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雀无声。她环视四周。
“你们就跟一群母鸡似的,叽叽咕咕乱叫,”她说,“你们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操心你们自己那身臭皮囊,而此时此刻,别人家的孩子正哭喊着要妈妈呢。人家当爹的,忍受着夫妻分离的苦,当妈的见不着孩子。在座的也有人在这蓄奴制度里娶妻生子。你们正赶上着大变革的节骨眼儿,却不敢走过这个坎儿?我应该给你们换换脑子。底下有没有男人?拿出点男子汉的气魄来!”
听她那么一说,我心口一热,因为我自己也巴不得赶紧当上男子汉呢,可说实话,我又害怕,因为我不想死,我不想挨饿。我喜欢别人照顾我。我喜欢给扬基佬儿和造反分子们宠着,每天除了往肚子里塞饼干啥也不干,我喜欢给老家伙领着到处跑,让他对我嘘寒问暖。之前照顾我的是甜心和阿碧小姐。塔布曼太太坚毅地站在那里说出那些话,让我回想起西博妮娅上绞刑架前,指着福格特法官的鼻子说的一番话:“我是女人,我不因此羞耻,也不因此惧怕,也不怯于承认。”为了自由,竟然上绞架!真是冒傻气!要是能鼓动别人,干吗搭上自家性命?眼前的一切都让我觉着害臊,比塔布曼太太拿鞭子抽我还厉害,可我还没醒过神儿,就听见屋子里一声凄厉的惨叫,那人肯定是给吓坏了,直着脖子喊出来的,“我要追随上尉到天涯海角!我要加入!”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粗野的叫喊声正是我自己发出来的,我差点儿惊得尿了裤子。
“赞美上帝!”塔布曼太太说,“领导众人向前的,却恰恰是个孩子!赞美耶稣!”
这句话让大家炸开了锅,一眨眼工夫,房间里的人全站了起来,你推我搡,拼命往前头挤——头上还戴着圆礼帽——抢着签字。牧师、医生、铁匠、理发师、教书匠。都是些从来没摸过枪没拿过剑的家伙。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往纸上一签,就大功告成了。
之后,房间一下子空了,等上尉回过神儿,发觉自己正跟塔布曼站在空****的房间里,我则忙着收拾残局,我得扫地,上尉以个人名义借到这间礼堂,所以必须原封不动地归还。他向她表示感谢,塔布曼站着没动,只是挥挥手。“我希望你真的已经想了个计划,如果你没想出来,咱们就白受罪了。”
“我正着手想呢,我有上帝的帮助。”老家伙说。
“那可不够。上帝给你的是种子。可浇水侍候这些事儿都得靠你自己。你就是那农夫,上尉。你自己知道。”
“当然知道。”老家伙咕哝了一句。
“可不许出岔子,”塔布曼太太说,“记住,你的黑兄弟们宁可当帮凶也不愿意跟蓄奴制作对。你得下死命令。简单明了,一听就懂。几点几分,不能含糊。要是事情有变,还得预备好后路。计划一旦定好,可容不得变来变去。你就得一条道跑到黑了。要是你变来变去,你的人就会失去信心,不跟你干了。你可得拿我的话当回事儿。”
“是,将军。”老家伙对任何人——别管白人黑人——服软,这可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何况他还称呼人家“将军”。
“还有我给你那张地图,标着从穿过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几条路线,你必须死死地记住,然后给它销毁。一定得这么做。”
“没问题,将军。”
“那好。愿上帝保佑你。一切妥当之后,给我报个信儿,我会尽可能给你派人过去。我自己也会去。”她交给老家伙自己在加拿大栖身的小客栈地址,准备动身离开。
“记住,你必须按部就班,一板一眼。上尉,不要纠结于私情。打仗会死人。上帝也不需要你的祈祷。他要的是行动。行动的时间得定得妥妥当当,一天都不能差。在哪儿动手,怎么动手,谁也用不着说,但是时间一定得准,因为大伙儿都是大老远赶来的。我的人也是大老远过来的。我自己也是大老远过来。”
“我会安排清楚的,将军。”他说,“我会把时间定得死死的。”
“很好。”她说,“愿上帝保佑你,为你所做和将做的事情守护你。”
她一甩披肩,准备动身离开。这时,她瞥见我正扫着地,往门口一点点挪过去,我躲在一把大扫帚后头,因为那妇人知道我是个什么货色。她对我示意,“过来,孩子,”她说。
“我正忙着呢,夫人。”我哑着嗓子说。
“过来。”
我朝她挪过去,假装还在扫地。
她盯着我穿着那件蠢头蠢脑的套裙扫地,看了好一会儿。我一个字儿也没说,闷着头不停地扫地。
最后她抬起一只纤细的脚踩住我的扫帚,我只好抬起头。那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那目光可不善哪,跟两只铁拳差不多,胀鼓鼓、紧绷绷,像个漩涡。那女人的脸上随时会刮起飓风。望着她,就好像望着一阵飓风。
“你能站出来说句话,是个好样的。”她说,“你能让有些人像个男子汉似的站出来。但是你心里也得实实在在受到触动才行。”她的声音温柔起来,“在这个世界上,你把自己的身体弄成什么样都行。这不关我事。蓄奴制已经让很多人变得莫名其妙了,把他们弄得奇形怪状。我见过可不止一次两次。太阳底下无新事,只要还有人做黑奴,他们就逃不了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命运。”
她转过头去,瞧这窗外。正在下雪。此时此刻的她看上去十分落寞。“我曾有过丈夫,”她说,“可他没胆子。他想要个老婆,不想要个战士。他自己变得跟女人差不多。他没胆子。受不了了。不敢跟个男人一样站出来。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带着他变成了自由人。”
“我听见了,夫人。”
“我们都终有一死。”她说,“可是,能带着本来面目死去总归更好些。无论你以什么面目去见上帝,他总会收留你。但是清清白白,总归更容易些。那样一来,你就永远是自由的。从头到脚,都是自由的。”
说完,她转身顺着房间另一边得朝门口走去,老家伙正在那儿忙着拾掇文件、地图,还有那把七连发步枪,他看出塔布曼要走了,于是丢下纸片,抢上前去为她开门。她在打开的门口站了一分钟,望着漫天的大雪,上下打量这空****、雪茫茫的道路。她仔细查看着那条大街,瞧了半晌,我寻思着,她也许是想看看有没有黑奴贩子吧。那女人总是保持着警惕。望着大街的时候,她开口对他说话。
“记住,上尉,不管你有什么计划,务必定死时间。别变来变去。时间一变,就得有人丧命。时间是唯一不能动摇的。”
“你说得对,将军。”
她匆匆告别,然后顺着大道离开,她脚踩长靴,肩上围着花斗篷,雪片纷纷扬扬,在她周围落下,我和老家伙注视着她的身影。
突然,她转过身,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似的,朝着我们所在的台阶走过来,把肩上那件破烂的花斗篷拿给我。“拿好了,”她说,“也许有用。”说完,她又转向老家伙,“记住,上尉。一定要守时。别改变时间。”
“你说得对,将军。”
然而他还是改变了行动时间,而且搞砸了。而且,就为了这个原因,这个他唯一的指靠,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奴隶解放者,这位可遇不可求的、最出色的战士,这位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逃脱白人魔爪的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眼前。老家伙最后一次见她,就是在加拿大查塔姆镇大街上,瞧的是她离去的后脑勺。而那时候,看见她终于离开,我并无多少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