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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维也纳（第2页）

“我能放下手来吗，站长先生？”

“可以，但你一步也不许挪动。”克鲁伯先生跺着脚，“即使我得把你留一晚上，我也要搞个水落石出。我不允许男人们跑来勾引我的女仆。”“男人”这个词使约瑟夫在一瞬间竟放松了戒心，这个半老的安娜居然被说成是追逐的目标，他觉得很滑稽，微笑起来。安娜看见了他的微笑，也猜出其中的缘故。她对克鲁伯先生说：“当心。他并不想要我，他——”但约瑟夫·格伦利希把她指控的话接了过去。“我坦白。我不是为着安娜来的。您瞧，克鲁伯先生。”他朝着保险柜挥了挥左手。克鲁伯先生转过身去，他的左轮枪口垂向地面，约瑟夫朝他背后放了两枪。

安娜用手抓住自己的喉咙，扭头不看那具尸体，尖叫起来。克鲁伯先生向前扑倒，前额碰到地板上，在两次枪击之间他摇晃了一下，如果没有那面墙撑住他，他的整个躯体就会向一边歪倒下去。“别作声。”约瑟夫说。那女人继续嘶叫着，于是他扼住她的咽喉摇晃她。“你要是十分钟内再敢出声，我也送你下地狱，懂吗？”他看见她已昏过去，就把她扔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关上窗户，又把窗户和卧室的门都锁住，因为他害怕她回到卧室去，那个警察巡逻到货场时可能会听见她的呼喊。他用个刷子把儿将那把钥匙捅进厕所的抽水马桶里。他最后又检査了一遍那间书房，决定把黑提包留在书桌上；他总是戴手套的，提包上只会留着安娜的指纹。丢掉这么好的一套工具固然可惜，但他为了保全自己是不惜任何牺牲的。他看了看表，甚至想把那张去帕绍的车票也丢掉。那趟车还有一刻钟才发车，他不能在维也纳再晃**那么长的时间了。他记起他在屋顶上看见的那列快车，开往伊斯坦布尔的快车。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没买票能乘上这趟列车吗？他不愿意在身后留下面貌特征的踪迹，他甚至曾起意用凿子把安娜弄瞎，那样她就不可能认出他了。但这只是一闪念，他讨厌不必要的暴力行为，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暴力，而是因为他干事讲究干净利落，该干的事一件不能少，多余的事一件也不能加。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克鲁伯先生身上的血迹，在他的口袋里搜寻书房的钥匙，找到钥匙后，他又在镜子前停留了一会儿，理了理头发，又刷了刷帽子。然后他离开了这间屋子，回头锁上了门，把钥匙扔在大厅里的一只伞架里：今天晚上他可不打算再爬房顶了。

当他看见电梯敞着门时，他犹豫了一下，但他马上就决定还是从楼梯下去，因为电梯的噪声会把他的行踪通知其他各层公寓。在下楼的一路上，他都在注意听安娜的喊叫，但只有一片沉寂。外面雪仍在下，淹没了车轮声和脚步声，而楼上的沉寂似乎比雪花更猛更密地落下来，把他留在身后的一切踪迹，那堆书，那个黑提包，那个烤焦了的保险柜等，都统统掩盖起来。他以前没有杀过人，但只要这种沉寂不被打破，他就能忘却这一事实：他已经迈出了最后一步，登上了他这个行业的危险的顶峰。

一楼有一扇门开着，当他经过那儿时，他听见了一个女人悻悻的话音：“听我说，那样的**哟。哼，我又不是总统的女儿，我对她说，给我来条像样点儿的。薄的呀，你见都没见过——”

约瑟夫·格伦利希捻了捻他那浓密、花白的胡髭，大胆地走到街上。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仿佛是在等朋友。街上看不到警察，便道上的雪也扫净了，不会留下脚印。他向左转径直朝火车站走去，竖起耳朵留意是否有叫喊声。除了出租车的喇叭声和雪花飘落的沙沙声外，他什么也没听见。在街道尽头，火车站巨大的拱顶像杂耍剧场灯火辉煌的门面一样吸引着他。

