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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块头中的小个子（第3页）

尽管如此，史蒂文还是赢得了同伴们的尊敬，先后当上了助理巡逻队长和巡逻队长，勇敢地克服了自己的弱点，还成了一名鹰级童子军[5]。对他而言，完成1英里的游泳任务是一项重大挑战，他怕水。“我真的游不了1英里，但一旦我下定决心要游下去，我的精神便能战胜身体。”“我记得游完之后，我从水里爬了出来，全身湿透了。我为自己赢得了更多尊重，因为我能勇敢克服这些恐惧。”

“我是童子军的长官之一，他们完成任务后要找我在卡片上签字，”童子军队友蒂姆·迪茨回忆，“史蒂文害怕参加障碍赛，这是他成为鹰级童子军的最后一关。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给他鼓劲：‘加油，史蒂文，你要坚持跑完!’我们扶着史蒂文的腿，确保他能完成所要求的引体向上。最终，他完成了所有项目——是个好家伙。他不是那种欠揍的孩子。”

然而，迪茨承认，他们有时会拿斯皮尔伯格开玩笑。他和其他几个人曾骗史蒂文参加一种“猎鹬”恶作剧：让一个容易上当的男孩带着枕套到漆黑的沙漠里去猎鸟。迪茨笑着回忆，斯皮尔伯格“坐在山那边，离我们大约100码，他叫呀叫，以此招徕小鸟”。

但有时这种玩笑对史蒂文来说太过分了。“有个叫雷奇瓦尔德的家伙爱把裤子全部脱下后拉大便，”查尔斯·卡特回忆说，“雷奇瓦尔德按等级只是个下属，我觉得他有点肥胖。斯皮尔伯格之所以插手，是因为我们用手电筒戏耍他，每个人都用手电筒照他，对他咯咯大笑，照得他无处可躲。斯皮尔伯格很生气，因为他们故意让雷奇瓦尔德难堪。我记得我们也稍微欺负过史蒂文（以表示抗议），但欺负得并不严重，我们当时都还只是孩子。但他们把雷奇瓦尔德逐出了队伍。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但现在回想起来被史蒂文的做法深深感动。当时大多数孩子并没有站出来反对同龄人的欺凌，但他做到了，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在童子军当中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斯皮尔伯格1982年回忆说，“我过去常常围着营火，讲一些鬼故事，把40来个童子军吓得半死。这便是斯皮尔伯格的电视连续剧《惊异传奇》的故事来源：从一群穴居人围着篝火讲故事的场景开始，每周播出的开头片花都会用蒙太奇展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讲故事的情形。当史蒂文给他的童子军队友们讲故事时，“围坐的人都会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悉心倾听帐篷里传出来的讲述声，”迪克·霍夫曼说，“他的想象力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丰富。其他孩子都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我不认为他特别受欢迎，除了他讲故事的时候。”

“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同伴鲍勃·普罗尔说。

七年级时，史蒂文讲故事的能力在菲奈塔·苏雷克老师的课堂上也有所体现。他当时的同学德尔·美林回忆说：“他总是写一些听起来很有趣的短篇故事或奇幻故事。我们都被要求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故事，而有些人的故事简直让人听不下去，但是每个人都很想听史蒂文讲的故事。他的讲述也为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他的故事通常有一个反转结局，会吓你一跳。他的许多故事结合了幽默和科幻小说元素，我记得他七八年级时读过很多科幻小说。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种文学类型。”

在雷·布拉德伯里的眼中，斯皮尔伯格“可能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6]的儿子，不然肯定是儒勒·凡尔纳的孙子。他从父亲留在家里的通俗杂志和平装书中汲取了对科幻小说的热情”。史蒂文不仅钟爱布拉德伯里、阿瑟·克拉克和罗伯特·A。海因莱因等大师的幻想故事，他还喜欢看所有科幻奇谈类书籍。

