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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第2页）

西塞罗的演说词向后人提供了一幅生动图景，展示了一个向选民施舍恩惠的、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其中包括了从提供观看竞技的免费座位到非法行贿的种种手段。在他对瓦勒斯（C。Verres）的诉状中（此人因任西西里总督期间勒索钱财而在70年接受审判），西塞罗讲述了瓦勒斯是如何利用非法赃款阻挠他当选是年营造官的。苏拉制度带来的激烈竞争的一个后果是使没有元老背景的人取得高级职务变得难上加难。西塞罗希望得到的是营造官（aedileship）这一职位，这是一个介于财务官和大法官之间可供选择的职务，它提供了举办竞技并争取民心的机会。尽管有瓦勒斯的阻挠，西塞罗还是成功当选，但监察官们的举动却使得这一年的选举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公元前1世纪70年是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因为在整整10年的民众**后，在苏拉的主要党羽、伟人庞培和李锡尼乌斯·克拉苏任执政官的这一年，独裁者对平民保民官立法、司法权的限制法案终于被废除了。当选之后，庞培发表了一篇演说，承诺要打击行省官吏的腐化现象和元老陪审员对此的姑息行为。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10年战事及与之相伴的食品短缺使得元老院政府饱受责难。虽然判处瓦勒斯（Verres）有罪，但包括标记投票和收取巨额贿赂在内的丑闻还是让元老法庭无法招架。假使苏拉的元老们确实如他可能设想的那样，不像前辈那样轻易无罪开释同僚，因为被告中多数人将永远不会再享有类似机会的话，那么他们中的新人会发现维持元老的生活方式是件苦差，也不能指望日后会在行省得到好处，于是，也就更容易受贿。尽管庞培似乎并未专门指出对司法体系应当如何整顿，他却也没有反对《奥勒里亚法案》，而该法案把23的陪审员席位给了骑士阶层。

当年的监察官，也是庞培的友人们，从元老院里放逐了64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人都被证明曾在行省或法庭上有过贪污行为。他们试图通过重新竞选官职以恢复元老身份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公元前1世纪的60年代的选举竞争，而监察官们的其他活动则为这场选举游戏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意大利人在同盟者战争结束时争得了公民权，终于加入了35个罗马氏族之中。此后，官职候选人就不得不考虑更为广泛的选民范围，毕竟，新入围者中最强大的那些部族可能会认为跑到罗马来参加投票是值得的。因此，当西塞罗筹划他的执政官竞选之战的时候，他在日程表中插进了拜访奇萨皮涅高卢（波河谷地）总督这一项，因为“这一地区很可能左右选举形势”。

贵族派与平民派

苏拉的立法与修改法律的斗争对相关术语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所熟知的、由西塞罗和恺撒作品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从恶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政治宣传）出现了。用“贵族派”和“平民派”来划分政治右翼和左翼的习惯可能早在苏拉时代之前已经产生了——因为格拉古兄弟的方案与手段已构成了这种区分。但正是苏拉的立法明确了公元前3—前2世纪发展起来并在前2世纪中叶受到严重挑战的元老院的统治地位。实质上，苏拉的政体平衡论构成了贵族派的理论壁垒。而为修改其法律所展开的斗争（主要是在公元前70年）则确定了平民派所持立场的内容。

在提起贵族派与平民派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意识形态标签，不是组织起来的党派。事实上，所谓的“平民派”通常指的是持一种政治立场的政治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与其追随者构成的派别；并且是一连串此类领袖，不是一批共事者。平民派会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利用或捍卫公民大会和平民保民官的力量以制衡元老院的权威，并且（或者）倡导实行若干经济措施，如土地分配、债务免除、粮食补贴等。

在保民官制度复活后的几年里，某些野心勃勃的人取得了这个职位，并支持一些被政府视为威胁的立法措施。伽比尼乌斯（Gabinius）甚至威胁要重新实施最为臭名昭著的提比略·格拉古提案，并罢黜他的同僚，而不是接受其否决提案。此类左翼人物都受到了公元前63年保民官卢鲁斯（Rullus）的影响。根据西塞罗的记载，此人留着长发，故意身穿脏衣，表现得孤傲自负。而他的同僚拉比埃努斯（Labienus）为了自吹自擂，把他的叔父，殉难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雕像放在了公共讲坛上——这是只适合少年的自我展示行为；这些人最后却成了元老院的坚定支持者。因为在罗马政治家那里，没有真诚和始终如一的可靠品格。事实上，朝秦暮楚和投机分子的最好代表恰恰就是保民官制度的重建者本人。

