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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希腊 古典时代的历史（第2页）

第六，社会方面。公元前451年的一道法令限制了公民权，这给来自各地的公民后代带来了实惠。这种利益，如同我们上文讨论所显示的那样，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一法令与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向盟邦殖民的举措相呼应，当然并非偶然。雅典人（以及斯巴达人）对于公民权的限制，被罗马的颂词作者认为是其帝国如此短暂的主要原因。当然，雅典人也给予一些单独的共同体以特权（如公元前404年给予波奥提亚的普拉提亚、优卑亚和萨摩斯的），但是为时已晚，而且数额太少，并不能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心理鸿沟。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政治干涉。至关重要的真相是，雅典通常支持民主派反对寡头派，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事实；但偶尔也能看到雅典对寡头派的支持。雅典并非教条地支持民主派别，只要有经济实惠，便无所谓。即便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如此重要的萨摩斯岛，关于公元前440—前439年叛乱之后究竟是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我们的两份主要文字资料也不相一致，相关的铭文复原也可从两种不同意思上进行解读。

当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回应来自科林斯的压力、同意解放希腊之时，我们得知希腊世界偏向于斯巴达一方。上面列举的严厉控制方法说明，对雅典势力的怨恨，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民主制

由于雅典通常支持海外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与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民主政治与帝国之间，另外还有一层内在关联。因客蒙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的举措，帝国征收的税金日益增加，这使得公元前462年的民主制变革具备了可能性，这一转变又与厄斐阿尔特（Ephialtes）和伯里克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些改革提升了公民大会（ekklēsia）的权力。梭伦开其端、到克里斯提尼为止，在许多方面，公元前6世纪留给雅典人的仍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尤其需要指出，“向人民诉求”制的引入，被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梭伦所做出的最为“民主”的举措，实际上仍然只是一个潜在的民主因素。直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实行陪审津贴制，意味着大量民众陪审员——即组成的民众法庭（dikastēria）的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公民——能够频繁出庭而不必担心失去收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他民主津贴也陆续引入，如为准备公民大会事务的500人议事会（boulē）成员支付津贴，在城市节庆日向公民发放津贴。到了这个程度，就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的费用是由盟邦所支付的了。雅典曾经否认过，其理由是在公元前404年战败以后，帝国已不复存在，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仍旧发放津贴（公元前404年以后，它的确创造了另一重要的津贴新品种，即为出席公民大会者发放津贴）。因此（据说）民主化的津贴与帝国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这样一种论点颇为天真，即一旦由投票通过的措施得以实施——如同现代新的银行休假制度——有勇气的政治家会挺身而出，力促废除之，至少在为自己保留了可一举罢免领导人的权利的那种民主制下会这样做（雅典没有任何诸如现代英国的五年任期制）。

相比现代的英国和美国，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性上既有优越性也有不足之处。对于优越之处前文已述，公民大会比现代的选民能够享受更直接的权利，部分原因是古代雅典的投票人相对来说少得太多了；不足之处的原因也在于投票人数，大量群体的全部成员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如奴隶、妇女，从属盟邦，而他们的生活受到许多公民大会决议的影响。大约只有40，000名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这些人中间，大约只有6000千人（可能接近于公民大会举行之地尼克斯神庙的最大容量，也是某些特定决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可能参与重要的讨论。

理论上讲，公民大会在雅典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尽管很难找到一个关于这一原则的清晰陈述，“如果人民不被允许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将会是耻辱”，此类声音已经凸现，这就证明了一个总体来说不合法的事物是正当的。关于这一点，可能亚里士多德解释得最好，他说：人民希望得到至高无上之权利。关于真正的人民主权，最好的阐释就是：人民保留且运用罢免并惩罚其公仆的权利。在这些公仆中，十将军是最显要的，他们占据雅典最重要的职位，其任命是通过选举，而不是抽签。

