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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大突破（第2页）

斯皮尔伯格对自己当年没有将更多心思花在大学学业上表示出些许遗憾。“大学毕业那天，我要导演自己的第一部电影，”1984年他这么说，“这曾经是我的目标：首先念完4年大学，让我爸爸高兴。事实上，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我当时能好好学习，因为大学的确能给我提供帮助。如果将更多精力投入学业而不是电影制作，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推迟几年，但我想自己将会得到更为全面的教育。”

斯皮尔伯格为自己安排了课程表，这样他就可以每周花3天时间在环球影业观察电影人的工作，并试图建立有用的人脉。他经常在片场的办公室里过夜，他准备了两套西装放在办公室，这样当每天早上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他看起来就像没有在办公室里过夜一样。

“他几乎与墙纸融为一体，”舒尔说，“没人能阻止他，没有人会问任何问题。他总是看上去很体面，连门卫都认识他。他说：‘这家公司就像我开的一样。’他就能这么疯狂。”

虽然斯皮尔伯格从未住过西塔奇（ThetaChi）兄弟会在海豹滩以及之后在长滩拥有的房子，他在学校有限的社交生活却集中在兄弟会[11]。舒尔认为，史蒂文“一到某个地方，就总是想办法扩大交际圈”，所以他加入了西塔奇兄弟会的整洁会，作为另一种提升自己职业水平的方式。成为一所位于极端保守的奥兰治县边界的大型欧裔新教徒大学兄弟会的一员，对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缺乏社会安全感的犹太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保护色。

尽管加入西塔奇兄弟会，是斯皮尔伯格年轻时渴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表现之一，但这也使他在某种程度上与不断变化的学生生活文化相脱节。斯皮尔伯格进入大学之前，兄弟会已经在许多学生中不受待见。在反对越南战争和早期嬉皮运动情绪的刺激下，希腊式生活的社会价值观对于那些打破旧习的学生来说，已经完全过时，甚至被划为反动。许多兄弟会和姐妹会陈旧的种族和民族歧视运动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感。长滩州的一些兄弟会以排挤犹太人闻名，斯皮尔伯格入学的前几年，被拉尔夫·布里斯称为“宿舍里的蠢货们”的几名学生，在校园里成立了西塔奇兄弟会的分会——泽塔·贝塔·希（ZetaBetaThi）犹太兄弟会，其中一些成员“对非白人抱有偏见”，该分会的34名成员中没有黑人。但布里斯说，即将招募的会员是不是犹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被纳入考虑的问题”。

1965年秋天，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查尔斯（布奇）·海斯介绍斯皮尔伯格进入该分会，布里斯很快就和斯皮尔伯格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并在此过程中，逐渐理解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对自身种族身份的复杂感受。

“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他淡化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布里斯回忆，“他从不过多谈论这一点。但是他的小妹妹（安妮）曾经给过他一个小小的千层百吉饼。他把饼干挂在脖子上，直到它变成绿色。我知道他的希伯来名字叫什穆埃尔。我以前是这么叫他的。他会说：‘别那样叫我。’还有一件使他烦恼的事，那时我不懂，但现在我明白了。我以前有一件深蓝色和浅蓝色条纹的浴衣。每当我穿上这件浴衣，他总是很恐惧。他告诉我，他的祖父曾进过集中营，营里的人都穿着那种条纹的衣服（斯皮尔伯格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没进过集中营，他所指的可能是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另一位亲人）。我从没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有一次他叫我不要再穿那件衣服了，而我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斯皮尔伯格在迎新派对上遇到布里斯时，布里斯还是英语专业的大四学生。布里斯一直对娱乐业很感兴趣，在圣贝纳迪诺长大时，他曾自己表演过魔术。布里斯在长滩州立大学选修了电影欣赏和电视制作课程，但他计划上法学院。斯皮尔伯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足以让布里斯开始质疑自己的人生道路。

“你看起来像个制片人。”斯皮尔伯格说。

当布里斯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时，斯皮尔伯格说布里斯身上穿的泡泡纱夹克，让他想起了自己在环球公司认识的制片协调员穿的夹克。

布里斯对斯皮尔伯格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书呆子气的小个子，但是这家伙身上有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他的**，对电影的全身心投入和兴趣。他身上有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喜欢他。”看了斯皮尔伯格的业余电影后，布里斯愈加喜欢斯皮尔伯格。布里斯在法学院念了一学期后，就退学投身电影行业。“就是因为斯皮尔伯格，我才来到好莱坞，”布里斯承认，“我真不知该感谢还是诅咒他。”

