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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康复（第1页）

第十二章康复

每个电影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一部《一九四一》。我更多地把《一九四一》当成一次净化体验，能借此让你们忘记我在电影里创造的所有美好事物。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79年9月

“昨晚我遇见了令我真正心碎的人。”斯皮尔伯格告诉茱莉亚·菲利普斯，当时他们正在拍摄《第三类接触》。那人是艾米·欧文。

这位22岁的女演员有一头卷曲的棕发，大眼睛、高颧骨，美丽的外表下掩藏着炽烈而野心勃勃的天性。1976年她和斯皮尔伯格第一次见面时，刚从伦敦念完戏剧研究回到加州。艾米的父亲朱尔斯·欧文是电视制片人、导演，也是纽约林肯中心剧目轮演剧院的前艺术指导，母亲是女演员普莉西拉·波因特。艾米继承了父亲的俄罗斯-犹太血统与母亲的威尔士-切罗基血统，但从小接受基督教科学派[1]教育。她还是环球电视部监制理查德·欧文的侄女，理查德曾经和斯皮尔伯格合作过《游戏的名字》。艾米从小就混迹于旧金山和纽约的舞台，但当她随父母来到好莱坞后却感到有些疏离。“在旧金山时，洛杉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她承认，“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现在电视或电影中，我一直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艰苦奋斗的舞台剧演员。”

但在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完成了3年学业后，艾米意外地发现自己在好莱坞非常抢手。她一开始演了几个电视角色，之后参与了《星球大战》中莉亚公主的试镜。虽然输给了外貌与角色更匹配的凯丽·费雪，但艾米还是引起了导演德·帕尔马的注意，当时帕尔马正和卢卡斯一起主持试镜，为他的下一部电影寻找女演员。德·帕尔马让艾米得到了她的第一个电影角色：《魔女嘉莉》中性格甜美的高中女生苏·斯内尔。帕尔马“觉得艾米和史蒂文会喜欢对方”，于是让她去参加了《第三类接触》中理查德·德莱福斯妻子一角的试镜。

“那时我太年轻了，不太适合这个角色，试镜时史蒂文马上就这么说了，”3年后艾米回忆说，“我们只是坐着聊了一会儿。一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史蒂文。不管怎样，那次见面鼓励了我。如果他是那种一见到女演员就立马邀请她去约会的导演，直到今天我都会非常担心；事实上，我婚后还是想旁观他所有的试镜。”

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拍摄《魔女嘉莉》期间，德·帕尔马安排的一个小型晚宴上。史蒂文让艾米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很棒的孩子气的男人，那个真正的工作狂——有着天生的、蠢蠢的幽默感”。她很快搬出了月桂谷的房子，住进了史蒂文的“时髦单身汉”公寓中。后来，正如罗伯特·马克威治[2]导演所形容的“冰冷外表下压抑着高度的性欲”，在接下来的4年里，艾米和斯皮尔伯格共度了一段充满**和争吵的同居生活。

一同生活几个月之后，他们搬进了史蒂文在冷水峡谷新买的豪宅，就在比弗利山庄酒店附近。他们称其为“《大白鲨》成就的房子”，标志着斯皮尔伯格在社会阶层上的显著攀升。“史蒂文拥有了那栋非常大的房子，大概有八九千平方英尺，一定有这么大。”编剧鲍勃·盖尔回忆说，“那房子有五六间卧室，史蒂文觉得既自豪又尴尬。他要这么多房间做什么呢？他说：‘你知道，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可以把钱拿去投资，然后数着账本或单据上的每月进账，或者我可以买栋房子住进去。最后我选择了后者。”

史蒂文、艾米和一位厨师、一条名叫埃尔默的西班牙猎犬一同分享着这所豪宅，里面还住着两只鹦鹉，以史蒂文童年时在亚利桑那州养的宠物“傻瓜一号”和“傻瓜二号”命名，外加一只不听管教的猴子。那条猎犬曾在《横冲直撞大逃亡》《大白鲨》《第三类接触》和《一九四一》中出镜，其中一只鹦鹉被训练到能发出《第三类接触》中5个音符的星际信号。

