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章 中华海权的建立（第2页）

有些励精图治的皇帝对这一尚武精神进行思考后，将激励人民的尚武精神纳入国策。宋孝宗曾在听政的大殿中放着兵器盔甲，以让自己牢记战争。他于1162年登基后，再次推动武学的发展，希望能让文官学习马术和箭术，将士学习艺术和学问。[316]明洪武帝于1368年登基之日，便警示大臣官员不得忽视国家武防。“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317]在他称帝的第三年，即1370年，下谕所有国子生须习骑射。[318]他曾说过，皇帝和官员都应该文武兼备。[319]

地理知识

宋朝时，中国海事活动发展最快，这并不是巧合。正是在宋朝，之前的许多知识、思想和技术都被应用到实际中，并直接推动了海事的进步。李约瑟在书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320]宋、元、明时期的人们丰富了地理学、制图学、海洋学等领域的知识储备，在航海、造船、火器制造及利用等领域，新技术发明层出不穷。

晚至唐代，中国人还只是更为了解西部边境的一些国家，而不太清楚海外的国家。[321]到8世纪时，中国人才开始系统地收集陆地及海上的异邦信息，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及其邻邦的地理书籍开始出现。[322]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信息和中国人编写的地理书籍，让中国人越来越了解海外国家。

唐代时，对推动地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数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时期的宰相魏国公贾耽。他于798年将一生最重要的地理成就《皇华四达记》（10卷）进献朝廷，又于801年将所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及其中的《海内华夷图》进献朝廷。[323]

贾耽之前，中国对邻邦的认知十分匮乏：

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324]

另有史书记载：“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25]他还指导鸿胪寺的译史向各国来使提问并详细记录回答。[326]

贾耽尤其关注如何到达各国这一主题，包括是陆上线路还是海上线路、途经地区以及两地间的距离等问题。根据他的研究，“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327]。在这七条路线中，有三条是海路。他对广州至波斯湾的航线描述不但精准，而且注重细节。[328]贾耽对航海线路及海上诸国事无巨细的记录，尤其为宋、元、明时期的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9世纪，中国人甚至已经知道了东非的存在。[329]

宋朝时期，中国与中亚的联系被切断，不得不将重点转向了海上的扩张。因此面世的地理著作主要是针对与中国有来往的海上民族及海外国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者在点评赵汝适的《诸蕃志》（1225年）时，写道：“惟南宋僻处临安，海道所通，东南为近。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越西域。”[330]《诸蕃志》毫无疑问借鉴了之前宋代的两部书籍，即朱彧的《萍洲可谈》（1119年）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1178年），这两本书中都有关于航海路线及海上诸国的章节。

宋代是中国人地理知识日渐丰富的转折时期，因为海洋国家比大陆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强调，书籍中对外邦的描述也比过去大为精准。[331]因此，中国人对东海、南海、印度洋上的国家了如指掌，甚至还知道了西班牙、北非、西西里及小亚细亚等国家或地区。中国的船队可能曾到访非洲东海岸至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岛。[332]1178年，周去非对从海上能通达的国家如此描述：

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333]

坐船回国的中国人写下自己的经历后，证实并补充了传闻中描述的航海路线和外邦情况。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述了穿越中国东海的一段航程和一位1122年出使高丽的宋朝使官对该国的描述。周达观是1293年至1296年由元朝派去印度支那的使者，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这是一本关于柬埔寨的旅行见闻。题材更广泛的还有14世纪中期的商人汪大渊对东南亚和印度港埠的概述。

15世纪时，明永乐帝曾派船队远航，使大量中国人有机会能去外域，因而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次远航的记述，这些记述满足了想了解海外异邦人和异域风俗却无法出国之人的需求。有关这些远航的记录中，最初受欢迎的是马欢著的《瀛涯胜览》（1416年），然后是费信著的《星槎胜览》。得益于当时先进的印刷术，这两本书流传甚广，进一步激发了百姓对海事的兴趣。

地理知识的丰富和制图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只能绘制自己疆域的地图，随着汉朝军队的西进，中亚地区的地图出现了。魏晋的裴秀（217—319[29]）曾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几项原则，以确保制图更加精确，并在《禹贡地域图》中使用了以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绘制地图。裴秀有可能是使用比例尺的第一人。但直到唐朝，才有人根据前人系统的信息积累而绘制出包含外域的地图。

兵部下属的职方司的职能之一便是绘制外域地图。《唐六典》记载：“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334]这些地图每五年修订一次。天宝（742—756）之后，鸿胪寺与职方司共同整理从外国人处获悉的地理信息。时任宰相的贾耽能调阅两个部门的卷宗，他经数年研究后，绘制出《海内华夷图》。这幅大型的世界疆域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比例以一寸折百里。元代以前的500年内，中国所有地图的绘制都以此图为参照。

