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3年至1415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此次出行访问了满剌加、占城、孙剌、彭亨、吉兰丹,之后又扬帆穿过榜葛剌湾到达南印度的古里、南巫里和柯枝等国,然后又去了溜山国和忽鲁谟斯。回程时,郑和卷入了苏木都剌北部亚齐的内政纠纷。当时,亚齐一个叫苏干剌的人谋权篡位。郑和船队的人上岸后击败了苏干剌的花面军,俘获苏干剌,将其带回应天府处决。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间是1417年至1419年,到达占城、满剌加、苏木都剌、爪哇、彭亨、旧港、古里、锡兰山、南巫里、剌撒、柯枝、溜山国、阿丹、忽鲁谟斯、麻林地、木骨都束及不剌哇。南印度柯枝国的某座山还以中文命名。1421年至1422年第六次下西洋时,船队在满剌加、阿鲁、古里、南巫里、锡兰山、溜山国、剌撒、坎八叶、阿丹、木骨都束、祖法儿和不剌哇停留。此次航行一帆风顺。
1424年,郑和奉旨出使旧港。当时旧港宣慰使施进卿已经去世,永乐帝派郑和去旧港宣旨任命他的儿子施济孙(据马欢记载,施济孙为施进卿的女儿)为新一任旧港宣慰使。这趟出行郑和并未率领船队,而是单独前往。[1405]
郑和完成使命返回明朝时,永乐帝已经驾崩,其子朱高炽即位为洪熙帝。新帝听从大臣夏原吉的建议,立刻下旨停止郑和下“西洋”的活动。1420年,明朝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后,成立新的军队护卫应天府,征调了郑和船队中的军士。1425年,洪熙帝在位一年便去世了,长子宣德帝继位。
宣德帝登基后第一年内,处理政事十分小心谨慎,直到1430年重臣夏原吉亡故,他才下诏命郑和再次出海远航。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是1431年至1433年,随行27,550人,出访了暹罗、旧港、满剌加、阿鲁、柯枝、古里、锡兰山、祖法儿、天方、木骨都束、不剌哇和竹步。在暹罗,郑和强烈谴责暹罗国王阻挠满剌加使者前往中国之旅的行为。
明代海外活动的终止
郑和返程后,继续担任守备太监,两年后,即62岁时,郑和去世。郑和去世后,明朝水师的远洋航行中止。然而,30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及其他明朝官员多次出海活动,展示了中国水师的实力,势力所及,几乎覆盖了整个亚洲海域。从日本海到非洲东海岸都留下了中国战船的踪迹。《明史》中曾记载有42个国家的使臣携带礼物——中国人称之为贡品——上京。
尽管现代学者通常用“和平”“友好”等词描述郑和的远行,但有一些行为难以称之为“和平”“友好”:郑和俘虏锡兰国王和苏木都剌北部花面的首领回到京城,明廷又另立他人为王。中国人还几乎在满剌加成立王国,将此作为水师在中国南海和印度洋活动的中转站。旧港当时是由华人统治,明廷还曾委任旅菲侨领为吕宋国总督。[1406]东南亚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满者伯夷和暹罗,在郑和下西洋后,再也不敢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权威。
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南部的各国国王受到明朝皇帝敕封,有四位国王甚至亲自进京上贡。高丽国、流求岛的中山国、日本都曾向中国称臣,日本、满剌加、浡泥和柯枝的主要山脉都有中文名,寓意它们就像中国领土的山脉一样。安南也一度被明朝平定,并入明朝领土。
明朝舰队不仅在东海和南海巡防,反击倭寇的劫掠,还保护马来群岛和南印度的海道,以防海寇侵扰。据《明史》记载,明朝的舰队曾在旧港歼灭陈祖义的势力、俘虏锡兰山国王,以示惩罚这些首领在海上劫掠的行为。满者伯夷和暹罗都受到明朝警告,不得在附近海域干扰往来商人和使者。永乐帝自认有责任护卫东方和平,派遣水师调解外国争端。1403年,水师首次担负这一职责。当时,占城王阇耶僧伽跋摩五世向明朝求助,称王城被安南篡夺皇位的胡季犛军队攻陷。明成祖出兵相助。安南舰队一见到九艘明军舰队,便不战而退。[1407]
中国在海上的势力在此时发展到了巅峰。中国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水师,在短短的三十载,势力所及,东至日本,西到锡兰山,政治地位居于亚洲海上诸国之首。纵观中国悠长的历史,只有这一时期的海上力量最为强大,势不可当。
海上强国
南宋、元朝及明初三百年间,中国的海上实力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这一时期,中国水师先后控制了黄海、东海,再是南海,最后势力范围到达印度洋。中国的船运业在水师的庇护下,控扼了东方的海道和海上贸易,大量华人出海在南方热带地区建立聚居区,中国的政治地位远超东方海上诸国,是真正的海上强国。
本书一直力图表明,中国实际是从南宋才开始在海上发挥出了优势。当时,中国首次在国家层面组建了长期、稳定的远洋水师,迥异于之前其他朝代的水师。女真入侵中原,宋廷不得不离开北方南迁,偏安东南沿海。这一地区由于自然地形特征和资源十分适宜开展海上活动,人们继承了祖辈的海洋传统和航海精神,拥有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又为战事所迫,中国正是在此条件下成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水师。
当陆军在前线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这支水师成为抵抗北方侵略者生死攸关的武器。1161年在山东海岸和长江入海口的水战大捷,说明将希望寄托在水师上的策略是正确的。同时,因宋朝疆域收缩,正常的岁入来源大大减少,长年累月的战争让国家满目疮痍,中国人不得不从海外寻找资源和资金,以维持朝廷运作和战争开支。结果,中国海上贸易发展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在元军成功建立水军之前,宋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水师的作用,一度有效地抵挡了元军入侵。元军依赖水师的力量,突破了南宋在汉水和长江的防线,攻陷了行在临安,直至最终于1279年的崖山海战中一举歼灭南宋舰队。残余的南宋水师被编入元朝水师,成为远征军的中坚力量,征讨过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在不遗余力地想通过武力扩张大元帝国的政治势力的同时,元朝还力图建立一个海外经济帝国。中国的货币曾一度强制推行到了一些遥远的国家,如马八儿等。中国的商船曾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带回大量财富。为逃离国内的压迫,大批华人去海外寻找机遇,背井离乡到了异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出海移民潮。
