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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向海洋（第3页）

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书院和藏书楼众多。且近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地区的文人、学者、诗人和画家也层出不穷。[249]以河南、陕西、山西和甘肃作为西北的代表城市，江苏、江西、浙江和福建作为东南的代表城市，对比后可发现。不同朝代两个地区的文人数量有明显的差异。详见表8。

表8　历史上学者和文人的地理分布

东南地区人民杰出的才智不仅表现在文学和哲学的成就上，他们的才华在各个领域都有体现。表9的内容是基于地理学家丁文江的统计数据，他曾调查了5783名二十四史传记中的人物。相比于表8，表9更清晰地显示出南宋时期是变化的开始。在南宋向南迁都之前，大部分朝廷官员都出自西北，而之后则大多来自东南。

表9　历史上名人的地理分布

最明显的对比是河南和浙江。河南是北宋的京师所在地，而浙江是南宋的京师所在地。表10显示两地的数量是此消彼长，这说明了两点：首先，官僚系统的人员多来自京城；其次，一个朝代京城的位置对当地居民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表10　名人的地理分布：河南与浙江的对比

数据研究进一步显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名士地理分布有两个有趣的地方。首先，从汉代到明代，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朝廷官员都出生在东南地区，如表11所示。

表11　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名人地理分布

其次，南宋时期，浙江、福建和江西省的人才数量突然增长。出现在正史传记中的604名重要人物中，仅这三个省的人数就有307名，占50。4%。

表12　四个沿海省份名人的地理分布（数量及占比）

许多北方移民很喜欢东南地区繁荣的经济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他们创立的书院和藏书楼提升了该地区的文化水平，使南方人在科考和入仕两方面都占有优势。由于宋、元和明初的南方省份人口数量要高于其他省份，因此出现的人才数量也相应要多一些。

上述表格中的数据仅仅显示了作为东南地区文化活动指标的士大夫的人数，还不包括许多出仕名人、商人、漕帮首领、宗教人物、海盗头子、农民起义领袖和探险家等。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官修正史中并未记载他们。尽管他们并未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和官场扬名，但其中许多人在商业、手工业、科技、武器等方面脱颖而出。因此，他们的存在也促进了扩张精神的诞生。

一种全新的扩张精神

东南地区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开始重视实用性学习。从宋代到元代、明初，致知对中国读书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摆脱了陈规陋习的束缚，中国人能够探究其他知识领域，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宋代是中国科学的黄金时代。[250]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不再盲目地接受书本知识，而是喜欢调查、实验，注重记录发现，倾向于即兴创作和发明，展现了一定程度的科学精神。

宋朝在印刷术、造纸术、陶瓷、丝织、罗盘针的航海运用、战争中的火药火器、地理天文知识、数学和工程、造船业和运河水利业、植物和农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朝廷鼓励技术发展，厚赏发明军器、设计船舶的人——普通人就赏赐金钱，官员就加官晋爵和赏赐物品。[251]1074年，朝廷调集了全国优良的工匠和技工为国家设计和改进军器。[252]1273年，朝廷甚至在全国征集改进巨石炮的方法。[253]

另一个例子是，宋朝引进舶来品，改进外来思想并利用外国的服务。排外主义是近代中国发展出来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产生于宋，形成于元、明，但在当时这还不是中国人的主流想法。在唐代，朝廷已有来自日本、朝鲜、中亚和近东的人担任官职。曾有一度（847—873），军中半数将领及中书“尽是蕃人”。[254]从宋至明，近东血统和穆斯林，以及他们的子孙在官府中的成就都特别突出。[255]在众多祖先为穆斯林移民的能人之中，13世纪的蒲寿庚及15世纪的郑和只是其中的两位。

从异国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摩尼教传入中国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在接受国外的思想。宗教之后是科技思想的传入。中国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关于天文、数学、地理、航海、医药、军事等方面的知识。18世纪末，乾隆皇帝曾对马戛尔尼伯爵说了一句经常被后世引用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与此相反的是，宋、元及明初的中国人从国外进口大量货物，包括铁、硫黄、石脑油、牛角牛筋、兽皮等军事必需品。建造房屋和船舶的木材也从海外进口。除此之外，还有工业原材料等进口物。

