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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希腊化时期的历史（第1页）

第十三章希腊化时期的历史

西蒙·普利斯（SimonPrice）

希腊化时期是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和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统治（公元前31年—公元14年）之间的300年，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历史上乏味且混乱的一个时期。身处两个“中心”阶段——雅典的古典时期和罗马的西塞罗或奥古斯都时期——之间，这一时期似乎只能是希腊城邦衰落之后一个颇为悲哀的阶段。其间，希腊诸城邦先是被迫臣服于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继而又成为罗马人的附庸。

事实上，希腊化时期的一切都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同时也非常值得探讨。该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由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建立的希腊君主国，控制了从希腊到阿富汗的广大区域。这些君主国对希腊世界的影响便是本章的主题。我首先简要概述亚历山大的统治和四个主要希腊化君主国的历史。随着亚历山大征服的推进，新的王国巩固了希腊世界的扩张性：国王们建立了新的城市，确保了希腊文化对当地文化的优势地位。政治权力和文化优势之间的显著联系，与欧洲文化向殖民地的推广，有着极为有趣的相似之处。君主国之间的竞争，刺激了管理和军事上的重要发展，进而巩固了王权。国王们统治着众多希腊城市，但他们对这些城市产生了何种影响？附属于强权之下又意味着什么？归根结底，在这些城市内部，人们的生活因君主制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希腊化王国

亚历山大大帝是浪漫主义的原型之一，从古代到玛丽·瑞瑙特（MaryRenault）[1]，亚历山大传说的强劲生命力证明了这一点。亚历山大效仿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以其军事天才和骁勇无畏赢得了巨大声誉。他身上被赋予了诸多离奇的故事。例如，他的御用历史学家卡里西尼斯（es）曾讲述了大海是如何从亚历山大的道路上后退的，又是如何在他面前臣服的。尽管很多类似的故事让人将信将疑，但早在亚历山大活着的时候，这些故事就开始流传了。这也反映出，他取得的成就之巨大，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他的父亲腓力（Philip）遇刺后，亚历山大继承了马其顿的王位，也继承了刚刚控制住希腊大陆事务的整个王国。他精力充沛地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以报复约150年前薛西斯对希腊的侵略。这是希腊的鼓吹者一直以来呼吁的事情，实际上早在腓力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不到一年，亚历山大就控制了土耳其西部的希腊各城邦，兵锋直逼格尔迪乌姆（Gordium）。格尔迪乌姆当地有故事提到过一个神谕：谁能打开把轭架绑在格尔迪乌姆古代国王战车上的绳结，谁就是亚洲的主人。亚历山大砍断了这个绳结。这个浪漫的故事有可能是真实的。仅仅一两个月后，亚历山大在伊苏斯（Issus，公元前333年）击败了波斯国王大流士。大流士逃走了；亚历山大却得以转向南方，控制了腓尼基和埃及。他从那里开始长途跋涉，向西穿过沙漠来到了宙斯·阿蒙（ZeusAmmon）的圣所。这次远征没有任何战略目的，不过亚历山大向神灵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既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内容也不知道它的答案。他在圣所被称呼为“阿蒙神之子”，这是对他神圣身份诸多暗示中的一次。在如此鼓励之下，他继续向北和向东进军，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公元前331年），他再次击败了大流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曾经威胁希腊人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已然成为亚历山大的囊中之物。

亚历山大不只征服了波斯帝国，他继续把战争推进到波斯东部地区，在那里镇压起义，建立新城。在遥远的东北部，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抵抗异常猛烈，但亚历山大仍然攻下了最后一个要塞，俘获了美丽非凡的女人罗克珊娜（Roxane）。他爱上了她并娶她为妻。当然，他还着手做了其他事情。他穿越了阿富汗，进入旁遮普，并在那里击败了印度国王。唯有一次军中骚乱才阻挡了他继续东进的脚步，于是，他取道巴鲁齐斯坦（Balu），率兵返回西方。这是一次灾难性的行军，让人想起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两年之后，即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去世，年仅32岁。