然而，他想，像个彩票兜售人似的在进站口晃来晃去可太不安全了。这时，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是从克鲁伯先生的公寓中坠落下来，一层一层一直落到楼底下，仿佛重演了那多谋善断的一幕：手向保险箱一指，迅速拉起绳子，端平手枪开了火，霎时间他心中不禁充满了骄傲。我杀了人。他迎着晚风敞开了外衣，理了理背心，摸了摸银表链，朝一名想象的女友掀了掀那顶灰帽子。这帽子是维也纳一家最好的制帽商做的，但对他来说小了一点儿，因为这是他从厕所的衣帽钩上顺手牵羊得的。我约瑟夫·格伦利希杀了人。我很机灵，他想，他们对付不了我。我干吗要像个鬼鬼祟祟的小偷似的匆匆往车站赶，悄悄从门口溜过，躲在房舍的阴影里呢？喝杯咖啡也还来得及。他在咖啡馆顶棚边缘处的便道上找了张桌子，当初他在楼顶上滑倒时，看见朝自己飞来的就是这个顶棚。透过纷纷飘落的雪花，他抬眼看了看那幢楼房，一层，两层，三层，克鲁伯先生家亮着灯的书房窗子，四层，楼房的幽影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消失了。真摔下来的话可够呛。

“来杯牛奶咖啡。”他说。他若有所思地搅搅咖啡，约瑟夫·格伦利希，命里注定。他别无选择，也就毫不犹豫。可我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想到这儿他脸上掠过一道不满的阴影。那太危险了。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安东，那个他借用了名字的安东，也不能说。说不定会有人出钱买消息的。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又自我安慰地想：他们会猜到的，他们会指着我说：“那是约瑟夫。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可他们没抓着他。他从来没被抓住过。”

他放下杯子倾听着。是出租车，还是车站的喧哗声或一个女人在嘶喊？他朝四周的桌子望去，人们都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他们聊着，喝着，笑着，有个男人在吐痰。但约瑟夫坐着，听着，觉得不那么口渴了。一个警察沿街走了过来，他也许刚从交通岗下班，赶回家去，但约瑟夫举起玻璃杯挡住自己的面孔，从杯子的上方偷偷地注视他。随后，他十分肯定地听到了一声喊叫。那个警察停了下来，约瑟夫着急地四下寻找侍者，站起身来，把几枚硬币放在桌子上；放在**的手枪把皮肉都蹭疼了。

“晚上好。”那个警察买了一份晚报，又沿街走开了。约瑟夫用他戴着手套的手摸摸前额，当他放下手来时，手套上沾满了汗水。这可不行，他想，我可不能神经过敏，那叫声准是我幻想出来的。他正打算坐下，喝完那杯咖啡，就又听见了喊叫声。咖啡馆里居然没人注意到这喊叫声，真是怪事。他想，不知再过多久她就能打开窗户，那时他们就会听见她的声音。他离开桌子，走到大街上，喊叫声听得更清楚了。但出租车呼啸而过，几名旅店搬运工扛着提包，在湿滑的便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没人停住脚步，没人听到什么。

有什么东西叮当一声掉在便道上，约瑟夫低头看了看。是一枚铜币。这倒挺有意思，他想，是个吉兆。但当他俯身去拾这枚铜币时，他却看到从咖啡馆到这儿的一路上，断断续续有一些铜币和银币躺在便道上。他摸了摸裤兜，兜里空空的，只有一个窟窿。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说我离开那所公寓后就一直在往地上掉硬币？他看到自己正站在一条清晰的踪迹的尽头，这条踪迹横过一块块铺路石，穿过一层层楼梯，一直通往克鲁伯先生书房的门口。他开始沿着便道迅速往回走，拾起硬币塞进大衣口袋里。但没等他走到咖啡馆，头顶上很高的地方就有一扇窗户的玻璃被打碎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呼叫着：“救命啊！救命啊！”一个侍者从咖啡馆里跑出来，仰头往上瞧；一个出租车司机刹住车，在街沿上停下车来。两个正在下棋的人丢下棋，也跑到路上。约瑟夫·格伦利希原来觉得在纷扬的大雪下万籁俱寂，可现在，当出租车停止行驶，咖啡馆里的人不再说话时，他才感受到真正的沉寂。那个女人仍在不断地叫喊：“救命啊！救命啊！”有个人说：“警察来了！”两名警察沿街跑过来，身上的手枪套子铿锵作响。随后，除了一小群闲人聚在公寓楼的大门口外，其他一切又恢复了常态。下棋的人又回去下棋，出租车司机按了按自动启动器，但因为发动机已经冷了，他只好爬出车来摇摇柄。约瑟夫·格伦利希不紧不慢地朝车站走去，一个卖报的开始去捡他丢在便道上的硬币。约瑟夫想，我万万不能再等去帕绍的那趟火车了。但我也不能冒无票乘车的风险，他又想。可我没钱再买票了，连零钱也丟光了。约瑟夫呀约瑟夫，他心里厌恶地责骂自己，别跟自己过不去。你得再弄点儿钱，可不能现在就认输投降。约瑟夫·格伦利希，干了五年，从没有出过岔子。你已经杀过人了，你，这个行当的头面人物，当然也能偶尔干点儿任何“捡小钱的”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去偷个女人的提包。

