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判定三名被告均有犯罪行为。”哈提普上校宣读说,“被告约瑟夫·格伦利希被判处监禁一个月,服刑后遣送回国。被告科洛尔·马斯克被判处二十四小时监禁,然后遣送回国。被告……”
津纳医生打断了他的话。“在通过判决之前我能对法庭讲几句话吗?”
哈提普上校朝窗户迅速瞥了一眼:窗户紧闭着;他又瞅了瞅卫兵:他们那循规蹈矩的面孔上挂着茫然不解的表情。“可以。”他说。
彼特科维奇少校的脸涨得通红。“不成,”他说,“绝对不成。按照规则第二十七条甲,被告应在休庭前发表意见。”警察局长的目光扫过少校线条清晰的侧影,落到津纳医生坐着的地方,医生蜷缩着坐在椅子里,两手戴着灰毛线手套,交叠在一起。外面一辆火车头鸣着汽笛,顺着铁轨向下行方向慢慢驶去。飞雪落在窗上沙沙作响。哈提普上校想着自己那长长的绶带和津纳医生手套上的破洞。“这也太不合章法了。”彼特科维奇少校一边漫不经心地用手摸着桌子下面那只狗,揪揪那畜生的耳朵,一边谴责说。“我注意到你的抗议了。”哈提普上校说,随后他转向津纳医生。“你和我一样清楚,”他很委婉地说,“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改变判决。但是,如果说说能使你痛快一点儿,舒服一点儿,那你就说吧。”
津纳原本以为会遭到拒绝或侮慢,那他就要针锋相对地侃侃而谈。但这种宽容和体谅却使他一时间张口结舌。他再一次对那些有信心、有权势的人所具有的品德感到嫉妒。哈提普上校宽宏大量地等待着,面对这静静的等待,他反而无话可说了。亚历克西奇上尉睁开眼,随即又合上了。医生缓缓地说:“你在战争中为国效劳,得了这些奖章。我没有奖章,因为我太爱祖国了。我不愿因为别人也爱自己的国家就去杀死他们,我所为之斗争的不是新的疆土,而是新的世界。”他停了下来,没有观众鼓劲儿,他觉得自己的话有些牵强,不能反映出那种鼓舞了他的伟大的爱和恨。他脑海中闪过一张张悲伤和美丽的面孔,面黄肌瘦,未老先衰,消沉绝望,这就是他所熟悉的人们。他给他们看过病,却没有能拯救他们。世界一派混乱,许多高贵的东西被弃如敝屣,而金融大亨和军人发迹走红。他说:“你受雇维护一个充满不义和污秽的旧世界。为沃斯科维奇之类的人效力,他们窃取穷人微薄的积蓄,过上十年花天酒地的愚蠢生活,然后给自己一枪了事。而你赖以为生的职业就是捍卫保护他们那种人的制度。你把小偷关进监狱,而大贼却住在宫殿里。”
彼特科维奇少校说:“被告所说的一切同本案无关。这是政治性讲演。”
“让他说吧。”哈提普上校用手遮住脸并闭上了眼睛。津纳医生认为他是在假装睡觉,掩饰自己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等津纳愤怒地对他大声嚷起来,他又张开了眼睛。“你们,你们的边界和爱国主义,是多么陈腐过时。飞机不知道有国界,甚至连你们的金融家也不承认国界。”津纳医生感到一阵悲哀,他想,也许哈提普上校并不想要他的命,他又觉得说不出话了。他不停地张望,目光从墙上的地图转向挂钟下的小书架,上面摆满了包着破书皮的有关战略和军事史的书籍。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那两个卫兵身上:一个根本没注意津纳,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正确的持枪姿势,目光越过医生,呆呆地望着前边的什么地方;另一个卫兵睁着忧愁而痴呆的大眼睛看着他。这张面孔加入到他脑海中那个凄惨的行列中,一时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比新闻记者更好的听众,一个站错了队的穷人,应该使他回归正确的方面来,他感到有话可说了,那些含糊而又感伤的话语曾经打动过他的心,它们也会打动别人的。这时,本阶级的警醒使得他机灵起来,他盯着地面,不看那个士兵,只有一次,他的目光像蜥蜴尾巴一样扫了他一眼。他用“兄弟们”这个复数词称呼他。他大声说,贫困不是耻辱,不应去追求发财致富,贫困也不是罪恶,不应因此而受到压迫。如果大家都穷,就无所谓穷人了。世界上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如果把这些财富分摊开来,就不再会有富人,但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食物,谁也不必在邻居跟前感到羞愧。