但是在实践中，公民大会的权利和重要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其重要性的第一个制约就是德谟（deme）生活的活力。德谟（共有140个）是阿提卡拥有选举权的乡村，每个德谟有一定数量的500人议事会成员，其人数与德谟的人口成正比。但德谟的作用远不止这一点。同阿提卡的民主化一样，公元前6世纪阿提卡的集中化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雅典城从未能吸收阿提卡公民的政治能量；相反，阿提卡类似一个联邦，对本地与国家的忠诚并行不悖。现在仍存于石碑上的德谟法令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开头几乎是完全重复“国家”法令的套话（“对……的德谟居民来说，似乎很好”对应了“对于雅典的议事会和人民来说，似乎很好”）。内容包括了此类主题：如德谟借出的金钱，德谟剧院的租约，德谟市政广场的建造，授予来自其他德谟之人甚至授予外国人以荣誉称号。对剧院和市政广场的提及（它们的存在有时候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就是自证，这些建筑是一个发达城邦的典型特征。阿提卡的德谟在现代被描述为“微型城邦”。关于这一点更进一步的证明则是德谟层面强烈宗教气息的生活，这些都为铭文所证实，包括长期而复杂的祭仪历法（其中一段铭文甚至还显示了一个被公认为十分强大且声名卓著的德谟自己主动请求德尔斐神谕）。宗教是城邦生活的重心，就如德谟一样。这样自然就会存在对德谟自主性的限制。除了给予外国人荣誉称号，它们没有“关于外国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它们的财政也从属于雅典城。例如，强化无军事防御的德谟，就应该是国家的责任。然而约公元前300年之后的德谟铭文的缺失，就不幸地说明了古典雅典城邦生活衰落的一个典型方面。尽管在公元前300年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雅典人还是用其家族和德谟的双名体系构建自我认同。

对公民大会的第二个限制是500人议事会，其主要功能是对提交公民大会的任何议题进行审议。像阿提卡的德谟一样，议事会也被描述为——这次是古代作家的描述——雅典的微型城邦（mikrapolis）。传统观念认为，议事会仅仅是公民大会的代理和仆人，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想象，即议事会是人民的社会性代表和一个“横截面”。然而，这种想象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当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7年设计出500人议事会时，是无需津贴进行选举的。第一次明显通过抽签从德谟成员中产生议事会成员（bouleutai），是在约公元前450年，发放津贴不会早于公元前411年。虽然这些说不上就是上述机构的实际创立时间（在这些例子中，颇有意味的是将它们与厄菲阿尔特以及公元前462年的变革联系起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记得，从贵族议事会向民主议事会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评估议事会是否具有典型社会代表性，因为富人和有影响力的公民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但是通过考察现存的议事会成员名单（始于公元前5世纪），并与关于其财富的独立证据相印证，我们能够看到议事会成员资格与较高社会等级有着密切联系；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是一个随机的体系。也有人辩称，在雅典演说家的作品中，某某人在某一年通过欺骗手段进入议事会；还有一些惊人的巧合，父子或兄弟同时进入议事会，或者某个著名政治人物为了外交政策而在一些特别令人激动的年份召开议事会讨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抽签舞弊的方式（抽签被认为是为了确保议事会成员从德谟中随机产生）。最明显的舞弊方法就是在其德谟成员并不情愿之际，以时间或金钱加以**，但是“骗取”的辩解可能意味着还有来自于野心家更切实的压力，例如他们可能贿赂其德谟成员不要将他们的姓名在德谟层面推举出来。所有这些意味着，议事会作为一个集影响力与自信为一体的半职业性机构，可能被期望领导公民大会，而不仅仅是从属于它。我们确实发现了议事会从事从未被公民大会批准的外交活动（从某些铭文的套话中得以判断）；此外，还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外交被人为操纵，如有必要，则避开公民大会。当然，议事会的权力也有限制。比如，成员任期只有一年，没人能够任职超过两次（这些规定是防止议事会像一些古代国家那样成为世袭望族的专利）；但是即便这些也不能高估，因为某些特殊政治集团能够采取措施，保证在议事会中总有一个代表——“代表”就是议事会成员这一词的非正式含义。提及这些关于议事会任职形式上的规则，引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最低财产等级（thētes）的人是否有任职资格？若是没有，那么就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议事会的上述精英特性。但是证据很不清晰，因此答案也是模糊的。

第三，十将军。我们已经看到，将军是能够被免职的，即便是伯里克利，也在公元前429年去世前不久遭到罢免。但是一般认为，通常情况下，将军应该有很大的权限，尤其是战时。例如，尽管不可否认，将军从来没有强硬对待希腊人，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在全体公民大会上讨论战略问题必然会引起不愉快。由于将军是选举出来的职务，且没有改选的限制，因此能够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

