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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非洲概念（第2页）

除较分散的东部高地之外，随着赤道两侧降雨量的下降，非洲的生态系统呈条带状发生了巨大变化。向北，刚果盆地和西非海岸的赤道雨林被林地和稀树草原所取代，接着是半干旱的萨赫勒草原、广阔的撒哈拉沙漠，最后是北非湿润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赤道以南，这种模式重复出现，西部的稀树草原被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和纳米布（Namib）沙漠取代，然后是南非好望角（Cape）的温带气候。

这些生态区中，大多确实被证明很难让人类居住。具有挑战性的地形、极端气候和高发病率都是造成非洲人口水平始终处于较低位的原因。分散的流动人口，反过来又限制了未来的国家缔造者建立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但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认为环境在实质上决定了人类活动的进程。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环境决定论”是帝国时代欧洲人看待非洲的核心——就像古代穆斯林对热带地区的看法一样。也就是说，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种族特征源于环境条件，“令人衰弱”的热带气候是非洲黑人落后的根本原因。

没有什么环境比赤道森林更让人感到衰弱。原始、单调且难以穿越的黑暗“丛林”被认为孕育了最原始的东西。赤道丛林曾经是——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关于非洲景观最持久的流行神话，并且它作为非洲“差异性”（otherness）的隐喻，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旅游文学，一直延续到约瑟夫·康拉德（Josephrad）1901年的著名中篇小说《黑暗之心》（HeartofDarkness）、艾灵顿公爵（DukeEllington）20世纪20年代的“丛林音乐”（JungleMusic），以及反映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治暴力的当代报告文学中。

图2　非洲主要地理形态

非洲的生态区不仅非常多样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在发生变化，并且是持续性的变化。变化的方式既有长期的线性变化，也有节奏性的季节变化。此外，局部景观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外来粮食作物的引进改变了非洲的农业系统：大麦和小麦在数千年前从亚洲传入非洲东北部，香蕉在第一个千年从东南亚传入非洲，玉米和木薯在16世纪从美洲传入非洲。现代非洲还拥有由混凝土、玻璃、木材和波纹钢铁构成的城市景观，现在非洲大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

也许体现非洲环境变化最显著的例子是撒哈拉地区的沙漠化。大约1万年前，热带非洲的气候进入了强降雨时期，在大约5000年的时间里，撒哈拉地区形成了湖泊、河流和茂密的草原。这一环境有利于该地域大部分地区的人类居住。考古证据表明，到这个时代结束时，撒哈拉人已开始从狩猎、捕鱼和采集转向家畜的驯养和谷物的种植。他们还开始创作一些非洲最早的艺术作品，其形式是引人注目的岩画，这些岩画至今仍能在马里的阿德拉尔·德·伊福拉斯（AdrardesIforas）、阿尔及利亚的阿哈加尔（Ahaggar）和塔西利（Tassili）等多山沙漠中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看到。

大约5000年前，降雨量开始下降，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撒哈拉地区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沙漠。干旱的过程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的定居——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连同他们新的粮食生产技术，向南推进到东非和西部的森林边缘。这迫使其他人从干旱的平原向下进入肥沃的尼罗河谷，从而创造了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并促成了非洲第一个中央集权王国——上下埃及的出现。最深刻的变化是，沙漠化使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欧亚大陆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二者的文化相互隔离，不断发展。直到第一个千年人们开始驯化骆驼再次穿越撒哈拉后，这种文化隔离现象才得以结束。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沙漠屏障的南部边缘，以便更多地思考非洲的概念，以及环境在塑造其历史中的作用。

尼日尔河中部：城市化、公民社会与帝国传统

1938年，一位名叫维耶拉德（Vieillard）的教师兼业余考古学家在法属西非殖民地苏丹（今天的马里）的詹纳镇（Jenne）以南3公里处的一个旧定居点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当地说詹纳克语的人称这个地方为“古詹纳”（Jenne-jeno），它是散布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洪泛区的众多废弃遗址中的一个。维耶拉德对遗址的报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古詹纳仍然没有受到学者和文物收集者的关注。直到1977年，也就是马里独立17年后，古詹纳的考古工作才开始。30年后，这项考古工作使古詹纳成为非洲最重要的历史遗址之一。除了一些陶俑，这里没有任何不朽的遗迹，也没有任何壮观的人工制品，然而，考古发掘显示，古詹纳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知最古老的城市中心，建于公元前3世纪，并持续存在了1600年。它的发现改写了尼日尔河中部地区的历史，改变了我们对非洲城市历史的看法。它还挑战了全球范围内城镇和城市兴起的既定思维。

