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导言（第2页）

战术和技术相结合，便决定了“现代”战争。但是1914年时，总参谋部关注的并不是战术和技术。作战参谋们关注的是战区内的军事行动、军队调动；他们关注的是战役而非战斗。一战之前，他们最关心的是不同战术之间的关系，即策略。他们认为，策略是一种纯粹的军事行动、一种作战方式，与政策毫无关联。尽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涉足政治，但是他们的专业军事指挥水平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优势。小塞缪尔·威廉姆森并未指责挑起战争的将军，但他确实认为由于这些将领采取机械化军事动员计划，使得外交斡旋成功的机会被大打折扣。D。E。肖沃尔特强调，一旦开战，陆军首要关心的便是机动作战，重视实战而忽视战术。这样一来，高级军官由于思想僵化，被1914—1915年的个人经验所局限，因此不能深入战场，获得堑壕战的直观经验和启示。

海战与陆战不同，没有这些层次之分。保罗·霍尔本回顾了英德舰队各自的指挥官——约翰·杰利科和莱因哈德·舍尔的战术和作战策略。在日德兰海战中，两支舰队均遭到炮击；杰利科和舍尔都善于观察战局并灵活应对，都意识到战略战术所带来的影响，例如，杰利科深知英国大舰队倘若战败，那就意味着英国将满盘皆输。

在海战中，战术和战略指挥被混为一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线电的发明。当时的无线电设备十分笨重，陆军无法轻易移动，但每艘军舰都能安装无线电。显而易见，无线电常常被滥用，通信交流冗长拖沓；信号以电波的形式传送，使得敌方至少知道对面有一艘军舰存在——倘若获取了对方的密码本，例如英军就获取了德军的密码本——那就可以读取电报信息。但是英国人却对另一件事情有独钟：位于伦敦的海军部，偏偏要直接干涉身处海上的下级军官的作战指挥。1914—1915年，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只是一名文职官员，但仍然热衷于滥用无线电越级指挥，策划海军作战事宜，而且不止一次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武装部队负责完成作战任务，而战术问题则具有政治意义，关乎国家大局，在一场“现代”“总体”的战争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1914—1918年，各参战国首要的政府职能就是交战。约翰·特纳认为，对文职官员而言，他们更加关注战争如何进行、具体战役的目标是什么，这种关注是真实且合法的。一般说来，在英法等所谓的自由社会中，由于文职官员的关注，军民矛盾异常尖锐。对士兵而言，为了战争目的而最大限度获取资源——特别是生产弹药和征用人力，都使得他们对战时经济的运营变得合情合理。德军最高司令部的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就是这样做的——通过掌控战时经济，他们的职权远远超越了纯粹的作战任务。

当制定战略上升为国家的首要职能时，军队就不再轻易服从政治命令了。克劳塞维茨曾讨论过战争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战争走向，即战争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植根于抽象哲学而非现实。在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本身变成了目的，而非达成目的之手段。战争对参战国而言消耗巨大，军需消耗提高了各国对战争成果的期望值，而忽视了他们到底能够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霍格尔·阿弗雷巴赫的研究表明，以德国埃里希·冯·法金汉为代表的一类将领，被勒令接受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源于军事现实，亦无法获取政治支持。大卫·弗伦奇认为，对协约国而言，战争并非手段与目的的完美结合。劳合·乔治于1916年12月出任英国首相，他决定限制将领权力、减少伤亡，但拒绝了当月提出的和平倡议，并谋求彻底取胜。而德国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誓言将战争进行到底。

战争目的

前两章回顾了1914—1917年战争的战略梗概，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场战争毫无目的——根据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的记述，许多造访西线战场的游客都异口同声说，一战就是一场“浪费”之战。大卫·史蒂文森在讨论战争目的时，提出了关于战争走向的第三种观点，并反对另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观点。他关注战争的政治目标，并发现：交战双方的目标全然无法顺利调和。他认为“没有胜利的和平”或许无法长久维系。

