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田村决定炮轰好莱坞,以“打击美国人的斗志”,这让斯皮尔伯格有机会将洛杉矶盆地从圣塔莫尼卡码头到拉布雷亚沥青坑,破坏成垃圾场。纳萨尼尔·韦斯特在《蝗虫之日》(TheDayoftheLocust)中将“燃烧的洛杉矶”作为启示录,而斯皮尔伯格的肆意破坏与前者在精神上相去甚远。到了斯皮尔伯格这里,这种对毁灭幸灾乐祸的幻想完全沦为了纯粹孩子气的放纵。那些可爱的、肆意引起的骚乱,比如飞机坠毁、爆炸、对所有可用道具的大肆破坏,在电影中都显得十分愚蠢。这三个“丑角”[14]成了编剧们大部分幼稚幽默的灵感来源。据盖尔说,导演本人也是“丑角们的超级粉丝”。
斯皮尔伯格需要释放拍摄《第三类接触》的压力,于是在《一九四一》中设计了各种滑稽、出格的笑料,比如自我指涉的影片开场:一位裸泳的女子在雾蒙蒙的北加州海滨碰到一艘日本潜艇,正是在戏仿《大白鲨》的开场。斯皮尔伯格启用了《大白鲨》里遭到鲨鱼攻击的那位身材曼妙的年轻女子(苏珊·巴克林尼饰),并让约翰·威廉姆斯再次重复了那段预示噩兆的主题曲。虽然这一幕略显搞笑,但扯得太远,对斯皮尔伯格来说,向自己的电影致敬还为时过早。“我们还没有胆大妄为到提出那样的建议,”盖尔承认,“尽管我们已经很大胆[15]。”
开拍前3个月,斯皮尔伯格发誓:“如果这部电影的成本超过1200万美元,我就不拍了。”当预算逐步超过这个数字时,泽米吉斯和盖尔将这句话写进了他们修改过的剧本草稿,斯皮尔伯格的誓言也秘密地出现在分发给剧组成员的搞笑T恤上。在长达247天的拍摄日程中,由工作人员自制的另一件T恤上则写满了他们的疲惫:“《一九四一》永远……永远……都拍不完……”
尽管《一九四一》最初由米利厄斯在米高梅的合同下开发,后来却罕见地由哥伦比亚影业和环球影业联合出品。“斯皮尔伯格不想在米高梅拍这部电影,”盖尔解释说,“他刚为哥伦比亚拍了《第三类接触》。史蒂文有个有趣的理论,如果你正在为某家制片厂制作电影,那么你的下一部影片也应该在同一家制片厂完成,那样他们就能全心全意地去宣传它。我们在开发《一九四一》时,米高梅由丹·梅尔尼克掌管,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剧本,他理解不了。在大卫·贝格尔曼离开后,梅尔尼克去了哥伦比亚影业,担任全球制片主管。我记得梅尔尼克说过:‘我不理解这个剧本,我不认为它有趣。但我想,如果米利厄斯和斯皮尔伯格都说这会是一部好电影,那我们就拍。’所以这片子最后交由哥伦比亚影业。与此同时,希德·谢恩伯格也给史蒂文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史蒂文为环球执导他的下一部电影:‘你要再为我拍一部电影,史蒂文,这是你欠我的[17]。’”
两家制片厂共同承担了《一九四一》的所有成本,并共享了影片的收益。环球负责该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发行,哥伦比亚负责海外发行。《一九四一》总成本为3150万美元,是当时为止制作成本最高的电影之一,比2600万美元的预算还多出500万美元,更是比最初的预算超出2000万美元。
尽管有监制约翰·米利厄斯和制片人巴兹·费特尚斯的把控,斯皮尔伯格承认《一九四一》还是“任性地、肆无忌惮地超出了预算和日程安排,这都是我的错……我们本来能节约1000万美元,因为情节从一条主线变成了七条次要情节线。但在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这样——拍摄宏大的场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成百上千的人听从我的指挥,数百万美元任由我支配,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是,是,好’……那时我就是小将军”,当一个导演连续拍出两部热门影片后(两部都超出预算),没人愿意或者能够对他说“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九四一》无疑是教科书般的案例。
