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五章 大忽悠（第1页）

第五章“大忽悠”

我发现在拍电影时，可以通过建构一个故事来“创造”伟大的一天或伟大的一周；我能合成任何想象中的生活。这和作家们展开写作的缘由一样。他们通过写作来美化或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也能通过我的想象，通过电影，做任何事情，住在任何地方。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阿卡迪亚高中的设计风格极具“太空感”，被斯皮尔伯格这一届学生称为“迪士尼乐园”。校园生活围绕着“飞碟”，一个底部被几根柱子架空的圆形图书馆进行，今天这栋建筑通常被称作“E。T。的宇宙飞船”。1961年9月，史蒂文升入高一时，这所位于凤凰城仅有两年历史的高中，已经在学术和体育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资金雄厚且人气很旺。斯皮尔伯格在校时，该校共有1539名学生，到他搬到加州读高三时，该校的在校学生已经增长到2200人。当年，阿卡迪亚高中是“一所典型的白人学校，学生大多来自郊区中上阶层的富有家庭（除了两个亚裔家庭）”，史蒂文的同学克雷格·坦尼表示，“好在校园足够大，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舒适圈”。

史蒂文的同学也是其儿时的朋友德尔·梅里尔记得，史蒂文“读小学时比在高中更受欢迎。上小学时，他很外向、聪明，也很用功，爱讲故事，常能听到他说‘我有一个主意’。每个人都喜欢听他说话，他比较受欢迎。我觉得他在上高中之前自信多了，进入高中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在阿卡迪亚高中，他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高中头两年对他来说布满阴霾，最后他转学了。在那个年龄阶段，运动队中有不少孩子喜欢恃强凌弱，而史蒂文是一个瘦弱的小矮子。高一和高二时，其他孩子都在快速长个儿，史蒂文则受尽排挤。虽然我也是运动队的一员，却从未欺负过他，但我亲眼见过他遭受霸凌——被人打，被故意撞倒，被嘲笑，甚至被放倒在地”。

史蒂文在阿卡迪亚高中时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克拉克·（拉齐）洛尔表示，史蒂文当时学会了“一种能融入大众却不会引人注目的技巧，或许是因为他害怕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为了应对自己被阿卡迪亚高中运动队中一些人的排挤，他自称“大忽悠”（BigSpiel）[1]，并建立了自己紧密的社交圈。“他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和他一起在学校乐队演奏的凯伦·海登回忆，“他有朋友，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外出，一起去玩。但他有点奇怪，我并非指贬义上那种‘怪’，而是说他具有独立的思想。”

史蒂文在阿卡迪亚高中时期一直是个出了名的高冷学生，他“非常专注于拍摄——总是随身携带一台摄影机，而且拍个不停，”他的驾驶课老师霍华德·阿默森说，“他对梦想的坚持不懈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毕竟很多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

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史蒂文对拍电影的执着。他的英语老师乔治·考伊说：“这个社区的居民都来自中上甚至更高的阶层，孩子考进高中都是为了将来进入大学深造，这很好。只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对上大学不感兴趣。他经常旷课，还假装生病躲在家里剪辑电影。”史蒂文“花了太多时间来适应学校的规章制度”，当时的戏剧社团指导老师菲尔·德佩说，“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走了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们这些循规蹈矩的人对此也无可厚非。但是学校的管理层可不这样认为”。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曾试图劝说儿子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或医生，为此常与儿子发生冲突。史蒂文记得父亲“对所有能让我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医生有帮助的课程，比如数学或化学，都要求严格。而我对这些科目一窍不通。当然，我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我追随了母亲的脚步[2]。”

史蒂文的朋友大多也是像他这样有创意的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阿卡迪亚高中的主流。当史蒂文成为戏剧社团的一员时，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除了成为运动员或一个受气包外，还有其他选择”。但他还是忍不住把那个社团看作是“我的麻风病友聚居区”。

“阿卡迪亚高中是一所看重学生家庭社会地位，并以此为标准严格划分班级的学校。同学间的攀比让人压力很大，”史蒂文的同学尼娜·诺曼·里维拉解释说，“如果你不符合着装时尚或者说能交到一个橄榄球队的男朋友等衡量标准，你就会被同学们看不起。那些以学业为目标的孩子，那些智力超群的孩子，或者那些心怀远大梦想的孩子，都不适合在这儿学习。史蒂文很害羞，在和女孩子交往方面很内向。没人想跟书呆子说话，但这会让那些书呆子变得更加内向。”

