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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外贸易的发展（第1页）

第六章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朝在北方防守接连失利，一败涂地，终至1127年北宋都城开封的沦陷。导致这一结果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军事和政治因素。事实上，经济腐败毫无疑问地、实质性地推进、激化了北宋的军事溃败。

王安石变法原本旨在阻止经济衰退。但变法不仅因为机遇不佳而未能成功，还在反复的接受与拒绝、修正与妥协中，激化了北宋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海外市场对宋朝的军事力量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通过海外贸易，朝廷能够从贸易税中积聚大量财富。事实证明，这些财富对宋朝击退并最终延缓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危机与海外贸易

宋朝末年，中国的经济体系面临危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从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唐朝中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国家的经济实力依赖土地产出。商业和工业都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其缴纳的税收在朝廷岁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微乎其微。例如，749年，朝廷岁入约为五千二百三十万贯（包括钱、粟、绢、棉），其中只有二百万贯，即3。9%是钱币。[729]工商业在唐朝后期开始取得进展，至宋朝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与唐朝相比，宋朝工业发展迅速。据7世纪杜佑编撰的《通典》记载，唐朝只有一处生产御用纸张的地方，而至北宋已经有八处；唐朝只有一处官窑，而北宋有三处。[730]宋朝的矿场和冶炼场数量也较唐朝多（见表25）。

表25　矿场和冶炼场[731]

宋朝铜矿和炼铜场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铜产量的下滑。相反，从表26可知，铜的产量上升幅度也相当大。

表26　国家每年金属供应量[732]

商业不再是小商小贩，也不再是分散的家庭小作坊。制造商们将制陶、产纸、漆器、纺织等产业不断兼并集中，以此大幅提高产量。生产方式的改进和推销策略的提升，降低了商品的价格，使普通百姓也具有购买力，如此一来便推动了销量，利润又流回产业内重新变为资本。725年至839年之间，一匹绢的平均价格是2351贯钱，但在998年至1104年间，平均价格降到了1347贯钱。[733]商业的扩张促进了工业的繁荣。商人将商品运输到其他州府甚至国外去贩卖。在交易过程中，钱庄及钱币存取等手段起到了辅助作用。

繁荣发展的工商业缴纳了越来越多钱币形式的税收，在国家岁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引起了国家对发展工商业的兴趣。1065年，朝廷一半以上的岁入是钱币，如表27所示。国家岁入的一大部分是钱币，但这不意味着如粮食、农产品等其他形式的收入就下降了，因为粮食的岁入并未有明显的变化。相反，商人和工业生产者以钱币形式缴纳的税收急剧增加。[734]表27　钱币形式的岁入数量及百分比[735]

全汉昇在书中写道：“这种变动，显示出在这几个世纪中，货币经济有长足的进步，自然经济则日渐衰微。”[736]

同时，他继续阐述：

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和唐代比较起来，除钱数较前激增外，又多出了金、银。这些价值远贵于钱的贵金属，不见于唐代岁入统计的数字上，却在北宋岁入中占一地位……在天禧五年（1021年）的岁入中，有金一万四千四百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两……其后，元祐元年（1086年）的岁入金银虽较前减少，但仍有金四千三百两，银五万七千两。[737]

必须注意的是，朝廷以钱币形式征收的岁入不仅来自贸易和手工业的税收，也来自朝廷参与的一些产业的获利。宋代频繁的战争令干扰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严重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困难，因此这一时期无论是私营还是国营工商业的发展，都显得格外不同寻常。

纸币于1005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出。[738]但朝廷于12世纪初不计后果地滥印滥发了大量纸币，导致1107年，1000钱纸币的价值贬至十钱，[739]物价飞涨。1008年，一升米只需20钱，至1122年涨至250~300钱，而1126年被金兵围困的开封甚至涨到3000钱。[740]朝廷大量从私人处借贷银两，但却无力偿还债务，只能付出利息。北方沦陷后的几年间，粮食歉收，产量大减，饥荒肆虐，旱涝频发，寇盗繁滋，民不聊生。[741]

北宋病态的经济并未随宋廷南迁而好转，宋高宗在位期间（1127—1162），经济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成千上万的百姓从北方逃至南方新建家园，导致粮食严重匮乏。通货膨胀被短暂抑制后，又卷土重来，物价直线上升。1131年价值2000钱的一匹绢，至1134年上涨为10，000钱。[742]

