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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间地狱（第2页）

“听起来的确是一段‘个人的黑暗时期’，但这与身为犹太人无关。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舒尔的这封信，以及其他一些质疑斯皮尔伯格经历霸凌的声音，引起了另一位同学，即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高中的好友吉恩·沃德·史密斯对《圣何塞信使报》的回应。史密斯回忆起自己和斯皮尔伯格常常在自习室里谈论电影、科幻小说和其他话题，他写道：“我们讨论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他的犹太背景。他并没有对自己的犹太身份闭口不谈，不然大家也不会知道……显然，犹太身份是他自我定义的一个重要部分。

“于是，有些人知道了这件事，并以此来嘲弄他。我想有些男孩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深恶痛绝，他们只是想作弄史蒂文。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反犹主义。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

“为什么舒尔没有看到这些？我想，无论他是否知晓，他实际上就是史蒂文的保镖。”

1994年1月11日，《圣何塞信使报》刊出了一封斯皮尔伯格对此事的回信：“我读了这篇出自我的老朋友唐·舒尔之手的文章，他住在萨拉托加的山坡上，我家所在那条路的另一头。我很有兴趣听到唐对我生活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年少时的那些朋友，都爱夸大他们实际了解我的程度。”

“当无数记者问起我过去遭遇的反犹主义时，我本该隐瞒这个所谓的‘弥天大谎’（就像我对唐·舒尔、其他朋友，甚至我的家人所做的那样），那个学期我在萨拉托加高中的遭遇，在周末、在假日，甚至在圣何塞，只要我不幸碰到那些毕业班的高年级学生……”

“我对唐·舒尔有着美好的记忆，但他肯定对我所经历的一切知之甚少——他也不可能知道。”

“实际上我还记得有一次，唐和一个因为我是犹太人而欺负我的恶霸在篮球场上发生了争执。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唐用眼神吓跑了那个男孩。唐接住了对方挥过来的一拳，纹丝不动站在原地，继续死死盯着对方。那男孩赶紧转身溜了。”

“这是我年轻时见过的最英勇的事迹之一，但此事让我更感羞愧——我也希望自己能如此面对那样的事情。”

当被问及那次英勇行为时，舒尔说：“我隐约记得这可能与史蒂文是犹太人有关，但我当时的反应是史蒂文因为个头小而遭到了欺负。我可不能容忍。我记得妈妈告诉我不要打任何人，因为我一出手就会把他们的头给打掉。我只是跟那家伙说：‘快滚!’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至于史蒂文回忆说，他曾向家人隐瞒自己在萨拉托加高中的遭遇，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承认：“我从来不知道他遇到过那种情况。当时我在IBM太忙了，对这些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另外，那时我的婚姻濒临破裂，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压力很大。我和家人关系紧张，以至于忽略了这些细节。我常常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晚上七八点，我以为这些事都是莉亚在管。”

现在已是数学教授的吉恩·沃德·史密斯承认自己比他的朋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更像一个“书呆子”。胖嘟嘟的史密斯戴着眼镜，是个常常受排挤、被捉弄的孩子，“欺负史蒂文的人也常常欺负我”。史密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很优秀，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在学校图书馆里，按自己的进度研究微积分和广义相对论。图书馆也是他与斯皮尔伯格接触最多的地方。

斯皮尔伯格给史密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如此与众不同：“他很有主意，能提出明确的观点，还富有创造力。他极大地影响了我看待电影的方式。我觉得跟他谈话能学到很多东西，这让我惊讶不已。我觉得他是一颗未经打磨的钻石。我想把他变成学霸，让他成为和我关系亲密的人，我专属的最好朋友。不过，他不会轻易受影响。他是个坚持主见的聪明人，这也是他那么有趣的部分原因所在。因此我有点讨厌和嫉妒唐·舒尔，后来我和史蒂文的关系也不像一开始那么亲密了。”

史密斯对电影，尤其是对好莱坞电影，持一种精英态度。当斯皮尔伯格谈到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这一尚未在美国普及的概念时——史密斯吓了一跳。更让他惊讶的是，虽然斯皮尔伯格很欣赏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和奥森·威尔斯的电影，但他“绝对尊敬”的导演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谈论希区柯克的电影——对于《西北偏北》和《迷魂记》他总是滔滔不绝。我没看过《西北偏北》。他还会谈到《精神病患者》和《后窗》。他总是一下子往我脑袋里灌输太多东西。他读了所有关于希区柯克的书，他还会谈论摄影机运动之类的事儿，但我搞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他说：‘我称希区柯克为大师。’我想，‘哇，这可太离谱了!’我从《纽约客》和《周六评论》上看过一些别人的观点，那些评论家们会屈尊俯就地赞扬希区柯克对电影艺术的精通，但嘲笑其电影主题。我对希区柯克的看法就像今天人们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看法一样——一个拍了许多精彩又具有娱乐性电影的导演，但作品缺乏深度。我不认为斯皮尔伯格会被他人的观点左右。如果他喜欢希区柯克，就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使他成为一个有独创性的思考者。”