左拉·施泰纳通过分析《凡尔赛和约》，也支持大卫·史蒂文森的上述观点。1919年的和平转瞬即逝，原因并非合约条款不够严谨，而是因为列强未能执行该条约。二战距今已有70年，冷战也早已结束，回首二战和冷战，我们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和平进行预测。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所产生的政治成果正慢慢衰竭。在20世纪，战争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同时又极具破坏力；战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

首先，四个专制帝国土崩瓦解。1914年，德意志帝国还貌似年轻，充满活力。学者们对待俄国的态度大相径庭：有些人认为沙皇专制与革命力量的早期冲突导致俄国分裂；也有学者认为，1914年列强博弈计划中，俄国的重要性反映出它具有隐藏的实力。至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早在19世纪就已经逐渐衰落，日薄西山。多民族构成是这两大帝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时民族主义正日益高涨。

签署《凡尔赛和约》的战胜国，将民族主义作为一条指导原则，这样一来，就将国内政治置于国际关系之中，为列强关系定下了一个持久的基调，但其间龃龉不断，这贯穿20世纪后来的数十年。诚然，这种操作漏洞百出。欧洲的民族划分和领土划分并非一一对应；东欧的民族矛盾纷至沓来，直到苏联成立才得以缓解。至于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自决权未获承认——至少在当时没有被完全承认。但是在中欧、东南欧以及中东，现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在1919年巴黎和会后得以成形。

其次，《凡尔赛和约》包含自由主义甚至民主的理念，这是美国参战的战果。1914—1917年间，自由主义遭到打击。约翰·特纳认为，从国内视角出发，对别国的侵略行径已经彻底扭曲了传统的自由主义。从国际上看，沙皇俄国加入协约国的作战行动削弱了这一联盟进行战争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使俄国退出了协约国集团，但并未缓和英法两国高层首脑人物的立场，因为苏俄的退出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尤其是退出战争本身就意味着和平的理念。伍德罗·威尔逊像救世主一样提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构想，无疑使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得以复活。许多在1914年参战的国家之所以参战，就是因为它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以战止战的战争”。威尔逊的提议无疑让参战国的和平构想重燃希望。短期而言，美国参议院拒绝修改《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而来——这都表明自由国际秩序轰然倒塌。但长期而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表明威尔逊主义具有延续性。1918年的11月11日休战纪念日是为了庆祝停战而设立的，随着岁月流逝，这一天由庆祝变为纪念。

一战持续时间

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把历史事件置于一定视角下讨论。战争所带来的危险——特别是一战的危险，在于把这些历史背景合理化，而大大削弱了战争的暴行，而且历史学家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得不泯灭人性。只有一个因素可以把一战描述为“总体”“现代”，即战争时间跨度。

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指出，战前人们预期战争会很快结束，但是1914—1915年的战争进程使这种幻想彻底破灭，大家感觉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是，“短暂”或“漫长”都不是明确的时间定义。1914年时，最明显的参照物莫过于1866—1870年德意志统一战争——以星期为度量单位计算战争跨度。但是，战前准备耗时数月，即便是当时的总参谋长也无法信心十足地预测战果；某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预测，战争会持续两至三年。在大众看来，这些专业的计算预示着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考虑到战争的真实走向，身处1918或1919年去回溯的话，这些预测又显得过于“短暂”。

罗伯特·葛瓦斯在本书倒数第二章也指出，一战并未随着休战纪念日的一连串纪念活动而突然停止。恰恰相反，中欧东欧冲突不断；内战将波兰从俄国分裂出来；土耳其战败后继续作战，力图重塑自身和疆界；1914—1918年，在欧洲列强边缘地带原本被压制的革命，在战后即刻爆发。1914年一战爆发，其他冲突也紧随其后，此起彼伏——巴尔干诸国混战；日本在东亚大陆和太平洋地区扩张侵略，图谋建立帝国，但最主要的还是四大列强倒台后各国的独立之战——所有这些鏖战，都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之后。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突然接受投降条约——但一战并未就此结束，这也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大战。

