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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战争缘起（第1页）

第一章战争缘起

小塞缪尔·R。威廉姆森

萨拉热窝

1914年5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的科特乌加克公园，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用他的左轮手枪对着一棵橡树射击，为密谋的任务做训练。这轮射击训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普林西普是波斯尼亚的一名塞尔维亚族学生，打算在哈布斯堡皇室继承人斐迪南大公访问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期间刺杀他。当时普林西普已经和塞尔维亚的恐怖组织黑手社（TheBlad）建立密切的联系。在塞尔维亚军事情报局局长德拉古京·迪米特里耶维奇（绰号“公牛”）的领导下，黑手社主张通过暴力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王国”。对普林西普和德拉古京·迪米特里耶维奇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不惜任何可行的手段结束奥匈帝国对波黑的统治。

事实证明，普林西普非常聪明。虽然他的同伴在1914年6月28日有所退缩或者行动失败，但是他完成了任务。第一枚炸弹爆炸后，斐迪南大公的随行人员陷入混乱，这个年轻的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发现大公的座驾就停在离他六英尺（1英尺约为0。3米）的地方，于是迅速开了两枪。几分钟后，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苏菲丧命于萨拉热窝。

整整一个月之后，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三次巴尔干战争随即在短短一周内演化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谋杀者首先发动了局部战争，然后才是更大规模的战争？究竟是哪些长期问题、中程问题和战术问题让欧洲陷入冲突？以下所述，是当前对“七月危机”历史性思考的总结，并对一战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长期的紧张局势

1905年以后，欧洲的外交官、战略制定者和政治领导人都面临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欧洲大陆，另外一些则是更早时期的问题附带的结果，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些却悬而未决。持续多年的欧洲东部问题，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自1878年以来，欧洲列强凭借自己的力量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病夫”，因为英国占领了埃及和塞浦路斯，法国占领了摩洛哥和突尼斯，意大利占领了的黎波里（利比亚），奥匈帝国占领了波黑。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使得奥斯曼帝国失去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但是，由于俄国、塞尔维亚和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在争夺控制权，所以巴尔干半岛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俄国打算以“斯拉夫兄弟”的名义获得主导话语权；奥匈帝国希望凭借巴尔干半岛而成为通向东方的桥梁，继续它的历史使命；塞尔维亚意图争取出海口。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哈布斯堡王朝，它也被认为“病入膏肓”。对许多人来说，这一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拥有5000万居民的欧洲第三大国能否以一个多民族帝制国家的身份而继续存在下去。多数邻国觊觎奥匈帝国的领土，但有一个国家迫切地希望它能存活下来，即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的北边邻国和同盟国（德奥同盟关系始于1879年）。

奥托·冯·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为德国统一而做出的努力和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德国走向了统一。由此一来，德国占据了欧洲的核心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德国早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它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1900年后，德国开始推行激进的世界政策和无节制的海军政策，这震惊了大多数欧洲国家。对许多国家而言，德国的野心就是第三大欧洲问题。而且让情形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不会轻易让俄国从奥匈帝国的解体中有所获益——因为那样的话，俄国将会对德国的东部边境构成更大的威胁。德国实力强大，这会促使英国和法国以势力均衡为出发点，向俄国寻求帮助，从而震慑和威胁德国。

还有另外一些与时代背景有关的问题。开战前几年，国际格局阴云密布——列强结盟、军备竞赛、帝国主义遗毒、经济竞争以及充满仇视的民族主义。到1914年，欧洲已经划分成了两大外交阵营——尽管松散但彼此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个阵营是同盟国，它以德国为中心，包括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罗马尼亚通过秘密协定也加入其中。但是到1914年夏天，政治家们普遍认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并非可靠的盟友——或者说两国不太可能帮助维也纳。另一个阵营是协约国，它以法、俄联盟为中心，同时英国也是协约国一员。当时英国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另外，假如德国向西进攻，法国首当其冲。然而，英国从来没有与法国或俄国签署正式条约，只是留下了关于英法和英俄之间的战争仇恨——这比正式条约更为危险。

尽管两大联盟之间的敌意根深蒂固，但是各列强还是在三大国际冲突（两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中维持了和平进程。1914年，三个主要国家——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德国开始战争动员，之前的那些制约因素都随之消失。虽然说同盟协约结构这种形式本身并没有引发战争，但是它的存在却意味着：一旦周密的军事动员计划成为执政逻辑，冲突就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

