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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2（第1页）

第18章2

但阿加莎平时不怎么跟弗雷德丽卡讨论工作，弗雷德丽卡倒满不在乎，动不动就跟阿加莎谈起工作——毕竟阿加莎对弗雷德丽卡的工作是有兴趣的，所以也喜欢听弗雷德丽卡说那些事。亚历山大把身体堆入弗雷德丽卡的沙发里，放松地坐着，说起了斯迪尔福兹委员会：

“集合一整组人的意见来写报告真的是太难了。对于究竟要使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完成整份报告，我也正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基本上，负责执笔这份报告的人有两位，也就是阿加莎和我，我们已经协调、划分好了章节架构。然后，委员会还有其他编撰小组，各小组负责不同内容——我们有‘口语英语和书面英语’小组、‘教室管控：关爱权威’小组、‘教室实际问题：什么是对的？什么该被纠正？’小组，‘教育的原则：以孩童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导向？或者两者兼容？’小组，还有一个‘应该如何进行语法教学？教多少语法？为什么教这些语法，而不教其他语法？’小组。最后这个小组还有个别名，叫作‘语言作为学习对象’，多细致啊!简直像动物学或数学一样!只听这些名目，就叫人觉得唤醒了心底澎湃的**——那种真实的、紧要的**，你可得注意，那是关于真实的紧要的事情，所涌出的**。从调研中，你几乎要相信学校里的教师们的宏愿，教师们说想要为学生们创造出完整的人格、友善的环境、充实丰盛的人生、潜能的充分开发、好奇心的满足、自信心、成长、坚毅、机敏，差不多也就是学生需要的那些东西吧。但当你对比这番愿景检视教师们的所作所为，你会发现他们的承诺就像掌中沙，一泻而去；那种感受也像在显微镜下观察各式各样的生命形态，须臾间，那些生命形态突变成巨大粗壮的蛇，互相缠绕更彼此噬咬。我们在报告中写的是如何教授语言，而我们笔下所用的那些语言，似乎总是言不及义，无法将我们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我们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好几个月以来对我们的整个评议过程不发一语，但不久前突然说了一段话，他表达了对头脑的困惑，他惊讶的是当我们要学习并解析头脑的运作时，头脑本身竟然展现了叫人恐慌的抗拒力。斯迪尔福兹教授连同汉斯·里克特、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正在为整份报告写一篇序言，意在点明‘孩童’和‘语言’这两者，因成为集中研究和学术关注的课题，到底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被卷进剧烈又奥妙的变化中。”

“阿加莎从来不对我说这些，这太吸引人了，你快接着说。”

亚历山大说了下去，他对各编撰小组，以及小组形成过程中成员间不期而至的结盟、敌对，还有各组人员的调整详加描述。亚历山大特别点出，委员会成员之一、那位记者马尔科姆·弗兰德，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几乎无甚贡献，却在文段概述和归纳整理方面显示出他的职业特长。他的写稿能力很强，目前正负责“教育的原则：以孩童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导向？”这一部分，亚历山大还告诉弗雷德丽卡，教师们对教室主控权这一议题分成两派：一派反对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法，认为孩子们应该按照需求，自然而然地去探求发掘，就像两岁孩童在不经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就能获取语言能力，学校中的孩子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学习；持反对意见的另一派教师则强烈认为，学生同样有必要获取他们懒于获取的知识，有备无患，一旦这些知识派上用场，他们将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即使不是实用的知识，这个“社会”仍要求社会成员掌握一定知识，尽管在学校中，“社会”这个概念还不会为学生们制造太多问题，但“社会”对每个人来说，迟早都将成为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亚历山大继续说着，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人憎恶语法，也对语法的教学表示反感；而语法的支持者们，虽然是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中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却掷地有声地倾诉着对语法的热爱——他们热爱语法的规则、语法的美感、语法的复杂。委员会中的埃米莉·珀菲特是一位童书作者，她赞成学习诗歌，但建议回避诗歌中的语法，她将语法视为“精神虐待”，于是“精神虐待”如此轻易地，又增加了一个门类：“精神虐待，有趣的惯用语”。亚历山大转述了威基诺浦教授的点评。亚历山大称赞了阿加莎管理这些编撰小组、让小组成员乖乖听令的高超手腕——就是威胁他们会临时调派撰稿人罗杰·梅戈格和诗人米基·英庇入组。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小组愿意接收，却在小组之间扮演着“使节”的角色。

