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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第1页）

第四章西塞罗与罗马

米丽娅姆·格里芬（MiriamGriffin）

本章涵盖的时代始于公元前82年苏拉独裁的建立，结束于公元前44年恺撒独裁的终结，内容涉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及其灭亡。

西塞罗

如果说我们对这段岁月所知的比对罗马史的其他任何时期都多的话，那主要应归功于一个人——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我们拥有大量的演说词和书信，都是他参与日常政治活动，或亲自执掌国家最高职位，或同那些决定地中海世界未来的人物保持联系的时候所写的。然而，其作品精彩阐述的并非只是政治史。当身处舞台中心之外时，西塞罗转向另一种更具思辨性的文学创作，创作出大量哲学、修辞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充满当时人的例证与看法。正是因为西塞罗本人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才能帮助我们精确地认识他那一时代的思想。

不过，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西塞罗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他历尽沧桑的成年时期的各阶段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通信，有些是私人性的，并未准备公开出版；其他的则在写作时已做好了广为流传的准备。这些信件总数超过900封，涉及个人与文化事务，同时也提供了关于当时最重要政治事件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公开与私下的看法。关于西塞罗最坦诚的书信，即那些写给亲密朋友阿提库斯，一位较他年幼的同时代人的信件，后人这样写道：“读过这11卷书信的人，将会觉得没有阅读那个时代系统的历史著作的必要了。”

然而，这幅图景中也有模糊的一面。西塞罗是位睿智的观察者，但并非超然独立；他见解敏锐，但情绪和思想变化多端；他关注他人，但更重视自己的名节。更重要的是，他的同代人几乎没有留下可以修正他对事物的描述的内容。他们的演说词，他们的哲学、修辞学作品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并且，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上述内容也得自于西塞罗。有70多封朋友、熟人的书信跟西塞罗的保存在一起，但由于基本都是致西塞罗的，这些信件对西塞罗关注领域之外的事情揭示得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拥有恺撒对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记载、瓦罗在古物研究和农业方面的著作，以及保存在石板或铜板上的若干罗马法律文件的话，我们几乎要相信晚期共和罗马的生活完全是西塞罗丰富想象力的创造。

因此，我们需要确定，西塞罗不可避免的突出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于罗马共和国最后和最伟大阶段的认识。就拉丁散文而言，我们可以放心，无论从其本身成就还是作为证据的价值来看，无论其他作家著作的散失是多么可惜，西塞罗的确统治着这座舞台。大量证据表明，西塞罗的大量作品得以保存至今，同它们当时在罗马人心中的卓越地位是一致的。在西塞罗身后，在拉丁文演说词、带有文学色彩的书信或哲学、修辞学著作的创作中，作者和读者都无法不强烈地意识到这位伟大榜样的存在。他的作品成了语法学校里的教科书和修辞学校里的范例。他遭到猛烈抨击，当然，也有人为他热情地辩护。只有他的诗歌一直遭到轻视，如其残篇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待遇也是正当的。

根据挑剔的昆体良的看法，西塞罗“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雄辩的代名词”。西塞罗的文学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在演说术上，那是古代政治家必不可少的本领。西塞罗在三种体裁——议案类、展示类（公开展示性的演说词）和诉讼类演说上都高人一筹。他在元老院和民众面前的演说词展现了他是如何针对不同听众，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议题，并几乎总能取得成功的。作为执政官，他在确实存在着货币和谷物短缺的情况下，说服罗马民众转而反对减免债务和分配土地的法案。到了晚年，他又劝说元老院以共和国的名义投票赋予屋大维公共权力，尽管后者是一个拥有私人军队的革命人物。在罗马，展示类的演说术不那么重要，但无论是谩骂还是颂扬，它都融合了不同种类演说词的要素：如果西塞罗对庞培的成就以及恺撒的征服的赞美不能像打动同时代人那样打动我们的话，我们却仍会发现他在《反披索》中描绘的前执政官披索的荒唐肖像、那位乏味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的形象和他抖动的眉毛，又或者是《为穆瑞纳辩护》中对刻板的斯多葛主义者加图及迂腐法官苏尔皮修斯·卢福斯的讽刺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在罗马，难度最大也最受人尊敬的演说术是诉讼式的。直到公元前43年去世时为止，西塞罗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统治着罗马法庭。在那个世界里，论点来自法律条文，对热情与偏见的煽动比陈述事实更为重要。尽管夸耀自己能够“把沙子扬进陪审员的眼里”，并曾在一起诉讼中宣称某次著名讼案中存在行贿，西塞罗却在4年后的另一起诉讼中对此矢口否认（两次他都打赢了官司）。他最出名的还是调动和安抚陪审团以及听众情绪的能力。因此，人们常请他为被告做总结陈述。

