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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间地狱（第3页）

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他几乎在看待萨拉托加的所有人所有事时，都戴上了有色眼镜，这侵蚀了他的自尊。“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讨厌史蒂文，”迈克·奥古斯汀争论道，“但史蒂文总觉得自己被他们讨厌。他其实挺招人喜欢——他的性格真的很好，爱开玩笑，很开朗。当他的性格显露出来时，女孩们会喜欢上他，她们不会说‘啊（表示厌恶或恐怖）’，但他不觉得她们喜欢他。他总是很烦躁，很忸怩，很在意自己的外貌。史蒂文很局促，但他认为自己比实际更为局促。”

史密斯很失望，斯皮尔伯格“不接受我让他勇敢面对他人，并做出一点反抗的建议。我发现实际上这样做似乎能减少自己遇到的麻烦，在萨拉托加高中的最后一年，我高兴地注意到我看起来已经真正掌控了局面。但史蒂文似乎总是想用蜂蜜来诱捕苍蝇，而不是用醋来对付它们”。史密斯还觉得，斯皮尔伯格可能认为，把身材魁梧的唐·舒尔当作自己的“保镖”要比亲自上阵更为谨慎。

斯皮尔伯格后来承认，在萨拉托加高中时，他把大部分愤怒都压抑在内心，“这是我最羞愧的事情之一——我没有反抗”。

自远古时代起，被害者就把这种诙谐的回击当作自卫的武器。这一点在犹太丰富幽默的传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幽默主要针对偏见和歧视发展而来，它是赋予无能为力者力量的一种手段。“当受压迫者无法反抗时就会大笑。”阿尔伯特·麦米在《犹太人的解放》中写道。利奥·罗斯腾在《意第绪语的欢乐》中也发现：“幽默也是对痛苦的补偿，是大脑战胜恐惧的象征性胜利。犹太人有句格言：‘当你饥饿，就放声歌唱；当你受伤，便开怀大笑。’这句针对强势的、富有的、无情的当权者的讽刺玩笑，是人类尊严得以存续的最后堡垒。”这一传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喜剧，成为20世纪美国喜剧的主导模式，并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人格和艺术发展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尽管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意识到）。

唐·舒尔认为，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时表现出的“尖刻”言辞，和他的“机智与伶牙俐齿”可能加剧了他所遭受的欺凌。被霸凌者的高智商和智慧容易招致嫉妒和敌意，本身就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原因之一。被霸凌者往往面临着两难抉择，究竟是默默忍受，希望霸凌行为因缺乏回应而停止；还是站起来反击，让霸凌者意识到自身的懦弱而退缩。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种介于沉默和身体反抗之间的折中方式，也就是言语抵抗，以维护他的骄傲和尊严。

与斯皮尔伯格一同在校报工作时，同他走得很近的迈克·奥古斯汀回忆，“他的讽刺式幽默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这种‘黑色’幽默显露出兰尼·布鲁斯[9]那样的锋芒。他喜欢给人惊喜，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总是嘲笑那些奚落他的人，就好像他不得不这么做。当人们用粗暴的言语评论他时，他的自然反应便是用幽默言语小心翼翼地回击。每个人都被他逗笑了，接着他便会走开”。

虽然奥古斯汀觉得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的生活比在好莱坞更加“低迷”，而且那段时间他还为父母濒临崩溃的婚姻而苦恼，但奥古斯汀并没有觉得斯皮尔伯格在那一年过得特别不开心：“就算他真的不开心，还是会以幽默为盾牌来保护自己。”他似乎没有被那些负面情绪所压垮，还是那么喜欢捣蛋。

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汀在伯特·菲斯特的新闻课上成了好朋友。他们每天见面，并一起筹办校报《猎鹰》（TheFal）。奥古斯汀曾是该校的一名橄榄球运动员和体育版编辑，而斯皮尔伯格，并不符合自身性格地成了他的非正式助手。他们一起报道了大学橄榄球队比赛，斯皮尔伯格还自己为大学低年级篮球、棒球校队的比赛，甚至一些以前在校报上没有得到太多报道的运动，如游泳和越野赛跑撰写报道。