对于研究“现代”战争的历史学家而言，一战的时间跨度并不算长。考虑到战争规模和结果，历时52个月（假设我们承认：一战终止于1918年11月11日），一战也称不上“总体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历时更长一些，但这是后话了。从1914—1918年间那些参战国的角度来看，30年战争、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时间跨度都更长一些。一战的历时和美国南北战争大体相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着实称不上一场长期战争，但也算不上短期战争。但它的确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战斗风雨无阻，全然不受天气和季节制约；至少在西线战场，战地受伤在历史上首次超越疾病成为首要致死因素。特别是由于受伤，许多官兵都在前线有过短暂逗留。他们的战争经历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既有胜利的兴奋，也有失败的沮丧。每位官兵参战的范围、地点、程度都有所不同，汇总起来的集体经历绝对称不上“总体”“现代”抑或是“全球”战争。这场战争的决定要素非堑壕莫属。堑壕内的官兵团结一致，他们对于战争现实的记忆也大致相同——随后的章节会继续说明，这是一场风格迥异的多方冲突。

1998年，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恰好是德国休战80周年。本书第二版出版是为了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在详细梳理了最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拓展阅读指导，其中4个章节是全新撰写的。鉴于3位原撰稿人（盖尔·布雷本，戴维·英格兰德，L。L。法勒）业已仙逝，原章节均被替换。罗伯特·葛瓦斯撰写了《尚未终结的战争》这一全新章节，反映了学界自1998年起对一战研究的新倾向。

过去15年间，史学界对一战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但本书的撰稿人并不想对初版做过多改动，这的确出乎意料。这是纪念一战100周年时遇到的挑战：抓住这一机遇，运用对一战已有的观点，产生新的思路。在导言开篇之处，我曾指出，在过去100年间，对一战的记述曾达到过三次**。第一次**出现在1928—1934年间（至少在英语区如此），当时许多出版商都认为，出版战争回忆录渐成时尚。德国作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畅销全球，随后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大获成功。许多学者（包括莫德里斯·埃克斯坦因）都认为，一战回忆录的风行是受到了《西线无战事》的启发。然而二战随后爆发。直到一战50周年时，人们才对它重拾兴趣。对英语观众而言，人们围绕民粹主义讨论了冲突是如何爆发的。1964年，一战老兵首度发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历史纪录片《伟大战争》是首部记述一战的纪录片，一战老兵在该片和其他节目中都讲述了各自的经历。1963年，琼·李特伍德在动感十足的影片《多可爱的战争》中使用战争歌曲讽刺英军将领，类似的讽刺作品还有艾伦·克拉克的《毛驴》（1961年），列昂·沃尔夫的《在佛兰德斯战场》（1958年）。约翰·特林在为道格拉斯·黑格写的传记中回应了上述批评，约翰·特林还为这部作品起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副标题——《受过教育的士兵》（1963年）。1964年2—3月，《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全新彩页副刊都被用来讲述一战，称其为“压垮欧洲文明的最大劫难”。大西洋对岸，美国的《生活》杂志在当年4月份也开始出版类似的纪念专刊，但其执行编辑用词不甚准确，没有准确地描述英国所参加的一战，因此，他唤起了“关于战争的理想主义甚至是冒险主义”。

纪念一战50周年的史学集刊均未做过严肃的档案研究，因为那时战争档案尚未解密。后来研究一战的学者们（也包括本书的撰稿人）则不同，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可以调阅的档案充足且资料翔实。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一战的大部分国家档案陆续公开，一是因为50年保密期限到期自动解密，二是因为公共文件的管制规定有所放松。从那时起，研究质量逐年提高，知识深度逐步拓展。但是现有研究仍有巨大缺陷——对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有待加强；奥匈帝国的一战档案全面翔实，对其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但同另一种现象相比，这些档案研究的欠缺简直微不足道。

高深的学术理论远未唤醒公众意识。纪念一战100周年本身需要塑造公众对战争的理解，这也是第三大要务。这就向媒体、广播公司、出版社以及各国政府提出了新挑战，即必须摆脱一战50周年纪念时代的陈词滥调才能塑造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使大众喜闻乐见。很明显，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述都出自私人笔记或地方志，关于家史和社区活动。但这些史料也需要国际化视角。一战史需要突破民族和教区争论的界限，实现真正的对比研究和国际研究，以便更充分地反映战争本质、内部相关因素以及战争影响。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