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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1页）

第一章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

乔治·福瑞斯特（GeeForrest）

城邦的出现

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希腊政治生活中最为典型、最独特的成分就是城邦（polis，thecity-state）。很难用一个精确的定义表述城邦这种体制在规模、形态或社会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多样性。粗略地说，城邦是一种由公民（成年男性）、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妇女和儿童）以及非公民（客籍外邦人和奴隶）组成的共同体。这是一种确定的团体，占据着特定的区域，人们在特定或确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不受外部威权的摆布，足以使其成员感到他们是独立自主的。城邦的大部分土地有可能无人居住，间或有农舍、村庄甚至小镇。但它必须有一个中心地点——宗教、政治、行政管理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点逐渐发展成一座城市（斯巴达是个显著例外）。一般城邦通常筑有防御工事，总有一个市场（agora），一处召开公民大会的场所（通常就是市场本身），一处司法与政府机关、行政和协商之地；早期政府的类型是君主制或贵族制，后期通常是寡头制或民主制。

自然条件几乎是城邦的根本基础。但还有更为重要的基础，这就是共同体的意识。“只要舰队还在，我们雅典人就拥有自己的城市。”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萨拉米斯如是说。独立观念也是重要的基础。有些城邦可能非自愿地同意向更强大的势力缴纳贡金，或自愿加入某个联盟甚至联邦，如特萨利联盟（Thessaliaion）和波奥提亚联盟（Boeotiaion），但在联盟之中仍存在着“自治”。古代理论家认为，这种制度的最佳状态是既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既不要太自给自足，也不要过于依赖外部；既不要太过寡头，也不要太过民主。毫无疑问，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能正确地将城邦看作是政治组织的特定形式。也毋庸置疑，不少城邦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理想状态。但最近的研究注意到另外两种因素，它们在较早时期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城邦的起源，在有些时候还对城邦的发展持续产生了影响。

第一种因素是迈锡尼社会（Mysocieties）倾覆以后，在广阔的希腊乡间人口重新增长。其直接后果是长时间的无序状态，部落纷起。约公元前1000年，希腊城邦已经形成了后来的分布模式：从北方新来的多利安人（Dorians）居住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大部、克里特（Crete）、小亚细亚西南部及其沿岸岛屿；爱奥尼人（Ionians）居住在阿提卡（Attica）、优卑亚（Euboea）、爱琴海（Aegean）的大部分岛屿和小亚细亚中部沿岸地区；居住在北方、莱斯博斯（Lesbos）和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混合居民，我们可以大致称其为爱奥利人（Aeolian）。但是最开始的居民区只有极小的规模，其周边有大量土地可以去占领。

第二个因素是各共同体之间的联合开始出现，这种联合与人口的重新增长有着明显关联，但是并不是所有方面的联系都必然与之相关。希腊传统给这种联系提供了诸多实例，有些仅仅是模糊的记忆，有些只是或多或少地以宗教组织的象征性形式存在，浮现于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六个多利安人城市，北部十二个爱奥尼人的国家，可能曾经在米卡列战争（‘Meliac’war）中有过联合行动，但是其时间太过遥远，很难有确切的记忆。温泉关（Thermopylae）的安铁拉（Anthela）近邻同盟（一种邻邦间的同盟）得以存续下来，并且因其与德尔斐的阿波罗圣所的联系而繁荣起来。然而，除了最后一个例子，这些模糊的信息使得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实在的事物上，转移到了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真正的城邦。

