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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南宋时期11271279 第四章 南宋水师的建立（第3页）

敌军对南宋沿海各地区的威胁，迫使宋廷加快制订扩大水师规模的计划。1135年初，平江知府胡松年上言：

况海道阔远，苏、秀、明、越最为要冲，乞选精兵万人，命一大臣往驻建康，亲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马家渡，以张两军之势，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御江海。[533]

1136年，前宰相李纲也写了长篇奏章，再次强调朝廷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守卫沿海的必要性：

海道去京东不远，乘风而来一日千里，而苏、秀、明、越全无水军，则海道当预备。[534]

接到这些奏章后，朝廷同意削减三分之一的江河战舰，将人员和经费用于加强远洋战舰，[535]并决定通过开展造船计划和租用商船来增加战船，尤其是大型海船的数量，用以防守沿海要冲。[536]在建造远洋舰队方面，南宋的优势是拥有造船的设施，以及在建造大型商船中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但同时，远洋舰队的建造成功，也体现了南宋人民的足智多谋和善于创新，以及将新思想付诸实践的热切精神。

最常提到的战船有以下几种：

大型桨帆战船，又称戈船或棹船。宋高宗登基后的几年中，浒浦造船坊生产出两种战船：（1）四百料的八橹战舰，长八丈，用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2）四橹“海鹘”战船，长四丈五尺，用钱三百二十九贯。[537]

宋朝常用的另一种战船叫鱽鱼船，这种船面阔一丈二尺，身长五丈，头尖尾阔，有大量空间可存放石块、弓箭和物资，可载五十人，由朝廷出钱四百余贯，交民间工匠打造。[538]

规模最大的海船“海鳅”由广东和浙江的官方造船坊制造，面阔三丈，约载二千料，“比鱽鱼船数已增一倍，缓急足当十舟之用”[539]。这种船也被称为鳅头船。[540]

所有的船中，最奇特的是车船。这种船的产生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创新才智。早在5世纪时，就有这种奇妙之船出现，[541]但到了南宋，它们才被改进到最完美，并发挥最大的作用。1132年，一位宰相在评论某场水战时称：“贼有车船，如陆战之阵兵；鳅头船，如陆战之轻兵。”[542]

1132年8月，无为军（在今安徽地区）守将王彦恢上陈了自己所著的关于车船如何在战争中使用的文章，称车船轻便快捷，可用于拦截敌船；同时他还展示了自己创制的飞虎战船，船旁设四轮，每四人踏一轮。[543]

宋廷肯定了他创制的战船，下令建造一批“飞虎战船”，并单独组建了一支“飞虎”船队。[544]1134年至1135年，宋军在洞庭湖与农民起义军的交战中，使用了长二十至三十丈的大型车船，每艘船除船工外能容七百至八百名士兵。这些战船造价十分昂贵，二十丈长的车船用钱两万贯，“若以系官板木，止用钱一万贯”[545]。有些车船甚至长达三十六丈，而宽达四丈一。[546]

1134年，两浙路的造船坊奉旨在一年内打造九车和十一车海船，共二十八艘。[547]显然两浙路顺利完成了此次任务，因为次年该地区于3月奉旨建造十二艘九车战船和八艘十三车战船，[548]6月又奉旨建造三十艘五车十桨小船。[549]同时，所有的造船坊都进行了重组，清退了闲职人员。[550]

1113年，朝廷下诏各船“仍逐路雕凿字号，打造州军、年月记验”[551]。之后船队中的船都有番号，如广东水军的战船根据《千字文》的顺序编号。

关于船上的武器装备，朝廷于1129年下诏“备战之具，合用纸甲、手炮（一种原始的手榴弹）、钩枪、木弩”[552]。每副铠甲重五十斤。[553]同年，另一份诏书上规定“舡合用望斗、箭隔、铁撞、硬弹、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类”[554]。

南宋军在水战中使用过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名为“灰炮”。“用极脆薄瓦罐，置毒药、石灰、铁蒺藜于其中，临阵以击贼船，灰飞如烟雾，贼兵不能开目。”[555]

征用商船，招募水军，水上巡逻

除了官造战船外，朝廷也出钱征用商船作为补充。1132年，首任沿海制置使仇悆上奏，请示雇募海船五百只，并面阔一丈八尺至二丈，于定海港集结。[556]

朝中对此要求议论纷纷，因为当时南宋国库空虚，军费紧张，而对外贸易的税收占岁入的两成。[557]不少大臣担心该计划会招致商人的不满和反对。1132年9月21日，殿中侍御史江跻奏请：

福建路海船，频年召募把隘，多有损坏，又拘靡岁月，不得商贩，缘此民家以有船为累，或低价出卖与官户，或往海外不还，甚者至自沉毁，急可悯念。[558]

