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省观失败 从说起（第1页）

省观“失败”：从《斯坦布尔列车》说起

——代译后记

梅绍武先生为《命运的内核》（1948）中译本（译林版，1998，傅维慈译）写的代序指出：格雷厄姆·格林常常反复运用一两个关键词来表达中心思想，比如，《密使》里是“信任和怀疑”，《这是个战场》里是“公正”，《权力与荣耀》里是“纵情放任”，《恋情的终结》里是“爱和恨”，《命运的内核》里是“怜悯和责任”。他说得很中肯。

当然，贯穿格林著作的关键词还有其他一些。“失败”便是其中之一。

败者津纳

《斯坦布尔列车》（1932）是格林的成名作和第一部所谓“消遣读物”，标志着他写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这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相对简单明晰，引领读者把目光投向作品所聚焦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风景。

《斯坦布尔列车》像其他许多格林小说一样，围绕逃亡与追捕展开，其中心人物津纳遭警方和新闻记者的双重围追堵截。

英国女记者梅布尔初见到津纳，便一眼断定“自己面前的这个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是个失败者”——他衣装寒酸，形容憔悴，在任何人看来都只能代表落魄和失意。

津纳医生出身于塞尔维亚的穷人家庭，怀着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向旧秩序宣战，成为本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但另一方面，良好的教育又使他疏离了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连曾经节衣缩食提供他读书的父母亲都毕恭毕敬称他“先生”。他如老派绅士般执着于“慷慨、仁慈和毫不含糊的荣誉准则”，更使他与当今世界格格不入。经历了数十年的含辛茹苦、屡战屡败，五年前他逃脱警察追捕，被迫到陌生的英国校园里消磨漫长的流亡岁月。这一次他登上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国际快车，计划回国发动革命。梅布尔穷追不舍，使他不得不东躲西藏。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中途看到报上登出贝尔格莱德起义提前爆发并已被镇压的消息。难道行程已经失去了意义？难道尚未参加就已经再遭挫折？津纳痛苦万分，决定继续乘车回“家”与同志们共担失败。尽管他在列车上宣讲阶级斗争理论的尝试连穷姑娘科洛尔都没能说服，津纳仍指望着在审判之时最后一次为自己的事业慷慨陈词。然而他根本没有得到公开上法庭的机会，默默倒在了敌人的子弹下。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扣动扳机的“敌人”其实是当兵糊口的无知者，是他想为之谋求解放和福利的穷苦人。

津纳预示着作者后来那些深陷于重重困境的主人公，如《权力与荣耀》（1940）中的“威士忌神父”，《命运的内核》里的斯考比，或《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1961）中的比利时建筑师奎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受挫和失败是他们尚未与堕落的外部世界同流合污的标志。“空心人”（语出托·斯·艾略特，格林在自传《逃避之路》中借用了这个说法）奎因不惜隐姓埋名躲进非洲腹地麻风病区，以逃离名扬四海的“成功”并消化丧失信仰的痛苦，生生把超级名利双收颠覆成搭上性命的“完败”。斯考比呢，他最后等来职务晋升的“好消息”时却精疲力竭地想，自己一向时乖命蹇，“我现在所以走运正是因为我干了这些事。我已经是魔鬼党羽中的一员了。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人是很体贴的。从现在起，我还会从一个可诅咒的胜利走向另一个可诅咒的胜利”。如果说津纳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是不归的自杀之旅，斯考比则是在身不由己的人生漂流中渐渐体尝到绝望的况味。他因怜悯、因人情纠葛而被一步步拖入作弊和欺瞒，随后心悸不已地发现“欺骗的特质之一就是失去对别人的信任”。他对多年相随的非洲仆人阿里萌生疑心并导致后者被害。是的，格林的关键词所提示的，不是主题先行、答案现成的说教，而是从主人公与生活的不断缠斗中凝析而出的带着体温的感悟。

与失败相对，格林触目地将“成功”表述为某种堕落。《斯坦布尔列车》中的成功者是畅销书作家萨沃里。他小心地抓住与记者交谈的机会，刻意表现自己崇尚经典，不时来几句“现代文学是过眼烟云”之类听来有如警句的空洞套话，卖弄下层民众口音，还宣布要在文学中“恢复欢快和健康的风格”。着墨虽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苦心经营声名和收入的卖文小贩的嘴脸。《斯坦布尔列车》出版后曾有英国知名作家就此提起诉讼打诽谤官司。这个在今日中国人看来有点儿匪夷所思的事实提示我们，在格林同代英伦乡亲们的心目中，那位得意者写得多么传神，又承载着多么尖刻的挖苦。

格林把《斯坦布尔列车》《密使》（1939）和《恐怖部》（1943）等书列为以情节取胜的“消遣”作品。如此自我标榜，如同和读者签约，承诺提供“好看”故事。然而，如有的评者指出，格林小说虽常以畅销的冒险故事为模型，

却将其移植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维多利亚冒险英雄不能再依仗曾经支持过他们的价值观念……那么，余下还有什么？一份陈列个人弱点的清单，一套作用于那些弱点的情节，一种使它们弥散到地境、物件和其他人物的文体，以及一个按照世俗观点看来是失败的结局……

格林实际上是借突破类型小说的框框，“有意挑战甚至挫败读者期待”，通过由此而产生的落差揭示并探讨“现代性给二十世纪人带来的典型感受——焦虑紧张，浑噩迷惘，晦暗无明，疏离对立”。难怪几乎所有的读者以及格林本人都认为，他所谓的“消遣”和“严肃”之间界限十分含糊——一九三八年问世的《布赖顿棒糖》如今被言之凿凿地称为他的第一部“严肃的”（或“天主教的”）小说，可是在当年版本的扉页上却赫然印着“消遣读物”。其实，不管挂什么招贴，格林都既热衷悬念迭起的情节，又醉心于洗练而精彩的语言表达，更始终关注直指时代热点和现实人生的“严肃”主题。

格林属于在思想上曾得《荒原》哺育的一代人。对于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心怀“对失败的执念”、不时“在永恒的层面”考察并质疑世俗成功的意义的天主教皈依者来说，在上帝已“死”的现代西方思想荒原里，以精神世界为依托并能够赋予行动以意义的信仰不复存在，因而呼唤拼搏奋发的美国梦之类很可能不过是灵魂迷药。

很难说格林本人是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除非我们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作“成就”的唯一尺度。然而，津纳、斯考比和奎因们的痛苦和失望如此令人窒息，让我们不能不相信作者必定曾在失败感或厌倦感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过，曾被有关“成功”和“失败”的人生谜题长久地纠结困扰。

“这个世界”

格林长于描写环境渲染气氛，寥寥数笔便能栩栩如生地展现电影画面般鲜明而摄人心魂的异域图景。铁杆拥趸们称他笔下那些充满卑劣行径和苦痛辛酸的伤心之地为“格林国度”。

步入《斯坦布尔列车》，读者便开始了在一处典型的“格林国度”的漫游。欧洲的深冬。阴湿寒冷，大雪迷漫。不时地，滚滚蒸汽升腾，起重设施、火车头和铁轨钢梁在眼前掠过，构成工业世界的标志。在单调的咣当声中，一个又一个城市、村镇和国家被甩到身后：

车速渐渐慢了下来。铁路旁列日市的巨大高炉就像在边境袭击中着了火的古代城堡。列车晃了一下，通过了一处岔道。路两边架着一道道钢梁，下边远处，一条空****的街道斜插着伸向黑暗，一家咖啡馆门口亮着灯。眼前出现许许多多的铁轨，一些没挂车厢的火车头呼啸着喷着气……

行进中的列车是绝对的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