第四，“蛊惑家”（demagogues），受欢迎的领导者，如公元前5世纪20年代的客蒙及其之后的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他们可能没有必要拥有任何特别的职务，但是通过演说或劝诱技巧就能够获得很大权力。文字资料对客蒙这样的人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在铭文的帮助下能为其恢复部分名誉。铭文不仅显示出他们的社会起源并不像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所说的那样模糊不清，并且说明一个希帕波鲁斯就有能力解决复杂而敏感的立法问题。实际上，蛊惑家（伯里克利自己就属于更高级的一类蛊惑家）是通过民主政治结构上的缺陷来获得他们有影响力的地位的。帝国式的管理意味着越来越繁杂的工作，而雅典人又缺乏一种现代类型的行政机构让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政治家来做这些工作。知识就是力量!对一个希帕波鲁斯进行的惩罚是“陶片放逐”，这是一种通过民众投票将某个人放逐10年的方法（得名于“投票”过程中使用的陶片碎片）。公元前4世纪存在一种更有害的发展，专业的政治家通过选举牢牢控制权力，例如，控制国家财政和那些能够保证他们不容易失去资格的职位。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公民大会本身的程序和心态特征，削弱了民主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公民大会召开的频率比议事会更低，不经常开会则导致没有广泛的讨论。投票并不计数，通过举手表决，因此这是一种凭印象的标准，就如现代的工会集会一样。甚至迟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蛊惑家大行其道之时，民主政治的雅典投票人还是“喜欢某个贵族”，比如年轻的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就能够在公元前415年要求得到一个政府高级职位，原因是他的赛马在新近的奥林匹克赛会中获得了胜利。这种要求显示了财富的持久势力，尤其是通过继承得来的财富，这不可避免地妨碍了民主政治。尽管雅典民主政治有这些瑕疵和缺点，但其主要作用还是作为贫穷阶层的保护者，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的爱琴海世界保护他们免受寡头统治者的独裁统治。从这些阶层的观点来看，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性在于，这个世界逐渐对他们的保护者失去了信心。

战争

我们上面叙述的民主政治，被阿尔基比亚德斯称为“一般性常识错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阿尔基比亚德斯和他的阶层确实从民主政治和帝国的联合体中获得了好处。出于对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精通”政治的敬意，他们被授予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指挥官之职，帝国给予他们土地和其他物质利益。因此，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31年爆发时，他们就准备好为保卫“常识性错误”而战斗。但是这场战争打破了阿尔基比亚德斯阶层的权力和影响。事实上，公元前400年之后的三代人中都没有一个雅典人进入奥林匹亚的战车队伍（相对应的是，公元前433—前400年的一代人中就有20位）。当帝国在公元前404年消亡之时，上层社会对于与“可憎之人”——来自一个寡头政治者墓志铭的直白称呼——合作的动力也随之消失，因此富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慷慨地大肆花钱用于国内支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引起的最大变化在于普遍的专门化趋势，最显著的表现自然是在军事领域。自此以后，政治家和将军在雅典成为不同的职业，这一发展在伯里克利的生涯中就有所预示。他第一次广为人知的活动（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就是纯政治性的，只是后来才成为伟大的军事指挥家。这种专业化意味着，阿尔基比亚德斯的马匹不足以保证他的政治和军事成功，即便假定可憎的平民允许他在充满复仇氛围的公元前4世纪继续拥有这些马匹。这种专业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官员阶层。公元前4世纪被称为雇佣军的时代，但是其改变却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10年就发生了，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一支10，000人的希腊雇佣军到东方支持波斯的反叛者居鲁士——这时，雇佣军为金钱而战的本质就已经确定并得到认可了。公元前400年之前的二三十年，波斯总督，甚至雅典人自己都已经使用雇佣军了。

海战和围城技术也在公元前431年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比较修昔底德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雅典海军的记载，我们看到，在弗米奥（Phormio）领导下，雅典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勇气和技术在公开海域进行演习了。围城技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得到改进的契机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是同一时期在西西里对抗迦太基的战争，这次战争导致了约公元前400年无转矩弹射器的发明（后来有了更先进的转矩弹射器，显然是在特萨利发明的，时间是约公元前350年）。尽管守城者很快适应并运用了新的围墙类型和更有效的防御工事，但还是有可能通过猛攻拿下防御坚固的城市。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失败了，而亚历山大于元前4世纪30年代在西亚成功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把特萨利的攻城技师招募到了马其顿军中。

战略思想在古典希腊战争中的改变最为缓慢，即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紧张状态下也是如此。就战略上来说，大多数希腊城邦的将军都是为政治组织服务，他们不会被授予超过最低限度的正式权力。但是也有一定的改变，在公元前424年的德利乌姆（Delium）战役中，我们第一次听说了忒拜人的纵深列队。这种特别的部队是一种战略预备队，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由忒拜人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继续改进。至此，战略预备队更加取决于将军的判断和时间选择，将军必须决定何时何地投入预备队。关于战略的手册或者口头教导（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二者的时间都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宣告了知识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战争会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就能像其他科学那样进行传授。