在学校里，斯皮尔伯格唯一的课外活动就是在高年级的戏剧《十二个愤怒的陪审员》剧组中工作。这出男女合演版本的舞台剧，由谢尔曼·L。赛杰尔根据雷金纳德·罗斯的电视剧《十二怒汉》改编。1965年3月，在参与英语老师奥尔登·彼得森在学校食堂组织的演员选拔落选后，斯皮尔伯格便加入了灯光组，并帮助演员丹·胡博伊和奥古斯汀对台词。

斯皮尔伯格“在和女生交往方面还是有点畏缩”，就像舒尔说的，但他在萨拉托加已经足够勇敢了，参加校园舞会并开始约会[10]。他约会过的女孩中有一个是舒尔的妹妹凯西，她当时是高一新生，后来被授予“萨拉托加小姐”的称号。她回忆起史蒂文是“班上的活跃分子”，她说：“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罗曼史。我们在车里亲热过几次，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那是冬天——我们用水汽糊住窗户。那时我才14岁，这段恋爱对我来说是一次尝试，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聊聊天。他喜欢给我们讲故事。他很有趣，是个忠诚的好朋友，但我们并不适合彼此。他个子不高，而我身高5英尺11英寸（一米八左右），所以我们俩出去就像马特和杰夫一样。我想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很有男子气概。如果给他打分，满分10分的话，他可以打4分。”

萨拉托加高中的大多数女生可能都同意《猎鹰》编辑邦妮·帕克的观点，她认为史蒂文“真的很书呆子气。打字部的姑娘们会说他每次进来时总是蓬头垢面，她们会给他一把梳子叫他梳头发。在我的圈子里（邦妮也是高年级橄榄球队的万人迷），甚至任何人都没想过要和他约会。那时候，女孩们都想和最可爱、最受欢迎的男孩约会。橄榄球运动员更有吸引力。有时候你就是这样错过了一些最好的人。”

为《猎鹰》写体育报道不仅是斯皮尔伯格在学校里找到立足之地的一种方式，对于一个总被运动员欺负的男孩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种聪明的自保方法。“他们会喜欢他的，”吉恩·史密斯想，“他们不敢惹恼他，因为史蒂文会在报道里写到他们。”但是，斯皮尔伯格选择将运动员们的优异成绩载入史册的功利性做法让史密斯感到困扰和受伤：“正是这些运动员中的一些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骚扰他。我想，‘你为什么要拍他们的马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他是我们班的叛徒，他背叛了我们这个聪明人小组。但那时我也明白他这么做是不想被孤立或被隔绝，那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过了一段时间后，运动员们就接纳他了。他以前和这些家伙相处得并不好，突然就跟他们混在了一起。”

斯皮尔伯格在《猎鹰》体育版上的散文写作风格，混合了充满活力的体育报道的套话、对学校啦啦队式的热心拥护，以及对表现不佳的运动员毫不留情的批评。那年10月，斯皮尔伯格在一篇关于低年级橄榄球校队的文章开头写道：“随着宝贵时间一分一秒地飞逝，空气仿佛凝滞，大家濒临崩溃。希望无处不在，只是缺乏决胜的信念和精神。”斯皮尔伯格指责了球队“不应该的失败”，指出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胜的信念”。次年3月，在报道一场校队的棒球比赛时，球队在第9局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斯皮尔伯格尖刻地讽刺萨拉托加的球员们被“讨厌的阴云”笼罩着。

尽管作为一名记者的经历十分短暂，却帮助斯皮尔伯格日后与媒体打交道做好了准备。他学到一些关于记者如何组织故事的基本知识，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怎么做好引用。他也可能从负面新闻报道的潜在危险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斯皮尔伯格试图讨好萨拉托加高中的体育队员，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这不仅与他的新闻道德感相悖，还可能与他对运动员潜在的痛恨相冲突。一天，他对吉恩·史密斯说：“他们揍我了，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在校报上写的东西。”

