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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大突破2（第2页）

这个男孩不仅是一个假嬉皮士、一个冒牌货，而且是一个相当令人讨厌的旅行者，更别说他在社交方面也相当笨拙。一开始，他独自一人无法在高速公路上搭到车，于是就把这个女孩当成了毫不知情的司机们的诱饵，这个计谋却事与愿违，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视觉笑料。在一个更严肃的戏剧层面上，斯皮尔伯格微妙地表达了这对伴侣对彼此的微妙态度，男孩麻木不仁地允许女孩在情感上接近自己，而他却不愿主动靠近女孩。女孩难过地意识到，他想去南加州追求（未阐明的）梦想，不会给一个无根的、缺乏社会抱负的流浪者留下任何空间。透过更敏感、更清醒的女性角色视角，斯皮尔伯格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男主人公，含蓄地批判了男性的野心和情感上的冷漠。虽然当时的观众不一定看得出来，斯皮尔伯格作为一个年轻人，在片中令人惊讶地尖锐与客观地塑造了自己的艺术家形象。莱文这一角色对女孩的态度和刻板的斯皮尔伯格对他的嬉皮士室友拉尔夫·布里斯的态度如出一辙——他感到尴尬，但对她的性与情感开放态度又感到好奇。导演对麦克迈勒这一角色的深刻刻画，出于对反主流文化的尊重。作为有足够自知之明的电影人，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加入反主流文化阵营。

虽然《安培林》没有明显的政治意识，但影片的制作者也绝不是冷漠的，而是带有浓厚的情感，用忠实却巧妙的含蓄手法刻画出他那一代人的不满情绪。斯皮尔伯格在1968年形容《安培林》“充满希望地代表着今天发生的一切。本片对大麻和性不持明确立场，只是简单地呈现”。他本可以说得更好些，因为尽管《安培林》可能不会采取鼓吹改变社会规范的“立场”，但它会入微而热情地对一切变化进行记录，而不带任何夸张。斯皮尔伯格灵活和机智地使用摄影机、充满活力的和带有出乎意料节奏的剪辑，演员迷人的自然主义表演，使《安培林》在成熟的框架内具有新鲜感和自发性的情感以及高度的控制，甚至古典主义视觉风格。那些20世纪60年代更出名的青春片过度激昂，以至于今日根本看不下去，相比之下《安培林》则像是一幅优雅而质朴的时代缩影，超越了陈词滥调。它的导演绝不需要道歉。

“当我观看《安培林》时，”查克·西尔福斯说，“老实讲，我哭了。它达到了它应该达成的一切，太完美了。他利用摄影机的某些方式很有趣，但不仅是为了有趣——他在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得很好，而且还是部无声电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摄影机操控者，他知道他的想法必须通过视觉来传达。我不想以任何方式充当他的老师。但我真希望我曾经是。你要怎么教玛丽亚·卡拉丝唱歌？谁能教达·芬奇？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我看来，他不仅是当下，也是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电影人。”

“我并不很相信自己对《安培林》的反应——我想我可能不是太客观。我又看了一遍，以一种更专业的眼光审视它。我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改动的地方，这对我来说很不寻常。我把电影放给和我关系很好的几位剪辑师看。其中一个名叫卡尔·平吉托的甚至哭了。卡尔平时看起来就像头脾气暴躁的熊，但他说：‘这是我看过最美的东西。’当我把《安培林》给三四个剪辑师看过之后，我决定给史蒂文提供一个机会。”

西尔福斯希望史蒂文取得的“重大突破”现在就要实现了。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实打实的灰姑娘故事”。尽管当时环球公司的其他人想把《安培林》引起公司高层的注意归功于自己，但西尔福斯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我花了3天时间才确定要拿《安培林》怎么办，”他回忆说，“很明显，对史蒂文来说，参与电视制作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自己在电视圈混，我认识的人也都在电视圈。那将是史蒂文的第一次亮相。我想：我到底能做什么？不如打电话给负责人吧。”

负责此事的是希德·谢恩伯格，当时33岁。这位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得州人，是环球影业电视制作部副总裁。

“我认为未来的电视，”他在聘请斯皮尔伯格后不久说，“没有规则可循。”1958年，希德·谢恩伯格来到加利福尼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法律。次年，他受聘于当时好莱坞顶尖的人才经纪公司——MCA的电视制作部门旗下的滑稽剧制片公司法律部。1962年，在帮助MCA与环球公司谈判收购事宜后，谢恩伯格开始在职场上步步高升，并成为电视业务主管。1964年，他提出拍摄电视电影的想法（当时被作为NBC的“全球首映”），开创了电视的新纪元。随着环球公司电视部的蓬勃发展，谢恩伯格很快就成了MCA总裁卢·沃瑟曼的宠儿和接班人。