1967年，布里斯和斯皮尔伯格搬进了洛杉矶西部棕榈区的一所房子，在西好莱坞和北好莱坞时，他们也一直住在一起，直到1971年斯皮尔伯格买下了自己的第一所房子。除了对电影的共同兴趣外，他们的友谊也是互补型朋友的典例。

“我是一个古怪的艺术爱好者。”布里斯回忆，“我有点嬉皮，他是那种比较直接的人。他总是很刻板却很有干劲。史蒂文从来不喝酒，也从不嗑药。在那个年代，他是与众不同的。后来他从书呆子变成了国王。之前你没法帮他找到女朋友——而现在你没法把女孩从他身边赶走。”

“我们住在同一套公寓但很少一起出去玩。事实上我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通过我接触到嬉皮运动。我觉得住在一起时，他总是很尴尬。我会带一些小妞回公寓，而他会对此抓狂，因为这些女孩总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这可能让他很尴尬，但也引起了他的兴趣。我记得有一次两个加拿大来的小妞向他扑了过去。她们很饥渴。”

斯皮尔伯格有点夸张地回忆起他的大学时光，“除了看电影和拍电影，我几乎什么都没做。”

20世纪60年代后期，洛杉矶地区是电影爱好者的天堂。斯皮尔伯格在长滩、海豹滩和西洛杉矶的艺术影院里看了新电影，还经常混迹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的新艺术影院（Nuart）和麦克阿瑟公园附近的流浪者影院（Vagabond）等改建一新的影院。这一时期，他通过大量接触外国电影而开阔审美视野：“只要是美国以外的影片，都能震撼我。有一段时间，我对伯格曼特别痴迷。我想我看过英格玛·伯格曼拍的每部电影，这简直太美妙了!你可以花上一周时间去电影院看伯格曼所有作品。你下周还可以去同一家影院再看……也许是雅克·塔蒂[12]的电影。我超喜欢他!特吕弗[13]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我在学校时看过所有新浪潮时期的法国电影。”

但几乎没人愿意认真把斯皮尔伯格当作电影人。当他试图说服环球影业的高管们去看《火光》以及他的其他8毫米电影时，高管们提出，除非斯皮尔伯格能给他们看一些用16毫米或35毫米胶片拍摄的东西，否则他们不会感兴趣。斯皮尔伯格默默记下这一要求，“在自助餐厅和其他零工中攒了足够的钱，买了一卷胶片，还从伯恩斯&索耶（Birns&Sawyer）公司租了一台16毫米摄影机，周末出去拍摄实验电影短片……我拍了一部讲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追杀的电影。但对于这部片子里的主人公来说，逃跑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以至于他忘记了谁在追杀他。我还拍过一部关于梦的影片，呈现了梦的支离破碎。还有一部短片表现了雨水砸向地面的景象。这些都是代表我个人的私人化小电影。”

由于缺乏电影学院的资源，斯皮尔伯格依靠西塔奇兄弟会来提供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他把我们当作他的苦力池，”布里斯说，“他有办法把你和他所做的事联系起来。”布里斯印象最深的是斯皮尔伯格大一时，在兄弟会会友布奇·海斯帮助下拍摄的那部16毫米黑白电影《偶遇》。“当我看到这部电影时，便对斯皮尔伯格产生了兴趣。我看得出来他很有天赋。”《偶遇》是一部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黑色电影，时长约20分钟，显然就是斯皮尔伯格所说的某个人将逃命看作“精神上的愉悦”的那部电影。兄弟会的会友罗杰·厄内斯特[14]扮演了一名遭到神秘者袭击的商船水手。一场水塔上的刀枪对决，将故事引向了类似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视剧般的反转结局——策划这场袭击的凶手（西塔奇兄弟会成员彼得·马非亚饰）想要杀死的正是自己的孪生兄弟。