西塞罗发展出的完句式风格，即精心构建的均衡句式与韵律节奏，不如他青年时代的强大对手霍腾修斯（Hortensius）那么华丽。但到了演说生涯晚期，这种风格已变得过于做作，无法符合年轻一代的品位。因此，西塞罗在其论修辞学的主要著作中加入了一些自辩式的内容，通过引用希腊理论和个人经验来展示完美演说家的形象。在《布鲁图斯》，一部写于公元前46年，似乎受到4年前霍腾修斯之死影响而创作的罗马演说术发展史中，西塞罗自身的成就被含蓄地表述为罗马雄辩风格的顶峰。在书中，如同在较早的《论演说术》和后来的《论演说家》中一样，西塞罗强调了演说家接受恰当训练的必要性；他相信，这种训练不仅包括掌握技术，还需要建立在希腊文化基础之上的广泛教育。西塞罗崇拜的英雄李锡尼乌斯·克拉苏（L。LiiusCrassus，西塞罗自称为他的“学徒”）作为公元前92年的监察官，反对开办只用拉丁语教授修辞学的学校：因为希腊文是一种更为丰富的语言，有其既定传统，是学习伟大演说术的必备工具。

虽然西塞罗视历史和法律为演说家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在以上这些著作中极力推荐的仍是希腊哲学。这是因为它首先传授了智慧，但同时也由于它提供了辩论的训练——政治家必须把智慧与雄辩风格结合起来。这些试图从哲学中获益的动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西塞罗在哲学流派方面做出的选择。尽管西塞罗接触了所有主要流派，他还是将远离公共生活且对优美语言兴趣不大的伊壁鸠鲁学派留给了好友阿提库斯[1]（Atticus）。在他孩提时代，一位名叫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住在他家里，并在那里终老；西塞罗曾向他学习了辩证法。他偏爱新学园派的教师们，这个派别代表了柏拉图学派历史上的一个怀疑主义阶段，他们认为确定的知识是无法得到的，但在思想上，可能性是指导实际生活的重要基础。他们自然接受了学园派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一个问题的传统，这为讲话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训练。他们的信仰也给西塞罗带来了方便，使他可以自由选择在具体议题上最可信的哲学观点。例如，他可以毫无矛盾地支持斯多葛派关于神意和基本道德观的看法，同时反对他们认为演说应当不动感情的观点。

尽管西塞罗始终坚持，公共服务比学习和写作更重要，哲学研究却始终是他更喜欢的闲暇活动。但直到政治形势变得对他的天才不利的时候，哲学才真正成为他的最爱。出于这种偏爱，他最早完成的理论性著作是修辞学方面的论文和两部政治哲学作品，《论共和国》和《法律篇》，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但到了公元前46年，两部次要著作已预示了他未来的创作方向。《斯多葛派的悖论》是一部修辞学杰作，西塞罗在其中为斯多葛主义学说的一些极端观点进行了辩护：例如，美德是唯一的善，而所有坏行为皆同等邪恶。他把这部作品献给了加图的侄子布鲁图斯，并以对加图的颂词开篇，称赞他能使其哲学为公众所接受。加图当时正在非洲领导着共和派力量，这一事实无疑可以说明，西塞罗为何要修正17年前对自己斯多葛派信条的嘲讽。在这一年较晚的时候，加图自杀身死，于是，西塞罗为他创作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颂词。

