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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大突破（第1页）

第七章重大突破

我的初恋，我人生的主要目标，就是拍电影。这就是我的一生，其他事都是次要的。现在我欠缺的是电影经验和教育，我正在努力获取它们。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67年

被称为“电影学院派一代”（TheFilmSeration）的斯皮尔伯格其实从未上过电影学院。同时代的乔治·卢卡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1]、马丁·斯科塞斯和布莱恩·德·帕尔玛[2]等人，20世纪60年代都在著名的电影学校里接受过专业训练。而斯皮尔伯格不同，基本上纯靠自学。他只在加州大学长滩分校上过当时仅有的几门电影和电视基础课程。以童年制作的8毫米电影为起点，斯皮尔伯格以异于常人的方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职业导演生涯。

实际上，环球影业就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学院。但这是一个与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截然不同的训练场，他接受了一种比在学院环境中更私人化、更传统的教育。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为自己量身定做了私人课程，沉浸在他所认为的、对自己发展至关重要的电影制作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作为一名观察者，还是后来作为一名电视导演。那个时期的环球影业同时上马的电视剧多达22部，数量相当之大，足以让年轻人有机会直接成为导演，只要这个年轻人像斯皮尔伯格一样前途无量。

在20世纪60年代的好莱坞，斯皮尔伯格的学徒生涯并不寻常，但这与30年代制片体系的训练类似。环球影业是60年代末仍然保留好莱坞“黄金时代”制片厂运作模式的公司之一。无论在生产方式还是在素材选择上，环球影业都以保守著称，在制度上抵制着分裂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动乱。斯皮尔伯格在传统制片厂体系中的扎实功底使他有别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当其他年轻的电影人试图改变这种体制时，斯皮尔伯格却正学习着如何融入其中。斯皮尔伯格早年在环球影业的经历，不仅磨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技术专长，还增强了他对流行电影制作的本能亲和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出他作为一名电影人的独特个性。

1968年《时代》杂志上一篇名为《学生电影制作人》的文章指出，全国各地的学生都在“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赛璐珞[3]大爆炸是因为年轻人普遍相信电影是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形式。让·科克托[4]认为，除非制作电影的耗材变得如同铅笔或纸张一样便宜，否则电影永远不会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而他预言的时代正在迅速来临。”斯皮尔伯格比同时代其他著名导演都要更早开始拍摄电影，但他已经远离了电影学院的圈子。所以这篇颇具先见之明的文章对斯皮尔伯格只字未提，而是重点介绍了科波拉、斯科塞斯、卢卡斯和约翰·米利厄斯[5]学生时代的作品。

在“电影学院一代”初到好莱坞时，裙带关系普遍存在，电影公司最终自成一派，变得很排外。那时好莱坞工作者的平均年龄是55岁。在这个似乎没有新鲜血液注入的行业里，电影公司只能用没有组织的学徒方式培养他们的接班人。长期以来，电影公司体系一直受到电视、票房收入下降和成本飙升的冲击，正濒临解体。好莱坞在20世纪60年代末制作的电影往往过于冗长、没有灵魂，而且越来越难以契合年轻影迷的文化和政治观点。对于成年于60年代的狂热年轻影迷来说，未来似乎令人担忧。电影史学家迈克尔·派伊和琳达·米尔斯将这一代年轻影人称为“电影小子”一代（TheMovieBrats）。斯皮尔伯格还清楚地记得，他和卢卡斯、斯科塞斯等其他“自行开始职业生涯的人”，“不得不想方设法进入一个除了当演员或编剧之外，从未有年轻人涉足的行当……当我试图挤进这个行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做我的制片人。我的第一把推力就是这极大的敌意。”

乔治·卢卡斯曾就读于南加州大学，他说：“电影学院每天灌输给我们的信条是，没有人能在这个行业找到工作。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你只能去迪士尼乐园当一名售票员，或者在堪萨斯州的工业部门当工人。从来没有人能在好莱坞找到拍电影的工作。”

“南加大黑帮”（USCMafia）的成员还包括约翰·米利厄斯、罗伯特·泽米基斯、罗伯特·盖尔、贺尔·巴武德、马修·罗宾斯、格罗里亚·卡茨和威拉德·赫依克等斯皮尔伯格未来的合作伙伴。他们不愿就这么放弃梦想。这些人怀揣着先辈们对于写作和绘画的那种热情，恨不得吃饭、呼吸甚至连睡觉时都想着拍电影。时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当时最著名的学生包括科波拉、导演及编剧保罗·施拉德[6]和科林·希金斯[7]、导演卡罗尔·巴拉德[8]——鼓励学生自己开拓电影职业道路。关于这两所学校拍摄的电影的不同之处，南加州大学的米利厄斯这么定义：“我们的电影总是想要拍得专业并模仿好莱坞，他们的电影里总有美丽的**女孩从墓地里跑过。……我想你可以说，他们更左翼，更激进。他们嗑的药也更有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科波拉为其他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们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他“成了我们所有人的教父”。就像许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专业的学生一样，对科波拉影响颇深的除了电影，还有文学和戏剧。但科波拉足够务实，所以靠拍**电影起家，还为专拍B级片的制片人罗杰·科曼工作。当时罗杰是好莱坞唯一愿意为年轻电影人提供工作的制片人。科波拉在得到华纳七艺的一份编剧合约后退学。他的好莱坞导演处女作《如今你已长大》（1967）不仅由华纳七艺制片，也成了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学硕士的学位论文作品，这样的一箭双雕让同辈们既羡慕又敬仰。

