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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罗马的扩张（第1页）

第二章罗马的扩张

伊丽莎白·罗森（ElizabethRawson）

罗马的征服活动

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认为，只有怠惰无用之人才会无视罗马人在何种政府领导之下，如何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把几乎整个人类居住的世界置于自己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把布匿战争（PunicWars）的爆发当作罗马海外扩张的开端，不过本章的叙述将延续至波利比乌斯去世之后，直至罗马共和国的终结。

公元前264年，罗马已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波河流域（PoValley），即所谓“山南高卢”（eGaul）除外。此外，罗马对皮洛士的胜利也引起了希腊人的关注。就在这一年，一支罗马军队跨海进入西西里，此举多少是为了防止迦太基人占领墨萨拿（Messana）进而控制海峡。历经20年战争之后，罗马将迦太基人赶出了西西里，这期间，罗马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战后的罗马可能占有部分西西里岛，另一部分则留给其友邦叙拉古（Syracuse）和其他希腊城邦。公元前237年，罗马强占了本来由迦太基控制的撒丁岛（Sardinia）与科西嘉岛（Corsica），罗马出兵的借口颇为牵强，但既然罗马与迦太基已成敌手，这两座岛屿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公元前227年，罗马人选出两名“负责”撒丁与科西嘉“行省”（prouinciae）的新行政官，同时还介入亚得里亚海域（Adriatic），跨海打击伊利里亚人（Illyrians）新近的海盗行为与扩张活动，随后罗马把当地沿岸地带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其势力范围涵盖了一些希腊城邦。另一场与迦太基的殊死较量，即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攻入意大利。罗马军队也被派往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他们进入西班牙后就没有再离开，但西班牙半岛要等到奥古斯都时代才被完全平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最后阶段，汉尼拔被困在意大利半岛的脚尖位置，而西庇阿（Scipio）先在西班牙大获全胜，把许多当地部落争取到罗马一方，然后把战火带入非洲（迦太基）本土。汉尼拔被召回迦太基，却也无力回天，终于在公元前202年战败于扎马（Zama）。迦太基于是沦为罗马附庸国，其领土落入罗马的非洲盟友之手。另一方面，由于叙拉古的背叛行为，罗马将整个西西里置为一个行省。

汉尼拔曾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PhilipV）结盟，此举导致罗马军队越过亚得里亚海。最终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T。Flamininus）击败马其顿王，不过罗马允许马其顿王国继续存在。希腊本土于公元前196年被宣布“获得自由”，罗马在整个希腊地区的影响一时间如日中天。罗马由此成希腊化大国世界的一部分，参与了另一场对抗叙利亚安条克三世（AntiochusIII）的争斗，并在西庇阿兄弟领导下取得胜利。虽然罗马依然没有兼并任何领土，但叙利亚的势力遭到削弱，同时罗马按照自身喜好安排东地中海地区事务，以照顾友邦帕加玛（Pergamum）王国与罗德斯岛共和国的利益。

后来罗马人又谴责腓力之子珀耳修斯（Perseus）王怀有异心，在公元前167年的皮德纳（Pydna）战役中，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Paullus）击溃了珀耳修斯。马其顿被肢解为四个附庸共和国，分别为“第一马其顿”“第二马其顿”等，依此类推。亚历山大死后出现的强大王国中只有第三个，即埃及王国，与罗马之间没有战争，但埃及大体上接受罗马的保护。这种保护关系戏剧性的一幕是，当安条克四世（AntiochusIV）入侵埃及时，罗马使者用手杖围绕他画了一个圈，告诉他除非下令撤军，否则不得跨出此圈。波利比乌斯所言“53年”始于公元前220年，终于此时。实际上罗马兼并的领土极少，但波利比乌斯毫不怀疑罗马已拥有了一个帝国，因为希腊人惯于以联盟关系或同盟者为依据评估国家实力。