当斯皮尔伯格被困在萨拉托加的时空隧道中时，外部世界正面临一场重大变革。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社会动**中，他一直表现得“冷漠”：“我成长于60年代，但从来没有像我的其他朋友那样，对‘花的力量’[12]或者越战的抗议活动感兴趣。我只关心电影。”他在1978年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表示：“毒品文化从来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有嗑过LSD[13]、麦斯卡林[14]、可卡因之类的东西。我这辈子大概抽过3根大麻烟。我就这么度过了整个毒品文化时期。我的几个朋友瘾可大了。当人们坐立不安时，我就坐在房间里看电视。我一直害怕吸毒，我害怕失去自我控制……我从来不沾毒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被它完全控制。”

20世纪60年代，斯皮尔伯格更喜欢以大卫·里恩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电影风格[15]，而非让-吕克·戈达尔[16]和丹尼斯·霍珀[17]的偶像破坏主义，他“不反抗”的本性使他未能在年轻时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即便如此，他显然比自己所描述的更具社会意识。

奥古斯汀在谈到斯皮尔伯格时表示：“他吸引我，让我想和他做朋友的原因在于，我总是对那些似乎被什么困扰的人怀有同理心或爱。他似乎需要有人帮助他，支持他。我记得有人对他说了些什么，我问：‘你是谁？受害者吗？’我用幽默让他摆脱了困境。”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在萨拉托加的那段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其他人如此不同，为什么独独我会被孤立。我开始质疑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奥古斯汀记得与史蒂文关于犹太人为什么被迫害的对话。他曾问：“我们为什么会受迫害？没有人告诉我。我问过父母，我问过所有人。我们一定是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不然为什么不只我被迫害，我们都会被迫害？史蒂文非常了解犹太人的历史。他给我讲了马察达的故事，关于马察达的犹太人如何跳崖自杀（发生于公元73年，以逃避罗马人的迫害）。他说：‘这是真的，犹太人就是这么干的，我也是犹太人。’我安慰他：‘好了，史蒂文，放轻松。’我们都在说：‘好了，史蒂文，这都是老掉牙的事了。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呢？’他总是追溯几千年前的事来纠结于自己的犹太身份。

“我曾问他作为犹太人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犹太人。他邀请我光明节时去他家里参加庆祝活动。晚饭后，他的妈妈和爸爸就吵起来了，我夹在中间。史蒂文指着他们说：‘这就是犹太人的生活——你有天多喝了一杯酒，就可以对别人大喊大叫。’我们逃离了他家，我离开是怕史蒂文太尴尬。”

奥古斯汀觉得斯皮尔伯格深受父母婚姻的困扰，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处于离婚边缘，对彼此都很愤怒，却还是勉强忠于对方。据奥古斯汀回忆：“斯皮尔伯格认为他父母的宗教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虚伪的，因此怀疑犹太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宗教——也许它能够在谈话和仪式中表达出来，但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实践。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不把犹太教当作一种宗教。史蒂文和我一样，对其他宗教很好奇。他曾和我还有其他同学一起去参加天主教弥撒。”

斯皮尔伯格在高中时对纳粹的“黑色”幽默情有独钟，这似乎是发泄自己身为犹太受害者的痛苦和愤怒的渠道。藐视禁忌，把大屠杀当作黑色喜剧，或许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尼采说：“笑话是情绪的墓志铭。”在犹太人和纳粹的角色之间快速切换，斯皮尔伯格可能使自己在心理上远离了在这个混乱、痛苦和自我憎恨的可怕时刻所处的困境。这个男孩承认自己“身为犹太人而感到羞愧”，他“想要成为一个非犹太人的迫切感，就像想成为一名电影人那样强烈”。他也许有种强迫的想法，想要将自己代入敌人的角色里。

斯皮尔伯格离开凤凰城后回忆说：“我的生活有了变化，我两年没拍电影了，当时我正努力从高中毕业，想取得不错的成绩，然后申请一所大学。我开始认真学习。”尽管他在一个新城市和新学校度过高中最后一年的压力，让他不可能完成任何像《火光》这样雄心勃勃的事情[18]，但在萨拉托加的那一年里，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完全放弃一名电影人的工作。他通过拍摄高中橄榄球比赛和另外两部电影来保持练习，虽然成本不高，但依旧充满了想象力。

