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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名 法语（第2页）

作为欧洲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17世纪的巴黎——以及它的凡尔赛飞地——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宫廷、贵族、资产阶级、学术界和文学界无可匹敌的文化典范。法国标准语言扩展到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柏林、维也纳和莫斯科，它还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外交的首选语言。

声望高的语言，常被人们误以为是优越的语言，特别丰富、和谐，甚至神圣。希腊语、汉语、梵语、拉丁语和英语的许多使用者和写作者，都落入了这个圈套，而说法语的人，也没有想过要怎么避开它（似乎也没在这方面做过什么努力）。一方面，法国精英们热爱他们眼里视之为法语出众之美的东西。1671年，拉辛的语法“楷模”鲍赫斯写道：“在所有语言里，法语的发音最自然、最流畅。中国人和几乎所有亚洲人都在唱歌，德国人嘟哝，西班牙人呼噜，意大利人叹哀，英国人抽凉气。可以说，只有法国人才是恰如其分地在说话。”即便到了今天，“labellelangue”（美丽的语言）和“lalanguedeMolière”（莫里哀的语言）一样，仍然是“法语”的同义词。

法国精英们还把另一个特点归功于他们的语言。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认为法语的这个特点，比庄严优美还有价值：逻辑性强。安托万·德·里瓦罗尔（AntoinedeRivarol，1753—1801）为这一主张进行过最著名的辩护，可惜理论的基础既不合乎逻辑，又存在明显错误。他认为，法语的语序（主语第一，动词其次，宾语再次）既独特，也比其他任何语序都更有逻辑性。但这种语序，不光在包括英语在内的世界语言中极为普遍，法语本身也经常反其道而行之——这不过是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尽管很傻，但“法语是逻辑的顶峰”概念，却成了另一种“idéere?ue”（“刻板印象”）。我父母所用的《法语词典》——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而且并不来自法国本土——的封面上称，法语“在承载思想方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创造”。

铲除方言

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后一位国王路易十六和他辉煌的语言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位上了断头台，一位登上了宝座。按照当时的思潮，国王是旧日的遗迹，除掉最好；标准法语则是对共和国未来至关重要的东西。一种全新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浮出水面，它将从前最多算是存在松散关联的现象——国家、民族和语言——紧密地凝聚到了一起。“在一个自由的民族里，语言必须统一，对所有人都一样。”大革命期间的激进派贝尔特朗·巴雷尔（BertrandBarère）断言。乡下人的“野蛮抱怨”和“粗鲁方言”只为“狂热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服务”。

新的统治者着手解决语言上“落后的封建残余”。革命派的国民大会议员亨利·格雷戈瓦（HenriGrégoire）主持了一项调查，发现在全国83个省里，法语仅为15个省的平民日常用语；只有18的公民能说法语，另外14勉强能够理解。格雷高利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公民……才能不受阻碍地互相交流思想”。他觉得在农村，地区语言延续着旧政权对农民的奴役。因为“对法语的无知会危害社会幸福，破坏平等”[2]，所以必须“消灭”方言。从未有人提到公民既能说法语也能说当地语言的情况——这非常奇怪，因为这在代表法国各个地区的国民大会议员中肯定司空见惯。

1794年7月20日，格雷戈瓦的调查结果发表大约6个星期后，为实现语言统一，新的法律规定和制裁措施出台了。从此以后，所有的官方文件——合同、记录、规章，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文书——都必须用法语书写。不服从命令的官员可能遭到解雇、入狱6个月。但这一即将逼近的“terreurlinguistique”（语言恐怖）未能成为现实，因为仅仅一个星期后，实施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就被推翻并被砍掉了脑袋。

从娃娃抓起。20世纪初，布列塔尼地区的小学生不允许说任何一个母语单词。要不然，就会把铅笔塞进他们的耳朵里。

在随后几年的混乱中，语言政策并不是施政者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法国把精力转移到欧洲各地的战争上，只要士兵们服从用法语发出的命令，民众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方言。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延续下来，它注定要传向远方，在19世纪征服欧洲，在20世纪征服世界。它几乎肯定属于你价值观的一部分（哪怕相比而言更为温和），尤其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

说法语，讲卫生

当然，从长远来看，标准的法语终将占据上风。1872年开始的征兵制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子们聚集在一起，这些原本除了家乡话什么都不会说的年轻人再也没法保持老样子了。1882年，法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其明确的目标之一，就是向每一个公民教授法语。大众传媒强化了在学校和军队里学到的东西。

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但法国仍是例外。和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当权者不同，法国官方强烈反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非法语出版物会被官方贴上“外语”标签，经常遭到禁止或查封。100多年来，阿尔及利亚都是法兰西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跟布列塔尼或科西嘉一样），可阿拉伯语仍然是“外语”，不受欢迎。学校不允许学生在课堂或操场上讲方言。在布列塔尼，课堂规定“禁止说布列塔尼语，不得随地吐痰”。在其他地方，有横幅告诫孩子们“说法语，讲卫生”（Parlezfrancais，soyezpropre）。

今天的法国人对自己语言的态度，大概已经失去了部分锐利的锋芒，但从一个并不说法语的人的视角来看，他们的态度仍然耐人寻味。以法语为母语的人普遍认为，自己的法语水平蹩脚极了。