波利比乌斯之后还活了一段时间，因而得以记录公元前148年马其顿与希腊地区的反罗马运动。这场运动遭到野蛮镇压，科林斯（th）被彻底摧毁；马其顿沦为行省，其总督同时也负责希腊事务。几乎与此同时，迦太基因不堪罗马盟友努米底亚（Numidia）王的骚扰而奋起反抗，结果整个迦太基被小西庇阿夷为平地，其领土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Africa）行省。公元前133年，帕加玛末代国王去世时没有合法继承人，便把王国遗赠给罗马，国王此举的动机尚存争议，其结果是帕加玛的一部分成为罗马的亚细亚（Asia）行省。为了保护通往西班牙道路的安全，同时也是履行对老盟友马西利亚（Massilia）承担的义务，罗马将战线推进到山外高卢（TransalpineGaul），最后罗马人在当地建立了一个行省，该地区至今依然名为“行省”（Provence，即法国普罗旺斯地区）。

然而在公元前2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罗马却在对蛮族敌人的作战中遭遇了一连串失败。他们之中有著名的非洲的朱古达（Jugurtha）、由北方入侵意大利的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所有战争最终都以盖乌斯·马略（C。Marius）的胜利而告终。罗马还同时忙于处理因格拉古（Gracchi）兄弟所引发的内部问题，在公元前91年爆发的“同盟者”战争（SocialWar）中，罗马与意大利盟友兵戎相见。此后，罗马首度爆发真正的内战，这导致了苏拉（Sulla）的短暂独裁统治及其恢复元老院政府的举措。于是在此期间，罗马在海外少有斩获。他们对东部的忽视使得本都（Pontus）的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乘机崛起，此人利用当地的反罗马情绪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其军队一度攻入希腊，但罗马最终解决了这些麻烦。罗马将军庞培（Pompey）认为应该对这些地区实行更直接的统治，于是他建立了叙利亚行省，这里是塞琉古（Seleucid）王国（即叙利亚王国）故地，该王国当初败于罗马后日益衰落，最后陷于混乱；在小亚细亚北部，他建立了比提尼亚-本都（Bithynia-Pontus）行省；此外，他进一步扩大了西里西亚（Cilicia）“行省”，这里的蛮荒海岸曾是海盗的基地，罗马一直试图解决这里的海盗问题。其余东部地区则被置于罗马选定的藩王统治之下，至少部分藩王要向罗马纳贡。现在，帝国势力抵达幼发拉底河，罗马开始与河对岸的亚美尼亚（Armenia）与帕提亚（Parthia）直接接触，希腊文化曾在这两个王国的主要近东辖地占支配地位，而现在这种影响已开始急剧衰退。

仅仅几年后，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于公元前58年就任南高卢总督，发动战争征服了高卢中部与北部，并数度率军越过莱茵河与英吉利海峡。恺撒未能迫使不列颠纳贡，但他将高卢地区组织成为一个行省。这是罗马的征服活动首次远离地中海及其延伸的黑海。奥古斯都后来继续了这种征服战争，并在阿尔卑斯山与巴尔干地区获得成功，但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却遭遇了失败。所谓“前三头”中的第三位马尔库斯·克拉苏（M。Crassus）入侵帕提亚的企图，则以惨败收场。罗马的下一步兼并活动主要是使帝国完整地环绕整个地中海，克利奥帕特拉在罗马情人安东尼的鼓动下，意欲在地中海东部重建埃及霸权，却以失败告终，击败他们的是与安东尼争夺罗马统治权的未来皇帝奥古斯都。