庞培

尽管其父跟马略的盟友秦那有过联系，庞培却在皮克努姆（Pium）组织了一支由他父亲门客所组成的军队，加入了从东方返回的苏拉队伍。他因无情地消灭了苏拉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敌人而获得了“少年屠夫”的绰号，又因野心而受到同伴的猜疑。独裁官则为他破例，允许他在没有担任公职的情况下统领军团，庞培还从他手中勒索了一场凯旋式[3]。因支持雷必达而被从苏拉的遗嘱中除名后，他又镇压了雷必达的叛变，并以手中的军队为筹码，从元老院那里得到了西班牙的军事指挥权。在西班牙，他窃取了麦特鲁斯·皮乌斯（MetellusPius）所享有的声望，后者已在对叛将塞尔托里乌斯（Sertorius）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进展；随后，他又回到罗马支援克拉苏。在收拾了角斗士斯巴达克斯起义军中的几个散兵游勇后，庞培写信给元老院，声称克拉苏征服了奴隶，但自己终结了战事。

苏拉体系的破坏并未使庞培付出任何代价。他树敌过多，本来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贵族党：只有其军队在意大利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保证他得到元老院的豁免，以便在没有担任过较低公职的情况下成为执政官。现在，当他在执政官任期内采取了颇得民心的政策后，兴高采烈的保民官们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两项权力：一是在公元前67年授予他肃清地中海海盗的绝对权力；二是在次年交给他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使他名正言顺地取代了苏拉宠信的将领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L。LiiusLucullus），后者曾在数年前得到元老院的这项任命。

庞培不在期间，全罗马都在猜测他将以何种方式回来。这位伟人返回时的姿态会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呢？最终，他试图像从前一样带着军队回来，但召回他以镇压喀提林力量的议案被执政官和贵族派坚决制止了。最后，在公元前62年底，庞培在布伦狄西乌姆（Brundisium）解散了军队，返回罗马去面对苏拉缔造的已经日薄西山的元老院。

庞培真正意义上的同辈人西塞罗的政治形象如果不是那么邪恶的话，也同样复杂。他在立场上是保守的，在性情上是克制的，而他城市骑士阶层的背景则为他提供了观察罗马舞台的特定视角。为了确保其诉讼作品受人欢迎，西塞罗自称新星，在公元前70年起诉了曾虐待庞培在西西里的门客的人，随后又支持授予庞培米特拉达梯战争指挥权的决议。在做第一件事时，他严厉谴责元老院法官的腐化堕落；在第二个行为中，他又对在亚洲包税人的不幸表示哀伤。这些都是拉拢骑士的行为，然而他又在公元前65年为从前庞培手下的财务官科奈里乌斯（elius）和他任保民官期间的激进行为辩护，并以感人的口吻提起从前的平民斗争。他著名的诸等级和谐共处（）思想更接近苏拉的纲领，正是后者扩大了元老院的圈子，使得元老和骑士两个上等阶层分别履行相应的公共义务，并联手平息革命运动。但当西塞罗反对一系列讨好城乡穷人的保民官议案时，他声称（并且无疑也部分相信）自己是一个平民派执政官，正在保护人民的真正利益。

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的时候相信，自己已实现了诸等级和谐共处的目标，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正义人士的共识”，以对付喀提林的颠覆活动。元老院也兴高采烈，在一位凭借个人才华说服同辈人相信自己具备古老共和美德的年轻人领导下，以不折不挠的精神去面对胜利者庞培的各种要求。庞培希望同加图联姻，但加图令家中妇女们大失所望地说了“不”。庞培希望元老院认可他在东方的措施，这些措施迅速而完全地推翻了卢库鲁斯的许多决定；卢库鲁斯的亲戚加图和其他人都说了“不”。庞培想给他的老兵和穷人分配意大利的土地，甚至包括格拉古兄弟也主张保留的坎佩尼亚土地；这次连西塞罗也说了“不”，因为坎佩尼亚地区的税收是公共收入最直接、因此也是最可靠的来源。

加图是丝毫不会妥协的。苏拉、马略内战的后果之一便是使罗马损失了一批精英，他们本应成为国家的重要政治家。在西塞罗看来，幸存下来的那批人过于留恋他们的豪宅和鱼塘，过着一种有修养的闲适生活。这样一来就为加图等性格强硬的人留下了空间，使他们在未担任过大法官的情况下就成了元老院领袖。庞培并非他唯一的攻击对象。此外，他还得罪了骑士阶层，动摇了骑士陪审员们长久以来享有的吞吃贿赂而逍遥法外的特权。他还拒绝对极力要求恢复亚细亚行省税目契约的包税人做任何妥协，以便使这个行省在米特拉达梯战争结束后尽快恢复到从前的常态。西塞罗在这一点上和他的态度是一致的。加图正在摧毁“诸等级和谐共处”：他的所作所为有如“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而非罗慕路斯的烂泥坑里”。

