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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华海权的建立（第1页）

第三章中华海权的建立

宋、元和明初时期，受经济、政治和人口中心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这些不可抗的外界因素影响，中国人开始向海洋扩张。但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思想，激励他们向海外开拓。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由多种因素促成。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秩序失衡，其混乱程度和激烈程度史无前例。外邦侵犯、祸起萧墙、社会动**、经济萧条造成了混乱的大环境，颠覆着中国人的心理，刺激了他们开拓和扩张的精神。与外邦人的密切联系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为生存与扩张发动的战争迫使人们关注当前实际问题，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的世界观，特别是中国人对外邦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也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翻开了新篇章。

然而，与域外的联系并未削弱中国人的民族及文化自豪感。与开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外邦人密切接触后，这种自豪感常常会进一步提升。也有人认为，中国应该与外邦人保持距离。但早期中国人对外邦人疏离的态度并未像明末及清朝那样明晰具体，还没有成为一种本国中心主义。这种主义从政府层面来说会妨碍中国与他国的外事交流，从大众层面来说会阻碍中国人向海外扩张。

绝对专制和中央集权

根据海军历史学家的说法，集权政府是建立海权的直接因素，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海军作为其施政工具。[274]但是，一个强势皇帝主导的专制政权也会给中国的外交事务带来负面影响。为皇帝造神的运动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6世纪，仍处于半荒蛮时代的楚国、吴国和越国等地，南方诸海洋国家以及地处西面的秦国，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称“大王”，但他们都要向周朝的大王称臣，“天王”的说法此时已经开始出现，但未成为正统的称呼。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才开始自称“皇帝”，表示自己君临天下，天下郡县、各个民族均臣服于己。[27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晚唐及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国力孱弱，皇帝的称号已经失去了其皇权的威严，变成一国统治者的荣誉称号。而且这一称号也越来越普通，建立辽国的契丹首领阿保机，就自称“天皇帝”，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地位。[276]

宋朝新儒学的哲学家们像周朝的思想家一样，通过尊王以求恢复政治秩序。他们发展出一套政治和社会体系，他们强调家庭的父权和国家的王权。[277]与荀子鼓吹的“天人相分论”不同，周敦颐、张载、程颢以及之后的朱熹等宋朝学者推崇绝对的尊父和尊王，认为这是世间的理。[278]这一思想是宋朝绝对专制的哲学基础。

唐朝倾覆后，国家处于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状态，原因之一在于国家最精良的军队都由各节度使统领，他们敢于违抗朝廷的命令。宋太祖为极力避免这一情形，解除了将领的兵权，削弱了文官的职权，将所有的行政权和军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在律法的规范下，由大小官吏辅助处理朝政。在新儒学中，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1150—1223）明确反对王权过度集中，他曾言：

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279]

另一位强烈反对绝对专制的学者陈亮，曾诣阙上言：

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280]

陈亮、叶适、陈傅良和陆九渊发声反对中央集权，进一步支持了以民为本而非以君王为本的政治哲学。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认为，皇帝的权力依赖于与民众的关系，[281]永嘉学派的另一位代表叶适则为城镇商贾说话，维护他们的权益。[282]皇帝作为国家权力中心，并不意味着他能拥有无上的权力。皇帝通过各级官吏一起治理国家，也要依据一定的准则行事。广义的“礼”就是理想化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皇帝及其臣民的权利和义务。[283]

此外，还有“法”，即基本法则，以及“律”，即法令条例。“礼”和“法”约束了皇帝及大臣们的行为和特权。这些法令和“会典”加在一起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宋代，法治体系下的政府取代了官员专制的政府。北宋初期及南宋初期的皇帝都以身作则，遵守律法，因此能够掌控国家，抵御外族入侵，而一旦皇帝凌驾于律法之上，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难逃灭亡的结局。[284]

