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九章 维吉尔（第2页）

有一点对于理解维吉尔是至关重要的。他在《牧歌》里开始探索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到了创作《埃涅阿斯纪》的时候，他已将之发展成熟——这种方式使得读者可以透过诗歌的表面，看到另外一类事件与人格特征，但作者从不在诗中将后者点破。因而在第五首牧歌中，两位牧人歌唱达夫尼斯（Daphnis，又一个提奥克里图斯作品中的名字）的死亡与化身为神。在不幸夭亡，受到母亲的哀悼后，达夫尼斯成为神明，和平的赐予者，作为天神接受全世界、特别是村夫们的礼赞。达夫尼斯年轻俊俏，是个牧人——离中年独裁者恺撒稍显遥远。但在那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维纳斯的后裔）刚刚遭到刺杀，并根据投票结果被宣布为神之后，维吉尔的读者们是不会将那些波澜壮阔的事件抛到脑后的。

第四首牧歌预言了黄金时代的重现。这首诗被题献给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诗人早先的赞助人，为的是祝贺他在公元前40年成为执政官。这首高雅的诗借用了多种素材：神谕、希腊文的犹太先知书、埃特鲁里亚的占卜技术、柏拉图的神话，以及荷马与卡图卢斯的作品。在波里奥任执政官期间，“伟大的岁月”将要来临：一个婴儿即将诞生，神迹将显示他的降临；他的成长将伴随着阿波罗时代的日益繁盛。大地上将到处生长有用的作物，而无须农业耕种；狮子将不再伤人；毒蛇将不复存在。战争也会消失，这位神婴将统治世界。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这首诗是纪念公元前40年10月的“布伦狄西乌姆（Brundisium）和约”的，其中包含了安东尼和屋大维之妹屋大维娅结婚的条款，它避免了安东尼与屋大维两人间开战的危险：诗中说的那个孩子应该就是屋大维娅可能通过这场婚姻生下的孩子。但赞美新任执政官的诗篇理应在1月1日准备就绪，等待公之于众，而不是拖到10个月以后；并且，同《旧约·以赛亚书》（Isaiah）和其他类似作品的惊人相似性表明，这确实是一首弥赛亚式的诗歌。这类作品并非创作于成功的政治安排似乎已确保人间和平之际，而是出现在大地上的景象一片黑暗，毫无希望，以至于人们的头脑开始在绝望中转向另一种思想体系之时。第四首牧歌曾在千余年里被视为对基督降临的预言。现代人不喜欢这种看法；但与把它同某一具体政治事件联系起来的做法相比，该观点或许更为贴近这首诗的本质。维吉尔再一次有意让他的真实用意显得难以捉摸，并且对于这首诗而言，暗示会比明言效果更佳。并且无论如何，我们最终看到，“布伦狄西乌姆和约”并不意味着持久的和平；屋大维娅为安东尼生了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如果维吉尔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他真是轻信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这些牧歌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有些相当接近于提奥克里图斯（2，3和7），另一些隔得较远，但还是提奥克里图斯式的（8和9）；最极端的一些作品则跟提奥克里图斯几乎没有什么联系（4和6）。它们全都展示出高度纯熟的技巧，维吉尔通过这些作品表明，他已掌握了提奥克里图斯、卡利马库斯和卡图卢斯需要教给他的一切。用词恰到好处，诗句的韵律和谐悦耳，作品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细腻的、略显悲凉的美感。在另一种艺术中，或许克劳德·洛兰（ClaudeLorraine）的绘画最有资格与之相提并论；而他无疑也受到了维吉尔的深刻影响。这方面很微小、但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诗集中第一首和最后一首诗，以及中间的若干篇章都以夜幕降临，群山投下黑影的场景结束。