史料

毫无疑问，从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角度看，上述征服活动对罗马自身的影响非同小可。但涉及具体问题时总会引发激烈争论，出现此类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史料并不完整。对于公元前264—前146年的大部分罗马战争，波利比乌斯做了极为完整可靠的历史记录。可惜他的史著的后半部仅有少量残缺片段保留下来；前面的内容则是依靠之前的历史作者的记录，他们的记叙即便在波利比乌斯看来，也是充满偏见的。某些波利比乌斯史著的缺失部分可借由李维（Livy）的史著重建，因为他在叙述罗马与东部地区关系时明显利用了波利比乌斯的史著，但他的史著同样未能完整保留下来。现存李维史著中，公元前167年之后的部分仅存有概要与他人的演绎。除此之外，李维还利用了前辈拉丁语作者的所谓“传统编年史”记录。李维的记载可靠性如何？利用了何种范围的文献史料？这些问题皆存有争议。但他确实喜欢歪曲事实，为的是宣扬爱国主义或者营造结局的戏剧性效果。因为对多数史家而言，塑造“道德楷模”的愿望与修辞学方面的训练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奥古斯都时代的李维之后有希腊史家阿庇安（Appian），此人对罗马的战争记述颇多。跟阿庇安同样著名的还有普鲁塔克（Plutarch），但他的《平行传记》（Lives）主要关注点在于人物的个性。关于恺撒的征战，我们有恺撒本人的《高卢战记》（entaries），但恺撒往往并不实事求是。此外，西塞罗（Cicero）的演讲与书信集对于我们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前的时代亦很有助益。（更完整的罗马史家介绍见后面第十章。）

文献史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其他史料的补充，在希腊世界尤其如此，因为这里有勒石记录文献的传统；而在西部，铭文不如东部普遍，而且材料通常是可能被回炉的青铜。在所有地区，以上述方式偶尔幸存下来的史料一般只有片段，不过新近的发现已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意大利某些地方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2世纪当地自给自足型农业如何让位于面向市场的大地产奴隶劳动，并记录了这些相对发达地区海外贸易的增长。但并非意大利所有地区都被详细研究过，也并非所有意大利地区都具备详细研究的条件，在意大利以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中海西部地区。此外，不少古代贸易活动现已无迹可寻，陶器和大理石固然能保存下来，但奴隶、谷物、鱼干和香料呢？的确，我们知道从公元前2世纪早期开始，意大利中部西海岸地区就把黑釉面陶器出口到高卢和西班牙，同时出口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双耳细颈瓶（amphoras）或酒瓮。据估计，从公元前150年至共和国结束，输入高卢的器皿可能高达40，000，000件。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从东部驶往罗马的沉没船只，一些当时的新旧艺术品也重见天日，它们主要是雕像，表面的颜料已经剥落。某次发现的古物中，除古老的希腊铭文外，还有一件复杂的天文学装置。最后是钱币学史料，比如窖藏的钱币和其他被发现的钱币，它们帮助我们逐步确定了希腊罗马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并能反映某些经济状况的变迁。但与之相关争论依然激烈，例如在几次关键历史时刻罗马走向战争的原因。

罗马帝国主义

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罗马帝国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罗马虽是强国，却并非侵略成性。公元前3世纪时，除了跟孤悬海外的希腊殖民地马西利亚有着悠久的同盟关系外，罗马与希腊世界少有联系，对东部亦无兴趣。在汉尼拔战争期间，罗马与北希腊的埃托利亚人（Aetolians）缔约，但在分配联合行动中掳获的战利品时，罗马仅要求得到可带走之物，土地房屋皆留给了埃托利亚人；而且罗马对出兵东部并不热心，只在当地结交了很少的几个正式盟友。在兼并领土方面，罗马也步履缓慢，例如公元前167年只是在马其顿建立起四个“独立”共和国。有的时候，罗马还会回绝他人遗嘱中的领土馈赠，最著名的事例便是公元前1世纪初拒绝接受埃及。公元前96年昔兰尼加（aica）被留给罗马，罗马则拖延了20年时间才勉强完成接收。还有更进一步的争论，即历史学家们总是声称罗马发动战争或是为了防御，或是为了履行对盟友的义务并维护自身信用（fides），因此依照“正义战争”（bellumiustum）的理念，罗马不得不发动一连串自卫战争或者出于义务援助盟友。有时罗马自以为受到威胁的想法可能仅是错觉，公元前200年腓力与安条克三世之间真的存在秘密协议吗？公元前1世纪70年代珀耳修斯真的在积极备战吗？对此类说法一向有争议，我们也不能确定罗马是否如是想。罗马的担忧如果是错误的，这类错觉就表明了罗马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波利比乌斯相信罗马一直谋求统治世界，但这只是一种希腊理论家的看法，可能是受到修昔底德有关雅典帝国主义论述的影响，也可能是受到亚历山大功业的激发。波利比乌斯笔下的历史就跟他自己的普遍性解释自相矛盾，因而他的观点已被摒弃。