斯巴达的形势就不是这么乐观了。它没有储备或贡金，因此，如果必须满足盟邦的军事和政治要求的话，他们的兵源就得依靠征集。然而，这些要求中首先就包括“解放”。我们看到希腊世界在公元前431年对它提出了这样的期待，而“解放”意味着，首先必须以积极的步调拆散雅典帝国。为了这一目的，斯巴达需要额外的人力，而它自己的社会体系无法提供；更重要的是需要资金来支付冒险的战争，甚至可能需要海战（这就意味着建造舰船，又是花费巨大之事）。有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那就是借助最有力量的非希腊海上势力，也就是波斯。不过，这时斯巴达的进退维谷境地愈加明显，斯巴达的盟邦所要求的是将希腊从雅典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其逻辑上的下一步却是将东部希腊和小亚细亚从波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阿尔基比亚德斯向一个波斯总督指出了这一点。在为斯巴达的战争付出之前，波斯需要得到斯巴达关于其对东部爱琴海意图的保证，而斯巴达对其同盟的义务使得它不可能给出这样的保证。波斯人其实也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来破坏《卡里阿斯和约》建立起来的与雅典令人满意的关系。

因此，斯巴达必须考虑通过某种方式来给予雅典及其帝国以切实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又必须不能来自波斯的帮助——也就是说，不能有舰队。公元前426年，斯巴达偶然找到的答案就是恢复古老的对希腊中心地位的渴望。修昔底德对发生在公元前431—前421年所谓的阿希达穆斯战争（ArWars）中的战斗的多数记载，都涉及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在参与北方的活动中。但重要的要注意第一个步骤，即公元前426年在通往特萨利的南部通道特拉奇斯的赫拉克里亚（HeraTrachis）建立大规模军事殖民地——这一步骤发生在布拉西达斯往北方调兵之前。这毕竟使斯巴达人而不是精力异常旺盛的布拉西达斯被迫去思考重要的战略问题。然而，正是布拉西达斯的成功行动，打击了亲雅典的色雷斯人和北方的占有地（包括安菲波利斯，于公元前424年被攻占），使得雅典愿意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末期达成和平。斯巴达同样愿意停止敌对，因为克里昂部分凭借运气，部分凭借机巧——修昔底德正因此而不信任克里昂——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皮罗斯俘获了120名斯巴达全权公民。擒获如此数量的斯巴达全权公民着实可谓不少，结果布拉西达斯的成功被克里昂的政治行为抵消了，从而缔结了《尼西阿斯和约》（公元前421—前415年）。雅典保住了其帝国并赢得了阿希达穆斯战争。

尽管发生了西西里事件，并且这一事件又导致一次短命的寡头政变，雅典还是继续坚持战斗了九年。确实，早在公元前410年，雅典就赢得了一次主要的海战胜利——塞西库斯战役（thebattleofCyzicus），实际上已迫使斯巴达提出议和。只是在波斯国王之子居鲁士的支持下，波斯的金钱在公元前407年以后源源不断地注入，斯巴达才在来山德（Lysander）的领导下于羊河口战役（thebattleofAegospotami，公元前405年）之后迫使雅典人投降。即便这时，决定性因素仍然不是战斗，而是赫勒斯滂通路的阻塞。战争失败了，帝国瓦解了，雄鹰从云端跌落了。

霸权：公元前4世纪的争夺

“要么自由，要么统治别人”——这是修昔底德笔下一位演说者口中的惯用语。关于希腊人的态度，这一等式实为真理：免于被其他人压迫的自由，至少与压迫其他人的自由是等值的。斯巴达在最终将希腊从雅典帝国“解放”出来以后的行为，正好展现了“解放”这一观念激进、有害的一面。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斯巴达都忙于希腊世界内部的战争。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6年）对抗的是希腊城邦联军，包括波奥提亚、科林斯、阿尔戈斯；最值得注意的是卷土重来的雅典，它推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操控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短暂统治。与此同时（公元前400—前390年），斯巴达还在亚洲与波斯战斗。阿尔基比亚德斯是正确的：斯巴达对希腊大陆的解放，致使它进一步试图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解救出来，摆脱波斯的统治。