随后，一个不那么艺术化的项目使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拍摄引起了校报的注意。据长滩大学校报《49人》（TheForty-Niner）1966年2月报道，“一部名为《疯狂大赛车》[15]的喜剧短片于上周在校园食堂首映”，并透露“斯皮尔伯格已经在环球影业做了一年实习导演”。学生记者布鲁斯·福琼写道，这部与《启斯东警察》类似的闹剧由斯皮尔伯格与布奇·海斯合拍。罗杰·厄内斯特和海斯矮小的俄罗斯女友海莉娜·朱尼泽克担任主角。这部16毫米的黑白电影“有完整的声音和配乐，讲述了一名年轻男子与女友吵架后在校园里追逐女友的故事。影片的拍摄将持续整个学期，所以在男主角的追逐过程中，斯皮尔伯格计划将学校的一系列事件串联在一起……海莉娜和罗杰奔跑着穿过拥挤的走廊，校园建筑，皮特峡谷，还有西塔奇兄弟会的厕所。”“皮特峡谷”（Pete’sGulch）是校园社团为庆祝每年的“49人日”临时搭建出来的西部小镇，“49人日”是学校一年一度的大型慈善筹款活动。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西塔奇兄弟会举办一场比赛，学生们会骑着安装在肥皂箱赛车上的马桶赛车。

斯皮尔伯格把这种幼稚但受人欢迎的活动融入《疯狂大赛车》当中，就像他在萨拉托加高中拍摄的《高年级学生的校外活动日》一样，以此来讨好同学。

没有什么比霍华德·马丁的电视制作课更能显示斯皮尔伯格在长滩州立大学学业上所遭遇的挫折。斯皮尔伯格的这门课只得了C。“我要特别说明这是他在课堂上的成绩，并不能体现他的真实才能，”马丁说，“我也希望当时的结果不是那样。”

广播电视系拥有设备齐全的电视演播室，配有控制室，能够对学生进行三个机位的基础摄制训练。但马丁逐渐意识到，斯皮尔伯格“并不是特别有兴趣进入电视台做一名编导”。马丁给斯皮尔伯格打了C，因为这个年轻人对手头的功课缺乏“专注”。“我想他学习电视课程是为了在另一种媒介上获得额外经验。他只专注于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马丁也确实从一份课堂作业中看到了斯皮尔伯格的才华——《羊脂球》，一部由居伊·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直播剧。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讲述了普法战争期间一名妓女在公共马车车站为一些虚伪的社会成员做出的英勇牺牲（约翰·福特1939年的经典西部片《关山飞渡》借用了这个故事）。这部时长一小时的电视直播剧是由大家在课余时间自愿制作的，由马丁执导，演员来自戏剧系的学生。制作课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排练筹备，然后在一个周末的时间内搭建布景并完成节目拍摄。

斯皮尔伯格操作三个机位中的一台摄影机。这台学校的大型笨重摄影机没有变焦镜头。拍摄运动镜头时，摄影师必须自己推着摄影机，小心地移动，同时保持焦点和构图。作为一名有十多年电影制作经验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已经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摄影机的使用技巧。马丁不了解斯皮尔伯格的背景，所以当以前对课堂漫不经心的学生在演播室发表意见时，马丁感到很惊喜：“他经常这么说：‘我有一个建议，这样做可能会好一点。’他的建议的确达到了更好的效果，尤其在第三幕。我们在脚本中需要修改的地方做上了标记，并插到场景中去。他们必须处理不同的取景方式，焦点该放在哪里，摄影机该往哪边移动，或是一个特定角色的走位，等等。他使演播室里的工作更为有条不紊。”

马丁当时可能没有那么欣赏斯皮尔伯格的建议。也许正是由于斯皮尔伯格在拍摄《羊脂球》时的额外努力，他对于自己在这门课上只得了C感到很意外。“他无法改变分数，所以非常烦躁，”系主任莫尔黑德记得，“他认为他应该得到更好的成绩。那不是我的问题。如果当时我就知道他将会成为这么著名的人物，那我会更加注意。”

1965年6月，在高中毕业后不久写给唐·舒尔的一封信中，斯皮尔伯格对他作为环球影业实习生的那段时光进行了最生动的描述。这封信充满了诙谐和自嘲，但展示出斯皮尔伯格身上魅力、大胆、早熟和意志坚定等综合特质，这些特质使他能够充分利用进入环球影业制片厂的宝贵机会。斯皮尔伯格在一杯混合饮料（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旁威士忌）的影响下，写下了这封意识流风格的信。他承认自己最近一直在酗酒，这个新习惯让他经常呕吐。他还有些炫耀地提到他在日落大道上结识了一些女孩，并与她们发生了一夜情。日落大道是南加州嬉皮士们的夜生活胜地。也许正是应对环球影业所带来的压力，导致了这些不符合他个性的享乐主义行为。但他对好莱坞生活的反应，就像俗语说的——“在糖果屋里迷失自我的小孩”。舒尔记得，斯皮尔伯格“谈了很多关于好莱坞小明星的事，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斯皮尔伯格认为这是结识漂亮女孩的好机会。这确实起作用了，我本没想到这样能行。”