次年，西塞罗开始着手实施一项宏伟计划，即“为我的同胞提供一条通往至高学识的道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创作了12部作品，基本都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对话体格式写成的，覆盖了古代哲学的三个分支。这一系列中的第一部是《霍腾修斯》，一篇关于哲学学习的劝谕词，现已经佚失，但其影响可以从奥古斯丁的话中看出来：“主啊，这部书改变了我的性格，指引我向你祈祷。”对于哲学中的逻辑学分支，他仅仅贡献了一部《学园派》，其中展示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观点。至于另外两个分支，他首先“学术性地”展示了不同学派在最基本、普遍的哲学问题上的观点，接下来在更为具体、实际的问题上为他所钟爱的派别进行了辩护。因此，在自然哲学领域，继《论神之本性》之后出现了《论占卜》和《论命运》；而在道德哲学领域，他在创作《论善与恶的界限》（讨论不同学派所宣扬的人生目标问题）之后又撰写了《图斯库鲁姆辩论集》和《论责任》，以此为斯多葛派对幸福和责任的观点进行辩护。

但西塞罗的目的并非在于传播某一种哲学教义。事实上，即便在那些更具传道色彩的作品中，他也断言并不存在确定的真理，并坚称自己有权利根据在不同场合使用的论据，从不同流派中择取最令人信服的一种。他的愿望是为国家服务，并在其他通道已被堵死的情况下，为自己赢得光荣。他并没有宣称自己提出过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他要贡献的是自己用动人的拉丁文重新表述希腊哲学的能力，去为罗马创造一种堪与希腊匹敌的哲理文学，正如罗马演说术业已做到的那样。这位雄辩的演说家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教育。直到当时为止，严肃的哲学论文一直都是用希腊文书写的，即便卢克莱修似乎也被世人视为诗人，而非哲学家。西塞罗未能彻底扭转这种局势；但塞涅卡是他坚定的继承者，而他最终的传人是拉丁教会的教父们。当时的人写道：“从前粗糙而草率的拉丁哲学被他的雄辩术打磨光亮。”在解释自己如何能快速写出这么多著作的时候，他对阿提库斯说：“它们只是抄本，不费多少气力；只有这些字句才是我的，而我的词汇储备是丰富的。”在他之前，曾有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学者用拉丁文进行写作；但西塞罗说，他们并未努力去追求优雅的风格，甚至在定义和布局谋篇上也不够注意。虽然西塞罗关于自己只是翻译者的说法言过其实（他自己又在别处矢口否认），大量证据却毫无疑义地表明，他费心关注的不是希腊思想的含义，而是对话者的选择和用语问题。正是西塞罗确定了希腊文术语和拉丁文术语或翻译用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他更关心的是教育所有具备文化修养的读者，而不是向信徒们宣讲。他不仅经常给出希腊语原文，也时常讨论其他的翻译可能性，并在后来的作品中改弦更张。

在西塞罗之前与之后的时代，人们经常抱怨拉丁文作为哲学语言的缺陷。西塞罗不无道理地抗议说，在任何语言中，新题材都要通过新词汇的创造来表现，希腊哲学家们也需要使用造字手段。他自己引入了诸如qualitas，moralis以及beatitudo等词汇，借以表示“品质、道德”和“幸福”等概念（耐人寻味的是，罗马本身并不需要表示幸福的字眼）。尽管他满怀爱国热情地坚称，拉丁语潜在地比希腊语拥有更为丰富的词汇，这种语言还是存在着基本局限，这对哲学探究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拉丁文不经常使用复合词，并且缺少定冠词。诚如塞涅卡抱怨的，拉丁文的“Quodest”作为柏拉图说的“存在者（τοον）”替代词，只是权宜之计而已。西塞罗经常使用迂回婉转的说法，特别是在追求雄辩风格的时候，以此显示自己对这种语言的精妙的尊敬。他写道：“我们不需要逐字硬译，像不讲究文采的翻译者做的那样。”同样的想法使他形成了一个令人恼火的习惯，即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词汇去翻译同一个希腊文术语，或按照自己的通常风格，用拉丁文词组进行翻译。尽管如此，他的贡献仍是巨大的。他最伟大的异教继承者、塞涅卡虽也为拉丁文哲学词汇补充了许多新术语，却几乎从未否定过西塞罗的翻译。它们永久性地扩充了拉丁语的宝藏。

