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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1页）

导言

休·斯特罗恩

战争——陈词滥调

这本史书的终章讲述了一战记忆。作者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梳理审阅了25年前的词条，这些资料来自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保存的访客留言簿。在贝纳费战争公墓留言簿的“评论”栏里，一位英国访客写道“毫无必要”。在欧洲大陆西北部，众多公墓沿伊普尔、阿拉斯、凡尔登、贝尔福一线分布。“毫无必要”，这则评价虽然简单实用，意味深长，却淹没在一战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始终难以被史学家分享、评论。

众多战争诗人的诗篇早已表明，以文字形式描述战争绝非易事，需要投入巨大精力，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关于一战的出版物寥寥无几。作者需要理解似乎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现象，并将其梳理成形——从过去到现在，这一点一直是最重要的写作动机。但是由此所产生的一战文献描述，往往对战争规模或情感宣泄有失公允。另一位最近造访西线公墓的人评论道：“除了陈词滥调，我想不出其他字眼。”如果说记录一战经历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现代主义——塞缪尔·海恩斯在《臆想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一书中就持这种观点，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作家必须借助新词汇和新文体才能准确描述战争的意义。

在不考虑相对主义或精细分类的情形下，当时的人们经常把这场大战简化为三个字眼——全球、总体、现代——每个词都似乎能让人感受到战争的规模，然而每个词又充满歧义，最终沦为陈词滥调。

世界大战

“全球”这个词，貌似从地理意义上覆盖了全世界，但实则欠缺准确性。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见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参战。而且陆上战场主要限于欧洲、中东以及非洲部分地区，中亚和远东仅爆发了零星战事。倘若将“全球”一词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就是“欧洲”。战争发端于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事实上，理查德·J。克兰普顿的研究表明，与接踵而至的大规模冲突相比，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显得较为孤立。当时，有些人将后续爆发的战争称为“欧洲大战”，也有几位后世的历史学家将其解读为某种形式的欧洲内战。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欧洲大陆的“成员国”互相绞杀，消灭共享的霸权，挑战共同的文化传承——由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共同塑造的文化传承。

但是这样一来，准确地说，由于这种霸权的存在，战争的范围又显得过于局限。1914年，欧洲在全球位居主导地位——引领全球经济，控制多个殖民地——这样一来，欧洲爆发战事，全世界都被裹挟其中。以伦敦市为例，它是当时的航运和保险行业中心。59个国家使用金本位——即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而金价则是通过兑换英镑来衡量的。“全球化”和“网络化”体系日益形成，而一战则打乱了这一进程。大卫·齐林格瑞在他所写的章节中明确指出，由于非洲绝大部分都被欧洲宗主国统治，因此在开战伊始，立即就被卷入其中。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个欧洲国家。为了调整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关系，土耳其被迫卷入战争。但乌尔里希·特林佩纳认为，鉴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中东，战火随即燃烧到高加索、伊拉克和叙利亚。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世俗领袖，奥斯曼帝国有权代表各地穆斯林宣布圣战。尽管没多少国家响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被迫选边站队。

真正的中立状态往往屈从于变幻莫测的国家利益，这恰恰印证了战争的影响力。B。J。C。麦克切尔描述了毗邻德国的中立国所承受的经济战压力。反观域外国家，由于远离欧洲战场、不必周旋于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它们自然易于倒向协约国。诚然，出于一己私利，参战的确是明智之举，这个道理在日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卫·查斯克强调，1917年美国之所以参战，不仅是因为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最主要的是其寻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野心。因此，“全球”这个词更好地诠释了一战影响的广度。

总体战

较之“全球”，“总体”这个词用得更不恰当。它的隐含意义是绝对的，但现实意义却是相对的：“总体战”幸亏只是一句空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战役，特别是西线战场的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以及帕斯尚尔战役、意大利战场上的伊松佐河12次战役，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严寒中的鏖战，都把这个概念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对于那些在这些战役里战死的个人而言，用老套的话说，这种经历就意味着“总体”战殁。但是，倘若有一支小分队脱离战场，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约翰·摩罗认为，空战犹如骑士之战——个人勇气战胜了战争工业：1917—1918年间，空战远比陆战危险得多；而空战结果往往取决于参战国的工业实力而非王牌飞行员的机智果敢。大规模工业生产决定了空战的胜利。但是在西线战场，飞行员在高空至少能比陆军士兵更看得清地面作战的大致轮廓。堑壕战限定了作战区域，战争时刻威胁着官兵生命。堑壕为官兵提供了掩体。而当堑壕被攻破时，运动战便取代了堑壕战；士兵开始洗劫粮库，恐惧陡生，谣言四起，暴行累累——对平民百姓而言，这无疑是噩梦般的灾难。特林佩纳认为，即使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原因也大致相仿。

