉沦的写照。在一个健康而充满精力的社会里，这本书可能不会被出版，因为出版人会有应有的信念，也会有守护这种信念的勇气。在如今虚伪的自由主义风气下，可预见的是，任何原本不见光的东西都能堂而皇之地从石缝里钻出来，并在大太阳底下炫耀自己的存在感。”

《卫报》的评论标题为《受伤的外科医生来铺了钢板》，评论总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我们面对自身病态的方法是面对病态，与病态共生，并把我们藏匿羞耻心、诡计遁词、分裂意识、钝化感知的地方统统掀个底朝天，摊在太阳下，然后勇敢地穿越污秽和嫌恶，换取新知、新解。我们处于一个崩溃的精神状态中，只有让我们的压抑感也一起彻底崩溃，才能使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病态，从而由此走上一条艰难又危险的自我重塑之路。评论人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得接受一个事实：我们都是令人恶心的!”评论人更盛赞裘德·梅森：“裘德·梅森替我们所有人，向前走出了无畏无惧的第一步!”

《文汇》[1]上有一篇署名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长篇评论文章，署名下方点明了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身份：“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比较文学系卡莱尔教授。”史密斯教授本身是位学者，她将《乱言塔》作为学术论文来分析，试图揭示“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思想家查尔斯·傅立叶和作家萨德侯爵自由探索精神和艺术表达理念在书中的渗透。史密斯教授撰述说：“尽管萨德侯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却能够通过他茅厕里的排水管驱策世人。”她还写道：“目前的法国思想家继承了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遗风，对傅立叶和萨德侯爵的观点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傅立叶比较温和地相信，对任何一种人性欲望的尽可能满足与宽容，都能将人类和谐地引至一个新天堂，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萨德侯爵的信仰尽管比较黑暗，却与傅立叶如出一辙，同时更加激进，萨德认为人类的自然**应该被政府承认和容许，他亦坚持，非常态的行为可被视作将人类与原始天性沟通的一种有利工具，也能够给人类提供窥察、洞悉自己天性的方法。萨德侯爵对违反伦常、背离道德的哲学兴趣，可以与尼采的某些学说产生联系，毕竟尼采曾说：人们从《俄狄浦斯王》中汲取的智慧经验，从《哈姆雷特》中收获的谅解感受，都与人类的非常态行为有直接关系。”

弗雷德丽卡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男洗手间外遇到了裘德·梅森，他依然穿着那件蓝丝绒裙袍——可能本该是一个名叫卡罗琳的女人才会穿的东西。要是用地毯拍打器拍掸那件衣服，上面陈年累积的油渍污垢可能会化成云朵飘走。他的头发扭曲僵直，可能再也梳不开，灰蒙蒙地像落了一层铁屑，从远古时就未曾清除的油脂分泌物让他部分的头发结成硬块，油油亮亮的，长发一直延伸到他裙袍的褶边上。裙袍上长满淡淡的斑点，像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蛾子。也许是刚从洗手间出来，他身上还沾着粉色厕纸的纸屑，将整件衣服装饰得更有视觉爆发力。他身上本来就有一种酸腐味，现在又加上了马桶的气味。弗雷德丽卡谢谢他赠的书，并祝贺他第一本书的出版，问他读到的书评是否令他开心。

听到“书评”二字，裘德的脸悲戚地皱缩到一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评论文章，抽出一篇，念了一点。

“我能开心得起来吗？”他说，“你试试看被人称为‘下流疫病的后遗症’是什么感觉？我就是我，我希望我一直保持这样，我也希望书就是我的反映或投射，也是我的艺术性创造。我一直相信自己，也维护自己，我不是能给他们含沙射影、肆意凌辱的那种人。”

“至少你的作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如果他们把你的书视为‘症状’，他们会更广泛地讨论。我们快离开洗手间这个区域吧，裘德，跟我聊聊你对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观感。”