他走上台阶进入车站，警觉地四下张望着。他绝不能冒险。如果他让人抓住了，他所面对的将不是一个星期的监禁，而是无期徒刑。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挑选。在拥挤的大厅里，有几个提包看管得实在马虎，简直像是往他手里送。但这些提包的主人或是模样太寒酸，或是太像浪**女人。第一种人也许还有仅仅几个先令放在粗糙的钱包里，后一种人的提包里多半连零钱都没有，只有粉扑、口红、镜子，也许还有**。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甚至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如意。一个外国女人，也许是英国人，短发，没戴帽子，眼睛红红的，正拼命拉一间电话亭的门。当她用双手去拧门把手时，她的提包落在脚下。他想，她有点儿喝醉了，而且，既然她是外国人，她的提包里就一定有不少钱。对约瑟夫·格伦利希来说，这件事如同儿戏一般。

门打开了，梅布尔·沃伦看到了面前那部黑亮的电话，十年来，她最美好的时光和最美妙的言词都用在打电话上了。她弯腰去拾提包，但提包不见了。奇怪，她想，我敢发誓——莫非我真的把它丢在火车上了？在火车上，她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吃了一顿告别的晚餐。喝了一杯雪利酒，大半瓶德国白葡萄酒，两杯白兰地。后来，她觉得有点儿飘飘然了。珍妮特付了饭钱，她给了珍妮特一张支票，接下了找回的零钱。现在，她那苏格兰呢外套的口袋里还装有两镑多的奥地利零钱，但是，提包里有将近八十马克呢。

她费了些周折才让长途台听清她要的科隆的电话号码，因为她的声音有点儿瓮声瓮气。等待回话时，她尽力使她头重脚轻的身体在小铁椅上保持平衡，一边留心地注视着出口的检票处。从站台出来的旅客越来越少，不见津纳医生的踪影。在离维也纳还有十分钟路程的时候，她去过他的隔间，看见他正在戴帽子穿雨衣。他回答她说：“是的，我要下车了。”她压根儿不信，当火车停下来以后，她一直等到他下车，看着他在站台上摸找车票，她本来绝不会放走这家伙的，可是她必须给分社打电话，因为如果他是在撒谎，她就要跟随他去贝尔格莱德。那么，这个晚上她就不会再有打电话的机会了。我是把提包丢在车上了吗？她再一次问自己，这时电话铃响了。

她看看手表：还有十分钟。如果五分钟内他不出来，我就回车上去。他对我撒谎捞不到什么。“喂，是伦敦《号角报》吗？爱德华兹吗？好，记吧。不，小伙子，不是关于萨沃里的。过一会儿我再给你那篇通讯，这个消息是能上头版头条的，你得把它先留半个小时，如果我不再给你来电话，就把它发出去。昨天我报道了星期三夜里贝尔格莱德发生的共产党暴动，暴动已被平息，有若干人丧生。这次暴动是由臭名昭著的煽动分子津纳医生策划的，该人曾于坎姆内茨审判案期间失踪。（不，是坎姆内茨，Kaiser的K，Arse的A，Mule的M，Navel的N，不是那个，不过没关系，是同一个字母。Erotic的E，Tart的T，Zebra的Z。写下来了吗？）坎姆内茨审判。通知助理编辑。请査看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剪报。人们曾以为此人已被政府特务谋杀，然而，尽管当时已发出缉拿他的逮捕证，他还是脱身远遁了。在同我报特派记者的一次单独会晤中，他披露了自己在大滨海伯青顿当教师的生活。通知新闻编辑，他不肯详谈此事，可以从校长那里了解详情内幕。他自称约翰。贝尔格莱德的暴动没有选好时机，暴动原计划在星期六夜里举行，星期三晚间离开英国的津纳医生届时即可抵达那里进行指挥。他乘坐的快车到达维尔茨堡时，津纳医生获悉了起义爆发并失败的消息，他当即决定在维也纳下车。他痛苦万分，对我报特派记者反复地低声说：‘他们要是等等就好了。’他自信如果他出现在贝尔格莱德，该城的全体工人就会支持起义。他泣不成声地向我报记者讲述了他一九二七年从贝尔格莱德出逃的惊人经历，并且描述了那项业已流产了的计划。记下来了吗？你仔细听着。如果半小时内我不给你其他消息，就把‘到达维尔茨堡’之后的文字全都删去，而照这样继续写：他痛苦地迟疑良久，最后决定继续前往贝尔格莱德。他肝肠欲碎，只是喃喃低语着：‘那些勇敢的同志，我怎能丢下他们？’待他精神稍微恢复时，他对本报特派记者解释说，他已决定同起义的幸存者一起接受审判，他在坎姆内茨审判期间曾获得堂吉诃德式的名声，他必须这样去做才名副其实。众所周知，他在工人阶级中深得人心，他的行动将使政府颇感难堪。”