宋、元及明初，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中国人普遍重视实用性学习，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这与海洋扩张有很大的关系。或许，这一时期中国人最显著的心理特征就是重商崇商、勇于冒险、斗志昂扬、爱国爱族。

在宋代，整个国家曾蒙受过民族耻辱，而到了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似乎只有汉族遭受屈辱。中国历史首次出现了按种族划分阶层的法令。最高等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包括回鹘人、阿拉伯人，以及在中国的俄罗斯和保加利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北方地区的汉人及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位于最底层的是南人，指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这四个阶层逐渐合并成了两个阶层：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以及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汉人和南人。[256]朝廷颁布了一系列歧视被统治阶级的法令，并不断剥夺他们的权利。例如，1337年曾规定“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不以汉人为相”“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如蒙古、色目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回手”等。甚至有人提议对汉人和南人来一次大屠杀。[257]

4至5世纪的北方外族统治者蔑称南方人为“岛夷”，与此相似，蒙古人称南方人为“蛮子”。对汉人来说，被本身是蛮族的人称为蛮人，这是最大的耻辱。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国家而言，这种侮辱都强化了汉人的爱国情怀，并催生出一种对外族人的憎恶感。[258]1138年，南宋枢密院的胡铨怒斥与金国议和一事，称：“夫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259]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261]

他又在文中又提到，中原内外的外族人若能承认中原的优越性及中原皇帝的权威，则可以和平共享中原的繁华：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华夏之人抚养无异。[262]

宋朝以前，中国皇帝接受来自外邦使者送来的礼物，有时也有人为奉承皇帝，会将之称为贡物，但并未明文规定要求定期上贡，这和《周礼》中制定的礼法一致。《周礼》中明确规定，周王可以接受中原管辖内诸侯国的各地方物特产，但只可接受中原以外番国进贡的贽。“九州之外谓之番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263]

到13世纪，进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国各省以上缴钱币和商品代替了粮食、织品、牲畜等土贡。同时，北方的番邦，如辽、金等，也开始实行向国内外征收贡品的制度。如此说来，向外邦征收贡品并非中国独创，而是由外族统治的首领引入中国，目的是吸收外邦的资源，支撑国内经济。

中国传统的制度要求，遥远的番邦通过进贡和采用中原的历法来表明效忠天朝，但统治中国的外族帝王，尤其是蒙古的可汗打破了这一制度。1267年，在一封由高丽国转达日本的诏书中，忽必烈的大臣抨击了中国过去的政策，并宣布新的对外政策：

日本阻海万里，虽或与中国相通，未当岁修职贡，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扶之，去则绝之。以为得之无益于王化，弃之无损于皇威也。今圣明在上，日月所照，尽为臣妾，蠢尔小夷，敢有不服？[28][264]

忽必烈利用贸易，吸引外邦，入其治下，但他更依靠水陆军队力量来使这些国家臣服。陆地上的战争以扩大疆域为目的，而海上活动如远征日本、占城、安南、爪哇岛，以及向马来亚、苏门答腊和印度南部派遣使者，目的不仅是迫使这些国家承认蒙古可汗的宗主地位，同时也是为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海上经济帝国。这一系列活动都需要水师作为政策执行者。

在南宋及元代时，浙江不仅文人辈出，而且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但浙江及邻近省份的经济不足以支撑该地区庞大的人口，也无法为如此多的能人异士提供大量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机会。自然灾害又让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更加雪上加霜。东南沿海地区受大陆气旋最严重的地带，[265]洪水暴发的频率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暴发的涝灾数量来估算，浙江占比19。9%，位居全国之首；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发生的旱灾数量来估算，浙江占比16。8%，同样是全国最高的省份，[266]其次是江苏。两个省份相加，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涝灾数量占33。7%，旱灾占27。5%。此外，“北宋时涝灾和旱灾的数量突然上升”[267]“元代时涝灾和旱灾的情况最为严重”。[268]表13　中国每一百年的严冬数量