哈提普上校感到兴趣索然。津纳医生不再是戴着灰毛线手套、拇指上还有个大洞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他变成讲道坛上的演说家了,仅此而已。他看看手表说:“我想我给你的时间够多了。”彼特科维奇少校小声嘟囔着什么,突然发起火来,朝狗的肋骨踢了一脚说:“滚开,总缠着人。”亚历克西奇上尉醒了过来,如释重负地说:“好了,事情结束了。”津纳医生凝视着那个卫兵左边五英尺远的地板,慢慢地说:“这不是审判。他们在开庭之前就已经判决我死刑。请记住,我的死是为了给你们指出道路。我不怕死。与其苟活,不如就义。我想,死倒是更有意义一些。”但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清醒的理智告诉他,他的死亡产生影响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被告理查德·津纳被判处死刑,”哈提普上校宣读说,“苏博蒂察警备队指挥官负责在三小时内执行这一判决。”医生想,到那时天就黑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大家都坐在那里,一时呆若木鸡;仿佛他们是在参加交响音乐会,一个乐章结束了,谁也拿不准是不是应该鼓掌。科洛尔·马斯克醒了。她对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军官们互相交谈着,胡乱翻着文件。随后,其中一名军官发出命令,卫兵们打开门,朝着风雪和银装素裹的房舍挥了挥手。
犯人们走了出去。暴风雪扑面而来,他们互相靠得紧紧的。没走多远,约瑟夫·格伦利希就抓住了津纳医生的袖子。“你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要把我怎么样?你光是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喘着气,抱怨地说。
“监禁一个月,”津纳医生说,“然后把你遣送回国。”
“他们想这么干,是吗?他们自以为聪明得了不得。”他不再说话了,全神贯注地研究着房屋的位置。铁路的边缘把他绊了一下,他恼火地嘟囔着。
“我呢?”科洛尔说,“我怎么样?”
“明天把你遣送回国。”
“这可不成。我还有工作呢,我会丢了工作,还会失去我的朋友。”她曾经对这次旅行感到恐惧,因为她听不懂搬运工说的话,因为饭菜吃不惯,也因为这次外出前途未卜;当轮船的事务长隔着奥斯坦德湿漉漉的码头朝她喊话时,她真愿意转身过去。但从那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现在她又要回到原先的住房,又得拿面包片和橘子汁当早餐,又要和艾维、弗洛、菲尔、迪克们一起在代理人的楼梯上久等,你跟这些热心人素不相识,却能一见如故,互相亲吻,直呼大名。然而,同一个人的交好情笃却有这么大的威力——使友谊黯然失色,使女人之间的亲吻和愉快闲谈令人憎恶,使日常的生活天地显得空虚乏味。甚至连那个医生也仿佛是行走在另一个世界上,与她毫不相干;不过,当他们走到候车室门口时,她想起应该问一句:“你呢?你是什么结果?”
医生忘了应该站在一旁让她先进去,他含糊地说:“我被留在这里了。”
大门关上时,约瑟夫·格伦利希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还有我?”