当斯皮尔伯格谈到他对希区柯克高超技术能力的钦佩时，史密斯意识到其中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也暗示了这位年轻导演未来职业生涯将遵循的方向和理念：

“斯皮尔伯格说电影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因为它感动了大多数人。他认为电影能在普通人、平凡人身上产生强烈反应，他对希区柯克将平凡人置于超凡情境下的艺术手法很感兴趣。斯皮尔伯格想激起所有观众的回应。他希望他的电影不只拍给精英阶层看，更能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他说：‘电影能伸出手来牢牢抓住你的心。’这就是他认为希区柯克的伟大之处。斯皮尔伯格一直坚称电影媒介可以与普通人产生共鸣，与大众产生广泛联系，而无需依靠某种知识分子式的过程。当时，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激进的。电影正是由于这种广泛的吸引力而招致人们的诟病，而斯皮尔伯格认为这才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斯皮尔伯格教会我应该欣赏电影本身，以及电影所想要传达的东西，而不仅是将电影看作书籍的低劣版本。关于斯皮尔伯格，我一直听到的一种批评是他总想靠电影赚大钱。但他其实并不打算伸手去触碰观众的钱包，而是想要触及他们的内心。”

史密斯意识到，斯皮尔伯格与观众建立联系的冲动，源于其内心深处有一部分，渴望被一个让他觉得自己是局外人的社会所接受。在萨拉托加高中的那段艰难时期，这种感觉变得尤为强烈。

“在我印象中，他希望被人们接纳并得到大家的喜爱，”史密斯说，“他想要被人喜欢，但他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大家跟他不是一类人。他不喜欢以某种势利的方式凸显自己，这是令我恼火的事情之一。我认为他很聪明，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不是个知识分子，也不符合我对人的两类划分——‘他们’和‘我们’——‘我们’很聪明，‘他们’并不聪明。对我来说，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但他想把自己变成‘他们’中的一个。”

而史密斯和斯皮尔伯格最大的共同点是对科幻小说的热爱。史密斯记得斯皮尔伯格“是科幻小说的狂热爱好者。我读过了萨拉托加图书馆书架上所有标着科幻小说的书籍，他在凤凰城也是这么干的。我们会谈论那些大家——罗伯特·海因莱茵、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3]——甚至那些不太有名的作家”。

斯皮尔伯格从小就特别喜欢克拉克和雷·布雷德伯里[4]。在他1968年的电影《安培林》中，斯皮尔伯格让男主角在吉他盒里放了一本克拉克1953年的小说《城市与群星》[5]，以此向克拉克致敬。斯皮尔伯格认为布雷德伯里作品的诗性在于用魔幻的手法改造现实。《第三类接触》上映后，斯皮尔伯格问布雷德伯里：“你觉得这部‘你的’电影怎么样？如果我小时候没有看6遍《宇宙访客》（〈IO〉ItOuterSpace〈IO〉，1953），今天这部电影就不会诞生。”斯皮尔伯格同样欣赏J。J。R。托尔金的《双塔奇兵》（《魔戒》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以及科幻小说作家J。G。巴拉德的作品，后者1984年的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后来被斯皮尔伯格改编为电影。

史密斯发现，少年时代的斯皮尔伯格怪就怪在“既博览群书，又孤陋寡闻。在科幻、幻想和冒险领域里，他几乎遍览群书，但在这一领域之外，他涉猎寥寥。我会试着改变他阅读的挑剔——在谈论H。G。威尔斯[6]时我会提到拉尔夫·艾里森[7]的《看不见的人》（InvisibleMan），我也会跟他聊到詹姆斯·鲍德温[8]的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TheFireime）《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NobodyKnowsMyName）和《土生子的札记》（NotesofaNativeSon）……应该没有提过《乔万尼的房间》（Giovanni’sRoom），虽然我特别喜欢这本书。我只要提起《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的作品时，他会表现出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样子，但是很快又岔到别的话题上去了。他还是会喋喋不休地谈论科幻小说。我不断试着改变他，但毫无希望。例如，我试着让他读乔伊斯的作品，把《尤利西斯》强行说成是一种没有奇幻色彩的奇幻小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会让他觉得这类书艰涩难懂的暗示，但我无法说动他。通常情况下，我从未把他和犹太人联系起来”。

