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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块头中的小个子（第2页）

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史蒂文都在想着怎么用越来越高明的鬼点子欺负他的三个妹妹。“我小时候已经用尽我能想到的任何办法来吓唬她们，”他承认，“我当时也很坏。从7岁到33岁，我对她们真的很不好。”他不久后便意识到，导演电影也是一种社会允许的恃强凌弱的形式：他可以在自己的电影中影射他的妹妹们，他可以使她们屈从于他所期望的任何类型的暴力和残害，只要这一切是虚构的。

拍电影使他能够把兄妹间的斗争和无能为力感变得更为积极：“我认为这是一种与妹妹们争宠以博得父母关爱的方式。这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在说：‘嘿，我也在这里。看看我做了什么!’我也想得到掌声和认可。嗯，是摄影机给了我这些……我发现了一些我能做的事，人们会对它感兴趣，并对我感兴趣。”

“史蒂文过去并没有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当他带着他的小摄影机出现时，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凤凰城的同学史蒂夫·隆巴德说，“他指挥这些孩子，并通过这种方式与周围所有的孩子互动。每个孩子都为能出演他的电影而兴奋不已，他们迫不及待想在银幕上看到自己。”

今天，当游客走进凤凰城史蒂文曾住过的老街区时，50年代的平房依然矗立在宽阔的街道两旁，友善的孩子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宁静的街道上，一种感觉油然而生：你不仅回到了过去，而且进入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世界。如果说史蒂文小时候在哈登镇充满焦虑的生活，给那个街区蒙上了《鬼驱人》的阴影，那么这个表面上看似田园诗般，实际暗潮汹涌的郊区，则会让人联想到《E。T。外星人》。

&。外星人》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斯皮尔伯格曾说：“我不喜欢精神分析，但《E。T。外星人》是一部在我内心深处潜藏了多年的电影，在郊区经历了许多心理变化后才得以酝酿而出……《E。T。外星人》的故事与我父母失败的婚姻有关，表达了父母离婚时我的感受。我对此的反应是逃进我的想象世界，让我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停止哭泣，‘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要分开，将我们单独抛下？’……我的愿望清单包括拥有一个朋友，他既可以成为我从未有过的兄弟，也可以成为我感觉已经失去的父亲。《E。T。外星人》就是这样诞生的。”

尽管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和莉亚·斯皮尔伯格在1966年他们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后才离婚，但对史蒂文和妹妹们来说，父母在凤凰城时累积的婚姻问题已经变得无法挽回。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被父母无言的敌对情绪所笼罩，到了晚上，这些敌意会化作孩子们在卧室里都能听到的争吵声。史蒂文和妹妹们开始害怕父母在夜里谈论婚姻问题。这场离婚戏码拖了很多年，搅得孩子们心绪不宁，他们只有相互扶持。史蒂文年少时家里日益紧张的气氛“让他很难受”，帕特丽夏·罗德尼老师说：“但我认为这让他成了一个有同理心的人。”

生活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加剧了史蒂文的社会疏离感，也带走了一些幸福家庭原本可以给一个男孩带来的安慰。他觉得在一个异教徒占多数的环境中做一个犹太人很不安，经常在上学和回家路上被人欺负。

虽然当时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附近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社区总体上是和谐的，公然的反犹太事件并不会每天发生，但一些恶性事件偶尔也会发生。在斯皮尔伯格家后面房子里长大的贾妮斯·祖斯曼记得，有个邻居男孩在人行道上画了纳粹标志，想让她和另一个犹太女孩在上学路上看到。史蒂文的母亲回忆说，邻居家的孩子“过去常常站在屋外大喊：‘斯皮尔伯格一家都是肮脏的犹太人。’于是有天晚上，史蒂文溜出房子，在那些人家所有的窗户上都涂满了花生酱”。

根据爱丽丝·沃克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紫色》讲述了一位南方黑人女性的故事。“我们所有人都算是某种少数派，”斯皮尔伯格在拍完《紫色》后反思道，“我是犹太人，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是个弱者。犹太人就是一个主要的少数派。在亚利桑那州也一样，那里犹太人很少，而弱者也不多。”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是通用电气公司程序控制部门的总工程师，在凤凰城的工厂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出差去美国各地和海外进行实地考察。该部门在发展早期，通过运行程序计算机来控制复杂的工业流程（比如控制公用设备、钢厂和化工厂等）。阿诺德后来转到了公司的商业计算机部，这是从程序控制部拆分出来的一个部门。