印刷术的发展使宋朝绘制的地图数量超过之前任一朝代，但宋朝时的地图大部分是北方及西北的军事地图。宋朝的制图师首次单独绘制了域外地图，而非将其和中国疆域一起绘制在一张地图中，这是宋朝制图学的创新。最早出现的是李符在广州绘制完成的《海外诸域图》，977年进献朝廷。之后是1006年进献朝廷的《交州图》。[335]第三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122年）绘制了前往高丽的海路及高丽本土。宋初为防备北方金国战船的突袭，绘制了大量的海岸线图。[336]遗憾的是，1127年宋都开封失陷后，大量四海地图都失传了。

身处13、14世纪之交的朱思本，是继8世纪的贾耽之后对制图学贡献最大的地理学家。中国当时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与外邦有大量来往，朝廷也鼓励研究域外地理。在礼部的提议下，朝廷负责接待外使的机构会同馆官吏于1288年受命，询问来使本国的风俗、土产、距离京师路程等问题，记录到册籍中并绘制地图。[337]然而，立志终生研究地理的朱思本并不满足于这种收集地理信息的途径。他不仅通过自己的观察检验所得的各项数据，亲身游历中国，潜心研究前代地理学家的著作，而且还精通藏语、梵语等，足以阅读外国地理书籍并与大量来中国的外邦人交流。在此基础上，他能够绘制出精确可靠的地图。[338]

朱思本绘制的地图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舆地图》，所绘制地域包括“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339]。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绘制这份内容丰富的地图，此外他也绘制了一些小地图，有11份关于中国边境，1份关于中亚地区，8份关于海上诸国，其中甚至有1份绘有三角形的非洲。这些地图都被收录在记载元代典章制度的《元经世大典》之中，甚至在有了利玛窦地图后的明代及清初，它们依然是地图绘制的范本。[340]

助航器具

海图对船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朱思本绘制过8份海域图，却只绘制了1份中亚地图，足见当时国家对海上贸易的重视。但他的地图太笼统，不适合应用于实际航海之中，无法满足船员的需求。因此，基于航海的实际需求，宋朝刊行了至少11份有关潮汐、风向及水流的地图。

中国的舵工及船长通常有自己特制的海图，指引船只通过狭长的水域和海域。明代军事著作《武备志》[341]240卷中的图注明了明初至波斯湾的航线，这些就是实际使用的海图。这些图中注明了罗盘读数、掌舵方向、两地间的“更”数、路标以及其他信息。以现代标准来看，这些海图虽然简略粗糙，但在当时可以成功指引中国船员跨海航行数百里。有位作家曾对此评论：“然而大部分海图的绘制都未使用制图师常用的方法，即等比绘制陆地、水域形状；这些海图只是根据船舶靠近海岸时所观察到的情况而绘制的一系列海岸图。绘制这类全景轮廓图是为了让船员能够辨认、识别路标。”[342]

这些海图中都有罗盘指向，说明它们可能都出现在磁罗盘发明之后，而非之前。中国人早在汉代就发现了天然磁石具有磁力。[343]至11世纪时，拥有地理学家、制图师、科学家、外交官等多重身份的沈括曾提及磁石指针会背离正北方，[344]可见当时罗盘已经被应用于航海中。朱彧在12世纪初曾描述过当时的航海方式：“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345]徐兢也在1122年坐船前往高丽时提及罗盘的用途：“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346]

随着驶向国外的中国船只日益增多，中国人经过研究和尝试，罗盘的用法也掌握得越来越好。到明初时，中国人已经有关于罗盘用法的著作，如《针位编》。[347]船员们将航海指南、海图、罗盘读数和星图结合起来使用。朱彧和徐兢书中所描述的内容说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利用天文导航，而且这一情况在宋朝时已经很普遍。伊本·白图泰曾提到过中国的舵工如何在夜晚利用天上的星星导航。

导航所用的星图称为《牵星图》。明永乐帝时期，中国的船长曾利用牵星图到达波斯湾。中国船员通过“指”这种起源于阿拉伯的古老的测量标准确定星星的位置，并规划航线。关于如何航行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中国有如下记载：

指过洋，看北辰星十一指，灯笼骨星四指半，看东边织女星七指为母，看西南司布星九指，看西北司布星十一指。丁得把把昔开到忽鲁谟斯，看北辰星十四指。[348]

宋、元、明时期，人们不断修正和更新星图、罗盘读数、操舵指南。不久之前，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无名之书，可能为明末所著。该书记载了从中国至日本、东南亚以及波斯湾的航行指示：