有了科波拉这个先例，其他电影学院毕业的应届生开始有机会进入日益扩大的年轻人才市场。电影公司高管们对这个市场知之甚少，只将其当作一个值得鼓励且未经开发的利润来源。随着丹尼斯·霍珀1969年的反主流文化电影《逍遥骑士》大获成功，“历史裂开了一道口子，”卢卡斯说，“我们很多人都挤了进去。然后这道口子又被缝上了。”

1967年的一天，斯皮尔伯格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伊斯音乐厅，参加学生电影节。电影节展映了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电影作品，其中包括卢卡斯的未来主义短片《THX1138:4EB》（又名《电子迷宫》），卢卡斯后来将其扩展为华纳兄弟出品的故事片《THX1138》（《500年后》）。

看到这部短片时，斯皮尔伯格“嫉妒得要命。那时我18岁（实际上是20岁），已经导演了15部短片，这部小电影比我所有的短片加起来还要好。我的榜样不再是约翰·福特、沃尔特·迪士尼，弗兰克·卡普拉、费德里科·费里尼[9]、大卫·里恩、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或迈克尔·柯蒂兹。更确切地说，乔治·卢卡斯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一个我可以真正了解、可以与之竞争的人，一个能给我带来灵感的人……

“那天我见到了乔治·卢卡斯，我意识到有整整一代电影人都来自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而我就像一个孤儿，被遗弃在长滩的一所大学里，而且那所大学没有真正的电影专业。因此，我当时加倍努力，想要进入那两所（加州的）大学。每次我递交转校申请时，他们总是说：‘不行，你的分数不够高。’我记得南加大的一位老师曾说：‘无论如何，你可能都要去越南。’[10]”

对斯皮尔伯格来说，去长滩州立大学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让他不用去越南服兵役，二是让他的父母得到相对安慰。但他后来对校报夸口说：“在大学里我什么都没学到!”“我认为我们谁也教不了他任何东西。”休·莫尔黑德承认道，“史蒂文比系里任何人都更了解摄影机，他能来教整个系。”

直到斯皮尔伯格离开后，“电影”一词才被添加到该系的名称中。由于大多数美国大学的电影专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长滩州立大学毗邻好莱坞，但并未急于在电影专业投入资金和人力，也不想与南加州大学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竞争。从1965年9月到1969年1月，斯皮尔伯格在长滩州立大学就读期间，这个系主要为当地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培训熟练工。虽然该系提供电影欣赏和电影制作相关课程，但几乎没有电影制作设备上的预算；电影制作课一般用租来或老师从家里带来的8毫米摄影机。为了练习剪辑，学生们会购买劳莱和哈代电影公司旧的8毫米默片胶片，将它们重新剪辑。斯皮尔伯格需要的训练，远不止操作家庭电影摄影机，或是把一个故事拍成电影那么简单。被顶级牛校南加大学拒绝后，斯皮尔伯格深感沮丧，他觉得在长滩州立大学读书不仅不能帮他实现闯入好莱坞的抱负，反而成了一种阻碍。

“他对一切都不再抱有幻想，”莫尔黑德回忆，“我们没有他想要或觉得自己该上的电影课程。他会顺道来我的办公室谈谈，他希望我们能开设他想要的课程并购买他需要的设备。那孩子完全为电影痴狂。他脖子上总挂着摄影机，他总是在拍电影。他对我们大学似乎没什么兴趣，确实如此。我觉得他正在通往好莱坞的路上前进。他应该去南加大，他待在长滩州立大学不过是消磨时间，但他也在这里遇上了一些贵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孩，那种你喜欢和钦佩的孩子。”

成为大一新生后，史蒂文搬进了父亲位于洛杉矶西部时髦社区布伦特伍德的公寓。在家庭破裂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和父亲相互支持，但这种关系在史蒂文读大学期间逐渐恶化。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的经济支持，使史蒂文能够一边上大学，一边在制片厂做无薪学徒。但是，对于在马克斯·帕里维斯基的计算机公司科学数据系统部门工作的阿诺德而言，史蒂文对受教育的漠不关心仍然让他感到失望。史蒂文同意去长滩州立大学，“只是为了离好莱坞近一点。尽管我爸还是想让我主修计算机工程专业”。阿诺德挖苦地回忆说，史蒂文读大学时还是认真学了一些东西，比如关于拍电影的课程：“他一上大学就开始仔细钻研电影方面的知识。他选修了戏剧艺术、创意写作之类课程，不过从来不碰理科课程。”