另一种有争议的看法是，罗马的行为很少出于经济动机。罗马的政策由元老们制定。而根据公元前218年的克劳狄乌斯法（LexClaudia），元老不能拥有超过一定大小的船舶，也不得参与利润丰厚的公共商业合同，其中包括供应军需和按时征收行省税赋。无论如何，当时罗马人认为这类活动比较卑下。元老院与合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趋于紧张了。包税人（publii）成了富裕阶层的主体，后来被称为骑士阶层（equites），而元老院是反对骑士利益的，比如公元前167年后元老院下令关闭马其顿一些矿场，以防止包税人开采牟利。此外，还有许多商人（ores，意为“事业家”）从事贷款、银行、贸易以及农业，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和铭文史料得知，这些商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定居于地中海世界各处。在“同盟”战争以前，他们中多数人的身份为意大利同盟者，而并非罗马公民，罗马对他们亦少有关照。不少此类商人的名字不是拉丁语的，而带有南意大利奥斯坎（Os）语特征，特别是康帕尼亚方言特征，比如在提洛岛（Delos）市场上发现的“斯特拉基乌斯”（Stlaccius）。尽管这类商业活动的规模往往被低估，还是有人争辩说其目的主要是供给罗马军队与罗马定居者，并非要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利。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公元前1世纪时将军与包税人对罗马的政策具有影响力，而罗马的统治也因其贪婪的做派而受到憎恨。

上述分析并不能展现问题的全貌。罗马在很早就与希腊有交往。罗马社会的军国主义色彩浓厚，在波利比乌斯笔下，罗马人首先是纪律严明的凶狠战士，他们洗劫城市，甚至对牲畜都加以屠戮。元老院乐于保持军队的良好训练状态，在波利比乌斯时代，罗马青年贵族要参加10场以上战役才能出任官职，而且最高的官职大体上皆为军职。罗马的“美德”（uirtus）主要是指勇气，战场上的英勇会受到最高赞誉。罗马人的最高奋斗目标就是赢得凯旋式，即庆祝重大胜利的奢华庆典，主要内容为展示战利品的壮观游行，胜利者在这一天几乎与神比肩。公元前2世纪时凯旋式的举行较为频繁，其过程也相当规范。重要性稍逊于凯旋式的是，以获胜统帅之名进行的向诸神感恩仪式，该仪式由元老院法令所规定。早在公元前1世纪元老院丧失控制权以前，将军们为了赢得凯旋式而挑起战争的事例无疑已经存在了。即便是并不好战的西塞罗，在担任西里西亚总督时也收到信函要求他“尽量作战以获得凯旋式”，而西塞罗本人亦心怀惭愧，急于谋求凯旋式。因此不可否认，将军们一般也急于打赢战争，然后率部还乡享受荣耀。

寡头政治下的统治成员自不乏表现的机会，而祖先的业绩又会给贵族子孙们带来巨大压力，促使他们效法先人，如此这般，战争必然持续不断。像西庇阿这样长年掌控统帅大权的人会招来怨恨，如果一场战争前景看好，则统帅的提名也会引起一番争夺。罗马贵族对于对哪里开战可能有争议，但无一例外都希望开战。罗马人这一传统因来自希腊的影响而更趋强固。西庇阿大概已经以亚历山大自比；庞培对亚历山大的拙劣模仿亦是众所周知，他留着亚历山大式发型，让颂词作者夸大自己征服东部时的年少；据说恺撒年轻时也哀叹亚历山大在如此年纪时已征服了世界，自己却还一事无成。不过，个人的荣耀同时也是国家的光荣，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对自己的世界帝国颇为自豪，在钱币上都印着地球的图案。