他们在战略和海军方面的活动，和同盟协约的外交部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14年的前十几年时间里，各成员国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1898年以后的英、德海军竞赛尤为显著。虽然同盟协约体系的每个成员国都参加了海军竞赛，但是军备竞赛对英、德两国的关系产生了最为明显的影响。其他任何问题都没有对英德关系产生这么明显的负面影响，与其他任何问题相比，这也是双方为保持克制而做出的努力中遇到的最大绊脚石。德国逐渐增强其军事力量，英国也步步紧逼。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希望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让英国更加尊重德国。更为激进的是，英国引进了拥有全重型火炮的无畏级战列舰，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军备竞赛。

德国带来的威胁，迫使英国将其主要的海军部队向北边移动。由此一来，法国就有理由宣称：其海军部队部署在地中海，是为了保护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英国对其主要协约伙伴法国的责任感，主要就是基于上述因素。

其他各国也纷纷烧钱造舰，各国都试图与邻国进行较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提到，大型战舰和实际进行的海战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潜艇和护卫舰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军备竞赛，即1911年以后欧洲大陆军队兵力的急剧增长。除了英国，各国已经开始了征兵活动。尽管并非所有的男性都被征召入伍，但征兵活动还是提供了巨大的兵力资源。各国都有成千上万的常备军，比如，1912年德军人数是64。6万人，法国是61。1万人，俄国是133。2万人。不过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结束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断定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入伍。1912年底，德国的常备军人数增加了13万，法国增加了将近9万。奥匈帝国也增加了其部队的人数，俄国打算建立更多的部队。到1914年7月，虽然动员工作尚未开始，但同盟协约国中服役的士兵已经达到了将近360万。

几十年来，帝国之间的竞争传统就是对军事和海军筹备工作提供大力支持。19世纪晚期，国际政治格局就是对殖民地和帝国势力进行争夺。20世纪初期，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两次摩洛哥危机和1908年的波斯尼亚吞并事件让欧洲大陆离危险局势更进一步；近东问题和之前一样棘手。1911年9月，意大利入侵的黎波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中，英德、英法、英俄以及奥匈帝国、塞尔维亚、意大利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对英国而言，为抵抗南非的荷兰后裔布尔人，布尔战争（1899—1902年）爆发，它暴露出“光荣孤立”政策所隐含的风险。因此，英国政府开始寻找伙伴。1902年，英、日结盟，保障了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不被俄国蚕食，英国首次尝到了结盟的甜头。紧接着，英国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跟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每一份协议都旨在遏制或终结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倾向。确切地说，尽管英国在当时还保有放手大干的权利，但是签署这些协议后，英国的帝国政治和大陆政治开始变得错综复杂。

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了帝国主义竞争，并且有所超越。一般来说，除了关税问题，列强之间的贸易活动较为容易。奥地利人会跟俄国人订购武器，英国人会根据市场需求建造船只，德国人会向俄国人出售货物，法国人到处兜售武器。但是，为了安抚俄国，法国慢慢把哈布斯堡排挤出巴黎的金融市场。这样一来，各国的贷款制度日益僵化，就连平时最慷慨的英国也不再对奥地利有求必应。尽管如此，维也纳没有花费多少工夫，就在柏林和纽约筹集到了资金。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仍然拥有国际化前景，十分警惕战争。对金融界来说，维持和平是唯一合理的政策。

在构成国际政治背景的主要国家中，猖獗、充满敌意和**的民族主义没有合理性可言，而且比任何人的出现都更为危险。1914年，由于受法国大革命、文化传播以及历史神话发展的刺激，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把玩的对象。虽然在1900年后，每个国家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雷蒙·普恩加莱先后出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和总统职位；在他的领导下，法国实现了一次真正的民族主义复兴。在英国，由于北爱尔兰的基督教徒拒绝接受爱尔兰地方自治，爱尔兰问题发展到新高度。德国内部的分歧不再那么强势，常常和缺乏深谋远虑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混合在一起。在意大利，狂暴的民族主义者都在关注奥匈帝国占领蒂罗尔州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事。对俄国来说，每个巴尔干问题都是对斯拉夫人兄弟情谊和俄国激进民族主义的考验。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火药桶。