克拉苏

在这场圣战中，加图不仅疏远了庞培，还得罪了敦促包税人收回契约的克拉苏。马尔库斯·克拉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难以解释清楚。他是出色的演说家，但被西塞罗轻松超越；他是位天才将领，但比起庞培和恺撒来还是要略逊一筹；他很富有，但并不比携带东方战利品重归故里的庞培富裕多少。跟庞培相同的是，克拉苏也起兵加入了苏拉返回意大利的队伍；与庞培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在公敌宣告运动中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古代作家们喜欢强调他的贪财以及为此而拥有的政治野心。据说，他曾利用罗马频发的火灾和没有常规消防队的状况来扩充自己的财产：因为被烧房屋的主人走投无路，于是克拉苏便带着他训练有素的奴隶队伍去修理、重建这些房屋，从而收取高额利润。他经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是：“养活不起一支军队的人还算不得有钱。”克拉苏是养得起军队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他是如何在财政危机时取得镇压斯巴达克斯战事指挥权的。

他的花销方式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在不收利息的情况下借钱给政治盟友，并给予他们慷慨的帮助。我们听说，结果是克拉苏在元老院里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自苏拉使元老院人数增加一倍以来，他似乎是最早利用这种政治局势变化的人之一。新人们经常需要钱来维持他们新近获得的地位，他们也乐于接受和一位门第显赫的贵族同桌进餐的邀请。但克拉苏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保守派政治家。作为一个举止可疑的非正统的人，他喜欢支持造反派，鼓励革故鼎新。虽然对庞培的胜利心怀不满，他仍作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同庞培合作，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并在随后几年的法庭审判中支持过几位保民官。他还借钱给恺撒等年轻贵族，或资助他们的选举，如对喀提林所做的那样。然而，他更为大胆的政治举措通常以失败告终：他在任监察官期间试图授予山南高卢地区公民权，并企图利用把自己的国家赠予罗马的埃及法老的遗嘱，但这些计划都遭到了同僚的拒绝。

恺撒

当加图忙于说教，而庞培和克拉苏表示不满之时，一位才干胜过他们所有人的政治家正盘算着如何利用这种局势。蒙森在描写这位惨遭谋杀的独裁者、“罗马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时写道：“恺撒，这位从步入政坛之初就堪称当之无愧的平民派领袖，30年内始终高举着这面旗帜，从未变更甚至隐瞒自己的立场。”在19世纪，尤里乌斯·恺撒的声望大大降低；但不容否认，他仍是晚期共和时代最能保持始终如一的政治家。

虽然同马略和秦那有着姻亲关系，恺撒却得以躲过了放逐，因为他的家庭与另一阵营的联系。但据传，苏拉预见到此人将最终消灭贵族派，因为“在他身上潜伏了许多马略”。在公元前70年，他支持恢复保民官的权力和特赦雷必达的党羽（其中一位是他的妻舅）。青年时代的恺撒曾拒绝苏拉让他同秦那的女儿科内莉亚离婚的要求；当妻子在公元前67年去世时，他还公开发表了一篇悼词。同年，在他姑母尤利娅的葬礼上，恺撒展示了尤利娅丈夫马略的雕像，这种事自苏拉掌权以来从未出现过。随后，作为公元前65年的营造官，恺撒又让公众重新见到了马略从多次胜利中带回的战利品，并在公元前64年支持对苏拉党羽的起诉。

在树立自己平民派形象的过程中，恺撒展现出自己善于公共宣传的才华。在公元前63年，他起诉了拉比里乌斯（Rabirius），首先通过王政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程序，随后则通过公民大会上的审判。借助对被谋害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辩护，恺撒不仅表明了自己对格拉古原则的信仰，即公民不应在未经人民审判的情况下被处死；同时展示了他对古代传统和宗教知识的熟稔程度。其目的是竞选大祭司长（pontifexmaximus），国家的宗教首脑。与此类似，政治原则和个人野心的结合使他支持授予庞培重要指挥权的议案。随后，在喀提林事件后期，他几乎成功地动摇了元老院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同谋者的决定，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召回庞培进行平叛的支持。

“前三头”

