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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忽悠（第2页）

史蒂文后来回忆说：“把他们装扮起来是件有趣的事。然而，很难让他们保持兴趣。我只能在周末拍摄。周一到周五，我得在学校上课。周六和周日，当他们想出去快乐玩耍时，却要被我弄来家里拍电影。刚开始的几周，他们很喜欢拍电影，他们的表现也很出色。但不久，他们便有了其他兴趣。迷上了汽车，或喜欢上了女孩，他们再也不来了。我只好临时更换演员，改写电影中的角色。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曾在《战斗机小队》中担任主角的吉姆·索伦伯格，在《无处可逃》中饰演一名于一场肉搏中英勇牺牲的德国士兵。“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史蒂文拥有某种天赋，”他说，“《战斗机小队》只不过是孩子们的小打小闹，《无处可逃》以后的作品就变得相当严肃了。”

“在拍摄《无处可逃》时，有一次他为了一个宏大的战斗场景架设了六台摄影机，”皮斯基记得，“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他在回声谷的驼峰山上搭建场景，召集所有人员，放好所有炸药——你能想象一个孩子在拍摄一场充斥爆炸和燃烧弹的大型战争场面吗？而且还是用的8毫米摄影机!”

“我的特效很棒，”斯皮尔伯格在1980年的一次采访中自豪地说，“为了模拟炮弹爆炸的效果，我在地上挖了两个洞，在两洞之间架上一块装有面粉的平板，然后在上面覆盖一层灌木。当一个‘士兵’碾过它时，面粉会在空中形成一柱完美的喷泉。事实上，它比今天电影中使用的火药效果更好。”

比特效更巧妙的是斯皮尔伯格利用《无处可逃》来处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即那位在阿卡迪亚高中对他“制造反犹主义侮辱性言论”的校园恶霸：“他简直是我的死对头，经常出现在我的噩梦中。”看到那个恶霸长得很像约翰·韦恩，斯皮尔伯格便突发奇想，让那个恶霸在《无处可逃》中扮演少校。起初，那恶霸对这一要求嗤之以鼻，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很享受在他曾经最喜欢欺负的“受气包”的指挥下饰演这一角色。

“甚至当他出现在我的电影中时，我还是很怕他，”斯皮尔伯格说，“但我可以把他放在一个让我觉得自己会更安全的地方：我的摄影机前。我不用语言，而是用我的摄影机，我发现它是一个如此适用于自我检验和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工具及武器……”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电影就是力量。”

“这个社区里，每10户人家中就有3人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拍电影，”巴里·索伦伯格回忆道，“我们上了高中后，克里斯·皮斯基和索伦伯格家的孩子就对此失去了兴趣。斯皮尔伯格却始终兴致不减、乐此不疲，而拍电影对其他人而言早已成了过去。亲戚们总是打击我们——‘你长大了准备做什么？难不成要拍一辈子电影？’而斯皮尔伯格的亲人们则鼓励他。这就是区别所在。”

斯皮尔伯格在凤凰城的朋友们察觉到，父母即将瓦解的婚姻虽然使他痛苦万分，但也并非对他全无好处。“他们并没有干涉他，而是让他有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事，”华纳·马歇尔说，“他们似乎颇为明智——要么是因为无暇顾及史蒂文，要么是已经意识到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非常清晰。”为了缓和阿诺德和莉亚之间紧张的婚姻，斯皮尔伯格一家于1964年从加利福尼亚搬到凤凰城，进一步拉近了史蒂文与电影行业的距离。夫妻俩希望在新环境中重新开始，为挽救婚姻尽最后努力。这一尝试失败后，莉亚带着女儿们回到了亚利桑那州，而史蒂文去了好莱坞。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身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他父母的离异，”巴里·索伦伯格认为，“如果史蒂文没有离开亚利桑那州，他就不可能有机会在加利福尼亚获得成功。”

1962年，也就是斯皮尔伯格完成《无处可逃》的同一年，他第一次走进了好莱坞的摄影棚。

在洛杉矶地区探亲时，斯皮尔伯格偷偷潜入华纳兄弟位于伯班克的16号摄影棚，当时那里正在拍摄《PT109鱼雷艇》中的战斗场景（30年后，斯皮尔伯格将会在同一摄影棚拍摄《侏罗纪公园》中的部分片段）。《PT109鱼雷艇》是一部热血澎湃的冒险电影，讲述了美国海军中尉约翰·F。尼迪在二战中的英勇事迹，由克里夫·罗伯特森扮演片中的未来美国总统一角，并由莱斯利·H。马丁逊执导（同样由他导演并由米奇·鲁尼主演的喜剧《原子少年》曾在凤凰城的深夜电视节目中频繁播出，斯皮尔伯格对此格外痴迷）。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他“一直待在片场，直到日本驱逐舰把PT鱼雷艇切成两半”。然后，令他失望的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旁观者通通轰走了”。