斯皮尔伯格对科幻小说的痴迷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史蒂文在加利福尼亚州读高中时的校友，同为科幻迷的基恩·沃德·史密斯说：“就我个人来说，当别人读完一本科幻小说时，我已经读了50本，而史蒂文则已经读完了所有科幻小说。他读过我没读过的东西，还看过所有我没看过的科幻电影，比如《地球停转之日》。他给我讲了《禁忌星球》和怪兽电影的情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科幻电视节目，他不喜欢《神秘科学剧院时刻》，但他认为《阴阳魔界》还不错。”

有两个人拉近了史蒂文和宇宙空间的距离，分别是火箭专家巴德叔叔以及童子军队长迪克·霍夫曼。后者曾是摩托罗拉公司空间通信设备的项目经理，负责将地面站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的宇航员连接起来，并从星际卫星传输照片回地球。霍夫曼家后院的“爱好之家”曾多次召开“燃烧之箭”巡逻队的会议。“爱好之家”是一间客房，里面摆满了霍夫曼自己制作的精良的业余无线电设备，还有一台天象仪和一个地球仪。地球仪上面的亮灯能指示正在被呼叫的位置。多年后，斯皮尔伯格告诉迪克·霍夫曼，他多么羡慕他的儿子有一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巫师父亲”。“爱好之家”的屋顶架着巨型天线，还有一个平台。在无云的夜晚，孩子们可以爬上平台，通过一架四英尺长的望远镜观察驼峰山上的星星。后来，史蒂文在“爱好之家”和周围的橘林中拍摄了《火光》的部分片段，他被那架望远镜深深吸引。他也搭起了一架较小的望远镜，从自家后院观察天空。有一次，他发现了土星，便兴奋地喊附近的孩子们一起来看。

但即使凤凰城的电视台很少放电影，在《原子小子》之外也还是有更多的节目可供选择。除了《阴阳魔界》，史蒂文还喜欢《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和史蒂夫·艾伦的喜剧综艺节目。史蒂文的中间名正好是艾伦，所以当他在加州上高中时，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史蒂夫（文）·艾伦……斯皮尔伯格。”他还喜欢厄尼·科瓦奇的喜剧和格劳乔·马克斯的节目《赌上你的命》。但他在凤凰城长大时，对他影响最大的喜剧节目是本土制作且最受欢迎的《华莱士和拉德莫》。

“这俩人（比尔·汤普森和拉基米尔·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极富创造力和独创性，他们让我着迷，”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他们是我的偶像。我每天都看他们的节目。就算我已经超过观看这个节目的年龄，我还是想看，因为他们从不过时，总是紧跟时代步伐。他们在《周六夜现场》出现之前就已经呈现出《周六夜现场》的风格了。他们是当代的幽默大师，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孩子们说话，这是我对他们印象最深的地方。他们从不把孩子当作孩子，而是把他们当作同辈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分享斯坦·弗雷贝格的专辑《美利坚合众国》（其中包括《斯坦·弗雷伯格介绍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关于美国早期历史的讽刺剧）的那天。他们在节目中对着录音带的口型把合集演了一遍，那简直太棒了。我记得我在那之后买了这张专辑并背下了里面的全部内容。”

史蒂文对电影的狂热是在斯科茨代尔主街上的基瓦影院培养起来的，那里晚上放映性感的“成人”电影，但每周六都有儿童日场。父母会给孩子们买张50美分的入场券，把孩子留在里面一整天。孩子们能看的节目主要包括两个专题——B级西部片和泰山系列片，以及科幻和怪兽电影，偶尔也能看上更著名的影片，如约翰·休斯顿[7]的《白鲸记》和约翰·福特的《搜索者》，还有《小顽童》等十部卡通片，以及斯皮尔伯格在《夺宝奇兵》中酷爱模仿的上下集系列电影。“周六真是太棒了，”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每周六都能看上一整天电影。我喜欢诸如《飞行员汤米》《蒙面奇侠》《突击队员科迪》和《间谍粉碎者》之类的系列片。”