亚历山大留下的不仅有征服的土地，还有君主制。君主制是马其顿的国家传统，直到腓力统治之前，马其顿始终处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地位；而亚历山大成功地将其变成了中心，成为后来一系列希腊化国王的典范。王冠，即亚历山大佩戴的朴素的束发带，则成了君主制的标准象征。“国王”的称号，可能是亚历山大对希腊人演讲时开始使用的，被所有希腊化统治者所使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此时，接受这一头衔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亚历山大的故事显然让人们对后来的国王怀有某种期待——即国王在接待来客时，应有令人瞩目的相貌、尊贵的举止——或者不好听地说，要有傲慢的装腔作势和无礼的盛气凌人。无论你喜欢与否，王权模式终得确立。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渴求的，不仅是他的理想还有他的土地。在他死后的20年里，他的亲属和部将为了成为仅有的继承人，彼此间进行了残酷的战争，但这些企图最终都失败了。到了大约公元前275年，地中海东部地区出现了三个王国，他们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罗马人的到来。首先，是埃及。亚历山大临死前将埃及托付给托勒密（Ptolemy），后来托勒密成功建立了王朝、对埃及进行统治，直到其最著名的后代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被奥古斯都击败（公元前31年）。托勒密王朝在相当多的时候，还控制着埃及以外的土地：利比亚、叙利亚南部、塞浦路斯、土耳其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

其次，是亚历山大征服的东方地区。公元前312年，塞琉古（Seleucus）占领巴比伦，标志着塞琉古王朝的建立。塞琉古王国在全盛时期的疆域，远大于任何一个希腊化王国；它以叙利亚为中心，从土耳其西部延伸至阿富汗。然而它在东方和西方的领地不断丧失。在东方，有两个问题。多山的巴克特利亚省（Bactria，阿富汗）变成了独立的希腊王国（公元前256年），新出现的非希腊人的王国帕提亚（Parthia，大约公元前238年）有效地阻断了塞琉古与东方的交通。

在西方，塞琉古王朝也丧失了领地。一个新的希腊王国阿塔利德（Attalids）建都帕加马，从塞琉古的领地中割走了土耳其西部。最早的两个阿塔利德国王（公元前283—前241年）还只是部分独立于塞琉古王国，但是到了阿塔鲁斯一世（AttalusI）打败加拉太人（Galatians，约公元前238年）之后，就已经具备了夺取国王名号的能力。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的帮助下，阿塔利德王国的势力又有所增强。最终，在其末代国王在位时，将国家馈赠给了罗马（公元前133年）。到了公元前1世纪，塞琉古王国的领土仅剩叙利亚北部地区（主要是内部纷争的结果），最后也落到了罗马手中（公元前64年）。

再次，是马其顿。亚历山大本人出生于此的古老王朝灭亡了，对其土地的争夺战尤为激烈——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的国家。但直到公元前276年，安提柯二世（AntigonusGonatas）才得以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权力。他的后代，安提柯王朝（Antigoniddynasty）的国王们延续了他的统治，直到公元前168年被罗马征服。

希腊化的范围

随着希腊文化传播到数千里之外，直至覆盖了整个中东地区，在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里，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革。

过去，人们美化这个过程，将其看作是文明送给蒙昧的野蛮人的礼物——毕竟，不列颠人也曾在他们的帝国内做着同样的事情。毫无疑问，希腊人自己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件事的。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后殖民时代，却进一步地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紧密相连：我们能看到希腊文化影响了其他古代文化；但同时，希腊化这一过程也是王权的部分产物。

在希腊化进程中，新希腊城市的建立至关重要。据说，亚历山大自己建立了70多座城市（实际的数量应在一半左右）；塞琉古王朝在从土耳其西部到伊朗的区域内，建立了60个新的居住地。有些“新”城实际上只是老的居民点加上了一个新的朝代的名字和一个希腊政体，另外一些新城建在了从前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地区。例如，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个国王就在波斯湾旁建立了一座新城，以自己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安条克（Antioch），之后又采取措施增加其人口，“邀请”土耳其西部的老城：曼伊安德河（Maeander）附近的马格奈西亚（Magnesia）向外派出殖民者。甚至在已经存在非常合适的居民点的地方，也建立起了新城。在埃及，建立了两个希腊城市，其中一个是亚历山大里亚，代替了古老的法老城市孟斐斯（Memphis），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巴比伦古城也被塞琉古王朝的新首都所取代；新都城是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距离巴比伦约50公里。这两个城市为希腊人相对于非希腊人的优势地位提供了最为清晰的说明。