弗雷德丽卡说在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里见过罗杰·梅戈格一面，亚历山大讲完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情况后，弗雷德丽卡把鲍尔斯&伊登的那次审前会议的事情大致复述了一遍。她说，律师们永无休止地鉴定着这个人、那个人的资格，也不依不饶地探究着上庭做证的专家们的合理性。她有感于生活中充满了为各种不可能下定义之事、物下定义的律师和委员会，让童年、堕落和腐化倾向、语言、婚前行为失检、通奸、负疚都有了定义。她说，她此刻对奈杰尔充满了“负疚”，因为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他。但是她又说：“奈杰尔也对我提出了反控，对于控状中大多数事情，我都没有负疚的感觉，当然有几件事的确令我负疚，不过，那不关别人的事，我只需要过自己那关。”

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两人的话题是岔开的。亚历山大说：“我知道，加入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后，也许会有一个我心境异常澄澈的时刻，在那个时刻里，我会弄懂教学、儿童、语言的意义，而我珍贵的所得，会在调研、诠释和各种复杂事物组成的混沌状态中轻飘飘地消失。结果，真是这样的，事物的复杂性远比我想象中的更确凿不移、更根深蒂固。”他还说，整个调研过程中他所观察到的真正杰出的教师，都深知教学、儿童、语言是什么，就像他自己也一度确知的那样，不同的是，那些教师的认知不会转瞬即逝，他们用坚固的知识，实践着言传身教。

他转而安慰弗雷德丽卡：“你说你负疚，我为此感到抱歉，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这种心情抛诸脑后。”

弗雷德丽卡很想和盘托出自己对可能会失去利奥的那份惊悸，她的确很怕会失去利奥，也许是因为太害怕了，她没办法说出任何一个字。

她转换了话题：“我们在审前会议上还讨论到能否请你为裘德提供证词。”

“难道你们觉得我想提供证词吗？”

“你理应提供证词，如果他的书被宣告有罪，他会死的!”

“我不喜欢他那本书。”

“不管你喜不喜欢那本书，你都不会想看那本书被禁吧。”

“我想我可能不希望吧。”

他们听到阿加莎开门的声音。“好了，”弗雷德丽卡说，“快去商议你们的报告吧。”

贴合

呻吟的是我的母亲，垂泪的是我父亲，

我纵身跃入这险恶的世界；

无依无助，赤身露体，声震八荒

如同藏身于云絮中的魔王。

我在父亲的手掌中挣扎不止，

也在捆缚我的襁褓中奋力撕扯，

无以脱身，精疲力尽，

只好在吮吸我母亲的**时狠狠撒气!

——摘自威廉·布莱克《经验之歌》

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对两件事情的关注，或说对两个概念的留意，这两个概念在近代历史上都已变成吸引人的研究主题和学术难题。当然，在以前，这两个概念没有现在的地位，我们所说的是“儿童”和“语言”。19世纪前，“儿童”指的是婴儿或个子矮小的成年人，他们穿着和父母一样的衣服，与父母一样，服从着相同的一套法律惩罚，包括绞刑，当然也受制于相同的道德准则；而如今，我们把一个人类生物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成为一个独立、有责任感的个体所需要的时间，也纳入考量。我们对这个过程投以更多关注和更复杂的兴趣——包括对语言的学习，经由语言的学习，一个人才能获得独立，建立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