尽管学术界做出了许多努力，人们还是无法就各首牧歌的创作顺序达成一致意见。它们的风格不足以使我们从诗篇中提炼出多少创作时间方面的信息。在最后出版的本子中，作者无疑已对各首诗进行了加工，以便使它们符合自己在诗集中所占据的位置。这10首牧歌可能出版于公元前38年左右；最近有人试图把作品完成的时间推迟到公元前35年，但无法令人信服。这些诗篇在当时似乎立刻获得了成功。我们听说，它们得以在舞台上展演，并且这位内向的、离群索居的诗人偶尔出现在罗马，便会在大街上被人指指点点。公元前39年春，作为一位业已成名的作家，维吉尔向梅塞纳斯引荐了贺拉斯；梅塞纳斯的名字虽未出现在《牧歌》里，但维吉尔却把他的下一部作品，《农事诗》献给了他。

维吉尔在《牧歌》中曾向数位要人致意：主要是阿西尼乌斯·波里奥，但还有阿尔菲努斯·瓦鲁斯。此二人似乎都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赞助人。维吉尔在这方面很像贺拉斯，而不像卡图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写作其第一卷时）——后面两位诗人没有赞助人，只有朋友。科尔涅利乌斯·加鲁斯在第六首牧歌中受到颂扬，并作为第十首牧歌的描写对象而得到极高的赞誉。在第十首诗中，维吉尔把这位哀歌体爱情诗人描写成在阿卡狄亚放牧的情人，他多情的抱怨融入了维吉尔自己的韵律，而这位情人自己则令人想起提奥克里图斯笔下的达夫尼斯。这一转变过程在诗歌中看起来十分古怪，但从音乐的角度看则不那么怪异：维吉尔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了创作，这是加鲁斯所处理题材的一个变体。

《农事诗》

转到《农事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之前的一切都有所变化。次要的赞助人被梅塞纳斯所取代，诗人的朋友们不再被提起，而屋大维——《牧歌》从未直呼其名，而只是稍加暗示——现在进入了诗人视野的中心。古代学者们宣称自己得知了维吉尔遗嘱的内容，并告诉我们说，他把高达10，000，000塞斯特斯[2]（sesterce）的巨大财产连同主要遗产都留给了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他们无疑是诗人财富的来源。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之间主要是金钱资助关系，那就错了。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后半段，屋大维和安东尼的相对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个无情而年少的恺撒继承人，“杀戮并不露声色”的人〔德雷顿（Dryden）在《爱情至上》中借安东尼之口说出的名言〕，明智地把自己转变成了西方价值观的捍卫者，以此对抗丧失了荣誉感、正转化为东方人的安东尼。早在阿克兴战役[3]之前，安东尼已在一场宣传战中失利了。梅塞纳斯，这个生性喜好奢华甚至颓废的人物，也按照青年诗人们的方式创作诗歌（此类人经常从事这种活动）；作为屋大维和诗人们中间的媒介，他的作用十分重要。当掌权者对其作品表示很感兴趣的时候，艺术家肯定会欢欣鼓舞；而世界的主人（如公元前31年后的屋大维）更是急于争取支持，以推行其改革与重建计划，即用和平与幸福生活取代内战和灾难。面对这个极具**力的邀请，维吉尔、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都或多或少地用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响应。

维吉尔称《农事诗》的创作是“受您之命，梅塞纳斯”（“tua，Maeas，haudmolliaiussa”，3。41）。这句话很难解释。显然，梅塞纳斯没有“命令”诗人去创作描写农业生产的四卷诗；维吉尔本人也在作品中写道：