经济动机

依照罗马法律，所有战利品任由将军处置。但依照惯例，部分战利品会送交国库，还有部分战利品会被将军本人用于公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战争誓言还愿而修建的神庙。这类建筑除了为选举中的支持者提供工作机会，还会被冠以个人之名，名字一般镌刻在建筑物正面向公众展示。随着奢侈之风日隆，到后来贿选盛行，对于相互竞争的罗马上层贵族而言，战利品提供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最佳捷径。

对于军队而言，战利品同样是最快的致富捷径。将军会分配一些正式战利品给部队；此外，尽管违法，还有非正式战利品分配给部队。公元前2世纪末以前，真正的穷人是没有入伍资格的，有资格入伍的小农往往十分贫穷，并对富裕的邻人负有债务，他们当然迫切希望通过从军致富。后来的公元前43年，戴西姆斯·布鲁图斯（D。Brutus）在写给西塞罗的信中称，为了迎合将士们的愿望，已率军进攻某些阿尔卑斯山地部落。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获胜后被占领的土地一般分配给贫穷公民；到后来海外征战时期，分配土地的情况大幅减少，而国家却占有某些土地用于租赁给外国人或罗马公民谋利。不过，公元前2世纪有少量老兵被安置在西班牙与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此外，在山南高卢也有不少安置地。提比略·格拉古与盖乌斯·格拉古兄弟对于如何利用帝国扶助罗马贫民却有全新的看法，他们建议实行海外殖民。公元前2世纪末，颇具煽动力的保民官萨图宁（Saturninus）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海外安置计划，其中的被安置者不仅有退伍老兵，还有众多失去土地者与城市平民。但实际上，恺撒才是第一个把军人与平民大规模安置海外的人。

据估计，在“同盟者”战争之前，罗马的同盟者没有税贡义务，罗马从意大利同盟者那里获利的唯一手段是邀请他们出征。多数意大利民族不乏尚武传统，尽管有时会感到罗马的要求过于严苛，但他们对自己在罗马取得的胜利中发挥的作用深感自豪，因此他们自认为有资格拥有平等政治权利和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并不总能获得平等战利品份额，但在“同盟者”战争前不久，一些宏伟建筑在意大利各圣地拔地而起，这反映出当地显贵的富裕程度。同样，来自康帕尼亚等地的商人们欢迎罗马人的征战，他们因此能开展海外经营，分享战争红利。庞贝古城是康帕尼亚兴旺的见证，其繁荣多少得益于此类商业活动（ia）。

战利品还包括奴隶。他们有的原本就是奴隶；有的则是战争俘虏，这大概是因为罗马人很少允许俘虏赎身。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强调奴隶制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是受奴隶需求的驱使。没有任何古代史料支持这类说法，不过史料在提到奴隶贸易时也往往闪烁其词。罗马的战争确实使大批人口沦为奴隶，据说，为执行元老院严惩叛乱者的命令，埃米利乌斯·卢斯在皮德纳战役获胜后把北希腊伊庇鲁斯（Epirus）的150，000居民变卖为奴，结果该地区成了无人烟的荒地。当时的贸易对于奴隶亦有需求，据记载，高卢首领们酷爱意大利葡萄酒，愿意拿一个奴隶换一罐酒，文学作品中也提到了意大利的高卢奴隶。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提洛岛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奴隶交易量约为每天10，000人。这些奴隶来源多样，有的是被海盗或奴隶贩子劫持拐卖；有的是弃儿；有的是债务奴；还有不少是从色雷斯等地的蛮族部落中带来的。公元前2世纪后期与公元前1世纪前期意大利和西西里爆发奴隶起义是很自然的。在意大利，奴隶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从大规模的土地劳作到小规模的手工制作皆使用奴隶，教育行业亦有不少奴隶，他们大多来自东部。然而，对于罗马的第一波海外征服，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但很可能奴隶供应问题在这之后成为罗马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奴隶需求方面，地主自然首当其冲，但奴隶的使用遍及各行各业，即便是普通人也因廉价而间接受益。