编剧兼制作人威廉·林克回忆起在电视界工作时的谢恩伯格说，他“会在几秒钟内做出决断，毫不迟疑，也没有好莱坞著名的‘拿腔拿调的否决’，没有。他有律师的头脑，希德总能给剧本讨论会带来极大帮助，他会提出（有创意的）建议，这对（高管）来说十分罕见。希德会重新规划，改变结构，双管齐下。他是一个相当精于世故的人”。曾与斯皮尔伯格合作拍摄环球电视节目的助理导演马丁·霍恩斯坦认为，谢恩伯格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不怕尝试新事物”。

1968年秋的一个雨夜，快到9点时西尔福斯打电话到位于MCA执行总部“黑塔”的谢恩伯格办公室，商谈《安培林》的事。“他正在和NBC的人开会，”谢恩伯格的秘书告诉西尔福斯，“我去问问他能不能接你的电话。”谢恩伯格接过电话吼道：“天哪，我正在开会，正和这帮人吵着呢。”

西尔福斯鼓起勇气继续说：“希德，我有些东西想让你看看。”

“我这儿有一大堆该死的片子要看，”谢恩伯格回答，“我要在这儿待到半夜。午夜能回家就不错了。”

“我打算把这部片子拿去放映室。你真的应该今晚就看。”

“你认为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你不看的话，别人就会抢先看到的。”为了不让谢恩伯格改变主意，西尔福斯告诉谢恩伯格的放映员，“如果他说‘今天就到这儿吧’，你赶紧把这部片子放上去，不管怎样都要放给他看。”

“现在的放映员不会那么做，”西尔福斯解释，“但我想让他明白这部片子有多重要。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谢恩伯格抽了半小时看了那部片子。第二天我一早来到办公室，收到了五六条留言。希德的得力助手乔治·桑托罗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给乔治回了电话。乔治问我：‘斯皮尔伯格是谁？’”

“我们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西尔福斯答道，他记得当时想着：“啊哈!他上钩了，钓到他了。”

“我们能跟他谈谈吗？”桑托罗问。

“我想我可以安排。”

谢恩伯格后来回忆起他对《安培林》，以及接到这部片子的推荐人西尔福斯打来电话时的最初反应：“他说有个在环球影业乱逛的人拍了一部短片，于是我看了那片子，觉得棒极了。我喜欢他挑选演员的方式，喜欢片中的人物关系，喜欢影片的成熟和温暖。我让查克带他来见我。”

西尔福斯立即打电话给斯皮尔伯格：“他们想找你谈谈，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我现在就出门。”

“好，你先来一下我的办公室，我得先跟你谈谈。”

斯皮尔伯格刚到，西尔福斯就告诉他：“听着，不管待会儿你在那里发生了什么，记住，他们是在谈生意，你需要的是机会。你听着就好，千万什么合约都别签[27]。”

斯皮尔伯格回忆起在谢恩伯格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希德是个好人，很朴实。他坐在自己法式风格的办公室里，俯瞰着环球。就像《根源》（TheFountainhead）里的那一幕。他总会称呼别人为‘先生’，他说：‘先生，我喜欢你的作品。你想做一些更专业的工作吗？’……你还能说什么？他详细说明了整个计划，‘你签约后就从电视剧拍起。如果你之后拍摄的作品得到其他制片人的喜欢，就可以开始拍故事片了。’那真是一份我梦寐以求的合同。我是说，尽管一切都很模糊，但是听起来很棒。”

谢恩伯格回忆，他对斯皮尔伯格早熟的才华深信不疑，毫不犹豫地给了“这个骨瘦如柴的书呆子一个机会……我说：‘你应该当导演。’史蒂文说：‘我也这么认为。’史蒂文那时不过是个孩子。”

“希德仿佛是童话中的教父，”西尔福斯说，“因为他有能力让这一切发生。他看了电影，然后做出了反应。那真是个幸运的电话!但毫无疑问，即便环球影业没这么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干的，史蒂文还是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这种才能不容忽视，不可能被埋没。”

和谢恩伯格的会面结束后，斯皮尔伯格直接回到了西尔福斯的办公室。

“他们给了我一份合同。”斯皮尔伯格说。

“你什么也没签？”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