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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名 马来语(第1页)

第九名马来语

BAHASA MELAYU

2。75亿使用者

至少有8000万人以马来语为母语,大约有2亿人以之为第二语言,几乎全部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泰国南端的泰南三府(也叫“马来区”,Malayrealm)。马来西亚人喜欢将所有形式的马来语视为同一种语言,而印尼人则大多强调其差异性。

9马来语

胜者为王

语言多样性很美好,除非你是国家的统治者。从执掌政权的角度看,你希望国家的公民互相能理解。就算他们彼此不能理解,那至少得能理解你的命令。然而,在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人们都说若干种不同的语言。回到“当老大”是收税同义词的年代,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收税员自有办法,文字不是关键。然而,在现代世界,相互理解事关重大。

更重要的是,共同的语言创造出忠诚感。社会凝聚力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得到加强:共同的敌人、普遍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全面征兵、国家宣传、民族神话、独特传统等。但就身份标志而言,很少有其他方法比共同的语言更有力量。实际上,标志身份恰恰是语言最擅长的东西:作为沟通手段,我们的口语和书面语偶尔会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我们都是识别口音、词汇和其他语言特征的专家,这些特征会把他人跟我们自己的群体区分开来。一种国家语言,甚至只是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国家的变体(如澳大利亚英语、奥地利德语等),就足以奇迹般地定义我们属于什么地方。

沟通和国家认同有可能让每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感到头痛,想象一下印度尼西亚所面临的问题吧。印尼有2。65亿人口,分布在近1000座岛屿上,讲着700多种不同的语言,是全世界除了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通行语言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叫人吃惊的地方在于:不管印尼独立之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类问题数量繁多,也非常严重),语言在其中都不曾扮演什么太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宣布马来语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语言,20世纪40年代独立之后,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马来语。自此以后的70年,该国绝大多数人都学会了马来语。[1]

并非所有国家都这么幸运,有着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例如,围绕语言分界线,斯里兰卡、比利时和巴基斯坦,就出现了持续的甚至是暴力的冲突。倒不是说语言是唯一或者根本的问题。紧张的政治局势无不牵扯到更多的利害关系,如经济、宗教和政治对抗。但语言能做的,是画出一条方便的界线,让不同的人顺着它挖战壕。在许多国家,语言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存在缺陷,就是十分糟糕,甚至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六种语言景观

让我们看看有着不同语言景观和政策的国家,在政治稳定方面的表现。我的焦点会放在那些至少说一种本书所涉及语言的国家。在根据语言群体分析国家人口时,我们可以将语言的分布情况分为6种,如下面的饼状图所示。

1和4:在第一种和最后一种类型里,语言冲突的风险很低。第一组包括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朝鲜、韩国和加勒比的大部分岛国,这些国家最大的语言由本国90%以上人口使用,少数族裔语言(除了新来的外来人口,除非这些外来者是征服者,或占据压倒性的多数,否则一般不会让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改用另一种官方语言)小到几近于无。

在有着第四种语言图景的国家,哪怕是最大的语言,也只有不到40%的本国人口使用。它们包括不少非洲国家,还有菲律宾、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任何一支少数派别都不太可能长期垄断权力,因为这会诱使其他族裔联合起来反抗。大多数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沟通的难题,是选择一种前殖民宗主国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来加以解决的(见本书“第12名斯瓦希里语”中的“重大语”)。坦桑尼亚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它只赋予了土生土长的斯瓦希里语这一地位。

不过,对中间的几种语言图景,事情就没这么清晰了。

2a:大语种一目了然,少数语种规模不小。在这里,紧张局势加剧和失控的风险往往很大。斯里兰卡就是一个例子,当地的泰米尔少数民族被人口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征服,导致了长达25年的内战。同样,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数十年来遭受了严重的文化压迫,并做出了暴力的回应。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统治时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遭受了类似甚至更为糟糕的命运,尽管现行宪法中,库尔德语是跟阿拉伯语并列的官方语言。塞浦路斯(从土耳其分离之前)境内讲土耳其语的人、北非马格里布诸国讲柏柏尔语的人,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境内讲俄语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也挑起了冲突。就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例子而言,在实行了70年强制性的俄罗斯化之后,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一些公民生来就使用父母教的语言,让他们为此受到折磨,真的有什么正义可言吗?