“阿诺德非常聪明，有点孩子气，就像他儿子一样，”通用电气的应用和销售工程师沃尔特·蒂斯说，“阿诺德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工程师——他真的很愿意了解生产流程，甚至想去钢铁厂看看钢铁是怎么生产的。他和史蒂文一样，对整个生产过程都很感兴趣。一些顶尖工程师都是死脑筋，一点也没有个性。阿诺德却并不无趣，他很有魅力，也很机智。作为一名工程师，还很有创造力。”

阿诺德坚称在通用电气工作时并没有经常出差：“在莉亚的印象中，我老是出差。因为她讨厌独自一人。所以每当我要离开，就像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有一次我要出差去苏联待一个月。我得到了一个机会，代表通用电气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控制大会。我希望带上莉亚，她却不同意：‘噢，我不能坐飞机，我恐飞。’虽然后来她还是不情愿地坐了飞机，但当时她就是不肯。我感到很内疚，所以当我回到家，我说：‘我想给你买点东西。’我们看到了一架漂亮的施坦威大钢琴的广告，于是我给她买了这架钢琴，她很喜欢。”

史蒂文也敏锐地觉察出阿诺德的缺席。在他六年级的老师埃莉诺·沃尔夫的印象中，阿诺德很少来学校。从苏联回来后，阿诺德“带了短片给我们看。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这个孩子很兴奋，也许是因为他的父亲能抽出时间。我想他父亲并没有太多时间陪他”。

“我在苏联拍了一些影像，史蒂文对这些影像进行了剪辑和命名，”阿诺德补充道，“我给了他一个字幕器。他拼错了几个词，但他会做特效。他会一次输入一个字母，然后拍张照片，接着输入另一个字母，不停敲打，片名中的每个字母就像是自己蹦出来的一样。”

“他的父亲经常出差，我想这就是史蒂文更亲近母亲的原因。”他的老师帕特丽夏·罗德尼说，“在史蒂文的生活中，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养育孩子，她不认为自己每天早上8点将孩子们送到学校就完事了。她会经常来学校看望孩子，这让其他孩子很羡慕。她不像有些妈妈那样令人讨厌，她只是顺便来给史蒂文送午餐。她过去常来食堂帮忙清理餐桌，她说：‘我是唯一一个拥有硕士学位还来帮忙打扫食堂的人。你也许想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在这儿花这么多时间。我有个邻居也经常跑来我家厨房，她是那种一看到漂白珠就很兴奋的人。’”

虽然莉亚“认为史蒂文很完美”，但她“担心他的个人习惯”，他的老师补充道：“有一次她到我办公室说，如果史蒂文再不洗澡，他们一家都会被骂的。她说：‘有的人喜欢你，但不一定会容忍你的一切。你能跟他谈谈个人卫生问题吗？’所以我问他：‘听着，你想让这些人还认为你是臭斯皮尔伯格吗？’”史蒂文和一只没关在笼子里的蜥蜴以及几只乱飞的长尾小鹦鹉一同住在凌乱的卧室里。莉亚只有在拿他的脏衣服去洗时才会走进这个房间。

斯皮尔伯格家的客厅主要由莉亚的白色三角钢琴占据，上面摆放着勃拉姆斯[3]的照片。“有一次，史蒂文弄坏了整个琴盖，”邻居比尔·盖恩斯透露，“从那以后，他们家的陈设就变了。”家里的蓝色粗呢地毯上再也没摆过什么其他家具，部分由于史蒂文经常在房间里拍电影，另一部分原因是莉亚看起来对家具之类的并不怎么在意。“除了一张埃罗·沙里宁[4]设计的餐桌和几把椅子，他们没有什么好家具。”保姆苏珊·罗珀·阿恩特回忆说，“电视机经常坏掉。我还记得史蒂文在接线的时候把电视弄爆了。”