图3　西非尼日尔河中部地区

古詹纳的故事为我们引入了一些主题，例如身份问题、起源问题，以及非洲历史上内部与外部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讨论。古詹纳考古工作将尼日尔河中部可追溯的历史往前推了2000多年，它还证明了将20世纪上半叶法国开创的所谓“年鉴学派”（Annalesschool）的见解应用于非洲的可能性和问题：对长期性（longuedure）和精神状态（mentalit）——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独特心态进行深层次分析，极为重要。

长期以来，尼日尔河中部地区一直是人们对非洲印象的重要来源。萨赫勒（Sahel）位于撒哈拉沙漠干旱的南部边缘，是讲阿拉伯语的人所称的“海岸”，它与公元8世纪至16世纪统治苏丹西部政治版图的三个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的先后崛起有关。有关加纳的第一次历史记录是公元8世纪末，大量穆斯林商人被其统治者所控制的利润丰厚的黄金贸易所吸引，而穿越到沙漠的另一边。六个世纪后，正是这种贸易吸引了葡萄牙水手来到几内亚海岸。跨撒哈拉的交流和穆斯林的治国方略支撑了苏丹帝国建设的进程，催生了加纳的后继者和沙漠边缘地区的转口港市：内陆三角洲以南的詹纳以及北部的传奇之城廷巴克图（Timbuktu）。

图4城市建筑的艺术形式。1905年，詹纳（位于当今马里境内）的一座房子：这是横跨西非萨赫勒和稀树草原地区的“苏丹风格”泥基建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照片由埃德蒙德·福捷（EdmondFortier，1862—1928）拍摄，他是早期殖民时期法属西部非洲地区著名的摄影师和明信片出版商。福捷驻扎在塞内加尔达喀尔，1900至1910年间他拍摄了大约3300张照片

至少，这是对有关苏丹帝国建设进程的老派观点。甚至在非洲历史作为一种学术课题出现之前，在对非洲大陆过去的解释中，加纳-马里-桑海序列就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富有同情心的殖民统治者，以及富有开拓性的美洲非裔学者来说，最能从时间迷雾中浮现出来的正是这些伟大的帝国。对第一代所谓的“民族主义”专业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也是国家。他们关心的是通过证明非洲远非欧洲帝国主义神话中的原始部族王国，而是有着悠久而高贵的国家建设传统，从而将非洲的过去“去殖民化”。这一点在诸如马里这样的伟大苏丹帝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著名的曼萨·穆萨（MansaMusa，1312—1337）统治的鼎盛时期，马里幅员辽阔，以其财富和权力遍布欧洲和伊斯兰世界而闻名。

国家的命名

新国家盗用历史名称可能令人困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其目的往往是消除欧洲殖民时期的命名法，并与真实的非洲历史建立联系，但其中一些古老的名字恰恰也是由外人创造的。埃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最初都是希腊词汇，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以及“摩尔人”一词）都是源自罗马词汇，意为北非的一个“部落”。英国的黄金海岸殖民地在独立时取了加纳的名字，尽管这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似乎被自己的统治者称为瓦加杜（与现在的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黄金海岸相距数千英里）。随着历史的延续，法国的苏丹南部殖民地变成了马里，而只有“苏丹”地区的东部（来自比拉德-苏丹）保留了苏丹的名字。或许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国家重新命名是上沃尔特（原名为HauteVolta或upperVolta）将两种土著语言的单词组合在一起后，改名为布基纳法索，大致翻译为“廉洁之国”。

然而，最近的考古研究，再加上历史学家、艺术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既定的陈述。第一，对古詹纳的挖掘表明，尼日尔河中部城镇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口头传播和阿拉伯编年史所标注的时间。古詹纳远非与世隔绝的地区，而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被发现的古代城市文明。第二，长期以来的假设，即认为外部力量为苏丹西部非洲的“复杂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催化剂，现在已经完全被推翻。远在北非商人到来之前，古詹纳就是繁荣的地区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第三，本土城市文化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出现。简而言之，该地区古老的城市景观中没有任何标志性建筑的痕迹，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建筑通常指向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的中心。考古学家罗德里克·麦金托什（Roderitosh）认为，尼日尔河中部文明的本质不是等级制度，而是多元的“差异化结构”。换句话说，它的本质和核心可能体现于在不诉诸强制性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实现自我组织的能力，而不是体现于帝国建立的辉煌历史中。