斯皮尔伯格的第一部故事片《火光》，灵感源于他在凤凰城长大时并非亲眼所见的一个不明飞行物。

自1957年史蒂文和父亲看到流星雨的那个夜晚起，他便沉迷于苍穹之光。和几乎所有在20世纪50年代长大的美国男孩一样，史蒂文对飞碟和其他不明飞行物的报道很感兴趣。他渴望这些神秘事件有天会真的发生，有机会亲眼看到不明飞行物。因此，他错过那次童子军远足活动时非常难过。“这是我一整年错过的唯一一夜。你难道不知道吗？”他的同伴们回来告诉他，在午夜的沙漠里，他们都看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一个血红的球体从艾树丛后面升起，弹射进太空。没能在场见证那一刻，我感到失落极了”。侦察队长比尔·霍夫曼说：“斯皮尔伯格一整晚都没在沙漠里现身。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但是斯皮尔伯格的确听说了有人看到飞碟的故事。他对此很感兴趣，但那根本不是真的。据我所知，这完全是捏造的。”

凭借《无处可逃》在州际业余电影比赛中获得的奖励，史蒂文拍摄了《火光》。“他赢了很多奖品，”他的父亲回忆道，“其中有一台16毫米的柯达电影摄影机。我告诉他：‘史蒂文，我可拍不起16毫米的电影，我们还是拿它换一台8毫米的摄影机吧，足够换一台很好的了。于是我们买了一台非常好的宝莱克斯高配版H8Deluxe摄影机，这台摄影机是按照16毫米摄影机的规格设计，但缩减成了8毫米系统，因此你可以装上400英尺的胶片盘。它配有长焦镜头，可以实现单帧运动以及慢动作，可以用来拍摄各种题材的电影。史蒂文还获得了足有一个图书馆那么多的关于电影制作的书籍。他很喜欢这些书，但他说：‘我要把这些书捐给学校图书馆，我不需要它们。我愿意这么做。’作为对他如此慷慨的奖赏，我说：‘来吧，让我们给设备升个级。’我们买了一架宝莱克斯放映机，还有一套音响系统。这是宝莱克斯第一套消费级的音响系统。”

这套系统让史蒂文第一次能够直接在胶片上录制声音。在剪切完胶片后，他会去一个实验室在胶片的一面贴上磁条。接着，他会在客厅中把声音录制在磁条上，实现对话、音乐和音效的声画同步。有了宝莱克斯摄影机，他可以进行多次曝光，这为他做出专业视觉效果提供了可能。“很多技术都是由摄影机的功能决定的，”他回忆道。拍摄《火光》时用的设备“现在已经成了老古董，就像莱昂内尔的玩具火车现在也成了古董一样，但我可以使用当时（1963年）已有的最先进的技术，制作出相当精致的电影”。

史蒂文为《火光》所撰写的67页充满人物对话的剧本于1963年初，也就是他高中二年级快结束时才得以完工。从那年6月到12月，他花了大约半年时间来拍摄这部电影，演员来自《红男绿女》和其他学校戏剧小组。当被问及这部电影的资金来源时，阿诺德答道：“我们自己出资。总花费在400到600美元之间，我想史蒂文大概靠这部电影赚了700到800美元，也算是小赚了一笔。”

斯皮尔伯格剧本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一大批B级科幻电影，尤其是改编自英国作家奈杰尔·尼尔的《夸特马斯2》（1957，英国汉默电影公司出品）。该片讲述了外星入侵者控制人类思想的故事（斯皮尔伯格承认，布莱恩·唐莱维饰演的夸特马斯教授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火光》的大部分对话都并非刻意制造滑稽，而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和大量的谐音词误用（剧本中也有许多可笑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每个看过《火光》的人都认为，尽管具备训练有素的演员和精心编写的剧本，斯皮尔伯格在其第一部电影中还是没能很好地指导演员的表演。但他与生俱来的故事观念、少年老成的视觉叙事天赋，以及已经显露出的编排复杂运动和人物关系的能力（如同电影脚本中所概述的那样），使《火光》成了一部扣人心弦、结构合理（若不是片长过长）的影片。在《火光》中，一小群科学家正在调查从天而降的神秘红色、白色和蓝色光球。这些光球会劫走人类、动物以及地球上的其他东西。