沃伦小姐长长歇了一口气，看了看手表。离开车只有五分钟时间了。“喂，不要走开。还有一段关于萨沃里的老生常谈。你必须快点儿记录下来，他们要求我写半栏版面，但我没有时间了。我给你大概说说吧。《寻欢作乐》的作者奎因·萨沃里先生正在赴远东的途中，为他的新作《出国记》收集素材。尽管这本书以东方为背景，但这位大小说家并不愿完全拋开他爱之甚深的伦敦，他将通过一个小个子伦敦烟草商的眼光来观察遥远的他乡风物。萨沃里先生体形瘦削，肤色黝黑，他在科隆车站站台上接待了本报记者。他的谈吐直率（别开玩笑，我说的是直率，直——率），但仍可看出他有一颗热情诚挚的心。当被问及如何评估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时，他说：‘我主张健全的文艺，反对劳伦斯、乔伊斯之类作家那种病态的内省倾向，对于一个体魄健全、思想健康的进取者来说，生活是美好的。’萨沃里先生衣着简朴，全无怪异之处。他对某些文艺圈子里的玩世不恭的作派颇不以为然。‘在他们那里，’他说，很风趣地改编了伯克的名句，‘性取代了人的位置。’本报记者指出，许多读者都对《寻欢作乐》（此书目前正好售出了十万册）中的小女仆埃米·托德十分喜爱。他们说：‘萨沃里先生，您对女性的内心世界真是了如指掌。’尚未结婚的萨沃里先生登上列车，回首温文一笑。‘小说家，’他笑着说，‘可以说是个间谍。’当列车载着他驶离站台时，他愉快地频频招手。顺便说一句，众所周知，加沙威勋爵的女儿卡罗尔·德莱娜将在英国出品的影片《寻欢作乐》中扮演女仆埃米·托德。记下来了吗？当然，这都是些陈词滥调，跟那小子采访还能搞出什么别的名堂吗？”

沃伦小姐挂上了听筒。津纳医生还没有出现。她很气愤，但又感到满意。他以为已经把她甩在维也纳车站上了，她带着几分快意想象着，当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发现她又站在隔间门口时的一脸懊丧。要比泥巴黏得还紧，她自言自语地低声说，我就是要这样。

站在检票口的职员拦住了她：“请出示车票[23]。”他并没有看她，因为他正忙着查收刚从一列短途车上下来的旅客的车票，一些抱娃娃的女人和一个拎着活母鸡的男人。沃伦小姐拼命想挤过去：“记者通行证。”检票员朝她怀疑地转过身来。记者证在哪儿？

“我把提包丢在车上了。”沃伦小姐说。

他收完最后一张票，把车票码成平平的一沓，小心地用橡皮筋把它们捆扎起来。他彬彬有礼而又寸步不让地解释说，这位女士刚才从站台出来时就对他说有通行证，她拿着一张卡片朝他晃了晃，没等他检查就跑了出去。现在他很想看一下那张卡片。

“见鬼，”沃伦小姐说，“那么我的提包让人偷了。”