“她无非是个冷酷无情的爱卖弄大道理的人，给她一道彩虹，她也敢将彩虹拆散。她写的那篇书评，更像是她对萨德或傅立叶或哲学家群体的专题论文，那篇文章中她完全没引用我书中人物或角色的任何一个举动或语言，没有考沃特做了什么、参孙·奥里金想了什么，或图尔德斯·坎托说了什么。好像我和我书中的人物不存在一样，而我书中所有的人都居住在我可怜的头颅里，他们在我头颅里的平原上不停地疯狂奔驰、斗智斗勇，但到头来，这一切对她来说像没发生过一样，弗雷德丽卡，我和我的角色们就只是一些空虚的概念，但我们是自由无拘的，也是有本源身份的，我们是酷刑剧场里破烂不堪的背景幕布!”

“天啊，裘德·梅森!你是说那些评论人应该把你书中那些角色当成真人一般来讨论吗？”

“当成真人一般？我亲爱的弗雷德丽卡，他们比菲利普·汤因比先生、西里尔·康诺利先生、玛丽-弗朗斯·史密斯都要真实!”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流氓，他们的评论都没有辱没你的作品!”

“我不是个流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禁欲者，我是一个为我创造出的世界哀悼的人。”

弗雷德丽卡忽然明白了他的心情。她说：“我知道你想念书中的那些人。因为你告别了、失去了他们。你有没有在写新东西？”

弗雷德丽卡拽着裘德的胳膊，把他从地下室带往楼梯上，他们终于远离了洗手间的区域。

“嘘，千万别跟别人说。我正在构思一个关于艺术家的故事，会写很多因艺术中毒已深，玩儿命地搞艺术的年轻人。但是艺术家们都相当讨厌我。他们现在思维简单，就像当兵的一样。我可能也会写一个在军营里的故事。一个面临围攻却依然死守的军营，没有人进入，也没有人出来。”

“就像《乱言塔》一样。”

“不，不一样，那个军营前望盐海，后倚荒漠，军人们在守护一块没有什么生存希望的土地。是不是挺有故事可讲的？我考虑过，我只愿意把这个故事的架构告诉你。但事实上，弗雷德丽卡，我的天使啊，我现在极度慌乱和失落!我明天还要接受《伦敦标准晚报》的一个采访，我没有任何想法要和他们报纸年轻的女记者分享。”

“你明明有很多想法。”

“但都是糟糕的想法。他们大概只要我简单的几句话，用于一行或两行的引述。一两行？我可不是一两行，我是纠缠绵密的一整团!”

弗雷德丽卡问：“那鲁珀特·帕罗特是否满意《乱言塔》的销量？”这引起裘德更多叹息。

“我曾经预想过一场庆祝——那是绝对会举行的，但到现在还没举行过。斟满香槟的酒杯会递到我手上，当然，我不会一饮而尽，但我却喜欢欣赏那些气泡在酒杯里飞扬上升，最多吃几片夹着鱼子或小鱼的烤面包。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读到一本描述有鱼子小面包的派对的书时——那时候我还在法国——我脑中立即有了这样的想象：一个盛大罗马狂欢派对，宾客都躺在小面包上、长沙发椅上，像鱼子一样，每个人的颜色都不同，有鲑鱼粉色的、天蓝色的和古铜色的，像是秀色可餐的人体盛宴，每个人都热情勃发，互送秋波。我还是期待着会有这样一场为我的新书举办的狂欢，即使狂欢派对上的鱼子小面包都是小巧的、可食的、让人下咽的——而不是给人坐在屁股底下的，那也好。”

弗雷德丽卡听出了他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约一些朋友一起去酒吧，为《乱言塔》畅饮一番啊。我可以叫上艾伦、戴斯蒙德·布尔，再找其他几个人。酒吧里尽管没有鱼子小面包，但我们却能为你举杯庆贺。”

“用蜜罐里的爆裂的蜂蜜小气泡来安抚你的好朋友屹耳[2]吧!”裘德说，展示了他不寻常的阅读兴趣，“那好吧，我允许你安慰我，我们去好好喝一大罐啤酒吧。”