1960年的一天，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带着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吉姆·索伦伯格去汽车影院看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的《惊魂记》。这是一场双片联映电影，另一部片子是罗杰·科曼[8]的《厄舍古屋》。“《惊魂记》真是把我吓坏了，”吉姆回忆道，“我们三人都坐在前排，史蒂文坐中间，我坐旁边，我吓得都打破了他爸爸汽车的挡风玻璃”。史蒂文后来告诉邻居汤姆·西蒙斯，希区柯克的悬念手法让他钦佩不已：“史蒂文谈到了《惊魂记》中的浴室片段，希区柯克没有展现任何真正的暴力，他只是让你看到了刀和其他东西，剩下的恐怖画面全靠观众自己脑补。”

史蒂文和他的朋友们在基瓦影院看电影时有点吵闹。一次他们搭公共汽车去凤凰城市中心的影院参加电影首映，因为太吵而被赶出了影院。在斯皮尔伯格1984年出品的《小魔怪》中，可怕的小怪物们在观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时吵翻了整个影院，这一滑稽场景是对值得怀念的童年恶作剧的致敬。

1960年，欧文·艾伦的恐龙题材电影《失落的世界》在凤凰城的一家最大的影院上映，史蒂文回忆说：“我和朋友们拿了很多白面包，并将它们和牛奶、帕尔马干酪、奶油玉米还有豌豆混合在一起。我们把这种难闻的混合物放进袋子里带上去看电影，坐在最高的楼座上。电影每放映到精彩之处，我们就发出呕吐的声音，把溶液从楼座上挤到下面观众的身上。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儿，没有意识到它会引发呕吐的连锁反应。电影被强行暂停，大灯亮起，引座员拿着手电筒走过来，准备教训我们。我们太害怕了，赶紧从消防出口跑了出去。尽管来时开了两辆车，我们七个人还是跑出大约一英里远，最后只好坐公交车回家[9]。”

斯皮尔伯格和伙伴们特别喜欢史诗片和那段时期流行的奇观电影。“《宾虚》（1959）上映已经一年了，”吉姆·索伦伯格回忆道，“但身为犹太人的史蒂文不愿去看那部电影，因为它被宣传为‘基督的故事’。我去看了，觉得那片子很棒。最终我还是说服他去看了，他非常惊讶一部电影能拍得这么好。我和史蒂文还看了丹尼·凯耶主演的喜剧《快步走》（1961），我们都觉得很搞笑。很难想象纳粹能被演成喜剧，但丹尼·凯耶做到了。他把自己假扮成希特勒，很多年后我还记得史蒂文当时跳起来给了丹尼·凯耶一个希特勒式的敬礼。”

曾在斯皮尔伯格两部业余电影中出镜的同学黑文·彼得斯记得，在阿卡迪亚高中上戏剧艺术课时，“因为其恢宏的动作场面，史蒂文将《桂河大桥》推举为最伟大的电影，尤其是那个‘最佳场景’（大意如此）：‘亚历克·吉尼斯摔落在炸药栓塞上，濒临死亡的场景。’一想起这些，他就很激动，不由自主地把亚历克爵士从高处摔落的著名镜头表演出来”。

1990年，斯皮尔伯格在美国电影学会的颁奖典礼上为里恩颁发终身成就奖时致辞说，《桂河大桥》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让我有了成为一名电影人的动力，这两部电影的视野和胆识让我觉得梦想充满了无限可能”。

1958年夏天，史蒂文刚念完五年级，“就忙着参加鹰级童子军和荣誉奖章的评选，他为如何能获得奖章而绞尽脑汁，”他的父亲回忆道，“我告诉他：‘他们有一个摄影奖章，你为什么不带上这个小摄影机，到沙漠里去拍部西部片呢？看看童子军团长能否同意。’然后我给了他3卷胶片，他走进沙漠拍了一小段西部片。”

“一群邻居家的孩子和史蒂文的爸爸一起坐着旅行车来到一家名为‘高峰露台’的餐厅（斯科茨代尔的一家西部牛排馆），餐厅门口停着一辆红色的驿站马车，”这部影片的主演吉姆·索伦伯格回忆说，“史蒂文的爸爸负责影片的大部分拍摄，甚至是所有的拍摄工作。我们还太小，操控不好摄影机。史蒂文构思了整部影片。他更多充当了导演的角色，摄影机就像他的玩具。”

