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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块头中的小个子（第1页）

第四章大块头中的小个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经历过艰难童年的孩子往往比那些受到良好保护和备受关爱的孩子更容易适应成年生活。这是一种补偿法则。

——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零用钱》中的教师

斯皮尔伯格在回首童年时一直认为亚利桑那州是“我真正的家。对一个孩子来说，家是你交到最好朋友、得到第一辆车和献出初吻的地方；也是你闯下大祸和取得最好成绩的地方”。

也正是在亚利桑那州，史蒂文一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失去了情感寄托，史蒂文也越来越内向。但更重要的是，亚利桑那州是他立志成为一名电影人的地方。他在凤凰城的童年玩伴吉姆·索伦伯格回忆道，“他曾幻想过自己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获得奖项并感谢组委会。那时他只有十二三岁。”

斯皮尔伯格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早些年做的事也许并不完全出于爱好，但从12岁起，我就对拍电影非常认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时我真的开始了。”

史蒂文的母亲后来承认，搬到凤凰城后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让她“歇斯底里”：“我的意思是，在1957年，哪个犹太女孩会搬到亚利桑那州？我看过一本百科全书，它出版于1920年，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书上说：‘亚利桑那州是一片贫瘠的荒原。’确实如此，到了那儿，我只想发疯地踢打和尖叫。我不得不答应给史蒂文买一匹马，因为他也不想搬去那儿。但我从来没有兑现过那个诺言，直到今天他还在调侃我。”

1957年2月，当斯皮尔伯格一家来到亚利桑那州，在搬入市区的阿卡迪亚社区[1]北49街3443号新建成的乡间平房之前，他们一家在凤凰城西区一套狭小的两居室公寓里住了4个月。作为外来人口，生活在驼峰山脚下冬季度假胜地附近的柑橘林市郊开发区，史蒂文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外来者”。在亚利桑那州荒漠边缘保守的西部社区，美国毒蜥到处游**，男人们打着蝶形领结，一些道路仍在施工，街道上新建的商业大楼前还围着护栏，周围的邻居里有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一个名叫J。丹福斯（丹）·奎勒的爱打高尔夫球的年轻人。这个来自东部的10岁犹太男孩就像他棒球帽下面露出的耳朵一样十分惹眼。

“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带有外来口音的人。”斯皮尔伯格的小学同学苏珊·史密斯·莱苏尔回忆道。苏珊是一名摩门教徒，土生土长的亚利桑那州人。“史蒂文话很多，也经常比划手势。他看起来很滑稽，我觉得他很有犹太人的特点。我不怎么认识犹太人，我不认识像他那样说话或长成他那样的人，他是如此与众不同。”

“我想我们是50、60年代的那群人中，思想相对狭隘的，”史蒂文的童子军顾问小理查德（迪克）·霍夫曼说，“就像30年代的那些人一样。那时凤凰城没有很多犹太人。在孩子们中间，我没有看到多少反犹太的东西，但我确实在父母那一辈身上看到了。我们这儿有很多蠢货，他们心胸狭窄，这些自由主义者就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

史蒂文在四年级下学期转到了英格尔赛德小学。面对文化冲击，他变得更加内向。“他非常安静，”他六年级时的老师埃莉诺·沃尔夫说，“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没有朋友。你看，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像个书呆子。他看起来有点拘谨和循规蹈矩，常穿着一件纽扣领的衣服，似乎有点柔弱。他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不太好形容他，只能说还算个好孩子。他很保守，很多孩子都喜欢指手画脚，但他没有。我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也许和自我意识以及自卑有关。噢，天哪，我做梦也没想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会成长为今天这样的人。”

然而，史蒂文来到亚利桑那州不久，即将发生的一切便有了预兆。

“一天晚上，我爸爸半夜把我叫醒，拉着我冲进车里，当时我还穿着睡衣。”斯皮尔伯格回忆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被吓到了。妈妈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爸爸出门时带上了咖啡和毯子，我们驱车大约半小时后，他把车停在路边。半夜里，那里有几百个人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爸爸找了块空地，铺好毯子，我们俩也躺了下来。”

“他指向天空，那里正上演一场壮观的流星雨。那些不可思议的光点在夜空中纵横交错。这是一场非凡的表演，显然气象局已经对此提前预报。爸爸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其实他把我吓得半死!但与此同时，我又想刨根问底，想知道流星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虽然史蒂文记得当时身处数百人的人群中，但“我们只感觉到了彼此”，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说：“应该可以在夜空中找到一颗彗星。一些杂志预测会有一颗彗星出现，也许有十等星那么亮。我想看到彗星，也想让史蒂文看到。于是我们驱车上山，进入沙漠，远离城市的灯光。我们下车后躺在沙地上，开始寻找那颗彗星。”