莉亚在由她组建的斯科茨代尔室内管弦乐团弹奏古典钢琴，她还去上芭蕾课，并觉得“这比去看心理医生好多了”。她的邻居凯瑟琳·盖尔威回忆：“为了练习芭蕾，她以前常常在马路边缘上走路。”不守常规的莉亚总开着那辆退役军用吉普车，邻居们对此都惊掉了下巴。当莉亚开着她的吉普车四处乱逛时，“她会按喇叭”，苏·阿恩特说：“你就知道她来了。她是如此有创造力、极好的一个人。她留着短短的波波头，总是穿着膝盖以上的短牛仔裙，皮肤晒成了棕褐色，大面积的棕褐色。”

伯纳德（伯尼）·阿德勒是一名工程师，跟随阿诺德从新泽西州来到通用电气，并在那里担任他的助手，他是阿诺德和莉亚·斯皮尔伯格的好朋友。伯尼当时还没有结婚，“几乎就像斯皮尔伯格家庭的一员，”沃尔特·蒂斯说，“他和阿诺德相处得很好，他们三个会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孩子们叫他伯尼叔叔。他总待在阿诺德家里，什么都和那一家人一起做。”

莉亚与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离婚后，与伯尼·阿德勒开始了另一段持久的婚姻（伯尼于1995年去世）。自从当年嫁给了更崇尚自由、更融入外部世界的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莉亚便脱离了她的正教传统。而二婚之后，她又回归了年轻时的信仰。莉亚觉得伯尼“很风趣，又聪明，品行端正。我疯狂地爱上了他”。

他们在凤凰城的一些邻居觉得莉亚的罗曼史有点荒诞。史蒂文的朋友克里斯·皮斯基说：“我总是搞不清史蒂文的父亲是谁。”凯瑟琳·盖尔威回忆说：“莉亚告诉我她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她说她不能同时嫁给两个人，所以嫁给了斯皮尔伯格先生。”

“我们是在郊区长大的波希米亚人。”史蒂文的妹妹苏回忆说。史蒂文在青春期时曾对他妈妈抱怨：“其他人的妈妈都很正常。她们打保龄球，参加家长会，打桥牌。”

“传统的生活方式总是吸引着史蒂文，”莉亚有一次说，“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过那样的生活。”

&。外星人》中的埃利奥特需要面对缺席的父亲和长时间不关心孩子的母亲，这个母亲甚至都没发现孩子卧室里藏了一个外星人。史蒂文像埃利奥特一样，躲进了一个充满魔力的舒适世界以消弭童年时期的不稳定感、孤独和无尽的焦虑，而对他来说，这种魔力就是拍电影。

“对我来说，埃利奥特一直是披头士乐队歌曲中的流浪者，”斯皮尔伯格说，“我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刻画这个人物。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没有那么多朋友，我不得不以拍电影的方式来使自己更受欢迎，并为课余生活找到一个消遣的出口……我常常沉迷于拍摄家庭小电影。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所做的一切，也是我逃避现实的方法。”

住在“太阳谷”也就是凤凰城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观看外景拍摄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斯皮尔伯格和他朋友们这样的年轻电影爱好者认为，住在凤凰城如同住在好莱坞的郊区。对于一个在新泽西小镇长大的孩子，好莱坞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对于一个住在离洛杉矶仅有一个小时飞机航程的孩子来说，电影导演或其他形式的演艺事业似乎更加触手可及。斯皮尔伯格所读高中的3个学生后来成了好莱坞演员：琳达·卡特（电视剧《神奇女侠》中的演员，就在斯皮尔伯格家拐角处长大）、黛安娜·凯（在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一》中扮演天真无邪的少女）和弗兰克·韦伯（出演斯皮尔伯格1970年执导的电视剧《维尔比医生》）。斯皮尔伯格所生活的舒适的中产阶级社区里，许多父母都用8毫米甚至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记录家庭生活。除了史蒂文，至少还有十几位年轻的电影人经常在城里忙着拍摄自己的业余电影。

他们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当地的儿童电视节目《华莱士和拉德莫》，这是一档集演播室滑稽短剧、卡通片，以及在凤凰城周围公园和沙漠中即兴拍摄的喜剧默片镜头（包括很多对西部片的戏仿）于一体的搞笑大杂烩。《华莱士和拉德莫》每周都会为年轻的电影人提供一次“家庭电影赢家”（HomeMovieWinners）的展示机会。20世纪60年代初，斯皮尔伯格在KPHO节目中，展示了他拍摄的一小段影像：“看起来像在黑暗中发光的太空人，”据该系列节目的联合主演兼编剧比尔·汤普森（“华莱士”的扮演者）所说，“他是个很有创造力、很聪明的孩子，小时候便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史蒂文在另一个当地电视节目中被问及他拍电影的事时，他父亲“很惊讶他是如此冷静和镇定。他那时不过十六七岁，但老练的处事方式像已经从业多年”。

