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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向海洋（第1页）

第二章走向海洋

中国为何能在宋末、元代及明初期间成为海上强国？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是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促成这一切的基本条件可能和其他海上强国一样——人民的性情、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及政治背景。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认为：“比起政府的远见卓识或精明作风，濒海国家的历史受其地理位置、领土面积、自然结构、人口和国民性——简而言之就是自然条件——的影响更深。”[175]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使西欧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打破宗教的束缚，勇于追求真知，解放思想。航海技术和地理学也有了革命性的飞跃，刺激了西欧人海外探险、拓疆传教的野心。政治意识增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商业革命促进了财富增长，商品和市场的需求急剧扩大。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16、17世纪，西欧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出现了类似于欧洲的变革因素。宋、元及明初的中国，文化发达，技术进步，商贸兴盛，经济蓬勃发展。尽管中国没有产生如欧洲般翻天覆地的政治和宗教大变革，但中国人的哲学观和政治观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176]

最关键的是，1127年开封府的沦陷标志着西北大陆开始衰落，陆上商业路线相继中断；而东南沿海开始崛起，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沿海地区，最终促进了海洋扩张和海上贸易的增长：

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这无疑是一场发生在经济地理上的革命。[177]

经济重心的转移

西北日渐贫瘠的过程可追溯至汉末，至六朝时加剧。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735—812）在8世纪末时曾感慨，渭河谷地曾是军事基地，秦军正是从该处开始征战并统一中国。同样，汉军也是从此处开始征服西域。但及至唐朝，渭河谷地已经衰败凋零。

杜佑认为衰败的原因是耕地的萎缩，并指出秦代开凿的郑国渠曾经灌溉了四万顷（一顷为一百亩，约为6。67公顷）田地，汉代开凿的白渠灌溉了四千五百顷田地。[178]郑国渠和白渠灌溉的总面积达到四万四千五百顷。即使到晋（265—419[26]）末：“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179]杜佑感叹，唐永徽（650—655）年间，“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766—779）初减至六千顷”。[180]在杜佑之后的两百年，两渠灌溉的面积持续萎缩，及至996年的宋初，这两条渠的灌溉面积不足两千顷，大约只有汉代的百分之四。[181]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但连年的内战和边境游牧民族的侵扰也破坏了堤坝，荒废了土地，减少了土地的产出量。[182]西北的农业经济在宋、元和明代都未得到重视，直至清朝重新平定西域，清政府才再次关注西北的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

战争的**和旱涝的摧残，使得西北地区每况愈下、萧条衰败；与此相反，东南地区则日渐富庶，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早在汉朝就有人观察赞叹过长江下游地区潜在的财富和资源。[183]该地区的发展始于三国时的吴国，而4世纪时，建康成为都城后进一步加速了此地的发展。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向了长江流域。[184]自此，东南地区的发展突飞猛进，唐朝的政治家、思想家韩愈曾感叹“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185]。

五代十国时期，各路军队在中国北方肆意横行，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土地。而濒海的吴越和南唐采取了谨慎的外交政策，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两国的国君们努力延续并增强了唐以来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为该地区在宋、元和明朝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186]

北宋时，中国东南地区已经广修水利，至南宋时进一步加强。1128年，宋朝南迁后，稻米的产量为整个国家带来丰厚的财富。水利工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为六路军队中百万士兵的命运全都依赖东南地区。朝廷大修水利，东部、长江两岸、宁波以及绍兴地区对湖床、果园、池塘、堤坝和水闸的改造已经十分全面完整。表1列出了除山东和广西以外各省份在各个历史时期兴修公共水利工程项目的数量，特别列出了沿海省份的公共水利工程项目数量在全国总数中的比例。

表1　治水活动：沿海省份数量与全国总数的比例[187]

这些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宋、元、明时期农业资源和经济活动都高度集中在沿海省份。水利工程的进步能提高一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以支撑密集的人口，防止饥荒发生，最重要的是能促进文明的发展。[188]

北方动**不安，阻碍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而自唐后期以来，手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东南沿海省份相对远离战争，而且由于地理位置便利，商品出口机会多，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生产瓷器、漆器、织品和纸张的作坊纷纷从北方迁到东南，并在南宋和元朝时期蓬勃发展。[189]浙江、福建和江西最著名的陶瓷中心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190]

发达的农业，以及发达程度不如农业的工商业为沿海省份带来了繁荣的景象。宋代一位思想家说：“当今天下根本在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191]沿海省份的经济优势可见表2，其半数至四分之三的收益上缴国家。

