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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白银时代的拉丁诗歌与小说（第1页）

第十二章白银时代的拉丁诗歌与小说

理查德·詹金斯（Rikyns）

白银时代：难题与解决办法

“白银时代”，这个指代那些在奥古斯都死后从事写作的拉丁诗人们的字眼，是现代人发明的标签。同所有类似的标签一样，它很容易产生误导作用。时间是不断流逝着的，任何试图将过去划分成“时代”或“阶段”的努力多少都会采取武断的做法，即用简单的模式去概括复杂的、不停变化着的事物。尽管如此，“白银时代”这个称呼仍然是有用的。我们会习惯上认为，奥古斯都时代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光辉夺目的成就，但我们经常会忘记，这种成就主要来自奥古斯都漫长统治期的前半段。在他统治的后半段，略长于25年的时间里，仍然活跃着的重要诗人只有奥维德；很显然，在其晚年作品中，奥维德也把自己视为孤独的幸存者，一长串人物中的最后一个。奥维德去世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则是拉丁文学史上诗歌创作最凋敝的一个时期；那种认为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始的看法并非是不现实的。

毫无疑问，“白银时代”是相对于之前的“黄金时代”而言的。这种暗示性的对比仍然同时包含着真理和走向谬误的危险。我们不应让自己陷入僵死的文化盛衰论观点，认为白银时代就是一个二流的时代，必然只能产生二流的文学作品。按最苛刻的标准看，这个时代至少也拥有一位天才诗人，和若干位稍逊一筹但各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它还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到当时为止古代世界最优秀的散文小说。另一方面，奥古斯都时代之后的诗人们也确实面对着独特的困境和挑战。为了理解这些新情况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回忆一下他们的前辈们的境遇。

拉丁诗人们从一开始写作时便意识到，希腊人的成就就在他们的身后若隐若现；一种伟大的历史积淀在他们的诗行中留下了影子。希腊人似乎已主宰了文学的每一个领域；除了空洞而毫无生气的模仿外，拉丁诗人们还能指望自己写出什么呢？这是他们面对的两难处境，一些人面对挑战的办法是公开承认自己借用了希腊文学的成果——有时大胆直率，有时则带着学者式的谦逊。其目的是让读者明确地注意到他们模仿的希腊范本，以便突出同样重要的、抛开这些范本的创新部分；这样一来，模仿就变成了一种原创。运用这种技巧的卓越典范就是《埃涅阿斯纪》。

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同样面临着这种处境，但又遇到了新的难题。现在又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拉丁文经典作品。通过各自的方式，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将他们尝试的各种体裁提升到了这样一种高度，以至于后继者们似乎不可能再将它们向前推进了。谁还能写出读起来不像维吉尔仿作的史诗，或是不像贺拉斯作品影子的抒情诗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奥古斯都德继任者提比略统治期间写成一部二流史著的维勒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提出，在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中，最伟大的成就都是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取得的；他总结说，后来的天才或是因为对超越业已臻于完美的作品不抱希望，或是一心想要征服新的领域，便会转向另外的空间另起炉灶。这段评论十分重要。恰恰是因为维勒乌斯本人不是天才，他的说法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保守文人的态度。我们在公元1世纪的作家那里发现了大量关于衰落的言论。其中一些人断言衰落的确存在，另一些人则义愤填膺地予以否认。人们在这种问题上显然不可能完全达成共识；但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氛围之中。

同样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生活在公元1世纪末的斯塔提乌斯在其史诗《底比亚特》（Thebaid）临近末尾处强调，他的作品远逊于不朽的《埃涅阿斯纪》。斯塔提乌斯的做法是刻意渲染自身的困境，同时玩弄优雅的文字游戏，将传统的主题用在新形势之下。我们对这种通过自我贬损向伟大前辈表示敬意的写法并不陌生——例如，贺拉斯曾运用深思熟虑的笔调，将自己和品达泉涌般的天才进行了对比——但这在史诗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因为史诗的作者理应保持自信的姿态。然而，在开篇自问应该选择什么故事作为题材的斯塔提乌斯，又以自我怀疑的方式终结了诗篇。诗歌对其自身本质进行反省的意味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这是对奥古斯都时代自觉意识的新改造。