1963年的某个晚上，阿卡迪亚高中学生苏·罗珀正在照看斯皮尔伯格家的三个女孩。史蒂文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罗珀让他别动，好为他画张素描画像。史蒂文同意了。她画画时，史蒂文一双乌黑的眼睛平静而专注地盯着电视，他的脸庞深情而英俊，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她画着画着，便忍不住俯下身去亲吻史蒂文的嘴唇。“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被他深深吸引，”罗珀说，“一定是荷尔蒙作祟。我记得我在沙发上吻了他，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吻了他，但他没有回吻我。这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感觉他从不去舞会，因为我去舞会时从没见过他。我认为他没时间参加舞会。他并不抑郁或喜怒无常，他只是太专注于电影创作。他显然不常参加校园活动，与比较亲近的人也没有多少互动。”

曾与史蒂文合作过戏剧和电影的让·韦伯·布里尔回忆：“我们很多人都想多花些时间和他待在一起，但他目标明确，总在忙碌。”但是，拉齐·洛尔记得，史蒂文“至少有一到两个女性朋友，她们会找他聊聊自己的男友或其他事情。我曾听到一位女生向史蒂文抱怨：‘等电话的感觉真难受。’我想，‘天哪，史蒂文居然成了女孩们的男闺密。她们信任那家伙。’尽管在校园里他算不上受欢迎的风云人物，但他似乎很能赢得女孩们的信任。我惊讶于他已经成熟到能够和女孩们谈心。不管他高中时经历过怎样的痛苦，他身上总有一种非常安静、平和的特质”。

斯皮尔伯格在讲述高中生活时，往往将他在凤凰城的经历与他在加州萨拉托加的高三时光混为一谈。据其朋友和这些经历的见证者回忆，在萨拉托加发生的一些反犹事件被斯皮尔伯格错误地描述为发生在凤凰城。可能由于他在成长过程中前后辗转了5个城市，所以搞混了一些事件的发生地点和时间。也许，这是他成长过程中频繁搬家所带来的结果。斯皮尔伯格在凤凰城生活时经常受到欺负，其中有一些虐待行为确实源于反犹主义（无论公开与否）。到了萨拉托加，针对他的反犹主义行为变得更为频繁，性质也更为恶劣。

据斯皮尔伯格回忆，他在高中时曾受到过一个校园恶霸的欺凌，这个校园恶霸“制造反犹主义侮辱性言论”，还故意摆布他。上体育课时，这个校园恶霸会在课间把他的脸摁进饮水机，或在橄榄球比赛上把他打得直流鼻血。最可怕的一次，莫过于这个校园恶霸朝坐在学校厕所马桶上的史蒂文扔了一颗樱桃炸弹[3]，但史蒂文侥幸逃过一劫。可以肯定这些事件都发生于凤凰城，因为斯皮尔伯格在阿卡迪亚上高中时所拍的一部影片里，曾出现过“被欺凌的男孩”。

史蒂文之所以被阿卡迪亚戏剧社团吸引，不仅因为他对演艺事业很感兴趣，还因为这个社团为他自己，以及那些能接受他且与他志趣相投的同学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就整个学校而言，戏剧活动中犹太学生数量占比较高，这也是他加入戏剧社团的原因之一。史蒂文被他的一些同学称为“斯皮尔虫”，他是“一个书呆子般、个头矮小的犹太孩子，是个友善的家伙，有才华却很古怪”，与他同为戏剧社团成员的犹太人雪莉·米思娜·威廉姆斯回忆说。

史蒂文的朋友里克·库克曾如此评价20世纪60年代初的阿卡迪亚社区：“这个社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非常新，每个人都来自其他地方，那些旧的种族组织在这儿都不存在。回想起来，学校里有不少犹太人。谁知道呢？谁关心呢？那时，竞技运动是学生关注和围绕的焦点。1963年，我们荣获了本州的橄榄球赛冠军，而那些搞戏剧的学生则被看作二等学生，与那些搞学习的学生差不多。