史蒂文不是那个社区里唯一拍电影的孩子。他与其他三位业余电影人巴里·索伦伯格、巴里的弟弟吉姆和克里斯·皮斯基的友谊及合作，激发了他对电影的兴趣。“我们都被大家当作怪人或傻瓜，”皮斯基承认，“当其他孩子在进行体育活动、追女孩或玩汽车时，我们在摆弄玩具枪和拍电影。我们几乎纯靠自学。我们从电影和电视里获取灵感，比如西部片、科幻片、战争片等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类型电影。”巴里·索伦伯格回忆说：“我们都在彼此的电影中露过脸，如果我们都出现在同一场景而没有人摄影时，我们会说‘史蒂文，你来拍这个场景吧’，下次就换别人来拍。史蒂文是我们之中拍电影最多的人。”

“这间接帮助了史蒂文，至少社区里还有其他人也对拍电影这种通常被认为标新立异或古怪的事感兴趣。”吉姆·索伦伯格认为，“如果史蒂文是一个独行侠，是街区里唯一拍电影的孩子，他可能无法坚持下去。但是正因为还有另外两三个孩子也在拍电影，便给了他一些鼓励，人们就不会完全把他当作怪咖。这里是一个孵化电影爱好的好地方。”

然而，直到史蒂文成为一名童子军，并成为英格尔赛德294部队“火焰之箭”巡逻队的一员时，他对电影制作的兴趣才真正显露出来。1958年，为了获得摄影荣誉徽章，他第一次尝试拍摄故事片。“加入童子军给了我一个开始，”史蒂文曾说，“……童子军把我置于了光环的中心。它让我以前的得意之事能够予以表现，也包容了我的怪异。”加入童子军帮他填补了愈加空虚的情感空白。随着他的父亲变成“和我现在一样的工作狂”，他后来解释说：“我小时候不理解父亲，而童子军如同父亲的替代品。”

294部队由旅行车陪同驶入沙漠，安营扎寨进行周末露营，并对凤凰城地区有组织的童子军营地“杰罗尼莫军营”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是史蒂文所在小队的出纳员，他和史蒂文一起参加过几次短途旅行，史蒂文很怀念那些周末。“我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曾多次带孩子们远足的迪克·霍夫曼认为史蒂文的父亲“并不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是个勤奋的工程师。很少有父母会参加孩子们的野外露营活动，他们不喜欢这些。我们当中真正对此感兴趣的都是热衷于此类活动的发烧友。但我想我们已经满足了这些孩子对父母陪伴的需要”。

“我一直有种感觉，史蒂文对他的父亲有些怨恨，”童子军队友查尔斯·卡特表示，“他和母亲关系更好，和他的父亲很疏远。”

霍夫曼记得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瘦骨嶙峋、矮小且不起眼的家伙。我很担心他，因为我很喜欢他。他似乎会很快做好决定并开始做一件事，但他总是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又做那个。我认为这是一种能力缺陷，不能像我们其他人那样专注。我知道他对新事物充满热情，但我不认为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事物。我试着让他集中精力，但没什么效果”。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们去烤香肠和棉花糖。孩子们都四处去寻找易燃的木头生火，史蒂文则在周围随便捡起三四根小树枝生火。我告诉他：‘史蒂文，这样不对，你得出去多找点木材生火。’他做不到，他太心急了，以至于火老是生不起来。我想，他长大后一定会落后于别人。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有什么作为。当然，这完全是对他性格的误判。”

史蒂文承认，作为一名童子军，他“总是出洋相”。有次他在500名区域童子军集会上演示磨斧头，“第二次打磨时，我不小心用斧刃刺穿了指关节”。还有一次，在一个“极度寒冷的夜晚”，他本应该生火做饭，但“我把饭盒掉进了泥里。火生不起来，还又饿又累。我还忘了把罐头里的食品倒进锅，而是直接把没有打开的罐头放在火上烤。罐头爆炸了，碎片炸得到处都是。幸好没人受伤，但是我的野餐地20码以内的人都得换新制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