元朝时，皇帝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从人口数的角度来说，元朝是少数人统治着不愿俯首称臣的数千万人口，朝廷选择卑躬屈膝、恭顺诺然而非思想独立、耿直不阿的官员进行管理。因此元朝颁布的律法是为让民众循规蹈矩，以维持中央政府统治，同时也是官员管理的准则。《元典章》的札文中就提到：“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废弛。”[285]但是，蒙古人认为自己是特权阶级，经常目无法纪，因此他们自己制定的律法也无法执行下去。

商户们渴望政治安定，社会有序，他们都推崇高度集权的政府，支持以法治国，求得庇护以便生意昌隆、扩大影响。商人阶层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工商业发展，也驱使更多的中国商人寻求海外市场。海上贸易的扩张为海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商人阶层地位提升

国家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制得到加强，与之相随的，是勋贵——中国社会顶端的特权阶层——的没落。唐代曾经世袭罔替的权贵和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经历了唐末的动**不安，到五代十国时期又被外族统治者中的新兴权贵压制。[286]到了宋代，太祖为保政权稳固，剥夺了权贵乡绅的政治权利。

但贵族阶层——包括宋代新兴的勋贵——以及地方名流，遭受最沉重的打击是来自经济上的。土地不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随着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工商业开始蓬勃发展，东南沿海的港埠以及长江下游的制造业中心开始蒸蒸日上，新的商人阶层开始占据社会重要地位。[287]

国家由个人统治变成了由皇帝统领的集权化官僚机构管理，平民阶层取代贵族阶层掌握了社会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出版日渐普遍，书院的创立使科举考试不断大众化，再加上商人财富的增长，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商户中的年轻人有机会读书接受教育。士大夫们对国家经济状况和技术这些实务越来越感兴趣，政府需要依靠商人获得资金和服务，货币和钱庄、手工业以及贸易的发展都使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从宋朝开始，商人对政府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288]到元朝，商人甚至能影响帝国有关经济法令的制定。[289]

从另一方面说，商人阶层地位的提升与绝对专制的发展有关。商户们渴望政治安定，社会有序，因此他们支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商人纳税、放款，使政府能够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以剿灭叛乱，镇压有实力的地方政权。[290]五代十国及宋朝时期，皇帝与奋起反抗地方权贵及节度使的人民结盟，赢得胜利。许多在朝或在野的大儒，如北宋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南宋的叶适，都表达过对没有土地的乡绅、商人及其他平民阶层的支持。

皇帝与其官僚机构及人民之间有密切关系。商人不仅通过商号给国家带来收入，而且在与金人及蒙古人的战争中，他们还向官府提供船舶和船员。作为回报，官府鼓励商业发展。例如，宋朝的皇帝从儒家教义中为他们对经济事务的兴趣找到坚实的依据。李觏曾为重利和私利正名，他喜欢引用《尚书》中的《洪范》部分，书中提到，国家八种政务中的其中两种就是管理民食和管理财货。[291]

另一本儒家经典《周礼》是王安石经济变法的基础。[292]他的批评者，如司马光，站在地主阶层的立场抨击官府参与营利机构的运作，但王安石指出孟子反对的是私欲，而非反对人民的经济利益。在反驳士大夫阶层应该以工商业为耻时，他写道：“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293]王安石支持贸易自由流通的政策，也正是在他为相期间，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发展。[294]

官员中有一大部分人开始对商业产生兴趣。当时有保守的官员强烈反对朝廷参与贸易，也有一些官员不仅直接从商或从商号中分红，而且还视商人为平等的挚友。[295]大部分的士大夫认为，虽然朝廷不能出资与商人竞争，但朝廷应该鼓励贸易。[296]欧阳修认为，朝廷应当与个体商户共享贸易所得之利，就如大商户会将所得之利与小商贩分红一样。[297]叶适则更进一步主张，朝廷必须保护及扶持商人阶层，而商人也必须有机会参与政事。[298]