各个新建立的居民点，在规模和地位上相去甚远。首先，塞琉古王朝在王国的不同地区——（似乎）从土耳其西部到库尔德斯坦（Kurdestan）——建立了军事殖民地。这些定居地可能规模较小，只有数百人，也很少有自治机构，几乎完全依赖于国王。它们的存在是作为一种应对政治上不满的防卫措施，因此居民有义务在国王的军队里服役。其次，还有一些独立的新城，人口约数千人，最大的可以达到亚历山大里亚的规模。这座城市是伟大的文化中心，在公元前1世纪时，被认为是（地中海）世界的最大城市。

这些城市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希腊色彩。最明显的标志是，一种新的希腊语——白话或共通语（koinē）得到了发展；这种语言超越了古希腊的各种方言（多利亚语、爱奥尼语等）之间的差异。总体来说，在语言和文字资料中，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语言来自希腊世界里的哪个地区。此外，城市的政治机构严格效仿了传统的希腊实践。例如，波斯王国的四大中心之一苏撒，在公元前4世纪末，被重建为乌拉欧斯（Eulaeus）河畔的塞琉西亚城。300多年之后，这个已经属于帕提亚帝国的城市，仍然保留着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市相似的政体。议事会提议和审查公共职位的候选人，然后由全体公民进行选举。城市里也有财务官和执政官团体，其中两名执政官的名字用来纪年。塞琉西亚证明了希腊体制的“输出”以及希腊体制能在异国他乡保持下来的韧性。

支撑城市希腊文化的一个关键机构是体育馆（gymnasion）。体育馆不仅仅是休闲的场地，还是锻炼身体和提高精神文化的教育机构。体育馆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建筑物；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体育馆被认为是全城最美的建筑。更为重要的是，城内所有的正式成员都有权利进入体育馆。不过，入场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希腊大陆，我们听说体育馆排斥奴隶、被释奴以及他们的儿子，还有那些从事粗俗买卖的人。很可能，在新城里，这样的规定有效地排斥了那些被认为不是希腊人的人。但是，那些成功证明自己具备入场资格的当地人，不得不在体育馆**训练——而这一习惯又是令非希腊人深恶痛绝的。一丝不挂标志着他们与自己土著背景的疏离，同时也标志着与希腊世界的融合。

希腊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不应该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他们对土著文化的排斥。例如，乌拉欧斯河畔塞琉西亚城内的居民清一色都是希腊人。甚至建城300年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例子：一个有希腊名字的人，父亲却没有希腊名字。也就是说，土著人口并没有被希腊化，依然被城市的机构排斥在外。与此相似，在埃及，也存在希腊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明确分野。埃及人继续按照传统的模式建造神庙，创造了他们自己生动而多样的文学（希腊化时代，用通俗埃及语书写的纸草与用希腊语书写的一样多）。希腊人制作的雕刻也没有表现出与埃及的艺术有联系；而且，他们坚决阅读古典时期的文学。在法律领域也是如此，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法院是分开的，实施不同的法典；而亚历山大里亚部分地效仿了雅典的法律。