他又冒险提出建议，后被朝廷采纳：

乞令本路沿海州县籍定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各分三番应募把隘，分管三年，周而复始。过当把隘年分，不得出他路商贩。使有船人户三年之间，得二年逐便经纪，不失本业，公私俱济。其当番年分辄出他路，及往海外不肯归回之人，重坐其罪，仍没船入官。如本州县纲运，即轮差不及一丈二尺海船，其系籍把隘船户，本州县纲并不得差使。[559]

1134年，朝廷从江、浙、荆、湖[560]招募“习水而善没”之人作为水军。每个指挥使须训练五百名水军士兵。[561]朝廷特别重视在两浙、江东、福建招募和训练水军中的弓弩手。[562]

1136年5月，官员王缙在上陈的奏章中特别强调了水师将士的培训：

舟师实吴越之长技，将帅之选既慎矣。而舟船数百，多阁水岸，士卒逾万，未闻训习。欲乞明诏将帅相视，舟船损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战斗；人不必众取，可资以胜敌。分部教习，周而复始，出入风涛，如履平地，则长技可施，威声远震，折冲千里之外矣。[563]

最后朝廷任命马扩负责阅习水军战舰。[564]

该时期，宋朝水师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任务——肃清海寇。北宋后期，广州是一个重要的港埠，全国九成的海上贸易都通过广州，出入珠江的商船都由朝廷派船护航。广州至溽州岛（也称海陵山）的七百里沿岸海岛上，设有望舶巡检司。[565]但自开封沦陷后，兵荒马乱，朝廷已无暇顾及海道和海岸的治安。海寇日益猖獗，不但伏击商船，甚至抢掠沿海城市。

南宋初期的几十年间，由于国库收入来源有限，朝廷十分依赖海上贸易的税收，用它来填补行政和军费支出。因此，剿灭海寇成为朝廷的主要任务。前宰相李纲曾上表：

臣契勘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过，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船，市舶司上供宝货，所得动以巨万计。官司不能讨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艳，皆有仿效之意。臣恐自此为患未艾，盖缘两路帅司，并无战舰水军，遇有海寇，坐视猖獗，不能进讨。[566]

李纲力劝朝廷，应加强水师力量以清除海患，不能一味退让、招安。[567]另一位官员鉴于广东的形势，提出：

今贼徒深入广南，正当舶回之时，必有遭其剽劫者，岂不亏失国课……况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则焚之，大即取而为己之船。其人或与斗敌，则杀之，懦弱不堪用，则纵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掳其强壮既能使船者为己之用，稍忤其意，辄加杀害。故被掳之人，只得为出死力。其始出海，不过三两船，俄即添至二三十只，始不过三五十人，俄即添为数百以至千人。今诸贼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则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穷已。[568]

1131年，宋廷开始了剿灭海寇的行动。曾在几年前击败过金兵战舰的张公裕，受命将船队分成五组在海上巡逻，搜索海寇踪迹。12月，他在海门港外遭遇有五十艘船的海盗，将之剿灭。[569]同年，水军统制邵青叛乱，利用自己手上的战船围攻太平州（今当涂）、镇江、江阴和通州，被击败后又出海攻打明州。之后，在妻子的规劝下，邵青被朝廷招安，并官复原职。[570]表17　海寇活动[571]（1131—1149）

朝廷不仅派水军肃清海寇，还组织船主，五家结为一保，相互监督，以防中间有人支持或勾结海寇，并派海船阻截没有结保的五家授权文书的船舶出海。[572]同时，朝廷鼓励招安海寇头领，将其纳入水师队伍。像朱聪和郑庆等带部下投降并上交船舶之人，朝廷便封其为保义郎，并让其在水师中任职。[573]

结论

南宋和金朝在陆上的对战趋于白热化，而金朝想伺机发动海攻的目标也一直未能实现。金朝皇帝靠战争无法实现的目标，却通过外交计谋实现了。1141年冬，南宋宰相、主和派代表秦桧与金朝议和，答应了金朝开出的一切条件，签订了“城下之盟”《绍兴和议》，以此换来了宋金之间20年的和平。

中国人开始重视水师这一新生军事力量，是源于以下几个因素：朝廷一直担忧敌人从海道进攻；水师和金兵首次冲突便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南方的地形适合利用水师进行防御。南宋人对发明和试验的热情，丰富了历代积累的造船知识，促进了航海技术的改进，使其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舰队。

尽管南宋水师从来没有正面对战金兵，但年轻的水军在南宋初期剿灭海寇的行动中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操练，水师力量在12世纪初突飞猛进。脱胎于内河水师的海上水师自此诞生，但其战斗能力在宋金维持和平的20年间一直未能得到验证。但1161年，金兵再次进犯，这支水师终于有机会一展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