北方土地丧失，宋军节节败退，金人的骑兵不断向南推进至长江沿岸，整个国家经济一片混乱。农业和工业生产迅速减少，国家收入大幅下滑。占总岁入半数以上的钱币收入，从六千万贯缩水至一千万贯。[743]

同时，朝廷的开支却在不断增加。北宋末，钱币岁入有六千万贯，其中养兵之费约五千万贯。[744]南宋初，朝廷钱币岁入约一千万贯，而每月养兵支出约八十万贯，[745]即九百六十万贯一年。后来，南宋重整军备，且每年要向金朝纳贡，这一费用的数字又翻了几番。[746]

朝廷面临的这一经济困境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江苏宜兴的一位官员于1156年上陈，当年该地区课税及官府产业利钱的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贯，但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高达三万四千余贯。[747]仅其中一项造船钱，就足以抬高木材、油、铁及米价。[748]

海外贸易收入的重要性

情势窘迫，南宋初期尤其恶劣。为了从苟延残喘的旧秩序中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家，使其实力足够雄厚而得以生存，年轻的宋高宗及其朝臣需要经济支持。朝廷加强集权，征收新名目的税，[749]但国库收入增长缓慢，而经费支出却迫在眉睫。在此情况下，宋廷还能有一项海外贸易的收入可以依赖，实属幸运。

朝廷向舶来品收取关税，并通过买卖舶来品获利。在朝廷的悉心培育之下，海外贸易产业每年能获利两百万贯，即南宋初年钱币岁入的20%。[750]过去，对外贸易从未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当时新儒家流派开始风行，该流派的士大夫们认为大宋的经济能够也应该自给自足，不需要依靠外来的力量，不应与外国有贸易牵扯。但他们的观点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相反，不断增长的贸易收入让朝廷更加关注商业的发展，也壮大了商人阶级的力量，为保护贸易正常开展，水师的实力也进一步得到增强。这一形势推动了水师的建设，结果在一个半世纪之中，随着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没落，中国掌控了中国海域以及印度洋至阿拉伯的海上商贸路线。下表显示海上贸易收入所占的比例：

表28　收入：海上贸易获利的金额及所占比例[751]

海外贸易的增长

宋朝建立之初便特别关注商业发展。960年，宋太祖一登基便制定了商业税，并通过了有关贸易的法令。其后的几位皇帝都严格地将此定为宋朝法令。[752]971年，南汉国向宋朝称臣后，宋进驻广州港，宋帝下令在广州设立提举市舶司。[753]这一官署最初由唐朝设立，宋朝效仿唐朝的模式，[754]其职责包括：（1）处理外国商人在华事务，检查商船，对舶来品收取关税；（2）监管本国商人出国，并为其颁发路引。[755]所有舶来品估价后先向其征收一成关税。[756]在市舶司的监管下，金、银、钱、铅、锡、布帛及瓷器可置换外来的香料、香木、药材、珊瑚、珍珠、琥珀、玛瑙及其他宝石、半成品宝石、水晶、苏木、乌木、玳瑁、犀角、象牙及镔铁。[757]

朝廷垄断了买卖舶来品的业务。977年春：

香药库使高唐张逊建议，请置榷场局，大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岁可得钱五十万贯，以济国用，使外国物有所泄。

上然之，一岁中果得三十万贯。自是岁有增羡，卒至五十万贯。[758]

榷场局设在京师开封。[759]除了八项物品外，所有舶来品都卖给百姓，这八项物品包括珍珠、玳瑁、象牙、珊瑚、犀角、乳香、琥珀、玛瑙及镔铁[8]。最后一项，镔铁是极为特殊的战略物资，宋廷留为军用。其他七项物品由朝廷于977年设立的官署转卖给北方的少数民族，用以交换对方的羊、骆驼和马匹，朝廷每年因此可进账四十万贯。[760]由朝廷垄断的与北方政权进行的专项贸易，散商不得参与，若有违令者，一律严惩，包括充公家产、黥面及流放。[761]

垄断舶来品贸易让朝廷获利颇多。978年，宋廷派遣四名使臣携带布帛等礼物前往位于南中国海的诸国，并邀请其商人来大宋。朝廷给予这些外商进口货物的特别优惠和特别许可证。为促进贸易，朝廷分别于989年和992年在杭州和明州附近的定海设立市舶司。[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