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能怎么说啊?当时老家伙亢奋得快得精神病了。他几乎不吃饭、不睡觉,整天盯着地图和各种统计数据,在信纸上奋笔疾书,来信多得让人没法儿相信收信的是正常人。有些信里鼓鼓囊囊塞得都是钱,被老家伙交给姑娘们去买粮食和其他日常用品。有些来信力劝他离开弗吉尼亚。那一阵子我心乱如麻,不知自己何去何从。根本没时间细想。那座小房子就跟个火车站兼军营似的:准备枪支,清点弹药,统计兵力。他们到处都布置了人手,有的在家,有的在费里,有的在山谷各处,有的在附近。人们筹备辎重,清点人数,打探军火库的情报,报告费里的军火库有多少扇窗户,人们从杂货铺里带回报纸,从里面的信息计算人数等情况。老家伙和凯基开始半夜往返于费里和二十四公里之外的宾州钱伯斯堡,坐马车去接收其他武器,老家伙将它们发往钱伯斯堡的几个秘密地址。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安妮和玛莎专门负责做饭洗衣,负责给大家解闷儿,因为男人们整天都得躲在楼上下棋读书,因此,我们三个人跑上跑下准备吃食之外,两位姑娘还得让大伙儿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
大约六个礼拜就这么过去了。忙乱中,唯一的慰藉就是召唤黑蜂,这工作可以让我出个门,或者隔三岔五跟安妮晚上在门口坐坐。这也是安妮的工作,放哨,负责让这个家看上去普普通通,让一楼的模样看得过去,防止万一有人闲逛过来,发现箱子里堆着成百条步枪和长矛。有好多个夜晚,她要我陪她一起坐在门口,因为男人们不准露面,另外,安妮还觉得自己有责任给我讲解《圣经》,并教导我过上基督徒式的生活。暮色苍茫之中,我们花上几个小时一起读《圣经》,讨论其中的篇章。我开始喜欢这种谈话,虽然我已经过惯了整天撒谎的日子——我得装成女儿身——却渐渐领悟到了这个道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是黑人,你就得撒谎。没有人真正了解你。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你只能靠外表判断。黑白混血儿、有色人种、黑人,没什么区别。人家就把你看成是个黑鬼了。可是不知怎么的,坐在门口的长凳上陪安妮聊天,望着那夕阳渐渐沉入费里上空的群山之中,会让我忘记自己身上的假面,忘记老家伙正带着我们往搅碎机里头钻。我开始渐渐明白,也许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灵,而不是世人所以为的外表,无论黑白男女。
“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天傍晚安妮问我,我们正坐在门口看日落。
“什么意思?”
“等一切结束之后。”
“等什么结束之后?”
“打完仗之后。等黑人都自由了的时候。”
“这个嘛,我可能会当个……”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我根本没想过这件事还能成功。往北跑到自由州还容易些,可我当时并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坐在她身边的每一分钟都让我觉得无比愉悦,时间过得那么快,使我对未来的打算渐渐模糊了,变得无所谓了。于是我说:“我可能会买一把小提琴,下半辈子就唱歌。我喜欢音乐。”
“亨丽埃塔!”她俏皮地责备我,“你可从来没露过这一手。”
“怎么啦,你也没要求我呀。”
“那么,就给我唱个曲儿吧。”
我给她唱了《南方牛仔》和《雄赳赳气昂昂,黑人要回乡》。
我们坐在屋顶上垂下来的一条秋千上,那是老家伙装的,我坐在安妮身边,对她歌唱。她的脸越来越柔,整个身体软得像棉花糖似的坐在那秋千上听着。“你唱得真美。”她说,“可我不喜欢这种造反的曲儿。唱个宗教歌曲吧。献给上帝的那种。”
于是我唱了《珍惜他赐予的面包》和《靠近你,我的主》。
这下可投其所好了。这些曲儿简直把她高兴坏了。她坐在那儿前后摇晃着身体,一副轻松惬意的样子,身子软得像面团,目光里**漾着柔情蜜意。她朝我身边蹭了蹭。
“老天,真美。”她说,“哦,我多么热爱上帝呀。再唱一个。”
