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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希腊化时期的历史（第2页）

尽管仍然依赖于重装步兵，这些军队的战斗技巧却变得更加成熟了。最奢华的新鲜事物是大象。公元前302年，作为停战的回报，印度国王赠予塞琉古一世500头大象。他把其中的400头用来打仗，在次年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中，它们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大象中有很多继续为塞琉古服务，尽管在叙利亚，人们也试图饲养大象，但更需要新的补给。一块巨大的楔形文字泥板记载说，有20头大象被从巴比伦送到叙利亚，而这些大象最初是由阿富汗总督送到巴比伦的。托勒密王朝也有战象，起初，他们使用的是印度战象，但是后来塞琉古王国切断了他们从印度的供应，托勒密王朝便不得不使用个头较小的非洲象（“森林”象），并竭尽全力去捕猎大象。不幸的是，大象过于笨重——士兵们学会了避开它们的攻击，并刺穿它们的侧腹，或者使它们无法行动——没有改变战争的模式。

一个类似的现象是，主要王国之间在建造更大更复杂的战舰上也存在竞争。下至亚历山大的时代，标准的希腊战舰是三列桨战舰，关于这种船的设计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它有三列桨，也有人认为是三个人摇一个桨）。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标准战舰是五列桨大木船，五个人摇一个桨。也有讲究排场的舰船，在公元前3世纪时，其奢华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听到了“七列桨”“十一列桨”“十三列桨”“十六列桨”“二十列桨”“三十列桨”甚至“四十列桨”的说法。有一点我们尚不清楚，就是这些战舰是如何工作的，从罗马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如此浮夸的大船这一事实中，我们能够知道它们的用处有限。然而，古代的海上军备竞赛，连同为维持大象的供应所带来的麻烦，都是国王依赖于军功的生动证明。

攻城技术的变化具有更重要的军事意义。在古典时期，好的城墙是坚不可摧的，斯巴达人从来构不成对连接雅典和大海之间的长城的威胁。然而，可能自腓力使用弩炮起，这种平衡被彻底打破，被围者失去了优势，形势对围城者更加有利。亚历山大使用弩炮和攻城云梯，能够夺下每一个他要攻击的城市。作为应对，人们把城墙修建得更加坚固，不过更进一步的改进是在弩炮上。在托勒密二世的赞助下，军队发明了一种校准方法，能使炮弹准确地打在目标范围里。尽管有些城市进行了成功的抵抗，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城市在面对某个国王的攻击时，能够安之若素。这一重要的事实，也强化了国王们对城市的控制。

国王和城市

国王权力与城市传统之间能否和谐一致，是希腊化时代反复出现的问题。国王对几乎所有的城市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城市又想保有政治独立的理想。面对这种矛盾，国王如何运用他们的权力，而城市又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呢？

这个问题实际很容易回答，因为国王们没有把自己主观的政策强加在各城市之上。同早期的罗马皇帝一样，他们基本上是被动的力量，主要关注统治权。总的来说，他们并未对臣服的城市进行直接的指导，但是另有一些方法来确保他们意志的实施。例如，亚历山大想让一些被流放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城市，但他不需要直接向这些城市发布命令。他会让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宣读一封信，告知那些聚集在一起的被流放者，他保证他们能够返乡。各城市随即会出台有效的法律。米提利尼（Mytilene）的一项法令可能就是在这一通告之后制定的，其中一部分幸好保留下来。法令为流放者的归来做了细致的安排，但只提到“国王亚历山大决定的协议”，并且要庆祝国王的生日。

虽然对城市没有粗暴的干预，但是国王们仍然从内部和外部破坏了城市的自由。在外部，他们限制城市对外政策的范围，却不给予清晰的指导。因此，波斯湾旁的安条克同意参加曼伊安德河畔马格奈西亚城的新比赛（一项非政治的行动），却要小心地避开对马格奈西亚诉求的特别外交身份（“神圣不可侵犯的”）的直接回应。尽管安条克感激马格奈西亚曾经提供的殖民地，却知道这是一件须由塞琉古国王决定的事情。

在内部，国王向城市征收大量金钱，损害了市民的自由。原则上，所有臣服于某个国王的城市都有义务向国王缴纳贡金——尽管我们知道的情况不甚清楚，也无法确定帝国财政的总量。但是，强加在每个城市的贡金，可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例如，米利都曾经为了完成每年25塔兰特的贡金而被迫向其他城市借钱。贡金的规模可以从米利都的困境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与公元前5世纪的状况的比较中看出来——那时，米利都向雅典支付的贡金总数最多为10塔兰特。遇到战争时，国王们还会有特殊的税收，同时也会控制某些地方税收。