“我用扎染印花大手帕蒙住脸，手持玩具枪，扮演强盗。有两个人站在平台顶端，我打劫了他们。由于摄影机的机位是固定的，即使没有骑马也没关系，因为镜头拍不到马。他们把钱从台上撒下来。然后我们上了车，开到了沙漠里。我记得有一幕是我的牛仔帽被风吹走了，就像在经典西部片里一样，我们很自然地把这一段保留了下来。下一幕我又戴上了我的帽子。最终我不幸中枪，滚下了悬崖。（吉姆滚下悬崖的那一幕，实际上是用一个穿上衣服和鞋子的枕头作为替身。）史蒂文和爸爸打碎了一个番茄酱瓶子，把酱倒在了岩石上假装鲜血。我想装得严肃些，但实在笑得合不拢嘴。后来很多年，他们还常常抱怨，说我躺在那里装死时，总是笑个不停。”

“当这部电影在下周一晚上的部队会议上放映时，”史蒂文回忆说，“童子军们为我们所拍的电影欢呼、鼓掌、大笑。这就是我想做的事，给大家带来欢乐。”

之后的每次童子军旅行，史蒂文都随身携带摄影机，记录途中发生的一切，从男孩们上车下车，到他们的体能训练和营地恶作剧。当他在部队会议和巡逻会议上放映这些电影时（有些会议在他的房间里召开），他喜欢看到“大家从座位上惊讶地跳起，因为他们都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

一开始史蒂文拍了许多无声电影，这于他而言是对视觉叙事艺术的极佳训练。希区柯克和约翰·福特等大师也是从无声电影开始的，在有声电影时期再逐步完善他们的电影技巧。史蒂文的朋友特里·梅克林也有一部8毫米家用电影摄影机，七年级时，他和史蒂文一起连着两个周六在梅克林家后院里拍摄了一部向福特致敬的无声电影。这是一部由他们的同学史蒂夫·斯威夫特主演的两集西部片。“片中充满了动作场面，例如直接的抢劫与追逐，一家商店被抢，警长追赶盗贼，场面甚至比一部精心构思的电影还要多，”梅克林回忆说，“我们都喜欢同一部电影——约翰·福特的《搜索者》。这是我们公认可以效仿的电影之一。”

斯皮尔伯格记得，作为一个业余电影人，他用8毫米摄影机拍过大约15或20部电影，但这个粗略的估计只包括他完成的故事片，并未涵盖他在成长过程中拍摄的所有作品。他的电影有时没有故事情节，只是简单的摄影技巧实验。“他会仔细观察所有事物，然后看看如何用镜头将它们呈现。”梅克林说。史蒂文甚至在他的可卡犬“雷”身后挂上了一辆摄像车，让狗拉着摄影机在附近转悠，拍了一部名为《雷生命中的一天》（ADayihunder）的影片。

史蒂文“对胶片的使用态度和我不同，”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说，“我出生于大萧条时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所有东西都很昂贵。当我把胶片放进摄影机时，我会珍惜每一寸。而他会用好几卷胶片来做实验。他要尝试特写镜头，尝试停帧，尝试慢动作。我过去常对他说：‘史蒂文!你不要浪费胶片!’他却说：‘爸爸，我要做实验。’”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将阿诺德称作史蒂文的“第一个制片人”。“没错，我替他精打细算!”阿诺德笑着说，“这就是人们对乔治·卢卡斯[12]（斯皮尔伯格《夺宝奇兵》系列的制片人）的看法：卢卡斯会尽量控制史蒂文的重拍次数。现在史蒂文自己也很擅长这个，他知道该如何掌控一切了。”

史蒂文上八年级的时候，帕特丽夏·罗德尼老师开展了一个“职业探索”项目，鼓励学生们展示今后的职业规划。史蒂文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了沙漠，又拍了一部8毫米的西部片，这次还加上了配音。他的老师回忆说，史蒂文播放了一盒配套的磁带，里面有“对话、尖叫和奔跑声。他们在沙漠里打滚、射击。为了让影片看起来更逼真，我记得他还花钱买了道具，还用零花钱买了血袋。当时我们都很开心，把电影放了好几遍，最后我们都开心地尖叫起来。我们都看出了他在电影方面的特殊天赋”。