曼利乌斯的《天文学》动笔于奥古斯都晚年，其创作过程持续到提比略统治时期。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种种可能和潜在的危险。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关于占星术的教谕性诗篇。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显然是它的榜样，其影响在诗中随处可见。曼利乌斯讲述了自己如何同题目的困难性进行斗争；把数字安插进韵文的难度既是他面临的问题，又是他的乐趣所在。然而，卢克莱修同伊壁鸠鲁物理学理论的复杂性的斗争是受到深刻道德严肃态度激励的，并且是在强大的智慧能量驱使下完成的；而《天文学》在本质上似乎只是一种文学练习而已。把数字嵌入精巧的六音步格律的游戏在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很快就变得乏味无聊。在作品的其他部分里，曼利乌斯证明自己本是一位富于才华的诗人，具备写出堂皇诗行和新奇词句的天赋；但他的天才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描写对象。

史诗诗人拥有两种样板可供选择：神话性质的史诗（如《埃涅阿斯纪》）和纪实性质的史诗（如恩尼乌斯的《年代记》）。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约公元26—101年）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结果把两种风格都糟蹋得一塌糊涂：作为（很不幸地）篇幅最长的古典拉丁诗篇，他的《布匿战争》讲述了汉尼拔对意大利的入侵，却附加了神意干预、游历冥界等情节。结果使得全诗前后不一，令人无法满意。相形之下，两部神话史诗，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卒于约公元92年）的《阿尔戈远征记》和斯塔提乌斯（约公元45—96年）的《底比亚特》具有更高的质量。然而，尽管这两位诗人富于才华，二人都未能赋予其描述对象真正的活力与生命。很少有人会出于兴趣而把这两篇诗作中的任何一部读完。在斯塔提乌斯的其他诗篇中，保存至今的有《阿基里斯记》（Achilleid）——一部支离破碎、尚未完成的史诗和《丛林》——一部多为随手写就的诗歌作品集。后者中最短的一篇（5。4）只有19行，是患失眠症的诗人写给睡眠之神的，这篇质量的确相当高的短诗十分著名。

但是，正像马蒂尔不客气地指出的（10。4）那样，古老的神话已经不剩多少生命力了：“你们这些阅读俄狄浦斯与黑暗中的图埃斯特斯（Thyestes），阅读科尔奇斯（）妇女和怪兽斯库拉（Scyllas）的人啊，你们读到的不只是鬼魅吗？……你们为什么要喜欢一张破纸上写的空洞蠢话呢？还是读读这个吧，生命会说：‘这是属于我的。’你在这里不会找到肯陶尔（taurs）、戈尔工（Gons）或哈尔皮（Harpies）；我的书里充满的是人的气息。”（俄狄浦斯出现在了斯塔提乌斯的《底比亚特》里；塞涅卡曾创作过一部《图埃斯特斯》。）成功地为史诗体裁注入活力的只有卢坎。他从历史里选取主题，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讲述历史。

卢坎

卢坎（公元39—65年）是拉丁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26岁时被尼禄强迫自杀；那时，他已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传，留下来的只有一部叙述恺撒与庞培内战的未完成的史诗，被称作《内战记》（Bellumcivile）或《法萨里亚》（Pharsalia）。

按照传统习惯，史诗作者要在第一行里，有时甚至要用第一个词宣布他所叙述主题的英雄特征。因此，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用的第一个词是“arma”（“武器”）；显然是出于类似的用意，卢坎也在开篇处用了“bella”（“战争”）一词。但他随后立即把主题引向了新方向：

BellaperEmathiosplusquamciuiliacampos

iusquedatumsimus。。。

我歌唱的是帖撒利平原上甚于内战的战争；我要歌唱那披着合法外衣的罪恶……

这将是一部没有英雄的英雄诗篇，因为恺撒被描述成恶人；而庞培虽然更值得同情，他却像作者借加图之口所说的那样，在尊重法律约束力方面远逊于早先的罗马人。（至于加图本人，他虽然属于正直的共和派，却仅居于次要地位。）史诗性战争的基本元素本是“战功”（aristeia），一位英雄应当在一连串单挑中展示其非凡能力，并且其中的每一环节都应得到生动的描述。卢坎没有赐给诗中的任何一个角色这样的荣誉。他对法萨卢战役的叙述中没有一处算得上“战功”，只描述了一个人的死亡；余下的只是疯狂大屠杀的混乱场景。从前在史诗中举足轻重的诸神在这首诗中也失去了位置，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在灾难中沉沦的世界，在描述战役**时，卢坎高喊道（7。446以次）：“盲目的偶然席卷世界，声称朱庇特统治万物的人都是在扯谎。”