“当我认识‘斯皮尔虫’时，他已经想好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但他并没有陶醉其中。他要做的事情不是自娱自乐，也不是那种肤浅的‘我要当一名大导演’。他所感兴趣的是电影制作的整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仍然像孩子一样对魔法和奇迹着迷，但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孩子气的一名14岁少年。他做事非常专注，这不是一个14岁孩子该有的特点。如果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人将来会成功，我想那一定是史蒂文，因为他那么有动力，还那么坚定不移。”

阿卡迪亚高中的舞台设备已经达到专业水准。这所学校在当地以其一年一度的春季音乐剧而闻名，多达300名学生将在舞台指导达纳·林奇、音乐指导雷金纳德·布鲁克斯和声乐指导哈罗德·米尔索普的统筹下，为这部精心编排的音乐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斯皮尔伯格当时既是戏剧社团成员（1963年，他的妹妹安妮也在读高一时加入了该社团），也是国家戏剧协会（针对参与戏剧的学生的荣誉组织）的成员。设计校园剧布景和服装的美术老师玛格丽特·伯勒尔说，除了帮助她为舞台布景上漆外，史蒂文会“统筹一切——他会统筹剧组成员并协调演员。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非常有合作精神，对戏剧也很感兴趣”。

“他在《毒药与老妇》中将一具尸体拖出地下室，”与他合作过舞台剧的演员迈克尔·尼尔记得，“斯皮尔伯格曾在《慈母泪》中扮演一名苏打水销售员，并在一部1963年的校园音乐剧《红男绿女》中担任提词员，还在汽车修理厂老板乔伊·比尔特摩尔与尼尔饰演的内森·底特律打电话时，为乔伊配上画外音。作为学校乐队的一员，斯皮尔伯格也在管弦乐队的乐池里为《红男绿女》吹奏单簧管，他还为前一年的剧目《莲岛仙舞》吹奏过。但他在戏剧社团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因为他担任了导演黛娜·林奇的舞台经理和常规性综合助理。”

“史蒂文会去参加一些角色的选角，但他通常不会被选中，因为他并不擅长表演，”戏剧社团成员哈文·彼得斯回忆说，“他的个性并不鲜明，还有点笨拙。即使在都是朋友的课堂上，他也会浑身不自在。我们有时要练习对白，他想要做好，也很努力，但老是记不住台词。他经常只能磕磕巴巴地把台词说完。我敢打赌，他对那些跟他有着同样弱点的人十分同情，因为他自己总是很紧张、很害羞。在完成课堂作业方面，他也比一般学生差，因为他从来不读课本。”

“对其他事情，他倒是很主动。放学后，他会在学校多待几个小时。林奇老师有点没条理，只要有机会，史蒂文就会去帮她的忙，跑腿、帮打电话、化妆、调试灯光等。有些孩子取笑他，说他是林奇老师的宠物，成天围着她转，什么小事都愿意帮她做。我记得有几个女孩和（史蒂文的朋友）罗杰·希尔开玩笑地叫他‘保姆斯皮尔伯格’，因为他总是为剧组的琐事操心。其他人都想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他却不同。他对戏剧有着很好的心态：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但是《火光》的剧组成员华纳·马歇尔认为，“正是‘拍电影’使斯皮尔伯格交到了一群欣赏他、佩服他的朋友。这是一个让人们有机会了解他并开始喜欢他的途径。他喜欢电影制作过程中的社交互动，而不仅是利用别人。我觉得拍电影是大家齐心协力的过程，而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领导者”。

“凤凰城出了位年轻的塞西尔·B。戴米尔——年轻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61年，当地一位电视新闻主播如是报道。

斯皮尔伯格拍摄二战题材电影《无处可逃》时，一家电视台摄制组被派往驼峰山周围的沙漠对其摄制过程进行报道，这时，斯皮尔伯格才首次被公众所知。《无处可逃》总时长为40分钟，拍摄始于1959年，历时3年，最终在1962年完成。与《战斗机小队》相比，其在制作品质上有了极大提升。这部电影的演员大多是青少年，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临时制服，情感表现夸张，因此没有人会把这部电影认为是《桂河大桥》的翻版。尽管如此，这部8毫米彩色电影还是在1962—1963年的“峡谷胶片青少年电影节”（“峡谷胶片”是一家生产工业胶片的公司）上荣获了州际业余电影大赛一等奖。《无处可逃》获奖的部分原因是导演的战场道具和爆炸特效看起来极为逼真。