但是上个十年的考古发掘或许会唤起和推动一种新的理解。在中部希腊存在着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区域，包括特萨利南部、波奥提亚、优卑亚及其东部沿海岛屿。在优卑亚西部沿岸地区勒夫坎狄（Lefkandi）发现了一个重要定居点，使得这一区域成为新的关注焦点。直到今天，我们还认为勒夫坎狄位于这个岛屿的两个主要城市卡尔西斯（Chalcis）和埃列特里亚（Eretria）之间。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勒夫坎狄在黑暗时代（即公元前1100—前750年）显现出惊人的繁荣，其财富积累似乎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达到了顶峰。不过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座英雄的墓冢，陪葬的是墓主的配偶和战马，显示其地位和财富达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从可资利用的考古证据来看，勒夫坎狄是这片比较广大的社区的中心。它是否也是宗教中心呢？我们倾向于否定之说，而认为此地的宗教中心多半是温泉关，该地距北部近邻同盟盟址所在地约60英里（穿过狭窄的水域）。据说这个近邻同盟最初仅包括同族人，即特萨利人、波奥提亚人以及他们与爱奥尼人之间的较小部落，无疑还有优卑亚岛上的爱奥尼人。到底是近邻同盟还是温泉关起到了某种政治核心的作用？谁知道呢。但是关于这一地区各部分之间存在早期商业和军事合作的传说或线索，与严格的考古背景并不吻合，可能暗含着某些宗教联系，说明存在着某种更为强劲的内聚力，是超出我们先前的认知的。

这种更为强劲的内聚力使我们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内聚力，并引出我们的疑问，如雅典领导下的阿提卡政治统一问题，斯巴达和拉科尼亚（Laia）其他共同体在头两个世纪或者说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多利安人奠定基业之后的关系问题，公元前6世纪忒拜在波奥提亚的扩张问题，等等。虽然答案不一定成熟，但这些问题已被提了出来。

更直接的关联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优卑亚人“组织”的解体。我们推测，大概公元前800年，一些希腊人开始外出去寻找金属。一些人甚至移民到他们发现金属矿藏的地方，公元前800年之前就到了北叙利亚海岸，稍后到了意大利，可能还到了黑海南岸。殖民的主要参与者是优卑亚人，他们仍然保持一致行动。殖民的主要获益者之一是勒夫坎狄。但是公元前730年卡尔西斯和埃列特里亚反目并发动了所谓的勒兰丁战争（LelantineWar），修昔底德说，“所有其他希腊世界都与战争的某一方结盟了”。历史学家也疑惑不解，老盟友因何而反目？为什么“其他城邦”也加入纷争？如此早的“联盟”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疑惑至今犹存。但是相对广泛的联合使得交往更为容易，盟友或敌对的关系超出了诸如城市这样的小单位的范围，邦际间的利益会更容易巩固或打破这种盟友或敌对关系。在上面所勾勒的范围内，有一种假说认为，一些较远距离的争端，如约公元前720—前71ia）与亚述（Assyria）之间的战争，会引起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希腊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希腊人主要是优卑亚人。一个城市打破了现存的盟友关系，但还会和其他城市保持或发展盟友关系，因此“所有其他希腊世界都卷入了纷争”——这样一来，这种假说就有可能成立。战争可能以埃列特里亚的失败而告终，勒夫坎狄（早先可能就是埃列特里亚城的旧址）先被放弃，该共同体已经崩溃。战争的张力引起其他方面的调整，开始出现类似于后来的城邦结构。

用这种张力来解释公元前8世纪后期另一现象并不算荒谬，这就是：从希腊大陆和爱奥尼及其岛屿掀起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波移民浪潮。早期冒险家从海外带回了关于各种机会的消息，这些消息或许会鼓励那些更大胆或更绝望的人从事贸易，为外国势力提供军事服务，特别是经营农业。如果说战争不能消除胆怯，那么至少已经加深了那些战败和分裂的共同体的绝望情绪。

战争开始之际，科林斯（th）就已在位于西部富裕之地航路上的科西拉（Corcyra）建立了殖民地，并于公元前733年在那些富饶的土地上建立了西西里的叙拉古（SiSyracuse）。而此前，优卑亚人在爱琴海西北岸建立了据点。因此，在整个战争中以及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中，我们所误称的殖民运动扩展到了最东边。之所以说“殖民”系误称，是因为一个“殖民地”的建立尽管是一项国家组织的事业，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扩大城邦的利益，但它却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与母邦的联系通常仅限于情感和宗教方面。殖民地居民所津津乐道和感怀铭记的，更多是其建立者，是带领他们出来闯**的那个人，而非他们的母邦。人口过剩，偶然的饥荒，政治上的麻烦——任何一种原因都可能导致政府想要推卸他们所不愿意承担的责任，将一些人遣去已知或未知的海外——当然，同时会送上宗教上的祝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往往是混合的：冲动、绝望、野心，去垦荒、去贸易、去改变。