“毫无征兆地，一束流星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凤凰城的空气中没有那么多烟雾和灰尘，星星看起来非常巨大。它们密集地下落，令人害怕。当你走下车时，头顶上便是明亮星辰汇聚的苍穹，璀璨耀眼。那一刻我很害怕，你知道，你会有点迷失方向。然后我们坐了下来，但我找不到那颗该死的彗星。”

史蒂文回忆道，父亲“对流星进行了专业解释……但我不想听，我想把它们想象成坠落的星星”。那段记忆启发了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在亚利桑那州拍摄的《火光》，以及后来由它翻拍而来的《第三类接触》，影片中理查德·德莱福斯用旅行车载着全家人来到乡下，站在路边看到既奇怪又美妙的亮光出现在夜空中。

在凤凰城的成长经历中，“史蒂文的朋友比他记忆中还要多”，他的妹妹安妮提到，但也有很多人看不起这个戴眼镜、长粉刺的笨孩子，认为他“古怪”或“乖僻”，是个“书呆子”或“懦夫”。史蒂文还记得：“我在运动队中十分瘦弱……我骨瘦如柴，不受欢迎。我讨厌‘懦夫’这个词，在我的朋友圈里我也并非弱者……我的那些朋友和我差不多。我们都有着瘦削的手腕并戴着眼镜。我们都在努力熬过这一年，不让自己的脸被按进饮水机里。”

有些孩子欺负斯皮尔伯格，阻挠他参加社交活动。甚至有人把这个长着大耳朵、大鼻子、鼓鼓囊囊喉结的瘦长男孩叫作“斯皮尔虫”。还有一些人嘲笑他是犹太人。他经常觉得自己是家附近以及凤凰城小学和高中里唯一的犹太孩子，事实上，这儿肯定不止他一个犹太孩子，但他经常这样觉得。他意识到自己在新环境中的“与众不同”，这让他非常痛苦，他甚至在卧室里偷偷尝试改变自己的外貌：“我小时候常常拿一大块胶带，把一端粘在鼻头上，另一端尽可能高地往额头上贴。我有个大鼻子，它在我的脸上过于突出。从小我便对自己的鼻子感到难为情。我以为如果用胶带把鼻子封起来，它就不会突出来……就跟橡皮泥一样!”

除了参加英格尔赛德小学的少年棒球队以及C&L服务骑警队并且都表现平平外，史蒂文没有再参加其他体育活动，而体育是他周围大多数男孩最关心的事。史蒂文母亲的朋友玛丽·蒂斯发现了史蒂文其他方面的优点：“我不会叫他懦夫，因为他有力量。史蒂文总是很喜欢看电影，我不记得他对其他任何事情感兴趣。我认为史蒂文对他将要做的事从来没有任何怀疑。他很有决心，绝不是三分钟热度。”

当史蒂文宣布要去好莱坞时，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忍不住嘲笑他。也拍过业余电影的好友巴里·索伦伯格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些建议：“我记得上高中时，有一次我将兴趣转向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橄榄球比赛和追求啦啦队队长，我说：‘史蒂文，长大后你打算做什么，拍一辈子电影吗？’他真是个梦想成真的完美例子，是我们这些人中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其中一个没有嘲笑史蒂文梦想的人，是他七年级和八年级的社会学课老师兼班主任帕特丽夏·斯科特·罗德尼，大家都叫她“斯科特小姐”。“我曾听史蒂文在电视上说他不是个受欢迎的孩子，”她说，“史蒂文说人们都不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外来人。这总是让我很难过。我一生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从未把他看作一个外来人。我想说：‘哇，我会做这种蠢事吗？难道他现在对小时候的这些经历仍然耿耿于怀吗？’我认为他是这个群体中的一股力量。我们总能明白他在想什么，因为他会表达出来。他很聪明，是个干净、有趣的小孩。他不太在意自己的长相，他对发型或其他孩子的穿着没有任何兴趣。他就这样闯入我们的生活，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他身边总围绕着许多朋友，”他的同学克林·克里斯滕森说，“但如果他没有朋友，也不会因此而沮丧。其实他并不在乎有没有朋友。也许他只是远比我们其他人更成熟，所以他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并想早点开始朝那个方向努力。”

搬到亚利桑那州后不久，史蒂文就开始摆弄他父亲的新摄影机。阿诺德回忆说：“大约在那个时候，莉亚给我买了一台20美元的布朗尼8毫米电影摄影机作为生日礼物或父亲节礼物。它非常便宜，但可以满足最基本的摄像需求，也很好用。史蒂文很快就迷上了它。”

“我对拍电影产生了兴趣，”史蒂文解释说，“仅仅是因为我父亲有一台8毫米的电影摄影机，他用它来记录家庭生活。我的家人都喜欢户外活动，我们会在亚利桑那州怀特山脉的荒野中用睡袋度过3天周末。我爸爸会带上摄影机拍下旅途风光，一周后我们会坐下来一起观看录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欣赏这些家庭录影时，我总会批评那些抖动的镜头和糟糕的曝光，直到我父亲终于受够了，让我来操纵摄影机。”