斯皮尔伯格在一张精心定制的桌子前工作，桌子上有内置电话、收音机、录音机，还有为了满足他日益增长的隐私意识而安装的安全电视监视器和碎纸机。这座有五年历史的房子里有一间豪华放映室，斯皮尔伯格、艾米和朋友们可以在这里观看从制片厂借来的35毫米胶片电影。他休息时还能在这儿听自己收藏的电影原声专辑、玩《太空入侵者》和其他最先进的电子游戏。

如果这些还不够他忙的，“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一台电视，而且总有一台是开着的，”盖尔说，“他和人谈话的时候，余光也一直在看着电视，看到一些东西时还会变得兴奋起来。他会做个笔记，比如‘查查这个演员的名字，看看是谁导演了这条广告’。他边看边思考，然后把它们存档。”

艾米发现很难适应史蒂文那种精力过剩、过于亢奋的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众关注。她的职业生涯才刚刚起步，而史蒂文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她自然觉得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已经厌倦了被称为“朱尔斯·欧文的女儿”，讨厌人们觉得她每次获得角色都是靠父亲的关系。现在她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我不想被称为史蒂文的女朋友。”她早在1978年就告诉媒体。他们在一起的头4年里，并未合作过任何作品，部分原因是艾米想要确保自己获得的任何成功与他人无关。

起初，艾米被史蒂文的创造力所打动。她观看《第三类接触》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既因为影像的美丽，也因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灵魂的美丽，他揭示出我们谁也想象不到的事情”。但到了1979年，她对史蒂文的作品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情感。“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电影人，”她说，“但他拍的那种电影不一定是我想参与的。”

德·帕尔马邀请艾米出演了另一部超现实主义恐怖电影《魔血》（TheFury），她还在罗伯特·马克威治执导的爱情故事《天涯一段情》（Voices）中饰演听障儿童的聋哑老师。《天涯一段情》并未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尽管艾米因此收获了不错的评价，但这些作品都没能赋予她所渴望的独立身份。她备受煎熬，因为“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一些人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全是依靠史蒂文”。而那时的史蒂文，还顽固抗拒着成长和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责任，这些都需要他努力去克服。

在这个人们谈论着电影制作和票房收入、讲究地位的工业世界中，艾米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二等公民”。“我们的社交生活就是陪制片厂大佬出去吃晚餐。”她抱怨说，斯皮尔伯格拍摄《横冲直撞大逃亡》时认识的前女友，因为无法忍受他对电影的痴狂而最终回到得克萨斯。艾米也一样，很快便因为史蒂文一心只顾事业而感到失望。“史蒂文不太会处理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与他长期合作的制片人凯瑟琳·肯尼迪说，“一旦他与人亲密到某个程度，这种关系就开始破裂，我认为史蒂文总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他无法信任别人，这给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孤独感。但我也觉得，这是因为他有时只想独处，想躲进某个创造性的、静态的世界，而不是和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打交道。”

在拍摄《第三类接触》时，史蒂文公开承认，自己除了“吃饭、拍电影、计划第二天的拍摄、睡觉和忘掉女人之外”，没时间做任何事情。那年夏天，艾米去莫比尔的外景地探班时，史蒂文向茱莉亚·菲利普斯吐露了心声：“我真希望她没来。她哭个不停，而我一直想说：‘你不明白吗？我在忙我的电影。’”

在《第三类接触》中获得个人顿悟后，斯皮尔伯格考虑过几个项目，包括与编剧杰弗里·费斯金为20世纪福克斯制作一部海盗电影。斯皮尔伯格将其描述为一部遵循“埃罗尔·弗林[3]老传统”的16世纪动作片，关于一个女人和两个同父异母兄弟的三角恋，兄弟俩一个是农民，另一个则是贵族。1976年环球影业的海盗电影《恃强凌弱》（Swashbuckler）遭遇滑铁卢后，他放弃了这个项目。