但是哈布斯堡帝国独树一帜，因为11个民族在这里经过一番斗争后，最终还是在一起生活。凭借1867年的二元君主宪政安排，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控制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机构。但是他们必须适应民族多样性，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事实上，哈布斯堡的领导人曾做出努力，向捷克人、波兰人和国内其他民族做出让步，包括斐迪南大公在内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准备好付出更多努力。但是不愿妥协的匈牙利精英拒绝为其他组织削弱自己的政治力量。而哈布斯堡的邻国就不怎么友善了，因为罗马尼亚企图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打算至少把蒂罗尔州收入囊中，俄国想看到帝国的解体，而贝尔格莱德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打算在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土上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王国。受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刺激，其他国家打算建立一个全新的、属于南斯拉夫人的王国。

1903年王朝政变后，卡拉格罗维奇王朝在贝尔格莱德获得执政权。然后塞尔维亚逐渐成了奥地利的死对头，因为它急于看到哈布斯堡帝国灭亡。1908年以来，波斯尼亚危机、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领土范围和人口的增长等因素，都让这一关系更为恶化。塞尔维亚政府对那些想在巴尔干地区结束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集团持容忍或鼓动的态度，其中“公牛”的黑手社是最危险的团体。1908年后，哈布斯堡帝国的决策者将塞尔维亚视为民主时代君主政体生存的主要威胁。正如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的所做所为一样，塞尔维亚领导人在奥地利眼中，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主要行为就是欺骗和逃避。1914年6月，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导者认为，很快就要和塞尔维亚进行最后一笔账的清算了。

虽然问题重重，但是1914年春天，欧洲的情况比过去四年中任何时候都稳定。可以明确的是，德国和俄国因为德国对奥斯曼展开军事行动而争论不休，两国的军事媒体互相嘲讽。昔日盟友罗马和奥地利都想控制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涉。维也纳不得不接受罗马尼亚显然已经脱离了同盟国的这个事实。然而相反的是，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举行了一系列看似大有希望的经济协商。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海军在6月底访问基尔的德国舰队，英、德关系几乎一片宁静和谐。

其实各国面临的主要是国内问题。在法国，亨利埃特·克劳夫人因为《费加罗报》主编对她丈夫造谣诽谤而将其谋杀，这一案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在英国，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爱尔兰问题，曾差点让英国高级军官发动了兵变，他们急于在国内加强统治；在俄国，一些主要城市因为战前大罢工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势力逐渐崛起，引起人们的阵阵恐慌；在奥地利，由于捷克和德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议会于3月份休会；在匈牙利，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主要民族）和罗马尼亚人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不过可能塞尔维亚的情况最为危险，因为塞尔维亚的文官政府（得到俄国的支持）不断受到塞尔维亚军队的攻击，军队试图成为国中之国。更糟糕的是，尼古拉·帕耶伊总理于6月初下台，但在俄国的坚持下实现复辟。尽管欧洲的这些内部问题令人担忧，但并不会给国际和平带来危险。亚瑟·尼克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担任英国的外事副国务卿，1914年5月初他表示，近几年从未见过如此稳定的国际局势。

6月28日星期天，萨拉热窝的两声枪响打破了这种假象。这次枪击事件必然会将欧洲各国内外政策的所有危险点集中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奥匈帝国的反应

虽然塞尔维亚的暗杀行动成功了，但也对帕耶伊的文官政府构成了威胁。“公牛”和他的黑手社手下早已同室操戈。在这之前，帕耶伊没有调查到这个秘密组织的主张，现在他发现自己需要做出妥协。1914年6月初，帕耶伊总理隐约听到过密谋暗杀的谣言，他甚至想打听具体情况，但“公牛”对此保持沉默，拒绝告诉他任何细节。现在还不确定，塞尔维亚是否告知过奥匈帝国警惕暗杀行动。无论如何，谋杀发生后，总理不能承认他事先知道暗杀的阴谋，也不允许奥匈帝国方面有任何将暗杀活动的细节公之于众的行动。任何妥协行为不仅会对他的政治地位产生威胁，也会让“公牛”和他的手下试图发动政变，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况。