将这些因素看得太过泾渭分明是不合适的，比如贸易和农业。贸易一般在希腊政治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除了某些极少数的例外，希腊商人并非显贵。有名望的希腊人种植作物却不销售它们。组成政府的希腊人来自土地而非市场。但是经营种植的普通希腊人却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农产品，或者说服商人们帮他们卖掉自己的产品。这一因素确实不可忽视，但是我们无须开展关于“一个强有力的商人阶层”的讨论。例如，叙拉古的创立者就是来自科林斯附近一个内陆山村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创业之物。但他们的领导人却是一个科林斯统治家族的成员——他是被派出去完成一项官方授意的任务呢？还是他仅仅是一个不受同族人欢迎的人呢？他们定居在土地丰饶的叙拉古，而且拥有西西里东部最好的海港。他们居住在这里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做生意？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和故乡的亲属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与同一时期的科西拉完全不同。科西拉的建立有着确定无疑的战略意图，当人们发现科西拉连接着亚得里亚海的银矿和西部的谷物商路之时，建立殖民地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那里，故事成了科林斯的“母”邦利益与已经意识到自己“成年”的科西拉之间的反复冲突。叙拉古也不同于昔兰尼（e）。昔兰尼是一群遭受严重旱灾的铁拉人（Thera）在没有母邦的引导下于大约公元前630年建立的。移民们都是征召而来的，并且被明确告知不欢迎他们回去。

上述实例说明，想要对殖民进行一般的概括是多么不明智。我们认为，当时出现了混乱状况，造成希腊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法国南部、非洲北部、埃及、黑海及其入海口、爱琴海北岸，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在前述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混乱。同样，这一混乱也打乱了母邦的既定秩序，导致了政治革命，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即将讨论的问题。

政治的发明

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专注于全新的实验。埃及有他们从来无法想象的财富和文明水平；近东有武力和组织，西方有蛮荒和潜在的财富，北方则是这些因素的混合体。作为希腊人，他们竭力开发所有这一切为自己谋利，使自己进步。艺术家为东方情调的主题着迷，武器制造者倾慕东方的装备，商人运送金属、木材和谷物，贫穷的农民借机移民，富裕的农夫则抓住机遇种植能够酿造葡萄酒和压榨橄榄油等销往海外的作物，智者注意的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生活，诗人、思想家和商人则为字母文字所吸引——所有这一切，使每个人都经历了观念的启蒙，知道还有另外的地方存在；这些地方也有某种吸引人的事物，不管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赫西俄德这位倔强的诗人和农夫，对他生活其中的褊狭的贵族社会发出不满的声音。在他之前没有多少年，荷马（见下文，第二章）在我们所知的第一部最伟大的史诗中描绘了这个社会，尽管史诗宣称描述的是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刻，但事实并非如此。史诗内容随着它描绘的社会的变化而增加，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分辨清楚每个增加的段落了。但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那些围攻特洛伊的英雄，骄傲、勇敢、荣誉感强烈、暴躁、报复心极重，却能为那些贵族听众所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异，说他们完全漠视像赫西俄德这样的凡夫俗子也并非是虚妄。但到了公元前7世纪早期，赫西俄德的同胞们已开始要求得到尊重。

希腊人思想的开放，要比因这种开放所产生的各种特定政体形式重要得多，强调这一点至为关键。各地都有“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宪政”或“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可塑性颇强的社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混乱，所有的共性就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今称之为城邦的某种宪制政体。

但具体的道路却真是千差万别。据说在公元前7世纪早期，一位伟大的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s）在斯巴达制定了一整套军事训练（很难称之为教育）的制度，这使得斯巴达成为希腊最有效的军事强权国家，帮助它残酷地掌控了伯罗奔尼撒南半部，并且逐渐获得了对半岛其余部分颇为微妙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来库古使斯巴达社会结构成形，因而改革了它原本的结构，产生了一种能够保证所有斯巴达人都享有某种政治平等的政治体制。这样的体制赫西俄德从未想过，其他地方的人也长久以来不曾认识过。