“既然你懂得这么多，为什么不试试呢？”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边说边把摄影机递给儿子。

“我成了我家的摄影师，记录下我们所有的旅行，”史蒂文继续说，“……我对此很是着迷。我拥有了选择权，我可以选择展示哪些场景。我可以表达我对旅行的看法。当影像经过处理播放出来时，爸爸对我选取的画面总会进行挑剔的评判：‘你为什么留下这些而不是那些？’但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选择……”

“然后我开始认为，搬演真实的生活要比单纯地记录令人兴奋得多。所以当我们去旅行时，我会要求父母在我们到达露营地前100码让我下车。我跑在前面，拍下他们到达、打开行李和搭建营地的过程……我开始编排露营旅行，然后把糟糕的镜头剪掉。有时候，我只是想找点乐子，拍两帧这个，拍三帧那个，还有十帧其他的东西，因此我的纪录片并非绝对真实。”

史蒂文的朋友们记得，阿诺德曾在史蒂文早期拍片时给了儿子一些帮助，但阿诺德谦虚地说，他在如何使用摄影机方面能教给儿子的实在太少：“我能用摄影机做的就是装入胶卷并按下快门，就只有这些而已。我甚至无法对焦，那是一个固定焦距的摄影机。他掌握得太快了，我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点指导。我们一起去度假时，他会带着摄影机去拍摄，拍得总是比我好。”

“我对史蒂文拿着摄影机的最早记忆，”他母亲说，“是有一次我和丈夫去度假时，我们让他给离开车道的露营者拍个镜头。他趴在地上，瞄准车的轮毂盖。最后我们都急死了，对他吼道：‘快点!我们得走了!快点!’但他只顾着继续拍。我们看到的最终的成片里，他将镜头拉了回来，从轮毂盖转到露营者的全身景别。那是我第一次窥见斯皮尔伯格式的笔触（Spielbergiantouch）和将会发生的事情的线索[2]。”

史蒂文很快就拍出了他所认为的第一部真正的电影。故事情节纯粹是一种儿时欢乐的萌动——“我的两辆电动火车相撞了”。他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他太喜欢制造火车事故了。他的父亲威胁他，如果他不停下来，就把火车拿走。于是，史蒂文想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把最后一场壮观的撞车事故剪接在一起，供自己观赏。这场事故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在碰撞中从轨道上呼啸而来的火车，并将镜头切换到塑料人在无声的恐惧中做出反应的画面。他的灵感源于他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塞西尔·B。戴米尔导演的《大马戏团》里“那列火车从银幕里冲出来掉在我腿上”的场景。当史蒂文将这个场景改编为自己的版本时，“直觉上，我想，我把片段以正确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如果你从右向左拍摄一辆火车，再从左向右拍摄另一辆，很明显它们看起来就好像要相撞”。他为自己的影片取名为《最后的火车事故》（TheLastTrainWreck）。当后期制作完成后，他“惊讶地发现我的小火车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

拍摄第一部入门级小电影时，史蒂文“在摄影机里直接剪辑”。他父亲解释说：“由于史蒂文当时没有电影接片机，当有两个人协助他拍摄时，他会对其中一个人说：‘现在，你来拉动火车。’接着他会拍下被拉动的火车。然后他又对那人说：‘停在那儿不要动。’那个人会停下来。他换了底片后会对另一个人说：‘现在由你来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连续状态下两个人轮流拉动火车，最后火车“砰”地一声相撞。”

“1995年12月之前的一周半，我到史蒂文家去玩。为了庆祝圣诞节和光明节，他为麦克斯（史蒂文10岁的儿子）搭了一套火车模型。他每年都会把模型拿出来重新组装一次。这是一套精心制作的、产于德国的玩具，每个部件都很精致。麦克斯创作了一部电影，史蒂文担任摄影师，麦克斯是导演。‘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要把这个人放到铁路上，火车会从他身上压过。’这是孩子们导演的血腥场面。史蒂文有了一台新摄影机，他非常近距离地拍下了这一幕。这台摄影机有一个微距镜头，可以在3到4英寸的距离内拍摄。他拍摄火车时直接在摄影机中进行剪辑，就像他小时候那样。他那时对我说：‘看，老爸，我正在摄影机里剪辑呢!’仿佛回到了原点。”

史蒂文承认，拍电影的爱好是出于童年时期对得到关注的渴望。20世纪50年代，他的三个妹妹在6年半的时间里相继出生，一种渴望被关心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由于父亲经常不在身边，无论身体上还是情感上，史蒂文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女人堆里，甚至家里的狗也是母的，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当时我大概8到10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但（我的妹妹们）在家里称王。我当时觉得她们都很恐怖。她们在家里跑来跑去，还冲进我的房间，把我的模型从架子上打下来，她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强调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