斯皮尔伯格还差一点就执导了一部关于黑人联盟棒球运动员的喜剧电影《宾果长途跋涉全明星&赛车之王》（TheBingAll-StarsandMs）。这部摩城—环球影业合作的电影，改编自1973年威廉·布拉什勒的小说，剧本由《横冲直撞大逃亡》的编剧哈尔·巴尔伍德和马修·罗宾斯操刀。原定导演马克·里德尔因为不满意当前的预算而弃拍。环球影业将斯皮尔伯格推荐给摩城，当时他正在进行《大白鲨》的后期制作。斯皮尔伯格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但制片人罗伯·科恩解释说：“问题在于离《大白鲨》的首映越来越近，史蒂文也越来越忙。我们打算一个月内就开拍，但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我们不能推迟拍摄计划，因为和詹姆斯·厄尔·琼斯签的是违约就得赔款的合同，所以只好找其他导演。”接替斯皮尔伯格的是另一位前环球电视导演约翰·巴德汉姆。

斯皮尔伯格少年时期对《阴阳魔界》甚是痴迷，因此又对威廉·高德曼的小说《魔法》（Magic）产生了浓厚兴趣。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腹语表演者被木偶控制的恐怖故事，让人想起《阴阳魔界》中1962年克里夫·罗伯森主演的《木偶惊魂》那一集，以及1945年英国惊悚片《死亡之夜》中迈克尔·雷德格拉夫演的那段戏。在联艺公司宣布理查德·阿滕伯勒执导《魔法》之前，斯皮尔伯格对此项目觊觎已久。“我曾和罗伯特·德尼罗谈过让他来演安东尼·霍普金斯弃演的那个角色，”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已经想好了那部电影该怎么拍，我觉得拍出来一定很不错。一年过去了，这部电影终于在影院上映（1978），我看了片子后觉得，当时要是我来导演这部电影，肯定拍得没有现在这么好。”

斯皮尔伯格还考虑过执导一部由雷金纳德·罗斯制片的电视直播剧《十二怒汉》（TwelveAngryMen），其中既有男演员也有女演员。《十二怒汉》原本是一出与陪审团有关的戏剧，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高中的最后一年，参与了其改编的同名舞台剧。戏剧版于1954年首次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演播室”系列节目中直播播出，并于1957年被导演西德尼·吕美特改编为电影《十二怒汉》。然而，斯皮尔伯格最后还是决定与两位以“社会责任”为座右铭的年轻喜剧作家合作。

1973年，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某个班级到访环球影业，观看《横冲直撞大逃亡》发行前的试映。随后，学生电影人罗伯特·泽米吉斯邀请斯皮尔伯格观看他导演的黑色喜剧《荣誉战场》，影片讲述了一个刚出院的精神病人由于对美国社会日常暴力的耳濡目染而暴怒杀人的故事。“我的天哪，一个电影专业的学生在二十出头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有警车，有暴乱，有一大堆疯狂的角色，还是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这真是太了不起了……足以配得上埃尔默·伯恩斯坦[4]给《大逃亡》所作的配乐。”斯皮尔伯格后来说，“我看了那部电影后说：‘这人真值得一看。’”

从南加州大学毕业后，泽米吉斯和他的编剧搭档鲍勃·盖尔为环球创作了电视剧本，并合作了两部未投入制作的故事片，其中一部名叫《坦克》。故事讲述了一群持不同政见者为了抗议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到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偷了一辆谢尔曼坦克，威胁要炸毁芝加哥的一栋大楼。《坦克》引起了编剧兼导演约翰·米利厄斯的兴趣，他回忆说，泽米吉斯和盖尔“到我在米高梅的办公室来找我，就像发疯的野人一般，胡话连篇”。

“伙计们，”米利厄斯粗声粗气地说，“这个剧本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的无责任感，我很欣赏。”