斯巴达作为一个征服了辽阔土地、统治着众多依附居民的主人，相对来说，它自己的人口却十分稀少（理论上有9000成年男性，与非公民的比例是1:7）。这种情形颇为罕见，但并非独一无二。它的解决方法是开发大量国家控制的土地，由私人经营，剥削与奴役——当然不是完全奴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同时，国家“拥有”奴隶，这些被称为“黑劳士”（helots），而斯巴达公民个人获得一半的产品。随着黑劳士人口的增长以及现实或想象的族群的凝聚，这个群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黑劳士起义的威胁，成为解释几个世纪以来斯巴达人诸多行动的关键所在。同时，给予被征服地区一些重要的共同体特殊待遇，承认他们在内部事务中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些人就是“庇里阿西人”（perioikoi），即边民。他们比黑劳士的怨气要少一些，但也不会总是如斯巴达人所愿的那样温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斯巴达的社会进步和自来库古以来制度的僵化。如果说斯巴达的这种状况颇为少见，那么它的解决方法则使其成为独特的现象。大多数希腊人都保留着国家强制军事训练的痕迹，比如在克里特就能看到许多与斯巴达相似的风俗。但就我们所知，只有在斯巴达，一个孩子在5岁到30岁之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完全被剥夺了家庭生活，白天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夜里则和同伴们在一起。大部分希腊人以贵族的姿态进入古风时代，这种姿态的某些模糊成分在他们身上长期存在。但是在这些国家当中，只有斯巴达如此早地被这种姿态所俘获，只有它才如此看重，以至于很少有机会去改变这种贵族政治的成分和人们对贵族政治的兴趣。斯巴达始终保留着世袭王权的混合因素，并且这种王权仅仅是有名无实的，而这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已经丧失或者正在丧失王权。更奇特的是，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从两个贵族家族中选出，不管他们之间是友谊或竞争关系，强调的仅仅是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只能依靠少数大家族。

在政治体制方面，斯巴达同样是独特的，但又是另一种独特的形式。国王是军事统帅，辅以贵族议事会“格劳西亚”（Gerousia），他们提出大部分政治议题，负责大多数司法判决。不过也有全体斯巴达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定期召开，在大部分有关全体公民的事务中拥有最终决定权。按照伟大的来库古的定义，全体公民是指所有在军训中幸存下来、分配到城邦征服得来的土地、由黑劳士为其劳作并一贯遵守法律的人。他们自称为“平等者”（homoioi）。通过这种称呼，他们不但消除了对早期地位的不满——不管这种不满曾经如何——而且用极简练的语句证明了“公民”这一词的用法是如此贴切。较任何绝对的标准而言，平等都只是最基本的一种陈述，但平等不是要解决某些人是富裕的（与城邦分配土地相对的私人土地一直存在）而另外一些人相对贫穷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一些人生来就是贵族而另外一些人是平民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在以军事为基础的社会中不鼓励甚至不能容忍政治上的独立的问题。这种平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对最基本原则的强调，斯巴达人开始探索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公民的定义，这就是他们自动拥有某些权利（无论多么少），拥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只是对黑劳士共同恐惧的产物，或者是对共同奴役黑劳士从而为自己谋利的产物。

下面我们倒过来叙述斯巴达革命的运作机制。斯巴达的贵族并未放弃优雅的“平等”，但是他们很少使用暴力。这也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比如在科林斯，城邦和财富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一个贵族家族巴克齐亚迪（Bacchiadae）家族手中。公元前657年，这个家族的半个成员塞普瑟鲁斯（Cypselus）纠集了足够的支持者，将其家族成员或杀死或流放，成为后来希腊人所称的“僭主”（tyrant）。关于塞普瑟鲁斯政府的实质，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的支持者中治国经验丰富、执政能力突出者众多，足以使这个城邦的发展不致陷入停滞，而是逐渐繁荣起来。我们不知道塞普瑟鲁斯除了分享政权以外还向他们承诺过什么，或者向他的外围追随者承诺过什么，只知道他的宣传中用了这样一个词：dikaiōsei。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赋予（科林斯）权利”，通过“给（科林斯）一套法则”而“赋予（科林斯）正义”。无论其精确含义是什么，它在这里都要超出曾经激起斯巴达人对“平等”的同样渴求的那种提示，即使这种平等仅仅限于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颇为矛盾的是，这种平等是在最不平等的“僭主政治”体制下赢得的。