“你知道我是犹太人，是吗？”一天，斯皮尔伯格在学校图书馆向吉恩·史密斯发问。

史密斯说他不知道。

“你没注意到我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吗？”斯皮尔伯格奇怪地问。

史密斯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点。

“斯皮尔伯格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史密斯回忆道，“我总算想通了，这就好比‘你父母周六去犹太教堂，我父母周日去长老会教堂。不如换个话题，聊聊更有趣的事吧’（史密斯，瑞典血统，当时是一位‘虔诚的不可知论者’）。但我意识到他对这个话题真的很感兴趣。我猜想他在做高中里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事——质疑自己的信仰。他不知道如何理解宗教。在我印象中，他不知道如何严肃对待犹太教信仰。他说自己的父母不再是虔诚的教徒，但他们不得不假装虔诚。在我看来，他当时也不算那么虔诚，但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非常认真。”

史密斯对斯皮尔伯格种族背景的新认识，以及他个人对斯皮尔伯格在学校里作为“局外人”身份的同情，使他对这位朋友初入萨拉托加高中不久后就碰到的问题更加敏感，这些问题别人都没有注意到。史密斯记得，某个周一的早晨，斯皮尔伯格走进学校图书馆，看上去“非常沮丧”，图书馆里的另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

“你看起来就像刚参加完你母亲的葬礼。”那个人说。

“周六我经历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斯皮尔伯格回答。

当被问及发生了什么事时，他只是说，“我碰到了学校的一些人”。

这可能就是斯皮尔伯格写给《圣何塞信使报》的信中提到的“和几个毕业班高年级学生的不幸相遇”。信中说这件事就发生在圣何塞附近，但没有透露细节。史密斯想起斯皮尔伯格提到碰见“学校里那些家伙”的地方是一个购物中心。也许这是斯皮尔伯格第一次经历被掌掴的屈辱，那一刻，正如他所形容的，“我的世界崩塌了”。

史密斯记得在其他一些场合，斯皮尔伯格会说出“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过得很艰难”等诸如此类的话。“他在校外遇到了问题，总有人找他麻烦。这不是（我们谈话的）主要话题——我们只是会偶尔感叹一句‘哦，这些浑蛋’，然后继续我们的话题。”史密斯还记得斯皮尔伯格告诉他那些学生“在更衣室里虐待他”，斯皮尔伯格的朋友迈克·奥古斯汀说：“大家在体育课上对他很恶毒。他骨瘦如柴，举止笨拙，不是那种运动型的人，他们把这种体格特征和他的犹太身份联系在一起，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么做。”

有件事史密斯曾亲眼所见，当时他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在学校走廊里漫步。“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朝地上扔了几枚硬币，并用一种粗鄙的、恃强凌弱的腔调（对斯皮尔伯格）说：‘去，把它们捡起来!你不是想要这些钱吗？你都拿去。我不要了，这些都是你的。’”

“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是否有私人恩怨或以前结下过梁子。他说：‘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对这类事情有点反应迟钝，还问他这和你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他说：‘好吧，犹太人总被看作守财奴。’苏格兰人不也是吗？我是这么想的，但没人对苏格兰人做过这种事。我问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他说是最近才开始的，这是欺负他的新方法……如果当时这件事发生在一位黑人朋友身上，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归咎于恶毒的种族歧视。但我真的很难相信，20世纪60年代的萨拉托加会存在真正的反犹主义。我不记得在成长过程中接触过任何反犹主义思想，所以我认为其他人也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不过是打着反犹主义的幌子，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折磨史蒂文。但现在回想起来，事实并非如此。”

当人们对斯皮尔伯格用咳嗽声说出“犹太人”这个词时，史密斯也在场。斯皮尔伯格经过走廊去上课时，一些人会假装打喷嚏发出“啊……啾（发音类似英文中的犹太人Jew）”的声音，或者会说：“哦，我想我看到了……（用咳嗽的声音叫到）犹太人。”

史密斯回忆说：“在斯皮尔伯格遭受这种侵扰时，给我留下可怕印象的是这个男孩身上炽热的怒火和强烈的情感。他流露出的那种沮丧之外，真实但似乎不可言说的愤慨和厌恶，令人不寒而栗。事实上，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比当时更感毛骨悚然，因为那时我以为这不过是私人恩怨，但现在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反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