史蒂文上大学前不久，阿诺德给史蒂文在环球影业的导师查克·西尔福斯打了个电话。西尔福斯说这是自己与阿诺德之间唯一实质性的对话，并且颇为“激烈”。

“史蒂文要搬来洛杉矶，”阿诺德告诉西尔福斯，“他要去长滩州立大学。如果能尽你所能确保他按时入学，我将不胜感激。”

西尔福斯说他不能这么做。

“听着，关于电影行业，有些事情你必须了解。”西尔福斯对史蒂文的父亲说，“要让史蒂文实现他的抱负，需要一个重大突破。必须有人拿出极大的信心和资金，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史蒂文是不是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个样子。我是史蒂文的朋友。如果有机会能让史蒂文导演一些可以用来展示自我的东西，我会建议他去做，至于大学什么的，见鬼去吧。在这个行业里，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你最好随时做好准备。他们不在乎他是否有学位，他们感兴趣的是他能把什么搬上银幕。”

据西尔福斯回忆，阿诺德一再重申：“他想让斯皮尔伯格上大学并获得学位。我的回答是，对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天才，你无须设定这样的目标。学位到底有什么用？那不是史蒂文需要的。你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学术倾向，而史蒂文并没有。他没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多少支持，他父亲偏要做所谓正确的事情。我不怪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先生。毫无疑问，他是个好父亲。他在做一个好父亲该做的事，但我不赞同他的做法。

“我觉得史蒂文已经把我当成某些方面的精神导师，但我不是，我也不想当他的父亲。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先生明确表示，我实际上应该成为史蒂文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我不想扮演父亲的角色，他自己有父亲。在史蒂文上大学期间，我一直鼓励他放手尝试。基本上，这是我唯一真正发挥的作用。不知怎的，每次他有了故事构思，拍了电影或样片时，都会先来找我。”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心血帮助史蒂文时，西尔福斯的回答很简单：“我喜欢他，我很珍视这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不参与或不谈论与电影有关的事情时，史蒂文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看到了两个史蒂文，一个是拍电影的史蒂文，另一个是不成熟的史蒂文。我知道其中一个会成长，而另一个已经快定型了。”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史蒂文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大学学业上，而是一心一意地追求电影事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爸爸总是有这样的态度，‘让他赶紧找份工作，然后从公寓搬走，’”史蒂文的朋友拉尔夫·布里斯觉得，“史蒂文和他爸爸之间的关系不太好，他爸爸不想让史蒂文待在身边。我不认为他有多支持史蒂文。我肯定他觉得史蒂文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他（最终）还是把史蒂文赶了出去，然后史蒂文搬来和我住在了一起。”

在史蒂文上大学的头两年里，唐·舒尔偶尔会去探望他和他的父亲，他更同情阿诺德的立场：“史蒂文千方百计想要成功，他为了拍电影几乎倾尽所有。没有收入来源，只能依靠他的父亲。很明显，史蒂文只是将父亲当作提款机。我最后几次去看阿诺德时，发现阿诺德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和阿诺德一起出去吃饭，史蒂文却不在。阿诺德忙着替儿子支付账单，史蒂文却太忙了，都没时间和父亲一起吃顿饭。阿诺德还给史蒂文买了一辆车，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住所，而这些他妈妈肯定不会做。”

莉亚住在亚利桑那州，她和阿诺德一样，担心儿子在大学里表现平平。长滩州立大学广播电视系的教师丹·贝克回忆说：“史蒂文的妈妈总打电话过来，如果听到史蒂文没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业上，她会非常生气。她还打电话给（系主任）休·莫尔黑德，问他‘史蒂文最近表现如何’，休会告诉她：“坦白地说，不太好。’史蒂文对学位的随意态度，让母亲非常失望。他对学业毫无兴趣。”

斯皮尔伯格确实曾与广播电视系一位已故的、名叫比利·乔·兰斯顿的得州教师结下了友谊。兰斯顿“很关心”史蒂文，据霍华德·马丁老师回忆，兰斯顿与斯皮尔伯格的关系“非常密切”。斯皮尔伯格后来在他1974年的电影《横冲直撞大逃亡》中对兰斯顿表达了深切的敬意。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得克萨斯州，围绕一个名叫小兰斯顿的婴儿被绑架的情节展开。但休·莫尔黑德觉得，比起那几门初学者级别的广播电视课，斯皮尔伯格对英文课的兴趣要大得多。他早期的写作天赋，是被一位名叫罗纳德·福特的已故的英语老师激发出来的。莫尔黑德回忆自己和福特“曾经谈论过这个非同寻常、不可思议的孩子。史蒂文在英语方面是个优秀学生”。“他对写作很感兴趣，”丹·贝克表示同意，“他脑子里装着很多故事，还总是把故事里的小点子记下来。他的电视剧《惊异传奇》就来源于这些点子。他说写作是他最想做的事。”

“在广播电视系，”贝克说，斯皮尔伯格被称为“谈话能手和操纵大师，他通过谈话就能解决学校作业中的某些问题。他会出入各种地方，让事情按照他想要的方向发展。但对我来说，他没有表现出责任心，做事也缺乏持久力。在我看来，他还是个年轻的、不靠谱的孩子，他需要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