至于气温的变化，表13显示了中国每百年严冬的数量。数据表明，1100年至1400年间严冬数量陡然上升，500年至1100年间每百年严冬的平均数量为14。3，而1100年至1400年间的平均数量为28。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结论：1100年至1400年间气温普遍更低。每年杭州降雪的最晚时间更加说明严冬的程度。一般杭州最晚降雪出现在3月15日前后，但1131年至1260年间，最晚降雪发生在4月9日前后，而1221年至1240年这二十年间，最晚发生在5月16日前后。[269]

严冬持续时间长，发生频率高，意味着作物生长期变短，从而导致庄稼收成下降。粮食短缺再加上洪涝旱灾频发，造成中国——尤其是东南省份在1100年至1400年间不断陷入饥荒，危机重重。还有些年份，朝廷在国内外连年征战，在满足了军队粮草的需求之后，留给百姓的余粮少得可怜。在这几百年间，还发生了西北偏远地区的百姓向东南迁徙的移民潮，导致沿海省份人口高度集中，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由于江苏是战争的重灾区，大量人口便流向丘陵地带的浙江、福建、江西，也有少部分人去了耕地较少的广东。在正常时期，粮食产量可能很充裕，然而一旦经济崩塌，立刻会导致民不聊生。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亟须向外扩张。一种形式的扩张是通过陆地，如汉朝一直在向南深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扩大疆域。而另一种主要的扩张形式就是通过海洋，中国正是在这一时期转而从陆地聚焦于海洋，这一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论

东南地区的人民曾显示出他们过人的智慧、机敏、活力以及闯劲。曾经，他们和祖辈离开北方和西北的不毛之地、穷山恶水，来到东南寻找新的家园。在经济衰落和政治动乱之际，许多人涌向了城镇地区，从事手工业和贸易，使宋元时期的工商业史无前例地繁荣昌盛。但形势逐渐恶化，即使是城市也无法护卫百姓，大量的民众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出走国外。

因此，中国和外国商人互相协商决定，中止这条陆路线路。1023年，通常走海路前往广州的阿拉伯人请求自甘肃的沙州由陆路进入中国，但宋廷建议他们继续走海路。[271]1121年，宋朝准许回鹘中断上贡。[272]1127年，北宋京师开封失陷后，所有陆路交通都中止了。翻看《宋会要辑稿》中所列960年至1265年的各国对中国的上贡兼贸易使团[273]，便可知开封沦陷对中外关系的影响。1126年之前，65%的使团由海路来华，35%则通过陆路；1127年之后，所有使团皆通过海路来华。

尽管在蒙古人缔造的“蒙古大同”之下，丝绸之路又恢复了通行，繁华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高点。但至明朝时，随着帖木儿对中亚的控制，这条通道又被阻塞。从宋代至明代，中国唯一可向外扩张的方向只能是东南海域。海洋不仅是唯一的开放通道，海洋彼端的陆地也在召唤、吸引着中国人前往，同时中国的环境也推动着中国人出海活动。

以上因素产生的结果，便是中国的人口中心慢慢从西北转向东南，中国人活动的方向从陆地边疆移向海洋。最后，人口中心和经济重心从黄河河套地区移到了长江下游流域。工商业需要从海外寻找市场，同样为粮食匮乏和失业所迫的民众也要出海远征去国外寻找生机。

人民对海洋和外邦的兴趣吸引了朝廷的关注。宋高宗、忽必烈及永乐帝时期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既顺应了民众的需求，也是为经济形势所趋。宋朝建立水师并鼓励海上贸易，元朝发动海外战争并发生大规模海外移民，明朝数次远航以加强与海外诸国的交流，这些都是中国人向海洋进军及中国经济发展向东南推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