这样一位自觉意识极强的文士留下的私人信件居然大多是未经雕饰的，这乍一看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但那正是西塞罗完满天才的一部分，即针对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风格。这些书信中包括写给元老院的关于其行省军务的官方信函，它们庄重简约的风格不同于他向青年朋友塞利乌斯（Caelius）说明其职责时的那种机智与诙谐，也不同于他致信举止轻率的前任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时表现出的义愤与冷漠，或是他给朋友阿提库斯信件中流露出的热切信任。这些信函不仅展示了西塞罗在文学上的多才多艺和罗马政治的错综复杂，还让我们得以从中管窥那个彬彬有礼而光怪陆离的社会——那里有婚姻与嫁妆，离异与丧葬，财产与投资，庇护与提拔，宣讲与宴饮。最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坦诚、亲切的个人生活图景；而此后，我们只有在马尔库斯·奥勒留和圣奥古斯丁那里才能看到相似的场面。

西塞罗在罗马政治、军事和社会史中的地位不像他在文化史中那么稳固。他确实担任了主要行政职务，在其执政官任内镇压了一场严重的社会暴动，统治一个边远行省达一年之久；要不是受到内战影响的话，他甚至本可能因其在陶鲁斯山区的军功而享受凯旋仪式。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无法证明自己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体改革或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活动。

苏拉及其遗产

最近的对西塞罗时代历史的书写是由撒路斯特最终完成的。他关于喀提林阴谋以及西塞罗任执政官主要过程的专著充分证明，即便是当时事件的目击者，想要脱离西塞罗的解释体系也是极为困难的。但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揭示了西塞罗版本的迷惑性。因为撒路斯特略微提及了困扰意大利半岛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暴动；而在西塞罗的叙述中，这起暴动只是由一小撮贵族渣滓制造的。

在另一方面，撒路斯特的作品也是颇有价值的，他为我们提供了晚期共和时代的起点，即科奈里乌斯·苏拉的独裁统治。他特别指出，苏拉手下的军团携带大批战利品从东方归来，强行攻占城市，苏拉胜利后的报复是罗马人行为方式的最后转折点。在他看来，衰落肇始于罗马劲敌迦太基的毁灭，这一事件使罗马没有了自律的动力。现在，个人的贪欲和野心统治了罗马政治生活。至于撒路斯特对共和国的衰亡诊断，至少历史观是站得住脚的。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西塞罗时代的很多方面确实是苏拉的遗产。

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小加图（生于公元前94年）不仅记得喀提林（撒路斯特特别指出的，腐化的苏拉时代的产物）和克拉苏、庞培[2]（苏拉的活跃党徒），而且记得罗马人第一次对罗马的武力征服，使全意大利境内大批居民丧失财产、生命的放逐令，以及苏拉在公元前80年令人震惊的退隐之举。

尽管身为苏拉敌人马略（Marius）的姻亲，西塞罗和他的家人却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斗争中明哲保身。当苏拉出征米特拉达梯的时候，他们留在了罗马。直到公元前84年，苏拉的返回已迫在眉睫之时，秦那（a）和马略统治下的罗马局势一直十分和平。但正如西塞罗日后形容的那样，当时的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类似权威的东西”。由于“演说家奇缺”的缘故，仅比西塞罗年长8岁的青年霍腾修斯·霍塔卢斯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他正是苏拉返回罗马后，西塞罗第一次进行诉讼辩护时的对手。西塞罗接下来处理的两个案子使他直接面对了苏拉给意大利造成的困境。为翁布里亚的阿麦里亚（Ameria）的罗斯奇乌斯（Roscius）所作的辩护词宣读于公元80年，它揭露了苏拉党羽们利用放逐令和意大利诸城镇的地方恩怨为自己谋利的腐化作风。第二篇演说词宣读于苏拉退隐之后，是西塞罗为伊达拉里亚地区城镇阿雷提乌姆（Arretium）一位女子进行的辩护，原因是苏拉试图取消当地的公民权。