恺撒放弃了他的凯旋式，并争取加图其他的正直品格的牺牲者——庞培、克拉苏的支持以示报复。他刚刚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与两位敌手达成了和解，并马上着手兑现给他们的许诺。因此，加图对所谓“前三头”同盟的形成要负很大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这个时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点。

后人很容易猜想的是，如果恺撒的凯旋式得以举行，以及他在卸任执政官后取得一个重要行省的希望没有破灭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发展。恺撒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在两位苏拉将领的手下执行军务时恪尽职守，并没有企图加入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的马略派。自始至终，恺撒都可以宣称他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珍爱它甚于生命。如果没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忠诚不贰的执政官，一个“幡然悔悟”的叛徒，像西塞罗始终期待他会成为的那样呢？可能这个答案并不十分重要。或许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公元前49年的内战能否避免也不重要。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于它能否得到解释。共和国为何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与下面的核心问题相比毕竟还是显得次要了些：罗马统治集团中的翘楚们既然已从共和国的存在中获益良多，为何还要摧毁它而进行政治自杀呢？

如前所述，罗马人是从道德衰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通过尽忠报国获得荣光的，而当下的人却把个人野心置于公共福利之上。他们认为传统道德衰微的催化剂是罗马权力和财富的增长。个人拥有了通过无情的利己手段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从而在两方面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被征服的臣民受到了剥削，罗马将丧失它的帝国，因为它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单凭武力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而对其统治的认同实为不可或缺的要素。此外，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变得远比其他人强大的时候，本质上属于寡头体系的共和政体就将被总体上不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政体所取代。罗马人看重爱国主义的自制精神，强调对个人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必要性。事实上，很多在他们看来是强化制度的法律都可以被理解成针对个人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提倡节俭的法律是为了限制奢侈浪费，反强征法是为了遏止罗马官员的贪婪和滥用职权，反贿选法是为了防止个人买得公职，从而损害帝国的利益。但某些变化，如要求将领如数上报战利品，对公民课以重税以支付退伍老兵的费用，或建立足以控制政治暴乱的警力，与受到捍卫的贵族自由精神是不兼容的。对于元老们而言，他们可以对诸如埃及这样富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行省（它本可以为元老中的一员提供巨大的机会）置之不理，却难以让那些在国外如同土皇帝一样的大将回国后再俯首帖耳。

然而，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有识之士都领悟到了安抚罗马臣民的方便之处，如格拉古兄弟、苏拉、庞培、西塞罗和加图。即便是残酷对待被征服高卢地区的恺撒也强化了反强征法。更困难的课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让全体公民分享帝国的收益，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格化的政府去发放专门的福利。贵族施舍的旧有传统使得那些立法分配土地、钱财的人们可以赢得信誉和民心，如同那些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施舍的人一样。因此，提议增加骑士、平民的福利或权利的平民派看上去仿佛怀有追求个人权力的不轨企图。如果保民官或平民派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受人忌恨，那已经够糟糕了；而如果这位保民官还是上层官员们的盟友，那就更加不可饶恕。我们在公元前59年看到了这样一位执政官，他表现得如同保民官一样，并得到了保民官，甚至是一位坐拥大部分老兵的将军的支持。所以，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贵族派最恐惧的莫过于由恺撒担任这一职务了，这一点毫不奇怪。

恺撒的首个执政官任期

然而，在开始阶段，恺撒试图通过技巧和外交手段温和地推行他的立法举措。最先得到他关注的是庞培老兵的安置问题。随后，在公元前60年12月，恺撒得到了罗马最优秀演说家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此人已挫败了前两次类似的企图。西塞罗受到恭维，却决定保持独立姿态：因为他很看重加图等人在他执政官任期结束后称自己为“祖国之父”的言论。到了3月，西塞罗做了让恺撒最害怕的事情，即尽情地批评了公共事务的状况。恺撒在庞培的协助下（两人当时都任祭司职位），用一种饱受非议的方式予以回敬，让一个平民家族收养西塞罗的私敌克罗狄乌斯（Clodius），以便他能在夏天当选保民官。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这次能用恐吓手段迫使西塞罗同自己合作；但如果恫吓未果，克罗狄乌斯将帮他们铲除这个祸害。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没有接受他农业职务的委任，也没有陪伴他同去其行省（他本可以在那里成为恺撒打发漫长夜晚的好友）。西塞罗为他的拒绝付出了代价，公元前58年，因五年前处决喀提林党羽的事情被判处放逐。当一年多以后，庞培友好地将他召回时，他已变得足够顺从，不会再为了独立而轻举妄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