有些城市能够取得豁免权，脱离王权的控制。政治上，国王能够允许一个城市“自由和自治”——也就是说，城市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内部和外部政策。“自由和自治”是一项特权，尽管随时可能会被国王收回，却不能因此认为它是无意义的。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宣扬的口号中，保留了一种有力的政治理想，受到了各城市的严肃对待。实际上，有一个城市（克罗丰，）在公元前4世纪末获得自由后，决定建立自己的城堡。这是在国王规定的框架内最生动的独立标志了。

还有财政义务方面的豁免。同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的情况一样，贡金是王权强加给各城市的最令人憎恨的负担，但有些城市很幸运地得到了豁免。当米利都进入托勒密王朝的控制范围内后，被免去了“某些国王曾强加的严苛而沉重的负税和费用”。有些豁免是被国王作为原则实施的，豁免通常是为了缓解某一困境。所以，当塞琉古的国王安提柯三世从阿塔利德王国的手中夺取爱奥尼的提俄斯（Teos）后（用提俄斯法令的话来说），“他看到我们在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上都已经筋疲力尽，因为我们经受了常年的战争和过重的捐税……因此，他令我们的城市和领地神圣不可侵犯，让我们免于贡赋，把我们从要向国王阿塔鲁斯（一世）贡献的其他捐税下解放出来”。

有一些间接控制城市的方法，颇为复杂精细，但能够维持和平和公共秩序。首先，在调整两个城市的关系时，国王们采取传统的做法，指定第三个城市为仲裁人。例如，安提格努斯（Antigonus）想保证两个城市（提俄斯和勒贝达斯）之间的和平关系，他希望把这两个城市合并在一起，于是就指定了第三个城市（米利都）来解决两个城市之间有争议的诉讼。

其次，国王或者他们的官员使用间接方法来保证城市内部的和谐。由于内部政治冲突，各城市的司法机构被破坏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希腊化时代早期，却出现了新的诉讼程序，即请求其他城市提供一组公正的审判员。这样的请求，特别是在早期，经常源自国王或他的代理人，例如，一个托勒密的官员“希望（萨摩斯）城和谐一致，写信请求闵达斯（Myndus）的人民派出一组审判员，前往解决悬而未决的官司”。这种实践的发展，可能源于国王对城市能否驯服的担心。设置仲裁和聘请外来的审判员，都是国王保证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和谐的便利措施，这同时也避免了直接干预所招致的不满和愤怒。

平民生活的改变

尽管有间接的调节，王权的控制仍然对臣服城市的内部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支持了一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却可能正确的说法，即：在希腊化时期，当民主制被所有人作为一种理想的城邦体制接受的时候，实际上，对政治的真正普遍参与已经衰落了，富人的优势地位得到了提升。

民主制得到了自亚历山大以来的国王们的支持。亚历山大亲自在被他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小亚细亚希腊城市中建立了民主制，取代了原有的僭主制和寡头制。据推测，这种严重干预内部事务的举措，受到了普遍欢迎。总的来说，他的继任者们继续了这一政策。所以，希腊化国王们建立的新城似乎都是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所有的城市都有执政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老城也继续维护符合民意的民主制，反对寡头制或僭主制。新近被合并进科斯城（Cos）的公民做出如下的宣誓：

我将遵守已建立的民主制度……遵守科斯古老的法律……我也将接受与国王托勒密的友谊和联盟，接受人民与同盟国签订的条约；我永远不会以任何借口建立寡头制或僭主制，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脱离民主制的政体，如果其他任何人建立了这样的政体，我将不服从，而且尽可能地阻止他……（Austin，第133号）

这样的措施有益于确保真正的寡头制被限制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僭主制有时候也会出现，但真正的威胁是富人对权力的非正式垄断。国王虽然摆出了民主人士的姿态，却应该为富人权力的增长负间接的责任。

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体内，人民的权力和富人的权力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富人通过承担宗教节日和维持舰队的费用为城邦服务。作为回报，他们获得极高的声望。但是人民不允许个人获得过多的荣誉，他们拒绝了伯里克利及其儿子们要求承担一些建筑费用的请求，而是支持使用提洛同盟的贡金。然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变得对富人有利；城市为了生存要依赖于富人。

富有的人在协调城市和国王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赢得了超越城市之上的权力。雅典富人，喜剧诗人菲力彼得斯（Philippides），在2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301—前283282年）给他的城市带去了巨大恩惠。因为在国王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的宫廷里，他能从国王那里获得各种礼物：小麦、金钱和其他供应品；他埋葬了那些战死沙场的雅典人，使那些监中的囚犯获释。在过去，执行外交任务的人是被正式任命的城市大使，而不是非正式的“国王的朋友”；现在，城市则不必依靠自己的公民就可以获得国王的支持。但面对新的形势，各城市也会感到危险，一项对菲力彼得斯公开表达敬意的法令表明了这种危险：“他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任何反对民主制的事情。”——但是，可能事实正好与此相反。