有关汉尼拔战争之后商贸活动的史料日益增多，这表明元老们也并非对贸易毫无兴趣。意大利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产品、葡萄酒以及部分油料。因为被释奴（freedman）能合法拥有大船且依然有义务为主人效劳，大地主可以让被释奴代表自己从事贸易或者出卖自己的产品。按照老加图（elderCato）农业著作的说法，有时农产品尚未成熟，就已经预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如此这般，就有了符合“君子之道”的盈利手法。即便在苏拉扩充元老院之前，元老家族与非元老家族间的通婚就已经存在。另一方面，显然早在“同盟者”战争以前，已经有许多分布于各地的意大利族商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苏拉之后，肯定有不少新元老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部分人可能不愿放弃旧日的权益。西塞罗在公元前70年称克劳狄乌斯法以及类似的约束未被遵守，恺撒大约于公元前59年重申这些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大概亦收效不大）。富人们还依靠来自东部的奢侈品过着日益奢华的生活，他们收罗精制物品与优秀艺术品，还有精通技艺的奴隶；他们还享用珍奇的食物与美酒，以及从遥远异域进口的香料。

元老会为了获利而出借款项，加图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名被释奴投资贸易航运，后来元老们更是独占了向驻罗马使者借贷的业务。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元老似乎有能力参与，而且确实参与了获益极高的包税人生意，即在一些行省征税。最后，尽管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不和，依照庇护制惯例，很多生意人可以对个体元老施压，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谓“元老院极少关注商业盈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更不用说元老的其他经济优势地位了。

西塞罗确实声称罗马经常为了本国商人发动战争。此话部分正确，例如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伊利里亚地区的古代贸易状况尚未有清楚的考古记录，但当时该地区的商人实际上多数是意大利人。罗马会因为使者遭虐待而实施报复，也会回应别人的申诉。公元前187年罗马强行宣布，罗马人与拉丁人，可能还有意大利人，在一座属于安布拉基亚（Ambracia）的港口享有免税权，而且史料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公元前167年提洛岛被设为自由港，此举有利于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但削弱了罗德斯岛。西塞罗还声称，公元前129年以前罗马曾试图禁止山外（Transalpine）居民种植葡萄与橄榄。要在高卢南部实施该禁令，理由是极为牵强的，罗马此举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葡萄酒与橄榄油贸易。不过一般认为这可能仅仅是孤立事件。罗马跟雅典还是有所不同，比如罗马并没有在势力范围内强制使用统一的货币。

有一种商业活动罗马政府会直接参与，即谷物贸易，因为城市平民绝不能挨饿，军队也必须有给养。随着罗马人口的增长，以小麦为主的海外谷物必须定期供应，而不仅在危急时期如此。不过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尚能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输往罗马。西西里每年提供110的收成作为赋税，而且从公元前73年起，罗马如果需要，可以按固定价格再购买西西里110的收成。公元前146年后，来自阿非利加的谷物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还知道公元前2世纪罗马行政官曾要求北希腊的特萨利人（Thessalians）把谷物送往罗马。不过，在帝国时代谷物供应仰赖埃及之前，罗马城并不经常从东部获取粮食。把谷物运往罗马由私营商人负责，但他们的活动必须受元老院监督。意大利并不缺乏多数其他的原材料，比如木材。例外的是金属矿藏，西班牙的矿场非常重要，很快马其顿的矿场也重新投入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