文化的持续共存，并不是自由多元文化的标志。即使国王有时候也会对土著文化表示尊敬，对自己的统治能在土著背景下得到尊崇而开心（例如，托勒密在埃及的神庙里被描绘成法老的形象），希腊文化仍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土著文化）进入权力新体系的唯一途径是接受希腊文化，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的祖先与希腊有联系。因此，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一个来自西顿（Sidon）——腓尼基的一座古城——的重要人物，参加并赢得了一场“泛希腊”的比赛，而这种在希腊大陆的比赛仅对希腊人开放。他的参赛资格就是由这样一个“事实”证明的，即：波奥提亚的忒拜城是由西顿第一任统治者的儿子建立的。在合适的时候，希腊人自己也会利用这种策略，把外人融合进希腊世界。土耳其西北部的兰普撒库斯城（Lampsacus）请求罗马人帮助他们抗击塞琉古国王安提柯三世（AntiochusⅢ），理由便是他们是亲戚。兰普撒库斯位于特洛伊附近，而特洛伊是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Aeneas）的故乡。兰普撒库斯还无法预见到，罗马人的卷入，会对希腊世界的历史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非希腊人的社团对外来方式的接受，有时也会引发冲突；犹太教和希腊文化在公元前2世纪的相互影响，就是有文献记载的例子。犹太教一个分支的领袖在塞琉古国王安提柯四世的支持下，成功当选为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并很快建立了体育馆（公元前174—前171年）。令其他犹太人感到憎恨的是，祭司们对神圣的义务不再有兴趣，而是抓住最早的机会，匆匆赶去参加运动场上的非法训练。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割礼。尽管接下来的事情比较模糊[因为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犹太教的“正统”资料，特别是《马加比》的前两卷]，但对被希腊化的派别及其幕后支持者的敌意增强了。当安提柯掠夺了圣殿的宝藏，命令犹太人放弃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改信异教时，这种敌意到达了顶峰，危机一触即发。随后爆发的公开起义，重新恢复了对犹太古圣殿的崇拜；但犹太人和塞琉古王朝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41年，最后以犹太人赢得独立而告终。

这一事件说明了希腊文化与国王权力之间的关系。希腊人相信他们的文化优于“蛮族”——对他们来说，这种观念证明了他们的政治统治是合理的。然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审视希腊文化的政治作用。至少最初，新城的人口大部分是从旧的希腊世界里召集来的，所以这些城市的文化必然是希腊的。波斯湾海边一个新城里的希腊居民，通过文化和私利，与他们的国王凝成一体；在异乡，他们需要来自国王的支持。而依靠这些城市，国王们无需庞大的官僚机构就能控制他们的领地。安提柯四世会很自然地帮助耶路撒冷被希腊化的派别——特别是当这个派别企图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希腊城市、并以国王的名字为之命名的时候。对希腊文化的积极抵制只在三个地区比较激烈：埃及、波斯和犹地亚（Judaea）。这三个地区当地的君主制传统都很牢固，他们的反抗也都是以宗教形式来表达的。在安提柯四世统治时期编纂的《但以理书》，预见了其统治的前景：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大君米迦勒（Michael），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众，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12。1）

朝臣和士兵

国王是帝国管理的核心人物。个人和群体向他提出诉求，一切主要决定都源自国王本人。但是国王并非孤家寡人。塞琉古国王有专门管理王室财政的官员，还有一个总助理“管理各种事务”。在《马加比》第二卷里，安提柯四世的继承人决定取消其父迫使犹太人希腊化的强硬政策，并在给“他的兄弟吕西阿斯（Lysias）”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吕西阿斯实际上并不是国王的兄弟，而是他的助理，享有各种称号：“兄弟”“表兄弟”“管理各种事务”。

在朝廷之外，国王通过官僚体系来进行管理。塞琉古王国划分成很多行省（在塞琉古一世时有72个），每个行省设立一名总督。例如，安提柯四世去世时，吕西阿斯是叙利亚南部和腓尼基的总督。通过总督，国王能够实施全面的和具体的计划。安提柯三世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对自己及其祖先的崇拜；之后，他还写信给每个行省的总督，通知他们在每个行省任命王后的高级女祭司，并指导他们进行必要的安排。（在土耳其西部和伊朗，恰好有三份安提柯的信件副本保留下来。）总督于是给他们的助手发出指示，令他们完成王室的规定。

在埃及，帝国管理体系更加庞大和复杂。与塞琉古王朝相比，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只有三个城市能提供基本的管理框架。因此他们也采用了法老时代的国家机构：埃及被划分成大约40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又被分为“区”和“村”；每个等级的每个单位都有一名具体官员负责。托勒密王朝在这个法老体系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新军事机构——使埃及各地到处是士兵——和一个更加复杂的税收体系。