对于其他人，这种所谓的合理性解释是断然不可接受的——这等同于把骇人听闻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轻描淡写为战争背景下的军事行动：亚美尼亚人视之为一场大屠杀，惨状堪比纳粹大屠杀。诚然，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证实了战争对平民的戕害。鉴于亚美尼亚人此前就备受迫害，那么大屠杀是不是以全新方式进行的？身处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与身处俄罗斯帝国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特别是1915年“大撤退”期间）的境遇，是否有天壤之别？这两点尚存较大争议。另外，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独特性在于，它为国际人权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反人类罪，即从形式上说，犯罪动机并非源于宗教差异（尽管亚美尼亚人是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

战争对于平民的身体伤害，极少有像亚美尼亚大屠杀那样惨烈的，更严重的战争创伤则在于心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总体”这个词绝不如“极权”更为准确：政府通过宣传来进行思想动员。至少一直到1917年，大部分宣传是面向国外的，特别是针对有可能被说服成为盟友的中立国家。但是J。M。温特认为，对于宣传所下的这个定义过于局限：操控民意的机制，往往掌握在逐利的公司而非政府手中，他们所使用的媒体也远比印刷品更为多样。媒体手段多种多样，起初是宣传海报，随后是电影，还包括老套的纪念品、图画明信片、连环漫画——这些媒介及时、广泛地加深了敌对情绪。1917年的两大明显迹象表明，参战国政府需要资助并发展这些宣传技术。亚历山大·华生认为，第一个迹象就是前线的哗变。约翰·霍恩分析了第二个迹象，即国内发生革命。学界通常认为，前线哗变并非反对战争目的，而是反对为了达到战争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反观后者，由于苏俄呼吁和平，但拒绝赔款割地——这说明了它反对战争本身的目的。事实上这两股潮流密不可分：一战的参战军队是公民军队。由于政府大规模募兵，使得士兵感到身处军队和社会之间，全体社会成员均置身于战争之中。

全面实行男性征兵制产生了另外一重“总体”效应——它导致工业生产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因而随后动员女性加入其中。但苏珊·格雷泽尔反对将女性动员的规模夸大其词，因为许多从事军火生产的女性在1914年以前就有其他工作。在传统农业中，女性已经与农村经济融为一体。由于男性被征召入伍，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负担加重。城市人口对于军需品生产至关重要——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总体”参与战争的意义，即战争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城市也就自然成了战争中的合法目标。在一战中，这就意味着它和海上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差不多：没有食物、照明、供暖以及衣物。1918年空军战略学家认为，紧随其后的便是直接攻击城市。

现代战争

这样一来，从第三个领域上看，一战更接近“总体战”。精密科技推动了飞机制造的发展；飞机本身就是限制一个国家工业动员的方式。精密科技和工业动员为工业化战争提供了条件，但是工业化战争仍然超过二者总和，它指的是科技和工业的运用方式，即作战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战争，这种论断不能充分说明它是“现代”战争的起源。同“总体”这个修饰词相比较，“现代”一词的使用要慎之又慎。

可以肯定的是，新式战争机器取代了大自然的节奏。自从蒸汽船出现以来，机器就日益显示出掌控最基本条件的能力。1914—1918年，潜艇使得海战不再依赖风力和天气，而只是取决于海洋深度。空中侦察迫使士兵只得在夜晚行动，白天则匍匐隐蔽；高爆炸药威力巨大，简直能够移动大山——至少是小山丘。大炮决定了士兵们的作息表——无论是睡觉、起床，还是行军、停止，这些都取决于炮击频率。罗宾·普莱尔和特雷弗·威尔逊认为，1916年时，大炮的精密程度和规模尺寸决定了西线战事。提姆·特拉弗斯描述了1918年协约国取得一战胜利，大炮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枪炮的残酷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却是前现代的。士兵深挖堑壕，堑壕拯救了士兵生命——这样一来，他们所理解的战争就不太具有“总体”参加的意味。堑壕里士兵的境遇与“穴居人”相似，要想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武器与18世纪的围城战类似；迫击炮和手榴弹，甚至还有更加原始的战斗工具，例如棍棒和斧头。工业化战争所带来的第一反应并非现代主义，而是原始主义。

但这并非唯一反应。当精密工程被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中，便产生了轻机枪；化学工程研发了新型炸药以及光气；电气工程革新了通信手段，使得军队可以获取实时情报。精确的反炮兵火力，使得军队野心日益膨胀。在战术层面，新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火力重组和运动战，重新整合了炮兵和步兵。在实战层面，火炮可以长距离精确打击，增加射程，在短时间内密集炮击——这迫使堑壕加深，战线拉长。霍格尔·海威格的研究表明，这些作战技巧正是德军的制胜法宝，德军所采用的作战原则，后来成为20世纪实战概念的基础。

战争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