SedmeParaperarduadulcis

raptatamor;iuuatireiugis，quanullapriorum

Castaliammollideutertiturorbitacliuo。（3。291）

但到了高耸的帕纳索斯山的可爱峰顶，我充满了创作诗歌的狂喜：描述那不曾有车轮弄污嫩草的地方是何等甜美的事情。

他自己想要创作这首诗，并确信梅塞纳斯会对此表示欢迎。对诗人而言，它提供了一项工程浩大的挑战，要创作篇幅大体相当的4卷，2000余行诗；这首诗在长度上不仅远远超过《牧歌》，也盖过了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或提布卢斯所尝试写过的任何作品。在一个备受卡利马库斯反对创作长诗思想影响的时期，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离经叛道。作品的主题同样富于挑战性。对于卡图卢斯和他的朋友们而言，“乡村”这个字眼代表着各种粗俗无礼、令人生厌的事物——在举止和诗歌创作中都是如此。赫希俄德富于乡土气息的韵文能否被改写成拉丁诗歌，并满足维吉尔及其听众的审美需求呢？维吉尔没有打算翻译赫希俄德的书，也不想仅仅改写他的作品，用优雅的诗歌形式加以修饰。赫希俄德将自己对播种、收割的实用性教导和努力劳动、传统的虔诚信仰并列呈现，构成了一幅合乎道德理念的生活图景。维吉尔同样打算树立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它以劳动为基础，并包含了造就罗马伟大地位的古老美德：虔诚、坚忍、爱国、诚挚。它必须结合包含明确的观念、细节性描述（不复是《牧歌》中经常出现的，用优美的概括性描写营造的金色朦胧意境）、高雅而不空虚的宏伟风格，以此构建这种具有道德教谕意义的诗歌样式。对于梅塞纳斯和屋大维而言，他们更想看到一首记载屋大维赫赫战功的史诗：维吉尔在第三首农事诗的前言里承诺，他“很快”就会写那一首诗。但《农事诗》不仅用辉煌的颂词赞美了屋大维，也肯定了对意大利和罗马社会状况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总的来说是屋大维非常乐于接受的。内战必须结束，屋大维必须拯救一个混乱的世界（1。500）。随后，野心和贪欲带来的种种邪恶必须被铲除，并让位于谦虚和努力工作的品格。在所有这些方面，维吉尔的诗篇和屋大维的政策是一致的。毫无疑问，他们两人都不认为富有文化修养的《农事诗》读者们当真会去抢购小农场和亲手耕种。

《农事诗》完成于公元前29年，其中有些篇章显然是在阿克兴战役后写的。维吉尔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去写这部诗集，耗时之长表明他对作品进行了不断修改，并且进展缓慢。为了核对事实，他把介绍农业的散文作品备在案头。其中尤其宝贵的是瓦罗的《农业志》，这是一部包含丰富信息的系统论文，较《农事诗》本身更为详尽，更具实用性。瓦罗的著作也为诗人做出了其他方面的提示，如第一卷以对话人物看意大利地图的场景开篇（参见《农事诗》2。135以次），并以其中一人在大街上被明目张胆地谋杀而结束，这个生动例子所反映的暴力横行、无法无天的状况正是维吉尔在诗中哀叹的。

《农事诗》的第一卷在一些地方直接呼应了赫希俄德的著作，并在整体上借用了其风格特征。“Nudusara，serenudus”（“光着膀子耕地，光着膀子播种”，1。299）。这句诗在古代被认为十分滑稽，其实它是赫希俄德一句古怪诗行的直译。赫希俄德曾讲道，宙斯为了报复而让世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并在凡人艰苦劳动的时候开怀大笑（第一卷，120页注）；维吉尔更愿意告诉我们，朱庇特[4]使人生变得严酷，是为了人类的终极利益，“utuariasususmeditaartes”（“以便实用的技艺可以创造需求和思想”，1。13，3）。维吉尔的朱庇特比赫希俄德的宙斯更加仁慈。但即使在这一卷中，赫希俄德的影响也要比提奥克里图斯对《牧歌》的影响小得多。上个世代的伟大拉丁诗人卢克莱修对《农事诗》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维吉尔十分注意对描写对象的选择。他在开篇列出的必备农具其实只有6件，并且大多数都同希腊诗歌有着联系，这使它们显得更加高贵：其中一件不是“车子”，而是“埃琉西斯（Eleusis）大母神那缓缓滚动的大车”（因为车子被用于埃琉西斯的隆重庆典游行）。另一件也不是“扬场扇”，而是“雅库斯（Iacchus，一位次要的埃琉西斯神祇）的魔扇”。维吉尔努力不使他日常性的主题拖累诗歌的高雅风格。他还会用格式上的技巧美化描述的内容。例如，当他在解释有些作物会耗尽地力，因此轮作制十分重要的时候，维吉尔用精心设计的对句来表达耕种效果未必上佳的意思：