但是女士刚才还说过提包在火车上。

沃伦小姐又骂了一句。她知道自己的形象十分不妙；她没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口酒气。“那我没办法，”她说，“我必须回到列车上去。派个人跟我一起去，我把钱交给他。”

检票员摇了摇头。他本人是不能离开检票口的，他解释说，要是把大厅里的搬运工派到站台上去收一张票的钱，那岂不乱套了！这位女士为什么不先买张票，然后再向公司要求赔偿呢？沃伦小姐气冲冲地说：“因为这位女士身上的钱不够。”

“要是这样的话，”检票员瞥了瞥钟，客客气气地说，“您只好乘下一趟车了。东方快车就要开了。至于提包，您不必担心，我们可以给下一站打个电话。”

有人在售票厅吹起一支小调。她和珍妮特以前听过这个调子，一支轻快的色情歌曲。她们俩曾手拉着手在黑暗中倾听，银幕上，摄像机展示出一整条街道，从街头一直推向街尾，一会儿一个男人从窗口探出身子唱上一句，一会儿在独轮车后卖菜的女人唱上一句，一会儿在墙根阴影里搂着姑娘的小伙子又唱上一句。她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忧虑和担心：珍妮特与奎因·萨沃里，科洛尔与理査德·津纳，等等。偏偏这时，一张粉红的年轻面孔又插进来，角质镜框的眼镜后面热情地闪动着一双和善的眼睛。“我猜，夫人，您同这位先生有些误会，我很乐意为您做翻译。”

沃伦小姐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去：“滚开，啃你的老玉米去！[24]”说着，她大步朝电话亭走去。这位美国青年使沃伦小姐心中相持不下的矛盾情绪骤然起了变化，愤怒压倒了感伤，懊丧的心情转化为报复的恶念。津纳那家伙自以为安全了，她想，自以为把我甩掉了，自以为由于他是失败者，我就对他无可奈何了。然而，等到亭子里的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她已相当冷静了。让珍妮特去和萨沃里调情，科洛尔去和犹太佬勾搭吧，梅布尔·沃伦这会儿不在乎。如果需要在爱女人与恨男人这两种情感之间选择，她就只能珍重后一种情感了。因为她的爱也许会成为别人的笑料，但是还从来没有人敢讥讽她的仇恨呢。

2

科洛尔·马斯克惶惑地瞅着菜单。“你替我点吧。”她说，她很高兴他要了葡萄酒，它会帮助我，她想，度过这个晚上。“我喜欢你的戒指。”维也纳的灯光从他们身旁掠过，窗外已经一片黑暗，侍者从桌后探身拉下百叶窗。迈亚特说：“我买它花了五十镑。”他回到了熟悉的天地里，变得自在了，不再因人类自相矛盾的行为困惑不安。他面前的酒单，盘子里叠好的餐巾，侍者经过他的座位时拖沓的脚步声，这一切都使他自信起来。他面带微笑，转动着手，那钻石戒指的各个平面朝着车顶和酒杯闪闪发光。“它值将近一百镑呢。”

“不，我可不能再喝这种外国啤酒了。我的胃受不了。问问他们有没有爱尔兰黑啤酒。我就喜欢黑啤酒。”

“当然，你们德国的体育运动正在大大复兴，”奥佩先生说，“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看得出。但这毕竟跟板球是两码事。拿霍布斯和萨克利夫[25]来说……”

“接吻。老是接吻。”

“可我不会说外国话，艾米。”

“你怎么老是说这值多少那值多少？你知道我值多少？”她又困窘又惧怕的心情化作了气愤，“你当然知道。一张十镑的车票。”

“我已经解释过了”，迈亚特说，“所有这些。”

“如果我是那边那个姑娘……”迈亚特扭过脸，看见了那个身穿皮大衣的苗条姑娘，她那双柔和的水汪汪的眼睛迎着他的目光，端详了他一阵，又把他撇开了。“你比她漂亮。”他显然不大真诚地说，还想再截住那姑娘的目光，验证一下她是否真的不屑于理睬自己。这不是说谎，他暗想，科洛尔打扮好了还算得上漂亮，而那陌生女人的美是不能用“漂亮”这类微不足道的标准来衡量的。然而，我跟她不会有话可说，他想。我跟她讲话不会像对科洛尔这样随便，我会老觉得手放得不是地方，老想着我是犹太人；他心里涌起一股感激之情，转身对科洛尔说：“你待我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