朝廷各级官员也开始涉及工商业，出资购买贸易行份额，并派船出海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299]文人学士不再嫌弃生意买卖过于世俗而不配出现在自己笔下，他们的诗中甚至出现了对外贸易。13世纪末的大儒、历史学家吴莱的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方物抽所宝，水犀警非常。”[300]14世纪初元朝的国子祭酒宋本有诗云：“番船去时遗碇石，年年到处海无波。”“南风六月到岸酒，花股篙丁奈乐何。”[301]

1137年，甚至宋高宗也对此有评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302]官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商人的进取精神，引导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急速增长。

冒险精神

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让许多人对漂洋出海趋之若鹜。以福建为例，“以海为生和从商之人，一旦过得不如意，会毫不犹豫离别双亲妻子，居住到蛮夷之地”[303]。但也有很多士大夫扬帆出海只是为了去异域探险，或到未知之地感受探索之乐。例如，曾于绍兴年间（1131—1162）任国子监学正的莫汲，被贬到化州后，他便租船泛海探索。他曾远航到北洋，当时船员都感到害怕不敢前进，要发生暴乱，他拔剑胁迫大家继续航行。回程之时，他们记载曾见到身长十余丈的鱼。从他们的描述猜测，他们见到的可能是鲸鱼。[304]

蒙古人南下中原后，大量宋朝士大夫不愿在外族人的统治下继续生活，他们远航去了日本、安南、占城，甚至远至今天的泰国、爪哇以及印度定居。其中有一个叫方大登的人，后来还以暹国（今泰国北部）使者的身份回到中国。[305]除了热衷冒险以外，人们出海探险还因为尚武精神。宋朝开国之初，为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朝廷削了武将的兵权，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因此兵力孱弱。武将的地位不如文官，没有朝廷的命令，在外的将领也不得擅自调动军队。这些因素导致宋朝的军队更强调体制而非风纪，更依赖武器而非操练。[306]造成的后果就是，宋军在面对战术简单但流动性强的游牧民族时就处于下风。

但作为个体，宋朝兵将的尚武精神不亚于其先祖，且作战时同样英勇无畏。他们坚守防线，勇于进攻，若非朝廷宰相们尸位素餐，一心求和，他们本可以在历史中留下更辉煌的篇章。如吕文焕在没有得到宰相贾似道的援助的情况下，与元军相持，死守襄阳四年。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蒙古攻陷，宋室南迁，将士和民兵在海上继续苦战三年多，直至1279年崖山海战爆发，全线溃败，书写了宋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这部分内容会在后面详述。

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最后阶段，以及他们远征日本和安南之时，大部分的元兵是汉人。他们的表现说明，只要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领导有方，供给充足，就可以提升汉人士兵的内在作战素质。后来，蒙古人被驱逐出中原。在明初几位皇帝的统治下，汉人守住了北方边境，未让蒙古人再踏进一步，同时还收复了南边的安南，并有水师远征进入南海和印度洋。

这种尚武的天性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曾在书中写道：“然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阵无勇，斥为非孝：曷尝不以刚强剽劲耸发民气哉!”[307]孔子认为“足兵”是政事三要素之一，[308]他说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09]因此对孔子而言，公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保卫国家。他看到大家对战争中有些年轻人英年早逝表示哀痛时，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310]虽然有学者对挑起战争的行为表示谴责，“但没有一个思想流派对武力守卫表示特别反对”[311]，这一点很有意义。

宋朝时的外族入侵，以及元、明初时对外战争的胜利带来的刺激，使中国人的尚武精神依然保持活跃高涨。除了民兵组织外，普通百姓还能加入弓箭社（宋代特别流行）、剑道馆、拳馆等鼓励和训练民众练武的社团。

在这一时期，大众开始崇拜武艺高强的英雄，最先被神化的历史人物是2、3世纪的关羽，人们称之为战神。[312]司马光和苏轼都提出，科举考试中除了文试以外，还应该考查骑射。[313]吕祖谦和陈亮称“自古文武只一道”[314]。

邱濬主张海权，曾写过以下文字：

为治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