“我们早上去他家，喊他出门拍电影时，”巴里·索伦伯格还记得，“他有一辆皮卡，车的后部装有一把50口径的机枪。我们当时非常震惊：‘天哪，这家伙从哪里弄来的这把机枪？’但我有着更深层次的疑虑：别说这把枪，一个14岁的孩子又是从哪里弄来的这辆皮卡呢？”

帮助斯皮尔伯格策划战斗场景的克里斯·皮斯基回忆起之后发生的事：“我们率先到达外景地，在那儿等啊等，他却一直没有出现。突然，他开着车来了，原来他在路上被警察扣留了一会儿。警察们以为他车上装的是真正的机枪，害怕他要在路上扫射一番什么的。太搞笑了。”

拍摄日程延长，某天，斯皮尔伯格又一次差点触犯了法律。

“高速公路巡逻队对我们紧追不舍，”作为主演之一的海文·彼得斯说，“我们当时正在沙漠里拍摄，有人驾车经过并向州警察报告，说我们这些人戴着纳粹头盔、手里拿着枪，成群结队地在沙漠里走来走去。随后有两三辆警车前来调查。当时我们担心会否因非法侵入而被逮捕。有人告诉警察我们正在拍电影，我记得史蒂文的父亲与他们进行了交涉，并将他们摆平。误会解除后，这些警察对拍电影产生了兴趣，并围在一旁观看。”在《无处可逃》拍摄过程中，阿诺德·斯皮尔伯格似乎占着主导地位，彼得斯说：“他（阿诺德）掌管所有事情，我记忆中就是这样。虽然是史蒂文在操控摄影机，但他父亲才是那个成年人——那个真正指引拍摄方向的人。”

《无处可逃》主要在驼峰山和“酷迪亚城”（CudiaCity）取景，后者是一家当地西部片制片厂，史蒂文和他拍电影的朋友们偶尔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去那儿拍电影。这部设想恢弘的无声故事片讲述了一队美军士兵试图占领北非的一座战略山丘，却被德国人包围的故事。在尝试突围的过程中，仅有一名士兵幸存，其余士兵全部牺牲。扮演幸存士兵的海文·彼得斯说：“最后只剩我孤身一人，一败涂地，疲倦不堪。在影片结尾，我独自坐在那儿，十分悲凉。但在这部影片中，除了用刺刀相互打斗，没有任何人物关系，全是动作戏。我一直觉得那才是史蒂文感兴趣的事，就是指挥群演。该怎么描述它呢？应该叫B组。整个剧组都成了第二摄制组。他后来重拍了（一些场景），因为他想要更多特写镜头。但他只不过是把镜头拉近拍拍我的脸，这种情况下我似乎根本用不着表演或做些什么，我压根儿不用投入。我对他和他父亲的感觉总是这样，感觉自己只是一具被拍摄的尸体。”

尽管斯皮尔伯格设法召集了二三十个男孩来拍摄战斗场面，但男孩们还是不得不同时扮演美国士兵和德国士兵，以使演员阵容显得更加庞大。斯皮尔伯格本想将白色T恤染成黑色来充当德军制服，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他的德国士兵们都穿着带有银鹰图案的蓝色制服。某些时候，斯皮尔伯格会用陈旧的B级片[4]伎俩来扩展他有限的资源。他手上的德国头盔数量有限，所以他会让一批戴着头盔的士兵们跑过镜头，再把头盔递给其他孩子，然后让这些跟在摄影机背后的孩子冲到镜头前露脸。正如埃斯特·克拉克1963年在《亚利桑那共和国报》上关于斯皮尔伯格的专题文章中写的：为了“呈现出一长列美国大兵正偷偷穿越敌军阵地的场景……史蒂文和他的一个同学一圈又一圈地绕着地上的一台自动摄影机不停奔跑”。

“我们在亚利桑那州有一辆吉普车，我是当时这伙人中唯一达到驾车年龄的人，”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穿上军装，嘎吱嘎吱地开着吉普车，带领一队美国士兵穿越沙漠。”史蒂文的母亲在部分场景中也驾驶过这辆吉普车，她用头盔罩住金色短发，扮演一名德国士兵。甚至连安妮·斯皮尔伯格也“被迫参军”。“有天我们的一场戏正好缺个士兵，”史蒂文对记者说，“所以我们赶紧让安妮换上制服和头盔，她身着德军制服趴在地上匍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