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猜的。你也不用担心暴露了伐佐夫。他三年前就死了。”
“这我知道。伐佐夫死了也是你猜的吗?拉蒂默先生,你还猜到了多少?”
“就这么多。请接着说吧。”
“坦白……”彼得斯先生没说下去,而是喝起了咖啡。末了,他说:“还是言归正传吧。没错,拉蒂默先生,我承认你猜对了。通过伐佐夫,我买足了迪米崔需要的货,用索菲亚欧亚信用信托的汇票付了钱。这一步轻而易举。真正的难题是把货运回法国。我决定先坐火车到萨洛尼卡,再坐船去马赛。”
“就按海洛因走?”
“显然不行。不得不承认,我为此绞尽脑汁。从保加利亚定期运往法国,又不受法国海关额外检查的东西,只有小麦、烟草、玫瑰精油一类的。迪米崔催着要货,我一筹莫展。”他戏剧性地顿了一顿。
“那么,你究竟是怎么走私成功的?”
“装在棺材里,拉蒂默先生。我思忖,法国人对死亡抱有最大的敬意。你参加过法国的葬礼吗?备极哀荣。叫人终生难忘。我肯定,哪个海关官员都不想当食尸鬼。我在索菲亚买了一副棺材,做得很精美,还有雕饰。我还置办了一套丧服,亲自扶灵。我一向容易动感情,看到码头的搬运工一脸肃容,我真是感动极了。海关连我的行李都没查。
“我提前通知了迪米崔,叫他替我安排灵车。旗开得胜,我扬扬得意,但见面的时候迪米崔对我耸耸肩膀。他说得在理,我不能每个月都扶一口棺材回法国。他大概认为我有点不专业。当然,他说得没错。不过他提了个建议。意大利有一条航线,每个月都有一艘货轮从瓦尔纳发往热那亚。我们的货可以分成小箱托运,包装成专门供给法国的烟草,这样一来意大利海关就不会查了。尼斯有人负责买通热那亚的仓库看守,把货物解除担保,再通过陆路走私入境。我问这对我的分成有什么影响,他说不会少,因为还有别的任务交给我。
“说来奇怪,我们几乎都毫无异议地认他作头目。不错,钱是他出的,但不仅仅为此。他能指使我们,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清楚地知道怎么得到麻烦最少、成本最低。他还知道怎么物色人选替他赚钱,等物色到了,他知道怎么对付。
“直接听迪米崔命令的总共有我们七个人,而且哪个都不是随意任人摆布的。像维瑟,那个荷兰人,他卖过德国机关枪给中国人,替日本人刺探过情报,还因为在巴达维亚[10]杀了一个苦力蹲过监狱。他可不是好对付的主儿。瘾君子在夜总会和酒吧买货,就是他负责安排。
“瞧,卖货渠道是精心设计过的。加林多和雷诺特之前几年的货源来自一间法国大型制药批发厂的雇员。1931年修改规定之前,弄起来很方便。他们两个都熟悉买家,知道到哪儿能找到他们。在结识迪米崔之前,他们卖的主要是吗啡和可卡因,并且总为缺货发愁。等迪米崔说能无限供应海洛因,他们很乐意抛弃那个批发药剂师,卖起了海洛因。
“这只不过是一部分生意。知道吗,有毒瘾的人总是非常乐意拉别人吸毒。这么一来,买方圈子就越来越大。可以想象,你必须保证新来的买家不是缉毒警察之类的不良分子。这就该维瑟派上用场了。比如说雷诺特有个老主顾介绍了一个人来找他,但听到对方说要买毒品,雷诺特会佯装吃惊。毒品?他可没门路。他自己也从来没试过。不过呢,要是有需要,他倒是听说过某某酒吧。到了某某酒吧,也就是维瑟的地盘,这个未来的主顾会得到同一套答复。毒品?没有。某某酒吧不搞那玩意儿,不过第二天晚上要是能过来,兴许有人能帮上忙。第二天晚上,‘女大公’就出场了。
“这个女人很不寻常。她是维瑟拉进这行的,而不是迪米崔亲自物色的——我想她该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个。她非常精明,特别会看人。哪怕一个侦探伪装得再巧妙,她只要远远地看一眼就能识破。她的任务就是掂量这个自称是买家的人,决定要不要给对方货、该收多少钱。她对我们非常有价值。