6月28日后，帕耶伊试图减少塞尔维亚新闻界对斐迪南大公死讯的冷嘲热讽，但是成效不大。虽然他也试着对奥地利表现出安抚和亲切之感，但他知道哈布斯堡帝国一定认为普林西普和塞尔维亚有着某种联系。他只能寄希望于哈布斯堡的调查员，不要在“公牛”和其他人之间制造某种直接的必然联系。

不过帕耶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不能容忍任何哈布斯堡王朝对塞尔维亚主权或对他和军事当局权威的侵犯。如果他做出任何让步，就会暴露自己，并受到政治对手的攻击，同时也会令其他文官遭遇危险。因此，面对“七月危机”，塞尔维亚会采取中和政策，看似巧妙地躲避了各种问题，实则别有用心。战史学家认为，俄国没必要使塞尔维亚问题陷入僵局。面对萨拉热窝枪击事件，塞尔维亚领导层制定了自己的应对路线，意味着要和奥匈帝国进行最终对抗。

虽然斐迪南大公和苏菲的死讯震惊了哈布斯堡的领导层，但是他们的葬礼并没有得到皇室的重视，只有少数人对他们表示同情。所有的高层领导都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对这次袭击事件负有责任。84岁高龄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听到消息后，从巴特伊施尔的狩猎别墅匆匆赶回维也纳。接下来的六天时间（到1914年7月4日），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导层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皇室对二人死讯的反应，并对暗杀事件后波黑地区大范围政治动**局势进行预估。由于皇室曾三次差点与波黑交战，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之前1912年和1913年的紧张局势。每一次好战的对外手段都能大获全胜，俄国对此也只能照单全收。

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弗兰兹·康拉德·冯·霍茨坦多夫将军，是最为好战的哈布斯堡领导人，他确实对1914年战争负有主要责任。在前几次危机中，他曾向塞尔维亚发动了50多次战争，而且经常感叹，如果皇室1908年袭击塞尔维亚的话，取胜的概率很大。在“七月危机”中，康拉德再三强调，最后清算的时机已经到来。康拉德在1912年和1913年要求发动战争，但是受到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外交部部长利奥波德·伯克托尔德的阻拦。现在斐迪南大公死于枪下，伯克托尔德决定采取行动。除了匈牙利总理伊斯特凡·蒂萨，所有的领导人都想解决塞尔维亚问题。为了使其保持国际信誉，皇室必须证明，南斯拉夫民族运动不能毫无底线，恣意妄为。

萨拉热窝的报道声称，这次阴谋确实和贝尔格莱德的某个低级官员有关系，而且不止一个官员——这些报道让哈布斯堡帝国更想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尽管在1914年还没有确切证据，但是官员都推断出塞尔维亚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而且有可能策划了这次行动。考虑到这一证据，哈布斯堡领导层很快提出了三个方案：对塞尔维亚实行外交高压；对塞尔维亚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下发最后通牒，如果遭到拒绝就采取军事行动。7月3日，迫于康拉德和军事领导层的压力，弗朗茨·约瑟夫只能同意采取行动，不排除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只有伊斯特凡·蒂萨反对通过军事行动解决问题，而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获得他的许可。蒂萨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而且他想在政府做出最终决定之前确保德国对其提供支持。但是他坚决反对任何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就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实行外交策略，要么通过外交或军事联合解决问题。不出所料，那些一心想采取军事行动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7月4日，奥匈帝国的外交部部长伯克托尔德将他的下属亚历山大·霍约斯派到柏林以寻求德国的支持。霍约斯十分好战，他带了弗朗茨·约瑟夫写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亲笔信，还有一份用于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的长备忘录。他在柏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德国完全明白奥地利的用意所在，即哈布斯堡领导层意图和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清算。德国领导层（各种原因，后文详解）同意哈布斯堡帝国提出的要求，意识到这可能是它与塞尔维亚的保护伞俄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获得德国的支持后，奥地利的领导层于7月7日召开会议，制订计划。康拉德将军信心满满，他觉得一定能大获成功；其他部长试图说服蒂萨接受军事行动的方案。同时，领导层拟定了初步的外交策略。7月13—14日，匈牙利总理蒂萨最终不得不同意强硬的军事行动，接受了可能与塞尔维亚开战这一事实——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一旦结盟，就会威胁到匈牙利统治下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300万罗马尼亚人；同时，他们准备好了最后通牒草案，安排好欺骗欧洲其他国家的策略，还将一些休假的军人召回了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