“到兵营去,我估计,今天晚上。现在已经没有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了,他们把炉子都熄灭了。”他想透过窗户再看看那些农民,但他们显然等得不耐烦,已经回家了。他轻松地说:“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随后又用含糊的幽默语调说,“到底在家千般好嘛。”一时间,他记起了在英国教书的情景:眼前出现了一片书桌的荒原,一排又一排恶作剧的面孔,他回想起那心寒意冷的时刻,学生们公然跟他作对,打暗号,突然怪声哄笑,这些都威胁着他的饭碗,因为不能维持秩序的教师早晚会被解雇的。敌人向他奉送了一个他不曾享有的东西——安全。现在不需要决定任何事情了。他平静了。
津纳医生哼起一支小调来。他对科洛尔·马斯克说:“这是一支古老的歌曲。那个情郎说:‘我不能在白天来,因为我家境贫寒,你的父亲会放狗咬我。但在夜晚,我会来到你的窗前,请你让我进入你的房间。’随后姑娘说:‘如果狗叫起来,站在墙影里不要动,我会来找你,一起到花园尽头的果林中去。’”他唱起第一节歌词来,由于不常唱歌,他的声音有点儿嘶哑;约瑟夫·格伦利希坐在角落里,沉着脸瞅着医生;科洛尔站在冰冷的火炉旁又惊又喜地倾听着,因为医生似乎变年轻了,似乎充满了希望。“在夜晚我会来到你的窗前,请你让我进入你的房间。”他不是在向爱人倾吐情怀:这些歌词还不能从他那目标明确的枯燥的政治生涯中变出一张姑娘的面孔,但是他父母滑稽的布满皱纹的面孔却在向他致意,他们脸上却不再挂着那种对读书人、对医生,甚至几乎是对绅士老爷的敬畏。随后他压低声音,唱起了姑娘的回答。他的嗓音显得不那么嘶哑了,很可能以前还相当圆润呢。一名卫兵来到窗前,朝里面看了看。约瑟夫·格伦利希按照条顿人那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哭了起来,他想起雪地上的孤儿和长着冰心的公主,却一点儿也没想到克鲁伯先生,这会儿克鲁伯先生的尸体正被运送过维也纳灰色的雪地,后面一辆车里坐着两名官员,另一辆出租车里坐着一名送葬人,一个老鳏夫,下国际象棋的高手。“站在墙影里不要动,我会来找你。”世界真是混乱透顶,穷人忍饥挨饿,而富人并不因此就更为幸福;窃贼可能受到惩罚,也可能捞上高官显爵,加拿大在烧掉小麦,巴西在焚毁咖啡,而他们本国的穷人却没钱买面包,缩在没生火的房间里冻得要死;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他曾竭力拨乱反正,但那都是往事了。他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却很幸福。“一起到花园尽头的果林中去。”使他得到安慰的仍然不是对某个姑娘的回忆,而是无数穷人悲哀又美丽的面容,他们许诺给他以安宁。他已经竭尽所能,不能再指望他干什么了;他们把自己的绝望交给了他,把自己美丽、幸福以及悲哀的秘密交给了他,领着他走向林叶沙沙的黑暗之中。卫兵把脸贴在窗户上,津纳医生不唱了。“该你了。”他对科洛尔说。
“噢,我不会唱你喜欢的歌。”她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同时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想找出一两支同他刚才唱的那支歌的悲哀情调相近的老式的歌曲。
“我们总得消磨时间呀。”他说。她突然唱了起来,声音如同叮叮咚咚的八音盒一样细小而清晰:
我同迈克尔在一起
坐在汽车里;
我同约翰在一起
仰望天上星;
我同彼得在一起
待在酒吧间
喝上杯苦啤;
可骰子点数却不济,老是不对头。
没准儿今年,没准儿来年
(你也许算错了,亲爱的再算一遍),
某天某日,或永远不成。
我要做个好姑娘,永世永生。
“是苏博蒂察吗?”当几座小土房从风雪中钻出来,向他们迎面扑来时,迈亚特大声说。司机点点头,向前方挥了挥手。一个小孩跑到路当中,汽车猛地往旁边一拐躲避他,一只雏鸡尖叫起来,一把灰色的羽毛飞扬着,和飘落的雪花搅在一起。有个老女人走出房来,在他们背后大声嚷着。“她说什么?”司机回头笑着说:“臭犹太佬。”
时速计上的指针摇摆着退了下来:五十英里,四十英里,三十英里,二十英里。“附近有当兵的。”司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