uritenimiseges，uritauenae，

uruhaeoperfusepapauerasomno。（1，77-8）

亚麻会消耗，燕麦也会消耗肥沃的农田；催人入眠的大个罂粟消耗地力的程度同样毫不逊色。

动词的重复，句式的组织，末行中与催眠罂粟形象相符的罕见韵律，所有这一切因素相互配合，营造出一种庄严的统一性与美感。

他还用高超的技巧使作品显得多样化。介绍实际乡村劳动的段落与各种显然更富“诗意”的篇章——关于世界上不同地区、风暴、斯基泰（S）雪中的冬天、意大利的光荣等内容——相互穿插。其中有些段落篇幅相当长，而且在风格上也极具雄心；那是诗人在为自己将来的史诗试笔。最宏伟的段落都在整部诗集布局谋篇中的关键点出现。第一卷一开篇便用精美的语言呼吁诸神，其中还包括一段谄媚程度令人吃惊的向屋大维的致意。第三卷开头处是一段很长的文字，介绍维吉尔打算在未来创作的史诗。作为设计好了的对比，第二、四两卷的导言十分简短，但每卷在结尾处有长篇的、充满诗意的后记。第二卷末尾是一段感情充沛的礼赞农民生活的文字（“他们该是何等欣喜，只要明白自己的幸运!”），对比了乡村的纯洁与城市的罪恶奢华，并赞美那些认识乡村诸神（如维吉尔一样）的诗人们。第四卷结尾处是首关于阿瑞斯泰乌斯（Aristaeus）的短篇叙事诗，我们过后还要再提起这个人。其他设计的段落格调更加阴沉。在第一卷末，一段对农夫所须了解的天气迹象的叙述发展成了对可怖征兆的动情描写，那征兆代表着神明因恺撒遇刺而爆发的震怒，罗马将受到内战惩罚的罪孽；诗人还热烈地祈求屋大维能幸存下来并获得成功，他是世界仅存的希望。第三卷结尾处描绘了牛群疫病爆发的可怕场面，那是从某些似乎极为简明的、关于保持家畜健康的介绍文字中引用过来的。可见，这四卷的结尾交替传达了黯淡忧郁和充满希望的情绪，人们常拿这种布局谋篇方式同伟大音乐作品的结构进行比较。

如果认为《农事诗》里包含的是一些非诗性的指导文字，只是用诗歌的美丽补丁连缀起来的话，那就错了。维吉尔在这些说明中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作者的叙述语调不断变化，从亦庄亦谐、幽默风趣到感伤惆怅、义愤填膺。鲜明的画卷——云、蛇、鸟、马——借助军事术语、恩尼乌斯或希腊化时代诗歌的表现力而显得栩栩如生。诗人经常站在他笔下动物的立场上去看待事件。例如在第三卷中，维吉尔遵照其参考材料中的说法，建议应防止公牛及种马过度**，以免耗散其精力：