“还有那个比利时人维尔讷。他负责跟小毒贩打交道。他当过药剂师,似乎还稀释海洛因。这一部分生意迪米崔从来没提过。
“没多久,我们就不得不进行一定的稀释。才过了六个月,我就不得不把每月的海洛因进货量增加到50公斤。而且我还有别的活儿要干。雷诺特和加林多刚一入伙就说,要想把他们知道的生意全都留住,除了海洛因,也得卖吗啡和可卡因。用惯吗啡的人不是都能习惯海洛因;用惯可卡因的,要是能从别的渠道弄到可卡因,也不会用海洛因。我还得联系吗啡和可卡因的货源。吗啡相对容易,就和海洛因同时拿货,可卡因就不同了。只能动身去德国。我有很多事要忙。
“当然了,我们也会遇到麻烦,通常来自我这方面。第一年年底,我已经联系到好几个进货渠道。除了拉马尔负责的那条热那亚路线提供海洛因和吗啡,我又和东方快车上的一个卧铺乘务员谈妥了,他会在索菲亚把货带到车上,等火车在巴黎转轨时交货。这条路线不是十分安全,我不得不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免得自己惹上麻烦,但优点是速度快。可卡因藏在机械设备箱里从德国运过来。同时我们还开始接到伊斯坦布尔运来的海洛因。货船会把东西放在集装箱里,拴上船锚抛到马赛港外的水里,拉马尔负责夜里去取。
“后来有一周格外倒霉。那是1929年6月的最后一周,警察在东方快车上搜出了15公斤海洛因,还逮捕了我的六个下线,包括那个卧铺列车员。这本来就够糟糕了,结果同一周里,拉马尔在索斯佩勒[11]附近又不得不舍弃40公斤海洛因和吗啡,不过好在他自己逃掉了。我们陷入了困境,总共损失了55公斤货,存货只剩8公斤,可买家已经订了50多公斤。伊斯坦布尔的货船还得几天才到。我们一筹莫展。那段时间可苦了雷诺特、加林多还有维尔讷。加林多有两个主顾自杀了,还有一家酒吧里起了争执,维尔讷头上被割伤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我亲自去了一趟索菲亚,用箱子运了10公斤回来,那也远远不够。不得不说,迪米崔没有怪我。也的确怪不着我。但他很不满,并且决定一定得预备存货。那周之后不久,他就买下了这几栋房子。之前我们碰头的地点一直在奥尔良门附近的一间咖啡馆楼上,但他说以后这几栋房子就是我们的总部。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也没办法联系他,都是他打电话联系我们其中一个。后来我们才发现,不清楚他的住处让我们损失惨重。发现这一点之前,还发生了别的事。
“积累存货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活儿可不轻松。一边要积累存货,一边还要保证平常的供应量,这样运货量就得增加,也就是说被查获的风险更大了。另外,我们还得想出新的运货渠道。事情很棘手。给我们供货的那间拉多米尔工厂被保加利亚政府查封了,虽然很快又换了个地方,但不可避免地要耽搁。我们走投无路,越来越依赖伊斯坦布尔。
“那段时间真是难熬。两个月间,我们总共损失了至少90公斤海洛因、20公斤吗啡、5公斤可卡因。虽然波折不断,好在存货渐渐积累起来了。到1930年底,旁边那两栋房子的地板底下存了250公斤海洛因、100公斤左右吗啡、90公斤可卡因,还有一些土耳其熟鸦片。”
彼得斯先生倒光了咖啡,熄灭酒精灯,抽出一根香烟,把末端舔湿了,点了火。
他突然问:“拉蒂默先生,你见过吸毒的人吗?”