在城市里，富人也开始用更加露骨的方式，动用财富为自己赢得巨大的荣誉。尽管在很多地方，古典体系的变化是缓慢的，正如城市对依赖关系的逐步适应。但在雅典，一个僭主在马其顿的支持下，完成了一项具体的改革。改革后的新体系让富人在城里具有了更大的优势，菲力彼得斯对这一体系有较详细的说明：

当他被任命为（管理城市比赛的）官员时（公元前284283年），他自愿遵照人民的意愿，从自己的资金里，贡献出祖先留下的祭品，以人民的名义为神献祭；在所有的比赛中，把（礼物）赠给所有雅典人；他第一个为德墨忒尔和科尔（珀尔塞福涅）设立了比赛，以纪念人民的自由；也为了城市的利益，增加了其他的比赛和献祭。所有这些，让他花费了其个人资源中的大量金钱，根据相关的法律，他提交了他的账目。（Austin，第43号）

城市设计了一整套荣誉体系，旨在补偿富人为城市的贡献。于是，雅典人投票决定，赠予菲力彼得斯金冠，并在剧场里设立他的青铜雕像，他和子孙们可以享用免费的公餐，在城市主办的所有比赛中享有荣誉座位。是荣誉，而不是法律，构成了定义富人和城市关系的框架——自然地，荣誉也把权力留给了富人。

富人和穷人关系的转变，与真正民主制的衰落有关——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制是大众控制政治生活。公民大会依然集会并且出台法令，但执政官和议事会控制公民大会权力的程度，远远大于激进的民主政治时期。执政官自己成为富人的保护者，主要是因为日益期待着从富人那里得到可观的私人资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为寡头们如何控制国家提出了建议，预示了希腊化时期的实际情况：“那些就任官职的人，人们理性地期待他们提供宏大的祭祀，竖起几座公共建筑，这样，普通人享受着宴饮，看到自己的城市装饰着贡奉和建筑，可能就愿意忍受（寡头）政体的继续存在了。”（《政治学》6。1321a）

然而，民众权力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革命活动的危险一直存在。公元前3世纪，克里特一个地区的公民被迫宣誓忠于城市，誓言的内容包括后面这句暴露真相的句子：“我不会发起对土地、房屋、居所的重新分配，也不会取消债务。”对两种革命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的恐惧，并不经常浮出希腊化历史的表面。但是它有助于解释，例如，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之交的纳克索斯的普拉克希特斯（Praxiaxos）个人与阿莫尔戈斯群岛（Amos）上的阿塞西尼城（Are）之间的一份借款合同中的特殊条款：如果该城不偿还钱款，普拉克希特斯有权以任何方式从阿塞西尼人和居住在阿塞西尼的人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中索取这些钱款。这一条款是对普拉克希特斯的唯一保护，使他能够避免城市对债务的合法取消。

罗马的到来激化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导致民众暴乱的发生，这自然是罗马人描绘得最少的那部分。在公元前2世纪末，一个罗马总督判处一批人死刑，这些人焚烧和毁坏了市政大厦、公共档案，起草了与罗马人给予阿凯亚人（As）的（寡头）政体相悖的法律：“我认为，那些做了这些事情的人，显然给全体希腊人带来了最坏的局势和最差的秩序——因为这些事情不仅引发政治上的相互不满，导致了债务的取消，还与归还给所有希腊人的自由、与我们的政策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罗马人的自由不包括重建真正的民主制的自由。

正如这些“骚乱”显示的那样，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城市远不是死气沉沉的。没有迹象表明，人们总体上开始感到在新的世界里迷失了，或者要向精神的平静隐退。城市，而不是希腊化的王国，能继续为它们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归属感，仍然具有极大活力。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将通过考察城市对王权的两种反应类型来结束本章。