长江下游地区向宋朝廷上缴了大量的金属。如1119年，全国共收缴了17，004盎司黄金和1，146，723盎司白银，其中八成（13，744盎司）的黄金和七成（831，186盎司）的白银来自东南沿海。[192]至于钱币，1174年至1189年间，两浙（当时包括浙江及江苏南部）每年平均上交1200万缗，占全国平均1560万缗的77%，[193]马可·波罗曾描述：“行在（杭州）……是中国南方的九个州，或者说九个小国之一。”[194]为了证明中国东南地区的富裕程度，马可·波罗又写了元朝大汗每年的财政税收：“……每年通常有210金托曼（西方货币单位），每1托曼为80，000金萨吉。如此巨额的收入可真是闻所未闻。而这还只是南方九个州之一的税收。”[195]表2　全国财政收入：沿海省份税收与全国总税收的比例

政府对东南地区资源的依赖并非开始于最近几百年。6世纪时，隋朝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随即发现了长江下游地区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但当时出于战略考虑，隋朝起初仍然定都北方的长安（今西安）。西安所在的渭水流域已经不如从前高产，为了运输的便利，隋朝疏浚河道、开挖运河，构建了一条从东南杭州到北方洛阳的漕运系统。

之后五百年间，这一漕运系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历史表明，只要这条漕路能平稳运行，政府就能维持稳定；一旦阻塞不通，政府则容易衰落、垮台。尽管朝廷对古都西安充满情怀，但实际的行政中心已渐渐转移到了洛阳。五代十国时期至北宋，洛阳东面的开封成为国都，其原因并非出于军事防御考虑（开封四野都是平原），而是因为开封是漕运系统的枢纽，从东南地区运来的粮食足以维持卫戍部队。[196]

唐代开始出现的堤坝损毁及河道淤泥堵塞的问题，到了宋代更为严峻。黄河泥沙含量很高，屡次泛滥，造成漕路主要干道的汴河入口淤浅至两米左右，导致运粮驳船一年内只有6个月能通过此处。1095年，能运到京师的粮食只有平常的百分之二三十。[197]

到了1121年，漕运已经十分困难，有人提议开挖新的运河，或由海路运粮。但是，宋徽宗不像他的祖辈那样励精图治，他对修缮河道一事置之不理。事实上，在短短几周的水位高涨时期，他命人从江南用船运送花纲石之类的非必需品来为自己建造宫殿园林，结果进一步恶化了河道环境。朝中官员也纷纷效仿，利用漕运系统为各自谋私利，而不法之徒又破坏了堤坝，结果在金人入侵前夕，运到京师的粮食还不足寻常时期的百分之一。[198]

粮食匮乏大大影响了京师附近的驻军人数，以致最后除禁军外竟无人防守京师。因为没有粮食供给，援军也打道回府了。就这样，开封沦陷，宋朝皇室逃往长江以南，在临安（今杭州）重新建都。一百年后，在金人迁都开封后，历史重演：因面临粮食供给问题，开封被蒙古人攻陷。

蒙古人定都大都（今北京，意为“伟大的都城”）之后，也同样遭遇粮食供给问题。为了利用长江下游地区的资源，他们开辟了海运航线，并开凿了两段新运河，与原有运河连通，形成京杭大运河，使粮船可由杭州直抵大都。京杭大运河对后来五个世纪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游牧民族的崛起

王朝定都在北方的城市，除了对渭水和黄河流域一带旧文化中心的感情因素使然以外，还有战略的考量。自古以来，游牧民族世代居住在荒凉的大草原或沙漠地带，一直觊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中原，总是试图掠夺、占领中原城市，因此中国西北大陆的边境一直烽火不断。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原王朝能通过武力和外交手段阻挡游牧民族侵袭的步伐。然而到了4世纪，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突破防线，入主中原，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政权。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的政权持续了近三百年，同时期的汉人政权则主要控制长江下游地区。10世纪，游牧民族再次大举侵扰中国北方和西北方地区。至12世纪初，中国北方再次落入少数民族的统治。13世纪末，蒙古人夺取了政权，并完成了以前少数民族未竟的梦想——统一整个中国。

游牧民族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般，对定居民族（如汉人）统治区的**，对世界历史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几次入侵并非小打小闹的边境侵扰，而是民族大迁徙，游牧民族不停地向前推进，赶走之前的居民，移民浪潮般源源不断地涌来。游牧民族大迁徙似乎周期性地发生，学者们还在研究是否有什么神秘的力量驱使或迫使这种周期性行动的发生。当然，生活在边境的民族渴求毗邻农业国的财富和土地，这种贪婪并非一时性起，而是潜藏在内心长久的欲望。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游牧民族的崛起是因为人口密集地区的人涌向人口稀疏地区，[199]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以中国为例，是居住在人口稀疏地区的游牧民族侵入了人口密集地区。游牧民族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出现了领袖人物，因为在崛起过程的活动中，领袖人物的作用更像是催化剂而不是原动力。