遵循同样的宗旨，作者也没有循规蹈矩，在作品开头向缪斯祈求援助和灵感。在宣布叙述主题之后，卢坎转而用忧伤、愤慨的语调质问罗马公民们（1。8）：“Quisfuror，ociues，quaetaiaferri？”（“公民们，这是何等的疯狂，何等的肆意屠戮？”）这不只是一首叙述历史的诗歌，它也是一首政治诗。荷马与维吉尔都以普世的同情心而闻名于世：《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和特洛亚人，《埃涅阿斯纪》中的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能激起我们的崇拜之情和怜悯之意。卢坎则故意背道而驰，承认他的方法是有党派倾向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厚此薄彼（7。207-13）。

与这种世界观一致的是诗人的雄辩术。传统上，史诗诗人要让他的个性独立于作品之外，保持天神式的客观立场。但卢坎却反复让自己融入史诗角色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或对他们加以嘲弄。例如，第7卷的开篇是卢坎最感人的篇章之一：庞培在战败前夜梦到了他早年的凯旋。起初，作者在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并未介入其中，但到了第24行，他直接对营帐卫士说话，告诫他们不要吹响晨号，不要扰乱将领的睡梦。在第29行，他直接对庞培本人说话，一直讲到第42行。在第43行，他对整个罗马民族讲话，而在第44行里又回到了庞培。他就像法庭上的律师，不时转身对陪审团里的绅士们讲话，随后又回头跟台上的证人交流。我们可以时常意识到诗人自己声音的存在，那语调尖刻、热情，并富于讽刺意味。

在《内战记》中，警句、悖论和辛辣的俏皮话俯拾皆是。卢坎把在白银时代风行一时的、被罗马人称为“箴言”（seia，简练或精彩的警句）的修辞发挥到了极致。全诗的第一行除宣布了作品的史诗性质以外，也揭示了其他元素的存在——它包含了诗中的第一个警句。这场战争“甚于内战”，是因为它不仅在同胞之间展开，而且还在同一家族的成员间进行——庞培从前曾是恺撒的女婿。卢坎改造了史诗的模式，赋予了它一种尖刻的，甚至带有嘲弄意味的调子。

政治热情和修辞炫技的结合构成了《法萨里亚》的本质。在第1卷中，作者用简练有力的笔法勾勒了恺撒的性格，这令人想起撒路斯特。加图对庞培一生的总结表现了一种史学意识，即把这个伟人置于其时代背景下进行评价，并极有分寸地综合分析了他的美德和错误：

‘ciuisobit’，inquit，‘multummaioribusimpar

nossemodumiuris，sediilisaeuo，

ullafuitiustireuerentia;salua

&esolusplebeparata

priuatusseruiresibi，rectorquesenatus，

&is，erat。’（9。190-5）

他说：“一位公民死了，此人在遵纪守法方面远逊于我们的前辈，但在完全无视正义的当世却是高贵的。他富有权势，却保全了自由；当人民甘愿做他的奴隶时，他仍保持着普通公民的身份；他做了元老院的主子，但那却是一个依旧保持着自身权力的元老院。”

末句显示了“箴言”在探讨政治、史学主题时的用场：它以令人赞叹的精确性表述了领袖和暴君之间的差别。有时，箴言也可以展示作者对人心的敏锐观察力，就像卢坎在尚未成年的埃及国王幼稚地因“长大成人”而兴高采烈，并下令处死庞培时所描写的那样：

adsensereomaturhonore

rexpuerio，quodiamsibitantaiubere

&famuli。’（8。536-8）

所有人人都赞同定罪。未成年的国王受宠若惊般地暗自窃喜——因为他的奴仆们现在居然允许他发布这样重要的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