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母语人士反倒觉得自己语言水平低劣）很容易解释。人们的日常用语不符合严格的传统语法规则，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要是实践和规定发生冲突，传统主义者会奋力捍卫规定，但新一代的人会漠不关心地径直往前走，让前者的战斗失去阵地。在21世纪的英语里，很少有人会为“Whohaveyoumet?”或是听到有人问“Willyou?”而回答以“Yes，Iwill”一类的做法大动干戈，虽说有人会写信给报纸编辑，坚持前一句用“Whom”后一句用“Shall”才是正宗用法。（毫无疑问，我自己最讨厌的用法，比如单数的“media”，也最终将遭遇这样的命运。）但法国的传统主义者们严厉得多。如果说，它的官方语法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有所改变，那么，我没能找到相关的证据。然而，语法恒定，并不能阻止日常语言的演变。故此，言说和写作就从那时开始有了实质上的分歧。

文明使命：将法语传遍殖民地。照片摄于阿尔及利亚，1860年。

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道深渊有多么深和宽。标准法语会区分大量关系代词：QUE、QUI、Où、DONT和四种形式的LEQUEL。法语口语通常使用前三个词，尤其喜欢用的是QUE。

标准法语通过倒装，将陈述句（Elleestte，“Sheishappy”，意思是“她很高兴”）变成疑问句，也即改变主语和谓语的顺序：Est-ellete?（“Isshehappy?”“她高兴吗？”）跟英语在某些情况下一样。但在非正式对话里，这已经过时。标准法语的捍卫者，如果宽宏大量的话，会勉强允许使用以est-ceque这一短语来作为问号：Est-cequ’elleestte（“Isshehappy?”“她高兴吗？”）这种用法在日常生活中的确常见，但更常见的说法是：“Elleestheureuse?”这里的疑问用升调来表达，如果把这个口语句子写出来，直接加上问号就行。但标准语法对此从不提及。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法语的否定句通常需要两个元素，一般否定的NE，以及更具体的否定，如PAS（not）、PERSONNE（nobody）或者（nowhere）。日常用语会省略掉不少NE，把否定任务完全交给另一个元素。然而，正式的法语语法拒绝接受这种省略，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局面：英语的双重否定被斥为“不合逻辑”，而法语的双重否定则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

上层的激进主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图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管是在私人之间还是媒体上，我们的口语和写作越来越不正式了。对地方口音的忌讳逐渐消失。少数族裔的语言出现显著的复兴，说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加泰罗尼亚语、低地德语或弗里斯兰语，不再是耻辱，而是自豪的来源和身份认同的象征。

法国社会也并未对此类变化免疫。人们已经见证了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加泰罗尼亚语、科西嘉语、阿尔萨斯语和奥克西坦语的复兴，在地方当局的允许下，甚至一些学校都可使用和教授它们。全国性电台和电视中都可听到地方口音，尤其是在体育新闻、天气预报和流行节目中。

尽管如此，法国仍然存在语言守护者，他们继续不懈地传道、纠查和建议。法语仍然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占据强有力的支配地位。法语的文化影响力也不仅限于法国本土，它扩展到周边的“半国”（比利时部分地区、瑞士部分地区、当时卢森堡的部分地区）和从前的殖民地——这多亏了相当于英联邦的“法语国家组织”（LaFranie）。

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荷兰语已经成为多中心语言（pluritriguages），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国家，它们接受略有不同的标准，但整个法语世界，在语言指导上，都唯法国马首是瞻；而整个法国，唯巴黎马首是瞻。说话有口音、不太符合标准的人，可以当上体育评论员或游戏节目主持人，但不能成为电台和电视的新闻播报员或记者。一位来自南法塔恩省的年轻人想要学习广播新闻学，招生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问他：“你真的相信自己能靠那样的口音在这个行业里功成名就吗？”魁北克记者萨布丽娜·迈耶（SabrinaMyre）在巴黎学习期间下了苦功夫掩饰自己的口音，获准在法国国家电台报道新闻，但仅限于播报来自加拿大的新闻。遗憾的是，她被派驻到了耶路撒冷，法国电台便拒绝了她——“原产地”不正确。

在某些方面，保守的中央集权体制最近几十年变得十分激进。首先，他们把对地方语言的传统排斥写进了法律。1992年的宪法第一次宣布法语是“共和国的语言”。第二条里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像是在陈述事实，但法官们却只从十分局限的角度去加以阐释。希拉克总统签署了《欧洲区域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之后，法国宪法法院禁止政府批准该宪章。法官们认为，承认并支持其他语言会削弱法语的地位。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大约3%的人口说一种既不是法语，也不是法语方言的（非移民）语言。

2008年修订宪法时，法国参议院接受地方语言是“法国遗产的一部分”，但拒绝将其纳入宪法第二条；第75条对它们来说就足够了。2015年，更偏向自由主义的新一届政府为了修正《宪章》而推动另一项修正案，参议院的右翼多数派投了反对票，并一直宣称他们“支持区域语言”。没人上当。

其次，法国语言文化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元素是对英语的厌恶，恨它夺走了法语在全球的卓然地位。法国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政府和学术院尽了最大努力清理法语中的英语词汇，以及公共空间张贴的英语告示牌。由于同样的英语恐惧症，自1994年以来，法律要求电台在40%的时间里播放法语歌曲。如果你曾在法国高速公路上开过几个小时的车，你大概已经注意到了——而且，你说不定并不怎么高兴。你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限额制度在听众（如今已经转向了流媒体）和电台里都不怎么受欢迎。但，嘿，他们无非是些普通人。他们无法决定法国的文化、语言，或者其他方面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几乎3个世纪之后的1932年，法兰西学术院才出版了一本语法书。它成了颗哑弹。评论家们放弃了对学术院的敬意，痛斥这本书是一场可悲的失败。学术院再也没敢尝试。——作者注

[2]　戴高乐总统似乎认为，一切多样性（不光是语言上的多样性）都是有效治理的障碍。“一个人怎么可能统治有着246种奶酪的国家呢？”1962年，他打趣说。——作者注〈AnnotationA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