斯皮尔伯格在凤凰城念高二时，肯尼迪总统遇刺。这是婴儿潮一代的分水岭事件，标志着他们政治无知的终结和对美国政府不信任的开始。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汀都是已故肯尼迪总统的狂热崇拜者，他们想找到某种方式来宣泄对肯尼迪之死的痛苦和愤怒之情。“我有一把木制的肯尼迪摇椅，”奥古斯汀回忆，“这把摇椅是为1964年的总统大选制作的，在肯尼迪遇刺后不久就进入市场。你给摇椅上好发条，它就会播放《快乐的日子又回来了》（HappyDaysAreHereAgain）这首歌。我把摇椅拿给史蒂文看，他觉得这很讽刺，因为这个东西刚好在肯尼迪遇刺后才推出。他觉得人们应该看到这种讽刺[19]。”

在奥古斯汀的帮助下，斯皮尔伯格为这把音乐摇椅拍摄了一部三分钟短片，把一个看似病态的笑话变成了肯尼迪总统的挽歌。奥古斯汀说：“他在自家屋外落日余晖下的麦田里拍摄。我拿着纸板盒上的一块硬纸板或纤维板在麦地里上下扇动，制造波浪效果。摇椅随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声音慢慢地往下倒去，镜头戛然而止。

斯皮尔伯格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还拍了几个同学在沙滩上抬头仰望天空的镜头，他们都畏畏缩缩，捂着眼睛。他剪辑这部影片时，恶作剧般地戏仿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群鸟》，把“俯冲轰炸”的海鸥和同学们在沙滩上做出畏缩反应的镜头剪接在一起。在这次被捉弄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曾经欺负过斯皮尔伯格的孩子。1965年6月18—19日，在森尼维尔市英勇骑士餐厅举行的通宵毕业派对上，这部电影被放映了好几次。斯皮尔伯格以为那个人看完对自己的恶搞后会很生气。但那个孩子在看完电影后“好似变了一个人”，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他说这部电影让他笑死了，他希望能更好地了解我。”

1965年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后，越南问题横空出世。征兵问题就像乌云一般，笼罩在斯皮尔伯格班上孩子们的头上。那年的高中毕业生不得不面对征兵、是否上大学和在哪里上大学这一更为传统的问题。

征兵法案要求年满18岁的年轻人必须登记入伍。1964年12月，斯皮尔伯格18岁那年，正在萨拉托加高中读高三，不得不报名入伍。他喜欢把自己的故事编得很好听，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他与义务兵役制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生在几个月前，当时他正在排队等着看《奇爱博士》在圣何塞第一周周末的放映：“我妹妹拉上爸爸，拿着装有兵役登记表的信封跑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被划为1-A，得到应征入伍的资格。我太担心自己会被派去越南，于是不得不好好欣赏了两遍《奇爱博士》。那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部多么经典、多么奇异的电影[21]。”

斯皮尔伯格在高中毕业那年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除了涉及种族和民族歧视的问题，参军他更是不想。他没有陪奥古斯汀和其他朋友参加1965年春天在旧金山针对林登·约翰逊的反战抗议。但据奥古斯汀说，斯皮尔伯格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反战情绪，这使他在质疑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问题上，站在他那一代许多人的前列。谈到决定去加州大学长滩分校上大学，而不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环球影业时，史蒂文说道：“实际上我去那里上学，只是为了不去越南服役。如果不是征兵的缘故，我可能根本就不会上大学。”

斯皮尔伯格的第一志愿是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两所学校著名的电影学院，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所学校都因为其平庸的学业成绩而拒绝了他（他错过了其中一场入学考试，因为他的朋友丹·胡博伊的德索托老爷车在他们赶往圣何塞州立大学参加考试的路上坏掉了）。舒尔回忆说，“史蒂文的成绩并不好，他很沮丧，因为他没能去成这两所大学（南加大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的电影学院”。甚至查克·西尔福斯向这两所大学的说情也无济于事。

