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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洲过往 历史之源（第2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对这一现象以及中非稀树草原林地王国类似传说的解释已经发生了变化。早期的历史读物倾向于认为，它们——没有完整的文字呈现——保留了真实历史事件的核心，有些甚至试图为移民、政治暴力和国家建构的故事提供大致的日期。但人类学家认为，这些故事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是关于永恒、“结构”上对立的宇宙学的推测。因此，恩孔戈洛可以被看作是前王朝秩序中威胁生命的混乱的化身，而姆比迪·基卢韦和卡拉拉·伊伦加代表生育和“文化”。到20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已经完善了他们的分析，反驳说口头传说是对当时（即口头传说产生的那个时代）统治政治合法化的一种论述，它们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发表的意识形态声明。

那么有中间立场吗？约翰·尤德（JohnYoder）认为可能有中间立场，他是一本关于坎约克民族（Kanyok）著作的作者，坎约克是一个受卢巴王国不断扩张的政治文化影响的民族。他认为，卢巴传说的起源既不是对实际事件的编年史，也不只是对当代权力的反映，而是对历史变化意义的评论。它可能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历史”，但它是那些自称卢巴人的人所理解的历史。有两件事是肯定的：一是在刚果南部讲卢巴语的地区，恩孔戈洛和卡拉拉·伊伦加的流行史诗将继续被讲述；二是学者之间的争论还将继续。

拥抱“他者”：历史和其他学科

承认缺乏书面资料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对非洲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式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从一开始就激励着非洲的历史学家变得善于与其他学科打交道。自1960年成立以来，该领域的先驱期刊《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ofAfriHistory）刊载了关于语言学、体质人类学以及最重要的考古学的文章。这种开放是激进的，但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人们对非洲大陆的历史知之甚少。因此，这一阶段的大量研究致力于回答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如历史分期和历史地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非洲的人类历史具有深厚的时间深度和广泛的多样性，而且需要有记录其深广历史的坚定野心。由于这些原因，从狩猎和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转变（“粮食生产革命”）和铁器加工的传播（欧洲历史学家认为这一过程属于“史前”范畴）被认为是新非洲历史。

然而，也许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跨学科关系是与社会人类学的关系。就像许多亲密关系一样，这源于早期的相互猜疑，有时甚至近乎敌意。历史学家满足于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中挖掘数据。但许多人对“民族志叙述”（ethnographit）中所隐含的部落群体的永恒性和自成体系的特质心存疑虑。反过来，一些人类学家对历史学家的野心持怀疑态度；另一些人则对后者以牺牲亲属关系和文化为代价，强调国家建设的倾向感到困惑。但随着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它们开始互相融合。正如新的非洲历史第一次在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蓬勃发展一样，人类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并开始批判自己作为一门“殖民科学”的起源。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将他们的工作与时间维度相结合（许多人现在将“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则开始研究一系列迄今为止原本由人类学家涉足的领域（比如宗教和信仰）。

并不是对其他学科的所有探索都是如此有益的，对历史语言学的掌握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一些语言学家声称，可以用多种技术来确定非洲语言传播的年代。如果把语言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人们是否能够用历史语言学来展示人类的物理迁移运动？这里的工作重点是试图了解所谓班图语的特殊分布，大约600种相关语言几乎遍布整个非洲大陆南部。历史学家将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尤其是陶艺风格和制铁技术）和口头传说（如卢巴史诗中的移民故事）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被称为“班图扩张”的模式：使用铁器的农学家从西北“穿越”赤道森林，不断地大规模迁移，其人口压倒了原始狩猎采集者的人口。

这种推理与物理迁移运动作为文化变迁吸引力的解释恰好吻合。在物理迁移运动这一点上，非洲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学家在更早的时候就在忙于从事把凯尔特人（Celts）从中欧拽到法国，把不列颠群岛和“雅利安人”（Aryans）拽到印度的研究。现在，我们对文化传播的理解变得更加微妙了。尽管大量证据表明了语言、文化和技术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的传播，但“班图扩张”模式被揭示得过于简单。与其说强调人口的突然大规模流动，不如说在2000年的时间里可能经历的兴衰，思想的转变和人口的迁移同样重要。我们对早期非洲的错误认识，虽然没有造成持久的影响，但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尤其因为语言数据和技术是复杂的，掌握它们是费时的。

考古学被证明是一个更有价值的学科，虽然有时引用它的材料会有些棘手。在其他大陆，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大量关于人类社会在书面记录出现之前的证据。考古学家记录了古地中海、近东、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正如《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杂志中的几页内容所示，20世纪后期的考古学仍然很浪漫；但它现在是一门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这门学科对非洲的历史学家很有吸引力，因为非洲历史学家单薄的纪实记录几乎没有提供时间线索。地层学的古老传统（通过挖掘定居点揭示的“时间层”的记录），加上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和树轮年代测定的新技术，为人类遗骸、定居点和人工材料制品的年代测定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我们用地层学所得到的数据构建了长期变化的叙事。