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这个时期斯巴达的扩张主义——向各个方向毫无节制地扩张，来山德个人与这种扩张脱离不了干系。但是在某些方面，来山德只是以一种更加坚决的方式继续斯巴达传统却又是时断时续追逐的政策，如同公元前426年规划了赫拉克里亚（Heraclea）的斯巴达人，不过是在继续里奥提基达斯和克里奥美尼斯一世的中希腊政策。

这就是北方的形势，接下来说西方。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大约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时，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在斯巴达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我们不由得再次怀疑这是否是来山德的手段。根据普鲁塔克所写传记的前面一个章节所描述的，来山德曾作为使者访问过狄奥尼修斯一世。这让叙拉古的母邦科林斯大为不安，尤其是斯巴达帮助过的僭主中还包括一位被科林斯人神秘地描述为“领导人”的叙拉古人。

接下来是南方的问题。来山德另一个确证访问的证据来自埃及锡瓦（Siwah）的阿蒙神谕（oraon）。来山德的兄弟被称为利比斯（Libys，意为利比亚人），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家族联系。埃及自公元前404年起，就在一位本土法老的领导下反抗波斯。来山德很可能在埃及做了与在叙拉古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支持并且以某种义务为条件扶持了一个新的临时势力。当然，狄奥尼修斯和这位新法老都对来山德表示了报答之意，即在科林斯战争中给予斯巴达以切实的海军支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直接涉及波斯的东方。公元前404年以后，斯巴达对东方的介入是在居鲁士的秘密帮助下完成的。现在，在对新国王（居鲁士的兄弟）的反叛中，有色诺芬的10，000雇佣军——这支军队得到了来自斯巴达的官方支持，这也是亲斯巴达的色诺芬在其《长征记》中记载这次远征时强抑痛苦的一个原因。在一些爱奥尼城市呼吁后，斯巴达在亚洲反对波斯的行动变得更加公开。公元前400年—前396年，斯巴达派遣了一系列远征部队，最后一次实际上由新即位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领导，纵横安纳托利亚并在此作战，直到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年）爆发才撤回。即便是一次海上的失利也不足以阻止斯巴达对亚洲的野心——公元前394年在奈达斯（idus）遭受雅典舰队指挥官客蒙领导的波斯战舰的重创。公元前392年，客蒙和一个波斯总督洗劫了斯巴达的海岸线——这就导致了长久以来希洛人反叛可能性的上升，希洛人当然乐于看到斯巴达的敌人如此逼近。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斗，最终达成了《大王和约》（King’sPeace，公元前3876年），决定小亚细亚属于波斯，而希腊应该“自治”。公元前392年—前3876年间的拖延，部分原因是为了拖垮雅典、使之屈服，但是主要原因是波斯国王对斯巴达的敌意——因为斯巴达在公元前400年支持过居鲁士。

《大王和约》使得斯巴达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如曼提尼亚这样的邻邦，而且能够再次向北方扩张。公元前383年，它袭击了卡尔基狄斯（Chalcidice）的奥林托斯（Olynthus）。但是在北进的途中，斯巴达指挥官弗比达斯（Phoebidas）被一个亲斯巴达的派别邀请进了忒拜的大本营卡德美亚（Cadmeia）并占领了这里。这种四处侵略，被虔诚的色诺芬认为——就他对斯巴达所有的同情心而言——是一种神谴的疯狂，因此斯巴达人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希腊世界的普遍反感。于是，当一些被放逐的忒拜人于公元前379年光复他们的城市之时，得到了雅典的援助。利用这种反斯巴达的氛围，或许还有因参与当前的忒拜事件而产生的对斯巴达的恐惧，雅典人现在（公元前378年）集结了所有的盟邦，即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忒拜的结盟。就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新的同盟力求避免公元前5世纪帝国那些令人憎恶的行为（贡金、驻军、征地）。然而即便如此，其他盟邦也没有匆忙加入。直到新的同盟在爱琴海的纳克索斯（Naxos）对斯巴达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阻击（公元前376年），才引来蜂拥而至的入盟。雅典的新地位被认为是《大王和约》在公元前375年的复兴。雅典雄鹰再次翱翔，尽管它已经远非昔日那只雄壮威严的大鸟。虽然有公元前377年的承诺，这一时期活跃的海军战役还是不得不由“捐献”——只是公元前5世纪曾有过的贡金换了一个名头而已——的资金来支付。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捐献是在公元前373年。同一年，有证据显示，雅典第一次在扼守西部希腊的凯法利尼亚（ia）岛上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