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的管理机构，多数雇用希腊人而非当地人。塞琉古的统治阶层完全排斥臣服者达两代人之久，甚至此后被纳入的非希腊人的比例也从未超过2。5%。有一个特例显示出非希腊人怎样才能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获得认可。《马加比》第一卷里讲述了塞琉古王位的两个竞争对手[德米特里乌斯一世（DemetriusI）和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Balas）]为如何赢得犹太人领袖约拿但（Jonathan）的支持而竞争的事。亚历山大送给约拿但一整套一般只赠予希腊人的头衔——“国王的朋友”“兄弟”“最重要的朋友”，最后还有一枚金质胸针——这是“按照习俗应该送给国王表兄弟的礼物”。约拿但于是成为最高级别的朝廷显贵，也因此一度支持了亚历山大·巴拉斯。埃及的情况与此相类似，管理的形式和语言都是希腊的，埃及人只有学会了希腊语后才能被雇用。所以，王室管理的体系增强了希腊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国王的权力，但朝臣和管理者需要士兵的支持。

从两个方面来看，希腊化世界的基础是战争。首先，希腊化国王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他的军事声誉（与之相对的是，城邦的权威以传统为基础）。人们期待着国王像亚历山大和荷马的英雄们那样经历战争的洗礼，甚至参加危险的格斗。有时，国王出现在战场上，能够激发其军队的斗志，令敌人胆战心惊。胜利能为国王称号的获取给出最正当的理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次成功的对东方的军事远征，甚至使塞琉古·安提柯三世也被称为“伟大的国王”。

其次，战争的范围扩大了。当冲突仅仅是两个邻近城市之间关于领地的纷争时，战争的含义是有限的；但在希腊化世界里，人们要一为切而去争斗。尽管大面积的土地上时有争端发生，但在整个希腊化时期，各王国的中心地区仍很安全。希腊大陆、爱琴海诸岛、土耳其西部和叙利亚南部地区，是各个国王你争我夺的目标。与古典时期相比，战利品的数量越来越多，战争的残酷性也不断升级。毁灭全城或者把全体居民卖作奴隶，成为国王们更加常用的手段。罗马人对待希腊则更加残酷。实际上，战争的规模也扩大了。在卡罗尼亚（ea），马其顿的腓力与希腊的决定性战役中，各方的军队人数在30，000人；而希腊化国王们能组织60，000至80，000人的军队彼此对抗。这可能是截至18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规模。

战争的重要性促使国王们在军队组织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回溯到公元前4世纪，战争的那些特征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重装步兵长久以来一直是希腊的基本作战力量，腓力对马其顿军队的重组，创造了改进的重装步兵方阵。这种方阵不同于以往的方阵，它以长矛（在亚历山大时期长约5。5米，一个世纪之后长约6。5米）代替了短的刺杀矛。这种类型的军队与重要的骑兵武装一起构成了希腊化军队的核心力量。

为确保军队能够获得适当的兵力，国王也做了新的部署。普通的城市似乎为帝国军队提供的兵力很少，因此需要特殊的部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塞琉古王朝建立了众多的军事殖民地。在那里，土地所有者有义务在军中服役，他们的儿子也可选择组成警卫队——这是正规军的另一部分。托勒密王朝的政策稍有不同，他们所赠予的分散的土地，在原则上是可以收回的。与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雅典的情况相反（在雅典，孤儿们的成长可以得到国家财政上的支持，直到他们成年），但是在埃及，一个官员可能会这样写信给另一个官员：“下面列出的骑兵已经战死。所以，为了国王，把他们的土地收回来。”这是雇佣兵的世界，而不是公民兵的世界。

国王还征用雇佣兵来补充基本作战力量。雇佣兵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新生事物，但是他们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亚历山大仅有10，000雇佣兵；但在希腊化的军队里，他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被组织在方阵里，更多的时候被用作轻装部队。一般来说，雇佣兵的名声不好（下至莎士比亚笔下那些浮夸的士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正的。作为职业士兵，他们关注薪水，有时他们会离开战败的国王，投奔到另一个国王旗下。但雇佣兵不会为了金钱背叛他们的国王。阿塔利德国王的雇佣兵在与其共同历经磨难之后，甚至起誓效忠于他及其后代。古典时期的将军所拥有的那种来自于公民的绝对忠诚，国王们已不再拥有；不过，对国王的不忠诚也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