在勾画非洲悠久历史的轮廓方面，考古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考古学家所能找到的答案仍然常常让历史学家失望。非洲大陆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赤道森林地带，几乎没有被勘测过，更不用说进行大规模的挖掘了。没有进行大规模挖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很难找到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挖掘地点。许多地区历史上人口稀少，这就注定了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是相对罕见的，那些用经久耐用的材料建造的城镇则更为罕见。几个世纪以来，就连萨赫勒的詹纳、廷巴克图和加奥（Gao）等城市的“古老”泥造清真寺也一再被重建。除了极少数（特别是著名的“大津巴布韦”遗迹和斯瓦希里海岸的“石头城镇”），非洲定居点大多是用现成的木材或泥土建造的。使用这些材料是省力的，但它们在极端情况下是可生物降解的；沙漠沙尘暴的侵蚀性、暴雨和白蚁的破坏性活动是建筑的天敌。热带非洲以没有“废墟”而闻名，由消亡的城市和隐藏的宝藏带来的有关经济发展的论述并不适用于此，因此热带非洲对研究者而言缺乏魅力。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古詹纳的情况，考古学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地面上的遗迹才能对过去的模式做出惊人的发现。但是，即使是现代化的年代测定技术，仍然具有生硬的工具性，而且数据必须被仔细地语境化，以避免产生对既定年代具有潜在革命性影响的推测性说法。例如，尼日尔特米特（Termit）地区的发现表明，在计算放射性碳日期几十年后，关于当地拥有的具有自主创新性的炼铁技术仍存在激烈的争议。简而言之，非洲考古学面临巨大的技术和后勤限制。其中一些限制是政治不稳定的结果，另一些限制是实地调查的费用太高。这两大限制都对非洲大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活跃的考古学系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

苏珊·基奇·麦金托什（Susaosh）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是“在非洲考古历史的一部分信息被发展、农业或掠夺破坏殆尽之前，尽快恢复这些信息”。

尽管考古学有其局限性，但它一直是非洲艺术史研究的关键。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与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文字，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而艺术史学家研究形式和图像。然而，形式和形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亨利·约翰·德莱瓦尔（HenryJohnDrewal）写道：“思想和双手的创造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它们是“时代的标志和思想的形态”。但是形式是如何变成“艺术”的呢？就像人类文化的其他所有方面（如“宗教”）一样，学者们需要小心，不要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非洲的现实。有些非洲语言没有专门的词来表示“艺术”。其他的，如约鲁巴，其中的术语“奥纳”（ona）包含了广泛的唤起物质转换之意，旨在感动和启发民众。最近，学者们开始挑战“艺术”一词独有的（有时以欧洲为中心的）内涵，将其重新定义为“视觉文化”，从而将其范围扩大到电影、电视、摄影、服装和身体装饰等流行形式。

虽然早在15世纪70年代，来自西非的雕塑就开始进入欧洲，但在殖民征服之后，“非洲艺术”的意识才在西方发展起来。1897年，英国军队从贝宁（现在位于尼日利亚境内）掠夺了一批文物。这批文物中的许多物件，进入了欧洲各地的博物馆，成为收藏品，尤其是大部分由黄铜制成的著名的“贝宁青铜器”。它们引人注目的外表引发了专门为收藏艺术品而进行的探险活动，比如人类学家埃米尔·托蒂（EmilTorday）代表大英博物馆（BritishMuseum）于1907年至1909年前往刚果南部的库巴王国（Kubakingdom）。另一个关键时刻是在1905年前后，毕加索和其他巴黎前卫艺术家在西非和中非发现了雕塑。正如非洲音乐改变了20世纪的流行音乐一样，非洲造型艺术的输出也为现代艺术形式观念的革命做出了贡献。非洲当地对自然主义的漠视令现代主义艺术家和思想家感到兴奋，就如同听到艾灵顿公爵创作的狂野之声一样，他们自由、松散地借鉴了他们所认为的非洲文化富有活力和自由的“原始主义”。

然而，对信奉“原始艺术”的欧洲人来说，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功能或背景，更不用说历史了。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殖民后时期，非洲艺术品流入西方博物馆或成为私人收藏，但这些艺术品很少有注明日期的，更少的艺术品被认为是出自个别艺术家之手，甚至是出自特定的作坊。相反，它们是按照典型的部落风格排序的，例如“卢巴凳子”“多贡面具”“库巴雕像”“哥塔祖先雕像”等。这种种族归属常常像“部落”这个概念本身一样，过于简单且具有误导性。这阻碍了非洲艺术史的出现，无论是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对可能帮助历史学家重建随时空变化的文化结构方式而言。

历史与非洲艺术史的接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潜力巨大。现在，许多艺术史学家把他们工作中的“历史”部分视为“艺术”，而更多的历史学家将艺术看作是更广泛的变革模式的反映，甚至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艺术品不是“文本”。但是，经过谨慎的语境化，两者都能产生意义与表征。渐渐地，学者们开始用非洲本土的审美观念取代西方的审美，用更流动的区域性“传统流”（streamsoftradition）表达取代永恒不变的肖像式的部落形象，用更广泛、更包容的视觉文化取代对“美术”的狭隘关注。人们对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最明显的是在西非和中非，面具和假面舞会之间的关系。这些发展不仅在学术著作中，而且在非洲艺术的主要展览中都变得越来越明显，如1995年在伦敦举行的“非洲大陆艺术回顾展”（Africa:TheArtofat）和2005年的“非洲混音：非洲大陆当代艺术”（AfricaRemix:poraryArtofat）。