有人提出过一种假设，将边境民族周期性的行动解释为受气候影响的结果。[200]公元300年、650年及1200年都发生过特大干旱，正好和蛮族与游牧民族分别入侵欧洲和中原，伊斯兰教势力扩张以及蒙古大征战的时间吻合。[201]但气候假设论的缺陷在于，它更适用于解释欧洲历史，而非亚洲历史。蛮族在4世纪入侵欧洲，蒙古在13世纪进行的大征战，对欧洲和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7世纪穆罕默德武装势力的扩张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对中国产生了微末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促成因素，但绝不是形成游牧民族周期性活动的唯一原因。游牧民族内部的势力或使其统一强盛，或使其分裂衰落。正是这种统一或分裂的循环往复，引发了它们的扩张或退缩。[202]同样，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它可以采取策略抑制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当王朝衰落时，就招致了外族的入侵。

隋唐的君主修建大运河，使镇守西北边防的军队有了来自东南地区的稳定的粮物供给，从而得以恢复元气；但到10世纪时，运河淤塞，漕运不畅之后，兵力就开始由强转弱。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来保障长期的作战，北宋军队便难以在北方地区组织大规模强有力的防守，无力驱逐入侵北方的契丹人。1126年，女真人（金人）突然兵临城下，北方阵地失守。

定都南方

1127年初，金人攻破京师开封，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汉人的内心被深深刺痛，他们重新估量战争形势，只能不得已抛弃对北方和西北腹地国都的眷恋，在富庶的长江下游流域的濒海地区重新选址建都。

开封失陷后，逃亡的北宋皇子选择临安作为南宋的行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将长江下游的濒海城市作为全国行政中心。中原政权第一次迁都东南地区是在317年，由于少数民族攻破北方，西晋宗室撤离洛阳，南迁建康建立东晋政权。但隋朝统一中国后，再次选择西北内陆的长安作为都城。可以说，除了南北分裂的历史时期，以及南京曾有270年成为政治中心的时间以外，中国历朝的国都大多都选址于北方或西北的内陆。从周朝到北宋末这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发展的重心主要还是在内陆。

但在1127年，宋室放弃开封，数年之后定都濒海城市临安之后，朝廷就只考虑以濒海省份的城市作为政治和行政中心。都城从开封迁到临安，标志着中国重心的重新定位，中国人也从西北向东南，从内陆向沿海流动。

当然，这样的选择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南宋初期，大臣李纲便是反对者之一，因为他认为自古以来东南没有出过卓越的领袖人物，而且过去从东南复起的政权也没有收复过中原。[203]明朝地理学家顾祖禹曾抨击过这种谬见，他认为经济重心转到东南之后，东南涌现了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其中就有明洪武帝朱元璋（安徽人）。[204]

国都通常也是战略中心，许多人反对在东南地区建都的理由便是，该地区的人并不骁勇善战，也缺少精壮的战马。[205]因此，一旦被北方的骑兵包围，他们就会处于劣势。但是，东南地区的人十分精通水战，可以弥补他们在骑兵作战方面的不足。而且，东南的地形易守难攻，利于水战。如此一来，定都临安就意味着朝廷倾向防守政策，也导致水师的发展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

并非只有汉人王朝才把重心转向东南地区。外族从北方和西北方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也主动将目光投向南方，这既是出于政治考虑，也是被经济因素所驱使。契丹人将都城从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女真人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迁至燕京，又从燕京迁到开封；蒙古人从哈拉和林（今蒙古国境内）迁至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又从上都迁至大都（今北京）。自10世纪以来，汉人和少数民族政权迁都的历史，让一位清朝学者发出“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206]的感慨。

明洪武帝夺取政权建立明朝后，定都于今南京——富饶肥沃的长江下游的心脏地带，再一次将中国的重心转到东南沿海地区。他的儿子朱棣——那位派人远航至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皇帝在位期间，继续坐镇南京统治疆域辽阔的明帝国。直至1420年，朱棣才决定迁都至今北京以应付日渐强大的蒙古人。

人们通常认为，择址北京是要保持战略需求和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北京地处西北大草原和东面的海洋之间，朝廷既能为军队培育战马、招募健壮的士兵，也能通过大运河和海路运输粮食保障供给。明朝学者刘侗曾说：

帝（北京）北宅南向，威夷福夏，玉食航焉。盖用西北之劲，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制西北之劲。[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