首先，城市联盟是希腊化时代希腊大陆的一个特征。与古典时代被某个城邦（雅典或斯巴达）控制的同盟相反，这些新的联盟是很多小城市组织在一起以对抗王权威胁的一种尝试。以伯罗奔尼撒北部为中心的阿凯亚同盟（ALeague）就是最好的例子。到公元前3世纪早期，这个古代的同盟已经混乱不堪了：一些城市被马其顿人强行驻扎了卫戍部队，另一些城市则处于僭主的统治之下。在公元前3世纪80年代和70年代，大约有7个小城市联合起来组成了新的阿凯亚同盟，赶走了僭主和驻军。在伟大的政治家阿拉图斯（Aratus）的领导下，同盟继续追求一个目标：“把马其顿人从伯罗奔尼撒赶出去，推翻僭主，保证每个城市的共有的、承自祖先的自由。”同盟的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在理论上构成了民主政体，同盟成员之间的平等神圣不可侵犯。同盟的管辖权仅限于外交政策，同国王们一样，它发布命令确认曼伊安德河畔马格奈西亚所申请的特别外交身份。同盟对各城市内部的运作没有任何干预。直到为了摆脱斯巴达的攻击，也可能是为了镇压在伯罗奔尼撒爆发的民众革命（公元前227—前224年），阿拉图斯向马其顿国王求助为止，同盟一直成功地抵制了王权，保持了各城市的独立。

在提俄斯，对安提柯三世的崇拜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安提柯三世从阿塔利德国王的手中夺取提俄斯后，给予这座城市许多特权（约公元前204年）。作为回报，该城建立了一种崇拜，将安提柯及其妻子同该城的主神狄奥尼索斯连在了一起。国王和王后的雕像被置放在狄奥尼索斯神庙里的狄奥尼索斯神像旁边。在议事会大厅里，也有国王的雕像；每年，第一批水果被供奉在他的雕像前，各季节的产出都会供奉于此。同狄奥尼索斯一样，国王与谷物的丰产有关；特别是，提俄斯人解释说，他对城市的慷慨已经使农业受益良多。对安提柯的崇拜，使公民以一种能理解和可接受的形式为自己描绘了王权。但是安提柯不久之后就被罗马人击败了。可能在安提柯崇拜建立10年或20年之后，邻近的开俄斯岛（Chios）上建立了对罗玛神的崇拜（aa），罗玛神是对罗马权力的拟人化表达。人们举办节日庆典，内容包括游行、献祭、比赛和可能表现母狼哺育罗慕洛斯（Romulus）和列姆斯（Remus）场景的供奉典礼。带着这样的崇拜，希腊城市走进了历史的新时代。

进一步阅读

关于这一时期的最好概述是F。W。WalbaicWorld（London，1981），该书的书目很好。也可参见：W。W。TarnandG。T。Griffith，HellenisticCivilisation3（London，1952）；P。Grimaletal。，HellenismandtheRiseofRome（London，1968）；C。B。Welles，AlexaheHellenisticWorld（Toronto，1970）。更详细的内容请看经典著作：M。I。Rostovtzeff，TheSodEicHistoryoftheHellenisticWorld，3vols。（Oxford，1941），M。Cary，AHistoryoftheGreekWorldfrom323to146B。，1963），以及新版的：CambridgeAory，VII。1（Cambridge，1984）。一些重要资料，包括我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资料，已有译文，参见：M。M。AustiiAlexaheRoma（Cambridge，1981），在R。S。BagnallandP。Derow，GreekHistorieicPeriod（ia，1981）一书中亦有补充。关于历史学家的介绍，参见第8章。

亚历山大有很多传记作者。R。LaheGreat（London，1973）非常生动；J。R。HamiltoheGreat（London，1973）更为公正；R。LaheSearchforAlexander（London，1980）收录了很多精美的图片。每个王国的政治史在Walbank的书中都列有书目。G。J。D。Aalders，PoliticalThoughtiimes（Amsterdam，1975）包括王权理论；在J。F。Gardner，LeadershipaofthePersonality（LondonandToronto，1974）一书中，也有一些针对这一选题的文献翻译。

W。W。TaricMilitary及：s（Cambridge，1930），G。T。Griffith，MerariesoftheHellenistibridge，1935），以及B。Bar-Kochva，TheSeleucidArmy（Cambridge，1976），概述了军事历史的不同侧面。

A。H。M。JoheGreekAlexainian（Oxford，1940），是本章和下一章内容的基础。也参见V。Ehreate2（London，1969），P。M。Fraser，Ptolemaidria（Oxford，1972）。

A。R。Hands，CharitiesandSocialAidinGreee（London，1968），和P。Veyne，BreadandCircuses（Harmondsworth，1990）讨论了市民的捐助，前者的书中还包括翻译过来的档案资料。G。E。M。deSteCroix，TheClassStruggleiGreekWorld（London，1981），记载了民主制的衰落。S。R。F。Price，RitualsaheRomainAsiaMine，1984），叙述了希腊化的统治者崇拜。宗教历史可参见：A。D。Noversion（Oxford，1933），或者：H。I。Bell，dGraea（Liverpool，1953）。F。t，HelleheAgeofSyism（NewYork，1953）是资料翻译。

[1]玛丽·瑞瑙特（1905-1983），英国作家，《亚历山大三部曲》作者。该书是描写亚历山大大帝生平的经典历史小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