《火光》的故事发生在亚利桑那州自由港的一个虚构小镇上，聚焦于科学家托尼·卡赫（罗伯特·罗宾饰）和他的妻子黛比（贝丝·韦伯饰），他们的婚姻给托尼的事业造成了威胁。片中还有痴迷于不明飞行物的科学家霍华德·理查兹（拉齐·洛尔饰），他想要证明外星生命的存在，却只能勉强得到持怀疑态度的中央情报局资助人的支持。被绑架者中有一条名叫巴斯特的狗、一队国民警卫队队员和一个名叫丽莎的小女孩（南希·斯皮尔伯格饰演），她的失踪使其母亲（卡洛琳·欧文饰演）突发心脏病而亡。丽莎被一道降落在自家后院的刺眼红光绑架，斯皮尔伯格称这道红光为他的“主导影像”——在《第三类接触》中，小巴里·盖勒被看不见的UFO绑架时，也是用灼烈的红光来表现的。

《火光》在凤凰城周围的许多地点取景，包括驼峰山周围的沙漠、空港机场、浸信会医院、国民警卫队军械库、米德尔顿电子研究所、迪克·霍夫曼的无线电广播室还有橘园，以及演员和剧组成员贝丝和吉恩·韦伯的家。但这部“美国艺术家制片公司”的电影里大部分镜头均在斯皮尔伯格家中及其周围拍摄，而他家的车库则用来充当内景和“外景”的摄影棚。史蒂文和阿诺德巧妙地设计了视觉效果，这部低成本电影让人产生如同看到好莱坞般奇观的错觉，其中包括使用各种光学技巧来展现超自然的火光，拍摄一些精致的微缩模型：一幅用闪烁灯显示火光攻击位置的区域地图，一个玻璃罩下的亚利桑那州小镇模型，以及为拍摄火光摧毁国民警卫队、坦克和吉普车的定格动画序列而制作的纸制山脉。

由于天气炎热，夏季的大部分拍摄都在晚上进行。开学后，史蒂文基本只能在周末拍电影，因为他还要忙于学业和日常事务，以及阿卡迪亚高中的舞台剧《看他们怎么跑》和《慈母泪》。直到1964年3月的首映礼前，对白合成和配乐录音等后期制作才得以完成。“我请了高中的校园乐队来为电影配乐，”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吹奏单簧管，并写好单簧管的曲谱，然后让我母亲（她弹奏钢琴）把乐谱转调到她的琴键上。我们制作了活页乐谱让乐队录制，而我也有了自己的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目前专注于写作科幻小说的里克·库克惊叹道，“他写了部看起来挺专业的剧本，他还要做制片人，自己准备道具，还得说服演员来表演——虽然这并不算太难——但他不得不应付一切。他是整部片子最努力的促成者。他懂得如何让大家各尽其才，而且他这么做时既不咄咄逼人，也不惹人讨厌。他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也不会对将要做的事夸夸其谈，而是身体力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年轻又有魅力，我们也被他那热情和奉献的精神所感染。”

斯皮尔伯格认为《E。T。外星人》的情感核心是对父母离异的回应，是对朋友、兄弟、父亲的渴望，甚至是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的渴望。因此，合乎逻辑的是，经受父母即将离婚的创伤时所创作的《火光》，与《E。T。外星人》和《第三类接触》出于同样的情感需要。童年和重生的隐喻在这些电影中随处可见，事实上，它们在科幻类型片中也频频出现。

“《第三类接触》实际上是《火光》的翻拍。”《火光》的化妆师吉恩·韦伯·布里尔说道，“《第三类接触》中的某些场景几乎完全照搬了《火光》，比如高速公路上出现的火光，以及小男孩看着门外明亮光芒的场景。”《第三类接触》的故事情节与《火光》非常相似，但显然也经过了改写，变得更为精细。”

《火光》表现的主题包括超自然入侵者、郊区的异化与逃离、破碎的家庭和被绑架的孩子、科学探险以及精神的重建等，这些主题在斯皮尔伯格成熟时期的作品中都很常见。《火光》里逃难的年轻情侣指向《第三类接触》中理查德·德莱福斯和梅林达·狄龙这两个角色，而《火光》中的UFO专家霍华德·理查兹则是弗朗索瓦·特吕弗所饰演的拉科姆的翻版，但更年长、更容易犯错、遭遇更为不幸。与《第三类接触》不同的是，《火光》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科幻电影的传统，将外星生命描绘成温和而非险恶的生物。《火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的焦虑和偏执，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斯皮尔伯格刚迷上科幻片时，这一类型所呈现的显著特点。“这是一部冷战电影，”片中演员拉齐·洛尔说道，“他们认为这是他的《第三类接触》的（第一个）版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错——这是一部关于天空之神的太空电影——但就《火光》的电影化视觉呈现而言，它更像一部外星人毁灭人类的恐怖电影。”