“长大后我要拍电影，”史蒂文对全班同学说，“我要做导演，当制片人。”

“12到14岁时，我偶尔会充当电影放映员。”斯皮尔伯格回忆，“我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我爸爸的家庭娱乐室里为慈善机构放映过16毫米电影，其中包括《大卫克罗传》和《托比·泰勒》等迪士尼电影。虽然这些电影都不是我拍的，但看着孩子们对电影的热烈反应，我觉得那些电影就跟我拍的一样……我想经营一家像大时代一样的业余影院。这让我觉得我是庞大电影行业中的一分子。”

事实上，参加过放映会的人都清楚记得，史蒂文确实放映过他自己拍摄的电影，通常将其作为好莱坞故事片、卡通片和连续剧之前的开场影片。放映的部分利润捐给了佩里研究所（PerryInstitute）作为当地一所智障儿童学校的建设基金。1962年7月，《亚利桑那共和报》以专题形式报道了史蒂文的一次营利放映，他一天放映了4场《大卫·克罗：荒凉国度之王》。“年仅15岁的制片人、导演、编剧兼摄影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专栏作家玛吉·萨沃伊写道。他告诉玛吉，为了帮助佩里研究所，他本可以放映某部自己的电影，但大多数邻居家的孩子已经看过了他所有的电影，“不过，我拍的电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里面又没有明星，只有我的好友们”。

在放映间隙，史蒂文还会询问观众的反应，用邻居的孩子们充当今天好莱坞所谓的“焦点小组”（FocusGroup）。对于一个想要了解如何吸引大众的新人导演来说，这种反馈是弥足珍贵的。通过亲身体验电影放映的各个环节，他获得了使他能够以罕见的专业水准监督自己好莱坞作品营销和发行的相关知识。巴里·索伦伯格对史蒂文早熟的商业头脑印象深刻：“他租来了《弗朗西斯》（又名《会说话的骡子》）。我原以为那是部傻乎乎的电影，但附近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孩子们喜欢看什么，他就租来什么，放映什么。”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说，史蒂文放映电影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电影筹款”。史蒂文回忆说，刚开始拍电影时：“我的作品都由父亲资助，每部电影大约20美元。”但是，当拍电影成为史蒂文的一个固定习惯后，他发现自己需要额外的资金来源。在放映会上卖票筹集来的资金，“被用来购买新的胶片，”阿诺德解释说，“他分给妹妹们一小部分钱，剩下的用来购买他想要的胶片。我不赞同他留着这些卖票赚来的钱。我说：‘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在用别人的电影赚钱，我们没有得到授权。’所以他会把这些钱捐给佩里研究所的智障儿童，并因此让自己更加出名。我告诉他：‘比起将钱存起来买胶片，把钱捐给佩里研究所，你会得到更多赞誉。’”

史蒂文有时会通过粉刷果树来增加收入。给果树涂上油漆是为了让它们免受害虫和亚利桑那州酷热的侵袭。和其他男孩一样，他会为了15到20美元，花几个小时为邻居家院子里的树刷漆。有一次，他去了家人常去的、理发师保罗·坎帕内利亚在斯科茨代尔开的理发店，询问：“你应该需要人帮忙干活吧？看看我能帮您做点什么，我想挣50美元。”坎帕内利亚记得，“他环顾四周，来到女厕所，看了看说：‘你们的女厕所实在太糟糕了，包在我身上吧。’我说：‘好吧，只管去做，去把那儿都刷上漆吧。’第二天早上我去检查，简直不敢相信他都干了什么。他把水龙头、马桶把手、水槽下面的存水弯、下水道周围的小孔，甚至镜子周围的铬合金都给刷上漆了。”

斯皮尔伯格在1992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只是受金钱或成功的驱使，但这些从来不是我的动力。我从来没有基于金钱来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