图14　艺术与历史记忆。该图描绘的是库巴国王柯特·佩普（KotaPe，1902—1916年在位）宫廷的一位官员手中拿着一尊18世纪的米沙佩利延斯（MishaaPelyeengaNdop），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是埃米尔·托伊或M。W。希尔顿-辛普森（M。W。Hilton-Simpson）1909年在库巴首都恩盛（Nsheng，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拍摄的照片

书面文献来源：第2部分

所有这些方法上的创新和跨学科的折中主义丰富了非洲历史领域。然而，归根结底，书面文献来源对恢复该大陆的过往和对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过往一样重要。证据的可用性和性质决定了哪些历史是可以写的，哪些是不能写的。因此，从战后非洲现代史的先驱们第一次涉足档案以来，总的来说，书面文献的数量和范围已经显著增加，这一点很重要。随着原始文献数量的增加，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外界对这些记录的重新评估，尽管凸显了它们的缺陷，却也凸显了它们的价值。现代评论已将用欧洲语言和阿拉伯语写成的旅行文学中的一些文本定义为其他著作的汇编。但它也表明，其中仍有许多独特的、亲眼所见的记述，这些记述出自那些在非洲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之手，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政治，有时甚至是过去发生的事件都有真知灼见。同样，曾被许多人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征服推动者的传教士的记述，现在被视为对宗教皈依和文化变革复杂过程的重要洞见。此外，还有奴隶贸易遗留下来的文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建立的跨大西洋奴隶航行数据库（见第四章）中收录了大量关于非洲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在前帝国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国家档案馆内，几乎所有殖民统治时代的官方记录，现在都开放供查阅。这些消息来源也被认为没有想象中那么偏颇和被种族傲慢所破坏：相比单调的帝国霸权主义，更多的是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中有许多是非洲人的声音，是那些使自己适应殖民统治的人的声音，也有与殖民统治做斗争的人的声音，包括一些妇女的声音、穷人的声音，甚至是奴隶的声音。广受欢迎的“非洲之声”经常生动地出现在大量的法庭记录中——长期以来，法庭记录被认为是世界各地社会历史学家的重要资源。这些法庭记录包括由非洲土著法学家实践的所谓“土著法庭”的诉讼程序，如1880年至1960年桑给巴尔法庭实施的程序（阿拉伯语）。

批判性地运用想象力文学还可以缓解非洲传记和自传相对匮乏的状况，帮助充实许多资料中原本单一、平面化的男性和女性形象。例如，尼日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WoleSoyinka）的三部曲《阿克》（Ake，1981）、《伊萨拉》（Isara，1990）和《伊巴丹》（Ibadan，1994），在家族文献、作者和其他人的个人回忆，以及诗意的想象力和戏剧性的动感画面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动**的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无与伦比的家族史。

没有比南非小说家彼得·阿布拉罕斯（PeterAbrahams）的《为乌多莫（Udomo）献花圈》（1956）能更好地描述20世纪中叶伦敦年轻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艰苦生活，这些人最终领导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独立。文学和造型艺术一样，既是历史变迁的反映，又是历史变迁的组成部分。

从消极的方面看，许多非洲档案都处于糟糕的状态。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被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但现在，无论是值得称赞的还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和公务员，往往把历史看作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保存旧文件、信件、报纸、地图、照片、新闻胶片等，费用昂贵，而且常常被忽视，使得许多收藏品只能任由热带气候和昆虫种群破坏。此外，在某些国家，新国家文件的加入和编目工作也停滞不前，导致它们的档案基本上仍然只是殖民统治的记录。如果这些档案文献被当地几代历史学家使用，它们可能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时期，许多非洲的大学也遭遇了财政上的困难。在最严重的国家坍塌和基础设施崩溃的情况下，过去的大量记录仍然存在消亡的危险。

但如果以这种方式结束，那就太悲观了。当然，在20世纪扫盲范围扩大之前，我们经常被阻止接触个别男女的经验以及如何理解这些经验。缺乏证据继续使历史学家倾向于本质主义，以及对大量人的思想和感情进行概括。然而，许多文献集仍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其他文献则继续被发现。例如，北非和土耳其的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忽视的资料，而廷巴克图的艾哈迈德·巴巴历史文献和研究中心（AhmadBabaHistorientatiore，建于1973年）现在有大约20000本当地撰写的阿拉伯语文献，这些文献重申了这座位于撒哈拉边缘的古城作为学术和学习中心的作用。在非洲进行历史研究是一项真正的挑战，但是来自非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新一代学生还在继续发掘这样的新资料，并重新阅读旧资料，追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