《火光》表达了当时一些较为自由的科幻电影对美国政府应对外星人入侵的能力缺乏信任。这部电影对科学家秉持典型的后核战时代的怀疑态度。斯皮尔伯格对不明飞行物研究者霍华德·理查兹冷酷又执迷的性格描绘，以及将托尼·卡赫刻画为一个觊觎他人妻子（海伦·理查兹，由玛格丽特·裴优饰演）的丈夫，都反映出这位年轻导演在处理父亲的事业与父母岌岌可危的婚姻时面临的问题。

斯皮尔伯格对外星生命的看法也有些模棱两可。他对高级生物治愈能力的感知将这部电影与科幻小说中对待外星生物的乐观态度相联系，阿瑟·克拉克的经典小说《童年的终结》以及罗伯特·怀斯的电影《地球停转之日》便是极佳的例证。《火光》曲折的结局显示了罗德·瑟林的《阴阳魔界》剧集对斯皮尔伯格的艺术发展早期所产生的影响，《火光》中的外星人将自由港及其居民一点一点地运送到他们的阿尔塔里安星球上，并建起一个小型动物园。正如《亚利桑那日报》评论员拉里·贾勒特所写：“当3名身穿防护服的宇航员通过对话解释，他们是来自外太空的高级物种，劫走地球人，并让地球人以为自己置身于天堂时，这一切的意义才被揭示出来。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把整个宇宙从我们地球人的毁灭本性中拯救出来。”

斯皮尔伯格虚构的阿尔塔里安人认为，人类的核武器储备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在给人类进行洗脑以消除人类以往的暴力、仇恨和偏见倾向的做法上，他们产生了分歧。斯皮尔伯格表现了一个两难情境（如安东尼·伯吉斯和斯坦利·库布里克在《发条橙》中所提出的困境一样），这些倾向是自由意志的必然结果。《火光》以外星人抛硬币的方式结束，他们以此决定是先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重新洗牌（总体上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它反映出这部电影的冷战背景）。观众永远不知道硬币将以哪一面先落地，而星际动物园究竟将成为一所监狱，还是太空中人类精神再生的新伊甸园，我们也无从得知。

“史蒂文的父母完全支持这部电影。”吉恩·韦伯·布里尔回忆道。据《亚利桑那共和报》报道，莉亚不仅为演员和剧组成员提供零食，而且每周末都开心地忍受着“家里持续的躁动”。她甚至允许史蒂文在车库门口安装一盏闪烁的红灯，以示意邻居们在拍摄过程中保持安静。“我们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家中制造的麻烦可不小啊!”吉恩感叹道。

自从在辛辛那提看到母亲的高压锅爆炸造成的一片狼藉后，史蒂文就对厨房混乱中蕴藏的波普艺术潜力着了迷。他为《火光》构思了一个滑稽的场景：贝丝·韦伯家无能的女佣（蒂娜·兰瑟饰演）在做甜点时忘记留心高压锅。“他妈妈实际上往高压锅里放了（30罐）樱桃派，让他用来爆炸。”吉恩回忆说，“最后橱柜、地板和女演员的脸上都是炸烂的樱桃。真是一团糟——但也很好玩儿。”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解释了史蒂文是如何“让火光把南希（他的小妹妹）给掳走的。南希当时在地上爬行，他让她从这里爬到一棵树上，并在自己脑袋里计算了一下所需时间，将胶片进行备份，再将同样的场景二次曝光，但是这次是让一束火光直接射向南希所在之处。为了做出火焰和能量的旋转效果，他找来两块玻璃板和一块红色凝胶，并在两块板之间涂上凡士林。苏或安妮将前后反复推拉这两块板，使果冻状的凝胶移动，以便他透过凝胶进行拍摄。试想一下在你周围有一团快速旋动的云彩，那就是他想达到的火光效果。看上去南希好似真的被火光掳走而消失了一样”。

“我被他的奇思妙想给迷住了，”剧组成员华纳·马歇尔说道，“我记忆最深的是与卡罗尔·斯特罗姆一同在史蒂文父母车库中拍摄的那幕。有人坐在吉普车的引擎盖顶上下晃动，他给一些滑轮装上几盏白色圣诞灯——晾衣绳上的一长串灯饰从吉普车旁边经过，看起来吉普车就像驶过一幢郊区的房子一般。他把泛光灯打在吉普车上，制造出月光的效果，并用一大块刻有三角形镂空的硬纸板在灯光前移动来制造阴影效果。这一切都是他想出来的!给我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家伙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一副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的样子。他很谦虚，话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