和蔼可亲的米利厄斯是个彻头彻尾的战争狂人，身材魁梧又爱吹牛，喜欢用自己的复古政治主张来挑战好莱坞的自由派，其立场甚至比约翰·韦恩[5]还要偏右。1975年，米利厄斯接受《每日综艺》本书作者采访时宣称：“我只是非常痛恨自由主义者和所谓的文明人。”斯皮尔伯格曾将这篇文章的剪报寄到了米利厄斯的办公室，附在一块木板上，上面用猎刀插着一块血淋淋的生肉。

米利厄斯的A队制片公司（A-TeamProdus）签了合同为米高梅制作电影。于是泽米吉斯和盖尔被雇来写一部名为《日本鬼子偷袭之夜》的二战影片。尽管日裔美国人的反对迫使米利厄斯暂时将电影名改为《日本人突袭之夜》，但剧本对战争初期洛杉矶居民歇斯底里的反日情绪进行了深刻嘲讽，几乎冒犯了所有人。斯皮尔伯格后来将片名改成了《旭日东升》（TheRisingSun），最后又改成了《一九四一》。

这两个鲍勃[6]开始每周四和斯皮尔伯格、米利厄斯一起，去洛杉矶北部纽哈尔路的橡树射击俱乐部玩。米利厄斯向斯皮尔伯格介绍了双向飞碟射击运动。这个男人之间的游戏，是米利厄斯和他那些爱好枪支的好莱坞朋友们联络感情的方式之一，“在电影圈里，有枪的人很多，有收藏者、猎手、体育射击爱好者，还有很多人买枪是为了自卫”。国家步枪协会发言人，同时也是米利厄斯的好朋友查尔顿·赫斯顿，在1995年的自传《射击场上》（IntheArena）中写道，“我甚至怀疑，电影人中的秘密枪支爱好者比深柜的同性恋者还要多。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拥有加州最好的枪支藏品之一，但从未提起，也从未在公开场合开过枪。你能想象好莱坞里最著名的电影人还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吗？”

斯皮尔伯格在亚利桑那州时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射击，现在仍是橡树射击俱乐部的常客。“他是很棒的射手，”俱乐部会员，同时也是世界级目标射击射手的罗伯特·斯塔克说，“他的反应力不错。飞碟射击是一项非常精细、高度复杂的运动，需要高度的专注力。他得过很高的分数。”

橡树射击俱乐部的“男孩之夜”，少不了去途中一家名叫“汤米家”的汉堡店就餐。“史蒂文有一台便宜的超8摄影机，”米利厄斯回忆说，“我们在汤米家吃饭，身上沾着辣椒酱，在车上呕吐还模仿大脚怪。史蒂文把这些精彩影像都拍了下来。正是那些号叫的疯狂夜晚，催生了《一九四一》。”

这部电影后来被改编为漫画书，斯皮尔伯格在对这本书半开玩笑的介绍中写道：“我一下就被剧本吸引住了，因为它十分通俗易懂，似乎是由两个家伙写的，他们对文学的涉猎只有经典漫画。我最初的直觉没有多少偏差：后来我了解到，两位编剧唯一的写作经验就是在公共建筑的墙壁上喷绘亵渎神灵和种族歧视的污言秽语。我在圣费尔南多谷一家当地的汉堡快餐店继续阅读他们的剧本初稿。里面的一些段子非常有趣，我笑得吐了出来。正是这种恶心的感觉让我有把它转化成电影影像的冲动。”

两位鲍勃在《第三类接触》的外景地莫比尔花了5个星期重写《一九四一》的剧本，随后返回洛杉矶，开始创作一部讽刺披头士狂热的剧本《一亲芳泽》，这是第一部斯皮尔伯格只参与制片不参与导演的电影。《一亲芳泽》讲述了6名新泽西少年在1964年2月赶赴纽约，去参加披头士在《艾德·苏利文秀》上疯狂的美国电视节目首秀。泽米吉斯和盖尔明目张胆地借鉴了《一夜狂欢》和《美国风情画》，同时巧妙地暗示出美国青少年对这几个长发利物浦人物迷恋中压抑的性狂热，从而疏解自己的怀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