宋朝的海洋精神和传统、精湛的造船技艺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一路从元朝传承到明朝,使中国的海上势力发展到了顶峰。中国人的远洋旅程,包括最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最远曾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在鼎盛时期,从日本到锡兰山,从高丽到爪哇,许多国家都深受中国政治势力的影响。
12世纪之前及15世纪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都不曾如此辉煌,海洋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也没有如此深远。中国对海洋突如其来的兴趣和海上势力的急剧扩张并非一种异常的情况,也并未偏离许多人所谓的“正常”的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轨迹。中国向东和向南的扩张是顺应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中国的海上实力在南宋、元朝及明初时期遥遥领先,是由多种因素合力形成的,最主要的是地理、历史、心理、政治等特征,以及急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具备以上所有条件,中国在南宋、元朝及明初这一时期一跃成为主要的海权国家。这些条件既是形成这一时代的一些基本因素,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一些专家认为这一时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2至15世纪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和14至17世纪的欧洲相似。那时的欧洲人从蒙昧中觉醒,渴望寻求智慧和知识,深受冒险精神的影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继发生,资本主义初现,民族国家兴起,人们扬帆出海,开拓市场,寻找贸易机会,建立殖民地,政府资助私人远航,以期征服当地人,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
阻碍海上实力进一步扩充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这是由于中国人多面性性格中各种矛盾的心理特性形成的。一方面,中国人积极地与其他国家与人民互动交往,这种外向性似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他们又倾向于武力扩张和扩充资源,这几点都让中国人对海洋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道家思想反对斗争,主张清静无为。[1408]中国人听从天命,安土重迁,重视人文化成,追求止戈为武的和平观,这几点都抑制了扩张行为,而让中国人将兴趣转向国内。
以上因素互相交织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些时候需要内敛蛰伏,中国便呈现平静无为的状态;有些时候中国人的兴趣转向拓展西北,或全力对付边疆问题。但有些时候,如宋、元及明初,中国人迫切想扩张势力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海洋,中国也在此时脱颖而出成为海上强国。
结论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人多次出海远航,又因国内诸多问题或因北方边疆受到威胁而中断。战国时期,吴、越两国成为水上强国。汉朝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内忧外患,海上力量又渐渐衰退,结果北方少数民族蜂拥而至,中原四分五裂,各国争霸。
后来,历史重演。三国时期的吴国及晋、宋、齐、梁及陈国先后拥有雄厚的海上实力。隋、唐时期中国重新统一,朝廷利用水师征伐高丽、流求群岛、安南和占城,同时还向中国西北和西北边境发起战争。但唐代中期,朝廷日渐衰败,内战不断,又饱受西北彪悍的少数民族侵扰之苦。终于,大唐帝国陨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再次走向分裂。
再次四分五裂的中国大陆上,又是沿海国家,如吴越、南唐和南汉在水师建设和海上活动方面遥遥领先,这一传统延续到了宋朝。蒙古人用武力又一次统一中国,建立元朝,派水师远征高丽、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明初,中国的海上力量达到鼎盛,船队远航到了印度洋,控制了东亚海域。然而,明朝中期,朝廷又如之前一般开始腐败衰退,中国国内又狼烟四起,游牧民族再次对中原虎视眈眈。
中国三次海上活动都始于分裂时期的沿海政权,国家统一之后海上实力进一步提高;及至国家衰败,内战不断,对外政策都以西、北为主,海上实力又慢慢衰退。中国人对海洋的兴趣周而复始,每次约持续五百年,这一周期与国家统一又分裂、社会盛极而衰、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疆域扩张再收缩的周期恰巧吻合。[1409]
以上大致是中国的海权发展史。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陆地,周期性的焦点转移影响了中国及其邻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进程。中国因人口数量庞大,疆域广阔,地理位置特殊,在东亚占据领导地位。即使中国的皇帝将重心放在国内或西北大草原之时,对其东、南的邻国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但当中国人出海远行,中国成为海权大国之时,中国的地位更为重要、影响力更为广泛。
[1] 元时称“古里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