图5　13世纪至14世纪，从詹纳地区的古墓中发掘出来的骑乘武士的陶俑——这是帝国传统的化身。骑兵技术在巩固西非大草原上的中央集权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悠久的历史中，尼日尔河中部曾对具有挑战性的自然环境和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人类景观进行了娴熟的管理。前者成功地维持了麦金托什所描述的“一个毗邻荒凉的撒哈拉沙漠的巨大冲积花园”，后者通过“种族和解”的进程确保了社会和谐，并因该区域各民族，包括索宁克人（Soninke）、马林克人（Malinke）、班巴拉人（Bambara）和其他民族所共有的一系列象征性的核心价值观而得到巩固。在这些价值观中，最突出的是当地村庄社区（kafu）的自治和神秘力量（nyama）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融合成了曼德文化[1]，为世人所知。麦金托什把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称为帝国传统。曼德文化群体的北部分支——索宁克人统治着加纳王国。从曼德中心地带到南部兴起了另一个分支——马林克人。13世纪，马林克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建立了新的统治体制，即马里王国。

为了重现帝国传统，历史学家可以求助于考古记录之外的其他资料：北非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记述、当地写的阿拉伯编年史（ta’rikh），以及曼德人自己的“古老语言”（kumakoro）。换句话说，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史前阶段开始逐渐成为历史。然而，与中世纪欧洲、印度或中国在同一时期产生的大量文字记录相比，这样的资料来源少之又少，而且支离破碎。此外，这些资料还给历史学家带来了解释问题。例如，过度依赖穆斯林游客和编年史作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早期人们强调外部因素（特别是跨撒哈拉贸易和伊斯兰教）在国家崛起中所起的作用。土著人口述传说的应用有助于纠正这种失衡，但这也存在问题，因为大多数口述内容直到20世纪才首次被记录下来，比如曼德文化最著名的知识宝典——长篇史诗《松迪亚塔》（kumakoro）。这是一首由口头传说艺人（马林克人称其为“jeliw”或“griots”）精心制作的荷马式史诗，它讲述了松迪亚塔·凯塔（Sua）如何征服苏苏（Soso）巫师——苏曼古鲁·坎特（SumanguruKante）并创立了马里帝国的故事。

图6　反抗帝国的传统。图阿雷格骑兵手持剑、长矛和盾牌，穿着他们著名的靛蓝长袍，带着头巾。1906年由埃德蒙德·福捷摄于廷巴克图。图阿雷格联盟几十年来一直抵制法国对撒哈拉地区的征服（中间的人物可能是1913年领导攻击廷巴克图法国军事哨所的酋长），并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起来反抗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马里

1100年后，古詹纳开始衰落，到1400年，这个城镇已经被遗弃。其原因尚不清楚，不过这确实是一段气候不稳定和自然环境恶化的时期——这些因素也助长了新力量的释放和冲突，最终导致马里的崛起。到了15世纪，马里也在衰落，继位纠纷、游牧民族的渗透以及东部对手桑海的崛起削弱了马里的实力。随着帝国统治的瓦解，地方自治得到了重新确立。换言之，当国家改朝换代时，社会依旧得以延续。

然而，帝国传统远未结束。公元第一个千年“公民社会”表面上的和谐，与过去四个世纪该地区所陷入的暴力和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过去四个世纪里，一系列掠夺性的国家缔造者竭力将自己的专横权力强加给当地社区。首先是摩洛哥的征服者，他们在1591年穿越沙漠战胜了桑海帝国，而后相继是塞古（Segou，17世纪）——班巴拉国王、瑟库·阿马杜（SekouAmadou）极端的伊斯兰神权政治（1818—1862）、乌马尔·塔尔的图库勒帝国（Tukulor，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1893—1960），最后是它的后殖民继任者——中央集权的马里共和国（被军队统治了几十年）。重现政治叙事一直是历史学中比较容易的部分。但在政治叙事的背后，隐藏着更多难以捉摸的个人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它们只是匆匆地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恢复和重现非洲历史的挑战就在这里。

[1]　曼德文化，主要指母语为曼德语的非洲国家形成的文化，它起源于马里帝国，向东延伸到布基纳法索，向西到几内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向南至塞拉利昂、利比亚、科特迪瓦和加纳。（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