“好像没有。”
“啊,好像没有。你不确定。对,瘾君子也许能暂时隐瞒住他的小癖好,但他——特别是女人——早晚要露出马脚。过程基本都一样。一开始只是想试试。可能弄半克,用鼻子吸。第一次觉得恶心,不过你会再尝试一次,这一次就有效果了。感觉很愉快,暖融融的,妙极了。时间停止不动,但思维转得飞快,你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傻子能变成天才,不如意能变得无忧无虑。你不喜欢的都抛在脑后,喜欢的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倍的愉悦。三个小时的天堂时光。之后呢,也不算太糟糕,根本比不上喝多了香槟。你不想说话,你觉得有点心烦,仅此而已。没多久,你就恢复正常了。除了带给你不可思议的快乐,对你没有任何影响。要是你不想再吸,你告诉自己说那就不碰。你是有头脑的人,不必受那东西左右。所以呢,没道理说你不可以再享受一次了,是吧?当然没有了!所以你又去了。可这一次有点失望。半克不太够了。不能失望着收场。在你决定再也不碰之前,必须再去天堂徜徉一番。这次多一点点,也许不到一克吧。再次体验到了天堂,也没有带给你什么坏影响。既然没什么坏影响,何不继续下去呢?人人都知道这东西到底对你不好,总之你一发现不好的迹象就停下。只有傻子才会上瘾呢。一克半。过日子有了切实的盼头。三个月前还是枯燥沉闷,如今呢……两克。你用的多了一点,过后自然而然地会有点不舒服,提不起精神。四个月了。你得停下了。两克半。近来总觉得鼻子和喉咙发干。还有,别人好像总搅得你心烦。可能是因为你睡得太差了。他们太吵了。说话声太大。他们说的是什么?对,是什么?都在议论你,故意说你的坏话。看他们那副表情就知道。三克。还得考虑其他事情,其他危险。你得小心。什么都那么难吃。你记不起自己要做什么,要紧的事。就算你碰巧记着,也总有那么多烦心事,还不算活着这件麻烦事。比如说,你总是流鼻涕,其实你并没有流鼻涕,只不过你觉得有,所以总忍不住伸手去摸。还有,总有只烦人的苍蝇。这只讨厌的苍蝇总是不肯放过你,不肯让你清净。苍蝇落在你脸上、手上、脖子上。你得振作起来。三克半。拉蒂默先生,你大概明白了吧?”
“看样子你不赞成吸毒。”
“赞成!”彼得斯先生目瞪口呆,“毒品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多少生命被毁了。他们没法赚钱,却得弄钱买那种少不得的东西,所以就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犯法。拉蒂默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既然我坚决不赞成这种东西,为什么还要和它扯上关系,还要去赚这种钱。想想看:要是我不去赚钱,那别人就会去。那些可怜人不会好到哪里去,我还损失了钱。”
“可你的主顾不是越来越多?你总不能说,在你入行之前,你们那些买主全都是吸毒成瘾的人。”
“当然不是了。不过这方面的生意跟我可没有关系,都是加林多和雷诺特负责。我也不妨告诉你,雷诺特、加林多还有维尔讷也有毒瘾。他们吸可卡因。这种更伤身体,不过上瘾慢,海洛因短短几个月就万劫不复,但用可卡因自杀可以拖好几年。”
“迪米崔吸什么?”
“海洛因。第一次发觉的时候,我们都大吃一惊。我们平时总是晚上6点左右在这间屋里和他碰头。1931年春,一次碰头的时候,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迪米崔来晚了。这一点就很不寻常,但我们没怎么在意。碰头的时候,他通常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半闭着眼睛,好像不舒服,犯头疼之类的,就算对他习以为常了,也总忍不住要问他是不是病了。有时候我看着他,都不明白自己干吗要听他吩咐。接着,我看见他神色变了,开口反驳维瑟的意见——永远是维瑟有意见——我又明白过来。维瑟凶强好斗,反应快,又狡猾,可跟迪米崔一比,他根本是乳臭未干。有一回迪米崔让他出了丑,他二话不说就掏枪了,气得脸色煞白。我还记得他的手指钩住了扳机。我要是迪米崔,我一定开口求饶。可迪米崔依旧是那么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转身背对着维瑟,说起别的事。迪米崔从来都是不动声色,就算生气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