西塞罗的态度在那个时代并非个例。苏拉的许多盟友也很快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苏拉毫无顾忌地残害仇敌，奖赏朋友的做法将危及他所建立的政体。据传，为扭转苏拉的做法在受处置的贵族中激起的敌意，苏拉的某位主要支持者对放逐令涉及的范围提出质疑，问道：“还有谁能陪我们一道征服？”苏拉妻子所在的麦特利家族中也有多人对罗斯奇乌斯表示同情。善于见风使舵的庞培同这些贵族缔结了婚姻关系，并成功地在公元前78年把一个不再受宠于苏拉的人推上了执政官的位置。这个人叫马尔库斯·埃米里乌斯·雷必达（MarcusAemiliusLepidus），他最终站在了伊达拉里亚被剥夺财产者的一方，后者则攻击苏拉手下的殖民者在他们的土地上设置要塞。

如果苏拉曾指望一纸放逐令能使他的老部下生活富足，使意大利享受安宁的话，那么他错了。被分配的土地通常不是最好的，而那些在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把小农赶出土地的力量——过长的兵役和富人的资本主义农业——仍在发挥作用。有些充公的土地根本未被分配，而是被原来的马略党徒或苏拉手下的非法占地者霸占了。由于面临各项农业法律提案的威胁，这些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是不牢固的，这一事实为共和国的颠覆埋下了伏笔。

苏拉的手段同样存在道德上的缺陷。最丰厚的奖品被用来维系和收买上层阶级的忠诚。晚期共和国的领袖们以享受种种不正当收益而闻名于世，没有几个人的良心是清白的。于是，在公元前1世纪70—前60年代，有人反复试图撤销苏拉的免税法案，没收充公的财产以及发给执行放逐令官吏的奖赏，并将之还给国库。这一点毫不令人惊奇。恺撒早年对待政治丑行的一个举动是，作为公元前64年审理谋杀案的主席，他欣然接受了对苏拉麾下杀手们的指控。西塞罗也很乐意在那年的执政官职位之争中威胁他的竞争者塞尔吉乌斯·喀提林（Sergiusa）。此人提着“仍未断气”的马略亲戚的头，把它献给独裁者的景象，对当时的人来说，仍历历在目。然而，一经当选，西塞罗就拒绝了一项要求恢复被放逐者儿子们政治权利的议案，他争辩说：“把门第如此显赫的人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固然是极为可耻的，但国家的稳固是靠苏拉的法律维持的，废除了它们，国家就无法生存。”

罗马的公共生活

苏拉的大部分制度、法律上的规定被保留下来，并决定了整个共和晚期政治生活的性质。这位独裁者规定了整个元老生涯，即所谓的“晋升体系”（），以保证那些终于握有最高行政权、军队指挥权和行省统治权的人们能够在元老院里度过20个年头，接受它的传统，树立崇尚精英共治的价值观。财务官，进入元老等级所需要的最低职位官员，从原来的每年8人增加到20人，使得元老院维持在600个席位。从前的300人议事会不足以提供苏拉所设法庭要求的陪审员数目，因为在这些法庭里，元老们要像从前的格拉古一样，因公共罪名接受同僚的审判。官员的数目必须满足治理罗马及其10个行省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最高职务的尊荣；于是元老院保留了两个名年执政官，但把大法官的总数从6位增加到8位。这个体系里包含了残酷的竞争，因为每年有20人取得初步成功，并指望能取得高级职位，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最终被选为大法官。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晚期共和国对于约束选举舞弊的立法日益重视。苏拉的《反行贿法案》对此的惩罚是10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通过的《图里亚法案》则对此处以10年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