于是我唱了《爱是启明星》和《萨利的蛋糕毛烘烘》——这是堪萨斯老家的一首古老**词小调儿,可我把“蛋糕毛烘烘”改成了“玉米糕”,这首曲子就入了她的耳。她简直给迷晕了。她听得喜滋滋的,那双棕色的眼睛——上帝呀,那眼睛像星星一样漂亮,跟硬币差不多大——盯着我,用胳膊搂住我,那双大眼睛望着我,好像把我吞了似的。她说:“哎呀,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美的小曲儿了。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如果你是个男孩子该多好,亨丽埃塔。那样的话呀,我就嫁给你!”说着在我脸蛋儿上亲了一口。
这下我可毁了,她那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我痛下决心,绝不再靠近她一步,因为我已经成了不可救药的傻瓜,傻到了家,而且我很清楚,我对她的爱不会有好下场的。
老家伙把安妮布置在门口放哨是件好事,因为门口的大路走到底,就有一个招祸的母夜叉,要不是安妮,我们肯定立刻就被戳穿了。而实际上呢,这一起子事儿全搞砸了。没什么新鲜的,又是为了女人。
她叫赫夫马斯特太太,就是贝基嘴巴里的那位“有点儿烦”的女人。她是个白种女人,成天不声不响,到处打听,邋里邋遢,三个娃娃趾高气扬地跟在她身后,嘴里嚼着饼干,脑袋昂得像天鹅似的,她什么都要打听,单单不操心自家的事。这女人每天都在我们房前的马路上**来**去,没过多久便不请自来地闯到了大门口。
安妮通常会透过窗户看见她,然后一个箭步赶在赫夫马斯特太太走上门廊之前迎上去。安妮告诉哈弗玛斯特太太和邻居们说,她爹和库克在巷子另一头开矿,当初租下这座破旧农场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可这老货听了还不死心,她那股打听人家隐私的劲头儿简直是贪得无厌。一天早晨,赫夫马斯特太太趁安妮不注意溜到大门口。安妮眼睁睁地看见她敲敲门,正要破门而入。安妮赶在最后一秒钟从窗口瞄见赫夫马斯特太太的脚正踏上大门口的台阶,便用身体一靠,碰上了大门。真及时,蒂徳和凯基当时正为整整一箱夏普斯步枪和引信卸货呢,要是赫夫马斯特太太闯进来,一定会一跤跌在门口地板上的步枪和子弹上,那一大堆武器足够装备一整支美国骑兵了。安妮一直顶着门,而赫夫马斯特太太使劲往里推,而我、凯基和蒂徳慌慌张张地把步枪又堆回箱子里。
“是你吗,安妮?”那老货问道。
“我还没穿好衣服呢,赫夫马斯特太太,”安妮白着一张脸说。
“这门出什么毛病了?”
“我马上就来。”安妮大声说。
令人抓狂的几分钟过去之后,我们把东西都摆好了,安妮拉开门,还拉着我一道把那女人拦在门口。
“赫夫马斯特太太,我们还没准备好迎接客人呢,”安妮一边拍打着身上的衣服,一边拉着我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您想先来点柠檬水吗?我很愿意给您拿来。”
“我不渴。”赫夫马斯特太太说,那张脸上的表情跟马儿吃饱了草料一模一样。她四下里打量着,想从窗户往里看,她觉出苗头不对。
楼上挤着十五个男人,大气儿也不敢出。他们白天不敢出门,只敢半夜活动,安妮跟那老货东拉西扯的时候,他们都屏住呼吸傻坐着。可那女人还是觉出情况不对,打那天起,她就成天找机会在门口转悠。她就住在马路尽头,而且到处放风,说库克已经跟邻居家的姑娘们打情骂俏,而那些姑娘都是他弟弟的意中人。她把这类消息当作丑事到处宣扬,每天三番五次过来转悠,带着那几个破衣烂衫、脏兮兮的赤脚娃娃们,活像老母鸡带着小鸡崽似的,东闻闻西嗅嗅,净挑安妮的不是。这女人粗俗无礼,不像东部人,倒像是我们堪萨斯地界儿来的。她老找安妮的碴儿,而安妮像一只剥了皮的洋葱似的,又得体,又文雅,又贴心。安妮知道自己绝不能触怒了那老太婆,就不温不火地打起了持久战。
每天下午都是如此,有时候赫夫马斯特太太跺着脚走上我和安妮坐着的门厅,像狗似的吼道:“你们今天干啥呢?”或者:“我的派怎么还不拿来?”简直欺负到头上来了。一天早晨她跺着脚又来了:“你们在屋子后头怎么晾了那么多衬衫!”
“没错,夫人,”安妮说,“我爹和我兄弟有好多衬衫呢。他们每个礼拜要换两次,有时候还不止。我每天都忙着给他们洗。你说可怕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