整个欢庆队伍聚集到这个充满红皮、亮铜、镶边镜子、玻璃灯罩，装修得异常豪华，名叫格里芬的当地小酒吧。裘德根本没喝啤酒，他对侍应生说：“给我一杯没有玛丽的血腥玛丽，对，我只要血腥，纯粹的血腥。亲爱的，再给我几滴做罗马臭鱼酱时用的汁液，应该是腐烂的鱼身上滴出来的坏水。”他兴致高昂，连身上的气味都和以往那种冬日里垃圾槽散发的臭气不同，是一种热烘烘、乱糟糟的臭味。这个庆祝的小团体里有几位画家、艺术史学家、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当然，还有弗雷德丽卡、艾伦、戴斯蒙德·布尔。他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乱言塔》的封面，基本上都不满意它的封面设计。加雷斯·拉金，一位在塞缪尔·帕尔默教平面设计的讲师，说他会把《乱言塔》的封面设计当成二年级学生的习作项目，“这样，你就能从二三十幅平面设计中选出一个替代方案了。我得给已经读到二年级的学生们布置一些有难度的作业，让他们不至于每天做些空洞的设计。”

“裘德还可以为小说中那些酷刑的场面当模特。”一个女学生说。她上身穿着一件紫色的高领衬衫，衬衫上是星星点点的小雏菊碎花，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窄口裙，配了一双俗称“奶奶靴”的细跟靴子。

“你肯定会享受由我担任模特的人体写生课。”裘德不假思索地说，他的脸是一张面具，他那张仿佛能无限拉伸的松弛脸皮下应该藏着别的面目。“他今天真是很起劲啊……”弗雷德丽卡心想，她似乎越来越摸不清裘德的想法和感触了。

艺术家们一品脱一品脱地喝啤酒，喝了几巡。裘德也给自己灌了不少“血腥”，他一遍一遍地对侍应生说：“我只要血腥玛丽里的血腥，谢谢，亲爱的。”弗雷德丽卡觉得畅饮开始至今，有一个时刻让她实实在在意识到了裘德的丑陋，那就是明明大家心照不宣地以为裘德至少会请大家喝一轮，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弗雷德丽卡不知道裘德是否听得到众人的耳语和低吼。有人压低声线说：“没想到他是出了一本畅销书的作家，却表现得像个一整个画室里没卖出一张画的画家一样，连杯酒也不请。”趁裘德去洗手间的时候，弗雷德丽卡提议说要请大家喝一轮——那个年代还不是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男女薪酬差距仍然很大，所以在酒吧里请一大轮酒，对女性来说，尽管不是不可能的，却也是所费不赀的。艾伦帮她把酒端过来，说要帮她付账，她坚决不肯，裘德踩在红色高脚凳上对着镜子磨磨蹭蹭整理衣服，更是让她气得干瞪眼，因为他好像没看见弗雷德丽卡结账。十四品脱的啤酒和一杯纯“血腥”，让她的钱包破了一个大洞，她本来就没什么钱。

《伦敦标准晚报》派来采访裘德的竟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记者，而且打扮得很时髦——不管怎么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伦敦，“时髦”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发着**之光一般的新概念，人人都要赶搭“时髦”这班车。《伦敦标准晚报》派来的女记者名叫玛丽安娜·图古德。

裘德·梅森坚持在苏活区的一间茶座受访，茶座的名字是“南妮特的糕点店”，南妮特的糕点店其实是一个狭小的小甜品店，窗上挂着厚重的蕾丝窗帘，只有三张小圆桌，每张桌子上都铺了暗红色的塑料桌布，又覆上一层白色的蕾丝，曲木椅子却摇摇晃晃，快要散架。在这样一家奇怪的店面，与“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的作者见面，不能不说奇怪。毕竟，他笔下的故事被认为恶心、有虐待狂倾向、色情、充满智慧、深奥，并且——“是我们失调社会与人格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