严格地说,印度不属于这一组,因为它的大语种印地语也只由全国少数人口使用,此外还有无数种更小的语言,应该属于3b组。但它34的人口说的是某一种印度-雅利安语言(它们大部分是近亲),还有15的人说达罗毗荼语的一种。这样一来,印度的局面可以说符合“大语种一目了然,少数语种规模不小”的总结。总的说来,印度政府根据少数民族的要求,维持了英语的官方地位,并根据不同的语言对各邦进行了重组,成功地拆除了乱局的导火索。

2b:大语种一目了然,并有若干小语种。这一类的国家在维持和平方面前景较好。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把持最高的统治地位,尽管原住民解放运动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等国家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官方承认(并在玻利维亚取得成功),但语言只是社会冲突中一个次要的断层线。在越南,说越南语的大多数人不曾向使用小语种的多个少数族裔做出任何让步,而且所有这些少数族裔的人口都相对较少,对当前局面只有着最低限度的不满。

在其他一些国家,若干而非全部的少数族裔的区域语言权得到了满足。在俄罗斯,各地区总共有35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两个民族,鞑靼人和车臣人,曾发生过严重冲突。在西班牙,经历了非民主政府的长期语言压迫,到20世纪70年代末,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和巴斯克语终于获得了广泛的区域权利。即便如此,该国还是出现了狂热的独立运动,巴斯克地区出现了数十年的流血事件,而目前,加泰罗尼亚地区也陷入政治瘫痪。

文化身份存在强烈反差的少数民族(如车臣人),以及拥有强大经济地位的少数民族(加泰罗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或是同时处在这两种状态下的少数民族(巴斯克人),似乎最可能发起反抗。规模也很重要:鞑靼语较之俄语,就像是汪洋大海里的一片小小漩涡,但就绝对使用人数而言,他们跟加泰罗尼亚人处在同一规模。

3a:两个大语种。国家人口由两个规模大致相同的群体构成,听上去似乎像是注定要发生大乱,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例如,阿富汗有两种官方语言,波斯语(达里语)和普什图语,但语言并不是该国冲突的断层线。巴拉圭以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作为官方语言,但不管人们的母语是哪一种,大多数人都能同时说,或者至少理解另一种语言。新加坡的情况更加复杂:汉语(普通话)和英语是新加坡人使用最多的两种语言,但还有更小的群体喜欢汉语的其余方言,或是马来语、泰米尔语。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有官方地位,英语是主要语言,马来语是民族(身份认同)语言。在这一类国家里,唯一因为语言陷入麻烦的国家似乎是比利时,但它不曾因此发生过流血事件。

3b:一个大语种,若干小语种。现在,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主要讲马来语的国家所属的类别了。在伊朗,以波斯语为母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一些少数民族说跟波斯语没有相关性的语言,所以学起来很难。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的小语种民族似乎接受了波斯语的主导地位。正如我们在“第15名波斯语”一章中所述,部分原因在于,波斯语有着悠久的通用语言历史,对学习者十分友好。此外,数百年来,国王、诗人和伊玛目(伊斯兰教长称号)都使用它,这为它带来了全国性的崇高地位。

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官方语言一直是乌尔都语(英语曾短暂地与它做伴)。和波斯语一样,乌尔都语也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声望(见“第4名印地-乌尔都语”章节)。然而,跟波斯语在伊朗的情况不同,在巴基斯坦,乌尔都语的使用者始终不算太多。直到1971年,在如今的孟加拉国,只有5%的人以乌尔都语为母语,而以孟加拉语为母语的则有50%。因为察觉到了政治、经济和语言上的不利地位,该地区在一场短暂却血腥的内战中四分五裂。在新成立的、国土面积较小的巴基斯坦,说乌尔都语的人占总人口的10%,新的大语种则成了旁遮普语,至少有45%的人以之为母语。然而,跟孟加拉人相比,旁遮普人在国家政治上有着更强烈的存在感,对母语的态度保持更超然的态度,以更宽容的心态接纳了乌尔都语的地位。

乍一看,马来西亚的情况似乎与伊朗相似:在该国,马来语叫作马来西亚语,有着唯一的官方地位,但仍然只是微弱多数人口的母语。同样,一些主要的少数民族语言跟它没有相关性。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尤其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规模的移民造就了令人不安的种族混合状态——既有本土的马来人,也有新来的华人和印度人。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治权力落入马来人手中,马来语自此成为官方语言。与此同时,该国的经济,大部分由华人掌控。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到1969年升级为骚乱,之后,马来人为自己和原住少数族裔创造了据说是暂时性的官方特权,叫作“BUMIPUTRA”(意思是“大地之子”,也译作“马来土著”)。华人和印度少数族裔,以马来语为第二语言,变得比占大多数的马来人更贫穷,因为政府越发肆无忌惮地采取种族主义立场,经常迎合极端立场的群体。不过,2018年5月一支多种族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数十年来的第一次政治变化),有望带来更为明智的政策制定者。

印尼语排在第一位,接着是英语,还有汉语、阿拉伯语和日语的身影。机场的标识牌上出现了本书14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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