斯皮尔伯格来到好莱坞后社交生活的转变，遵循了宝琳·凯尔所观察到的他那一代年轻导演的模式：“一个过去从来没有特别吸引过女性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主宰：每个人都在等待他发话，只要他点头，女人们就归他所有……导演们很容易受到**，他们经常被崇拜。”

但在进入环球影业的早期，作为好莱坞的风流人物和正在崛起的大亨，斯皮尔伯格很难维持光鲜形象。他当时开的是一辆1962年产的破烂敞篷车，所以他觉得“开着这辆车去环球影业门口有些丢人”，舒尔回忆，“他总把车停在5个街区以外”。

1965年某个夏天的晴朗早晨，斯皮尔伯格穿着整洁的蓝色运动外套、黑色裤子、戴着围巾和太阳镜走到环球影业的大门前，努力表现出他好像拥有这个地方。但当他发现建筑工地的卡车在大门周围撒了一圈泥巴时，他还是谨慎地选择绕过去。正当他这么做时，一辆过路的加长林肯车将十字路口泥坑中的泥溅了他一身。

斯皮尔伯格接受了门卫的建议，在开始日常工作之前，洗掉身上的泥土。不幸的是，在去洗手间的路上，一辆载着观光游客的有轨电车正好经过。车上的乘客拍下了他的照片，并嘲笑地挖苦他是不是化妆去参加某个电视节目，说不定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视节目《希区柯克剧场》。斯皮尔伯格在洗手间也没能把这些污垢洗掉，后来片场的服装部给了他一件新衣服。

斯皮尔伯格当天的日程安排包括与萨姆·斯皮格尔会面，但后者未能赴约。斯皮格尔是斯皮尔伯格最喜欢的两部影片《桂河大桥》和《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奥斯卡获奖制片人，他当时并没有如期从欧洲回来。作为替代，斯皮尔伯格被允许与传奇导演威廉·惠勒及其最新影片《蝴蝶春梦》的另一位制片人裘德·金伯格会面。这表明了环球影业的人对斯皮尔伯格的认真态度。

虽然在环球影业的这天开局不利，但斯皮尔伯格还是与查尔顿·赫斯顿[16]共进了午餐。那年早些时候，斯皮尔伯格曾在环球影业的露天片场，花了一些时间观摩赫斯顿在导演富兰克林·沙夫纳拍摄《战神》时的现场表演。赫斯顿记得斯皮尔伯格是一个“有决心的年轻人，虽然一次次吃到闭门羹，还是想方设法地混进片场。富兰克林终于被他的坚持打动，让他留在一边观摩。”在给舒尔的信中，斯皮尔伯格生气地讲述了第一次向赫斯顿介绍自己的情景，那个名叫赫斯顿的演员是如何冷落他，无视他的存在。但当赫斯顿一听说这个年轻人是个有前途的电影人时，便立马变得殷勤起来，接受了斯皮尔伯格与他共进午餐的邀请。他们在摄影棚的餐厅见面时，赫斯顿对斯皮尔伯格的背景非常好奇，这个明星甚至还买了单。但斯皮尔伯格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赫斯顿是在拍马屁，不过是想要参演斯皮尔伯格未来的电影!尽管对这位明星几乎没有什么好感，在与这位老牌明星的热切交谈中，斯皮尔伯格还是表现出了一种非常成熟的机会主义，因为他认为这位老明星或许能在未来给他的事业带来重要帮助。

与赫斯顿共进午餐只是斯皮尔伯格在制片厂游**时为自己创造的众多机会之一。他告诉舒尔，他经常在制片厂与明星、导演和制片人偶遇，并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加里·格兰特[17]和罗克·赫德森[18]等人也接受过邀请。听到斯皮尔伯格透露哈德森是同性恋时，舒尔大吃一惊。尽管斯皮尔伯格不断拓展的人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令舒尔伤心的是，他的朋友似乎越来越喜欢与好莱坞的权势人物为伍。“桑尼[19]和雪儿[20]是他名单上的重要人物，”舒尔回忆，“他总是到桑尼和雪儿家去。斯皮尔伯格还带着拉尔夫·布里斯去了这对流行歌手组合的各类电视节目现场。”舒尔最终在1967年左右与斯皮尔伯格失去了联系：“我去找他时，他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