1965年春天，据舒尔说，斯皮尔伯格“已经开始着手B计划”，这就意味着，当他专注于通过自己独立的方式挤进电影行业时，可以只把大学作为一个挂名的地方。“当每个人都争相讨论说他们要去哪所大学时，”吉恩·史密斯回忆，“斯皮尔伯格说：‘我要去长滩州立大学。’我吃了一惊。我觉得他那么聪明，怎么可能去一个州立大学呢？他说他的成绩考不上南加大，长滩州立大学也有一个很棒的电影艺术系。”事实上，长滩州立大学当时根本没有电影系，只是在广播和电视系开设了电影课程。但是长滩州立大学对斯皮尔伯格有着至关重要的吸引力：它位于南加州，距环球影业不到一个小时车程。斯皮尔伯格可以一面应付学校的事务以避免服兵役和安抚父亲，一面跟环球影业制片厂的人保持联系，继续拍摄自己的电影。

显然斯皮尔伯格想要得到免服兵役的额外保护，以免他无法进入大学或失去学生延期服役的机会。克里斯·霍登菲尔德在为1978年的《滚石》杂志专访斯皮尔伯格后写道：“心理医生让他避免了去越南服役。”

“18岁的时候，我去看了心理医生，主要是为了免服兵役，”斯皮尔伯格告诉霍登菲尔德，“我真的一个问题也谈不清楚，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找心理医生帮我解决的核心难题，所以我只想找他谈谈。有时我觉得心理医生对谈话过程中长时间的停顿感到很不耐烦，因为他会坐在那里抽烟，而我坐在那里无话可说。我记得当时的感觉，尽管如此我还是支付了每小时50美元的费用，我也应该让他开心点。所以我每周会去一次，在那55分钟里编故事。有时候，坐在他办公室椅子上产生的想法，给了我很棒的电影创意。我会在他身上测试所有这些场景……我有一种感觉，在我所有的电影中，都有一些东西来自那些即兴的胡扯。”

想要延期服兵役可能不是他看心理医生的唯一原因。在萨拉托加史蒂文刚满18岁的那一年里，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从那些事情中学到的是“我绝对不能失去控制，不然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尽管关于斯皮尔伯格家庭问题的话题是“某种私密的事”，但舒尔在他们高中最后一年里可以看出，这些事情让斯皮尔伯格“受到了精神上的创伤。离婚已经不可挽回，你可以看出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阿诺德和莉亚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紧张。”

史蒂文内心迷茫的另一个迹象是他对待母亲吉普车的态度。“史蒂文非常讨厌那辆吉普车，”唐·舒尔说，“她以前总开车载我们（去上学），因为那辆吉普车，我们很喜欢她。这辆车变成了未来的预兆。我认为史蒂文把离婚和家庭的破裂都归咎于他的母亲。”

1965年6月18日，史蒂文成绩平平地从高中毕业时，阿诺德·斯皮尔伯格从萨拉希尔大道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去了洛杉矶。“孩子们一离开学校，整件事就完蛋了，”舒尔记得，“史蒂文迫不及待地想去环球影城开始自己的事业。尽管史蒂文的职业抱负比一般的18岁男孩更坚定，但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极度焦虑，而父母的离婚加剧了这种焦虑：‘我的父母离婚了，再没有什么常规可循。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离开家去了洛杉矶。’”

舒尔认为，在父母办理离婚期间和离婚后的那段时间里，史蒂文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他看来，阿诺德“是个可靠的好人，总是支持史蒂文”。那年夏天，史蒂文决定搬进父亲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区的公寓。大学一年级时，他一直住在那里，开着父亲送给他的毕业礼物——一辆1962年产的庞蒂克敞篷车往返于长滩市和环球影城。舒尔回忆说，“那是一辆漂亮的车，但是破破烂烂的，刹车和启动时摇摇晃晃，有一个最时髦的引擎。”在看望史蒂文和其父亲时，舒尔发现“他们之间关系很好，特别是在洛杉矶的第一年，他们互相支持。这家人分道扬镳了，史蒂文选择跟随父亲，而他的父亲也选择了史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