显然，科林斯人支持塞普瑟鲁斯还有其他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借此削弱巴克齐亚迪家族。在那些我们了解较少的其他城邦，出现僭主或有出现僭主的趋势之时，其支持者恐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引出某种一般性的解释。公元前7世纪，正义的主题已经以各种形式得到充分阐发，这也许说明，希腊人关于什么是一个公民（polītes）——即一个充分的城邦成员——的观念在缓慢曲折地形成，对正义主题的阐发才是第一要素。困扰赫西俄德的正是人们对什么是正义的任意解释。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莱斯博斯（Lesbos）的特尔潘德（Terpander）就极力赞美说，“正义（在斯巴达）已经实现，看来已经实现”。

然而，是什么原因致使绝望变成了自信，在贵族政治的藩篱中撕开了第一道裂缝？人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才造成了这一后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一直被认为在于或的确在于军事史上的模糊地带。早期希腊军队的基本单位是贵族及其随从，合成为一个“胞族”，包括其家族成员、附庸的较低等贵族、富裕农民，一直向下延伸到各社会等级。从理论上说，这支部队的前锋是那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贵族，他站在其他人的前面；其他人则根据各自的富裕程度装备护甲；贫穷者没有装备，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或者手头现有的武器给予贵族以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成熟的军队尽管可能仍然包括某些骑兵或者更多的轻装步兵成分，但主要还是依靠数以千计、装备精良、或多或少有些整齐划一的步兵——这些人被称为重装步兵。重装步兵往往也由胞族集团组成，虽然在某些地方开始转向更为明确的地域单位。战场上的胜利要求集中全部力量，一条阵线的纵深有八人，每人装备头盔、身披胸甲、胫甲，手持前面加固的圆盾，用于突刺而非投掷的长矛，凭借合作的力量取胜。就像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乌斯（Tytaeus）所描述的那样，“手舞长矛直逼敌兵，或者用剑杀敌，和敌人脚碰脚，盾撞盾，羽饰蹭羽饰，头盔擦头盔……”

这是想象中重装步兵的战斗场景，那么实战中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在这里明显面临着一个矛盾。重装步兵装备的某些内容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流行，但是瓶画中所展现的最早的方阵组织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贵族的战斗中，单个重装步兵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创造在实战中具有凝聚力的方阵，无疑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时间点。然而问题是这也许不太现实。从有关单个“战士”的想法向后来出现大批步兵的转化太过容易，以致人们没有认识到，更容易的金属供应和更多可利用的财富或许会逐渐导致“战士”数量的成倍增加，只需少部分战斗人员之间的协作，而人们不必知道组成一个有效的重装步兵方阵单元可能需要的最低人数（当然是几百人而不是几千人）。这种转变可能早已准备就绪，甚至远早于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可能在画师们表示欣赏它，或者在画师们掌握了在一个陶罐上描绘重装步兵军队的技艺之前若干年就已完成。

如果以上推测属实，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即：如果军事创新影响了政治革命，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公元前657年，科林斯的塞普瑟鲁斯有了自己的军队，他用武力驱逐了巴克齐亚迪家族，并且他自己不需要贴身护卫。更早时期，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中，军队及其建制是其核心内容。粗略来讲，如果巴克齐亚迪家族有300个重装步兵装备，那么只需要301个有类似装备的其他科林斯人，将革命的热情作为更多的武器，就足以推翻他们。斯巴达的人数更多，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提尔泰乌斯所用的激励方法，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情感纽带将自己联合成一个整体。