公牛凝视着雌性，消耗了气力；它们盯着它，忘记了吃草。它的**是如此甜美：以至于高傲的情敌为争宠而在它的眼前打斗。（3，215-18）

诗歌接下去描写了公牛之间的斗争，失败者的懊恼（“它躲在远方，因失败的耻辱和爱情的破灭而发出呻吟”），它的练习以及最后的强势回归。

第四卷中对蜜蜂的描写方式也与之相仿。瓦罗的著作表明，养蜂只是专门化农业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还有饲养鸡、鸽子、孔雀、睡鼠、兔子、鹿、可食用的蜗牛，以及漂亮的鱼。维吉尔关注的只有蜜蜂：因为它们是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井然有序，并且具有公共意识。作者对它们的描写交织着同情、崇拜与嘲讽。该卷的结尾十分奇特，是一段关于阿瑞斯泰乌斯的小型叙事诗。诗人讲述道，如果一个人的蜜蜂都死了，他可以通过合理使用牛的尸体，重新聚集一窝蜜蜂。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是神话中的英雄阿瑞斯泰乌斯发现的，他因为造成了俄耳甫斯（Orpheus）妻子欧律狄茜（Eurydice）的死亡而遭到惩罚，结果他的蜜蜂全部死亡。俄耳甫斯如何下到冥界去接回欧律狄茜，他致命的回身一瞥，他第二次、也是永久地失去了妻子，还有俄耳甫斯的死亡——维吉尔用他最富魔力的诗句讲述了这个故事。他似乎是第一个声称俄耳甫斯未能救活妻子的作家。我们很难解释，维吉尔为何用了近250行诗，以这个故事结束整部《农事诗》。一个可能成立的理由是，他想要展示品行高洁、热爱集体的蜜蜂的另一面，他称之为“小罗马人”（paruosQuirites）。这些冷淡的、无性别无热情的、在工作中消耗生命、乐于为集体牺牲的生物可以从死亡状态中复活：如诗人所说，“这一种族永生不死”。但有些东西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美丽的欧律狄茜和她的爱人，音乐家俄耳甫斯。不可替代的、富于热情与创造力的个人已被死神夺走。这种解读符合《埃涅阿斯纪》中的一条重要线索——维吉尔在后一部诗中痛苦地意识到了命运的无情使命和人心的火热**之间存在的矛盾。

《埃涅阿斯纪》

直到在公元前19年去世时，维吉尔仍在创作他的史诗。我们听到一个可信的说法，即他在临终时要求朋友烧毁其未竟之作。古典时代的人并不像我们这样，对残缺不全的、给人留下想象空间的艺术品怀有浪漫的兴趣；而古典诗人也跟古典艺术家一样，想要把公之于众的作品加工得尽可能完美无缺。证明这部作品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一些不完整的诗行散见于作品中，那是诗人本打算返工的部分。其中一些还很有表现力，以至浪漫的读者们曾设想，维吉尔是有意保留这些句子的；但作者本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正如古代世界里模仿维吉尔的作家们都不会在自己的诗篇里留下不完整的句子一样。不过，在写到第十二卷结尾处时，他也没有要把故事情节继续发展下去的意思。

梅塞纳斯试图劝说每位诗人都写一部关于奥古斯都的史诗，结果没有一个表示顺从。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他施加的压力是很温和的。我们看到的并非斯大林和作家联盟的世界[5]。与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不同，维吉尔起初确实声称，“有朝一日”要创作一部战争史诗（《牧歌》4。54；8，6-10）；而那两个人则始终表示，他们不能，或不愿意写史诗。在《农事诗》第三卷的导言中，他似乎已经声明“很快”就要写这部作品。但他最后创作了一部非常不同的作品：一部叙述罗马最初起源的神话史诗。我们知道，奥古斯都急不可耐地督促着这部作品的创作不断推进，并请求诗人把写好的一部分拿给他先睹为快。他接受了这种写法，认为《埃涅阿斯纪》确实实现了他的意志；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维吉尔已认识到，要想写就一部以奥古斯都为中心人物，同时符合至高的艺术标准的史诗，那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史诗的框架必须跟荷马的诗篇相同，诸神必须作为诗中人物而一直在场，诗作还必须描述勇士肉搏的场面。但如果让神明的意愿和干涉介入晚近的历史事件，那对于诗歌的品位而言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错误做法，总是容易让人感到虚伪做作和荒诞无稽；同样，把奥古斯都表现成挥舞着健壮的臂膀横扫千军的英雄形象也是不妥的。此外，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阿克兴战役并非诗歌的理想主题。奥古斯都的政治宣传一方面强调，这场战役不应被描述成内战，而是同埃及女王之间的斗争，但世人都清楚这并非事实。整场战役中显然也没多少激烈的交锋，部分军队在最后关头改换了阵营，克利奥帕特拉突然扬帆逃跑了。最后，维吉尔也找不到一个主要人物，可以在他身上发挥自己描写悲情英雄的伟大天才。如果奥古斯都是英雄，那么对战败者就不应有任何同情，奥古斯都的胜利也不该有丝毫瑕疵。作者对克利奥帕特拉是不可能像对狄多那样同情的。而维吉尔恰恰以描绘一位主人公失败的悲情作为史诗的核心特征，通过天才的表现获得了成功；这种描写方式不仅是《埃涅阿斯纪》修辞手法的特点，也是作品中对帝国主义和历史所做解释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