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349]

毫无疑问，在中国人所掌握的地理知识中，大部分涉及天文导航的信息都来源于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开拓印度洋的先驱。宋末和元代时期，阿拉伯和印度的天文学也对中国的天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据说将阿拉伯和印度的天文理念引入中国的是《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350]尽管中国的航海业受阿拉伯影响颇深，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这一时期或之后所有的古籍中均未提及使用过星盘，而当时星盘在阿拉伯的船上已经十分普遍，中国人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可能东亚大多数的海岸线是南北向，中国船只不需要用到如此高级的导航仪器，航位推测法（规划罗经航向并根据海图估算距离）已足够应付。[351]研究海事的作家威尔斯对此作如下解释：“中国的领航员似乎没有确定经度的需求。他们的贸易航线通常是沿东北—西南走向的海岸航行，很多航段几乎是南北走向。无论何时，船员们只要‘向西走’，就能找到亚洲的大陆。”[352]

大部分航海经验无疑来自实际航行、师父对学徒的传授以及常识，这些经验以及这一时期发明或引进的技术工具都是中国航海业宝贵的财富。中国人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掌握了季风、潮汐和海流变化的规律。在12世纪到15世纪的海上扩张时期，中国人充分利用了这些经验和技术。此外，中国人还根据经验观测天气，并将之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歌谣，以便让所有海员都能烂熟于心。[353]尽管中国人在航海上获得了巨大成就，但可能正是因为没有使用星盘，所以才让欧洲人首先“发现”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人“发现”了欧洲。

造船技术的进步

尽管有文字记载，中国的船舶在唐朝时曾到达过波斯湾，[354]但亚洲海域的大量海上贸易仍然通过阿拉伯船运输，其次是印度船。[355]不仅中国人搭乘外国船只出国，中国的多数沿岸贸易也由外国人掌控。但及至宋朝，中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海上贸易蓬勃发展，中国人无形中在东方航运界掀起一场革命。[356]中国人取代了阿拉伯人对海上航线的垄断地位，并在元明清时期一直保持领先。中国人几乎独家控制了广州至印度西岸奎隆（古称俱兰）的所有航运，并在该地卸货转运。而中国船队不愿意继续航行的原因是，大型中国商船吃水过深，不适合前往水域太浅的波斯湾港口。[357]

不仅中国客商会乘坐本国的船出去，外国客商也愿意搭乘中国船。马可·波罗和德理[30]以及伊本·白图泰都曾乘坐过中国的船只。实际上，来中国旅行的外国人非常多，元代朝廷不得不颁布法令管理外国游客的行为。[358]与当时亚洲海域上其他国家的船舶相比，中国的船舶制造精良，吨位庞大，无惧风浪，安全舒适。阿拉伯和中国的船只，马可·波罗都曾搭乘过，他在评价霍尔木兹港的阿拉伯船时说：“这座城市的人有很多船，他们的船十分粗劣、脆弱又危险。很多船沉没了，因为他们建船时不像我们一样钉铁钉……基于此原因，坐这些船十分危险。而且我告诉你们，因为印度洋航行条件十分恶劣，风浪大得惊人，导致很多沉船事故。”[359]而他对中国船只又是另外一番描述：

我告诉你们，（中国的）船舶大多是由枞木制成，只有一层甲板。甲板以下的空间被分为60个小房间或舱房，具体数量视船的大小有所增减。每个船舱能让一位商人舒适地居于其中。船上装备十分先进的驾驶盘，通俗地说就是船舵。每艘船有四根桅杆和四张帆。通常还会再多加两根桅杆，根据天气情况，这些桅杆能够随时升帆或收帆。有些吨位较大的船，另有十三间货舱，用厚板组装在一起，以防意外发生穿漏，如触礁或被觅食的鲸鱼撞击而产生漏洞……船员们找到漏水的货舱后，马上就会将该舱货物转移至其邻舱，因为这种船造得十分精密，所以一个舱进水，并不影响其他各舱。船员们修理完毕后，再将货物搬回原处。船舶都用两层板打造，即船的各处都有一层覆板盖在底板上。这些木板内外都捻缝，并用铁钉牢牢钉住。[360]

中国人捻缝的材料是由桐油制成的。沿海地区的中国船匠会用到达玛树脂、橡胶树脂、榄香脂及乌榄中提取的树脂块，这些材料都从东印度群岛进口。[361]马可·波罗也说过，只有新船才会用于中国—锡兰航线，已经在印度洋运行数次并返修过数次的船会被收回，仅供沿岸航行使用。[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