但是军事上的变化只是革命构成中的一个因素，它影响的是革命的方针而非其实质。它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发动机。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新的形势也许有助于创造一种处境相同的感觉，撑起人们的信心；形势越新，效果越大。反对贵族专权运动的起源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那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冒险和扩张。经济上的扩张，即使只是像斯巴达那样在农业上缓解了人口压力，并有不同地方的经验（“僭主”一词就起源于东方），却都没有创造出一个由富裕农民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也缺少一个富商集团；但它们的确在贵族与贵族之间、小贵族与大贵族之间营造了紧张关系。同时，还有某些成功的商人和海盗使得原本就错综的事态更为复杂。旧有的制度缺少足够的灵活性，或者后来不再有足够清晰的界定，来应对这些变化。

一些城邦试图通过第三条途径走向新的世界，像斯巴达人那样走宪政道路。这样的道路虽然没什么特色，却人道得多。一个殖民地的建立会引起——并非要求——人们对这个新定居地的特点进行某些有意识的思考。这种自我意识的某些成分，也许仅仅是渴望复制家乡的东西（这不可能是一种深刻的渴望，大部分殖民者离开家园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在家乡的经历）。于是，一种新的需求附加到了这种新的变革本能之上，或者至少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满附加到了新的变革本能之上。这是一种需要阐明的需求。而且东方的经验再一次表明，明确阐释是有可能的。所以，与东方有着天然联系的克里特成为希腊人立法的故乡就不奇怪了。（根据传说）克里特人启发了斯巴达人，一个克里特人曾经指教过有姓氏可考的最早的殖民地立法者——意大利洛克里的扎鲁库斯（ZaleucusofItalianLocri），于是，其他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殖民地也成了立法者的天堂。

但这一切都未有定论。只有在阿提卡的陆地上，从渴求和理想到成为事实的转变才有迹可寻。相对于大多数地方，阿提卡算是在后迈锡尼时代的混乱中幸存下来的，然而这里也出现了经济崩溃，只有缓慢的恢复。当形势稳定以后，雅典城便处于阿提卡各种联系的领头羊地位，这种联系不像斯巴达那样是一个围绕着庇里阿西人或黑劳士的“平等”城市，而是一个到处充满不平等的阿提卡的中心。贵族、自由民和依附者居住在城里或周边地区，就像是在厄琉西斯、马拉松或者苏尼昂（Sunium）一样。雅典设法减少或消除了各地的差别，同时建起了这座被公认为首都的城市，保留了地方自豪感、国家认同与个人尊严，这是雅典取得的非同小可的成就。

约公元前630年，雅典有人企图建立僭主政治。约公元前620年，有一项法令对这一企图给以回应，即《德拉古法典》（Draco）。关于这项法令，除了严酷之外，我们其实对它一无所知。但一味强调严酷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因为一个定义便引起批评和改变，而雅典人继续接受了这种结果。据说扎鲁库斯的法令也很严酷，但洛克里人最终还是实行了改革。对斯巴达人而言，不幸之处在于：“对我祖父来说是好东西”，则“对我来说也是好东西”。

雅典的首次改革发生在大约25年之后。当决定任命一位仲裁者负责制定内容截然不同的第二项法令时，危急时刻或者说濒临革命的时刻来临了。在对《德拉古法典》和贵族内斗不满的背景下，人们选择了一位革命领袖——梭伦。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梭伦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尽管他稍许有些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还有点华而不实。

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杀人。他本可以使自己成为僭主，但却没有这么做，如他自己所写：“僭主是一个好位置，可麻烦的是做了僭主就没法回头。”即便他如此谨小慎微，也不得不说服两派势力——“平民”和“那些掌权者”，让他们不要理睬“那些玩抢劫游戏的人”，并且同意以一种斯巴达式的平等模式来安抚双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那些掌权者”已经付诸实践，在整个雅典实行了一种广泛的分成制——在这种制度下，不少雅典人要将收成的六分之一交给某个地位较高者而非国家，以换取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这一制度逐渐改变或超越了上文提到的氏族集团依附体制，其后果自然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实践，即对执政官和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的专权；后者的成员从卸任执政官中补充，这是该国唯一承担议政职能的实体。雅典也有公民大会，但似乎并不起多大作用，除非是在那些不得不调查民意的关键时刻，或者是在每年执政官的选举之时。这时有可能偶尔被允许展现一下人们偏爱某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而反对另一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的场景。战神山议事会和执政官在阶级和利益方面密不可分，他们共同掌控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