那些超出斯皮尔伯格控制的因素加剧了影片的失控,比如贝鲁什和艾克罗伊德因为要去纽约参加《周六夜现场》,每周只能工作3天。滥用可卡因也是一个主要问题。根据鲍勃·伍德沃德的著作《迷醉:约翰·贝鲁什的短暂生命和匆匆时光》所述,这位演员大量吸食可卡因,常常使他很难记住台词,工作时会出现短暂的、不可预测的失控。有一次,贝鲁什迟到一个半小时才到片场,“吸毒过量,差点从车里滚到地上”。在该片的明星预告片中,斯皮尔伯格愤怒地教训贝鲁什:“你可以这样对任何人,但不能这样对我。拿着35万美元(贝鲁什的片酬),你得给我准时出现。”斯皮尔伯格委派助理制片人珍妮特·希莉盯着贝鲁什,但是据伍德沃德说,“希莉没发现贝鲁什与其他演员和制片组成员的毒品用量有什么不同。她发现那时片场共有25个人吸食可卡因。”
斯皮尔伯格也许是《一九四一》剧组里最清醒的人之一,但在近18个月的拍摄周期中,他对“尽可能拍出最好电影”的追求近乎偏执,100多万英尺的胶卷从他的摄影机里倾泻而出。这次他没有大量使用光学效果来创造华而不实的幻象。“我足足等了半年才看到《第三类接触》的成片,所以这次我打算按前人拍电影的传统方式再拍一部电影。”斯皮尔伯格解释说,“……我受够了遮片和运动控制摄影机。这里的一切都按照大卫·格里菲斯的方式完成……我会让电影中的场景尽可能地实体化。”这个错误决定,导致大部分在棚内完成的场景因为原尺寸道具的呈现和精致微型布景的搭建而加大了额外开销。
其中有两个镜头,需要在伯班克摄影棚里拍摄一架全尺寸P-40战斗机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坠毁,耗资近40万美元。街道的街景也装饰得像1941年圣诞节期间的好莱坞大道。骚乱场面的主镜头包含无数撞毁的车辆,身穿阻特装的特技替身演员,以及几百名身着时代装的临时演员,其中650人身穿军队制服。这些演员以米利厄斯向天鸣枪为信号,立马抱头鼠窜。在电影结尾,斯皮尔伯格斥资26万美元在海岸边建造了一座真实大小的房子,用7台摄影机捕捉这栋房子从海滨的山坡上滑入海中的镜头。
从1978年10月23日起,电影开机后整整一个月都花在制作以摩天轮为主的微型布景上。主镜头在1979年5月16日完成,此后的几周一直在进行微缩模型的拍摄。“史蒂文非常喜欢他的微缩模型片段,在我看来,那应该是所有电影中拍过最棒的微缩模型。”盖尔说,“但是他使用了自己拍摄的所有空战镜头,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那几组镜头可以缩减三分之一。你见过几次飞机在大街上空上下盘旋?有时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想这就是《一九四一》中所呈现的。”
早在《一九四一》第一次公映前,斯皮尔伯格就对该片表现出明显的失望,“喜剧不是我的强项”,他在拍摄过程中承认。在剪辑这部电影时,他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一出彻头彻尾的惨剧……我无法挽回《一九四一》整体概念上的灾难,我只能小修小补那些我认为能改进全片的地方。如果你已经无能为力,那你就会被漫画中所谓的‘死亡沉默’所支配:你期待一场大笑,结果却只迎来沉默。”
1979年10月19日,在达拉斯的奖章影院,《一九四一》进行了第一场试映,也是在这里《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的试映大获成功。首映从11月16日推迟到12月14日,在这段时间内,《一九四一》经历了《每日综艺》所谓的“手术”。“电影用潜艇浮出水面配合(《大白鲨》的)配乐开场时,观众们报以热烈掌声,非常入迷。”维奇回忆,“里奥·加菲(哥伦比亚影业董事会主席)当时就坐在我旁边。我们都觉得自己拍出了与众不同的东西。然后这种感觉慢慢消失。当放映结束时,我们知道这部电影还有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观众们拍手叫好,但并不是你放完史蒂文的电影后所期待的那种雷鸣般的掌声。我认为观众的期望还是高于银幕上的呈现。”
试映结束后,希德·谢恩伯格在大厅里一把搂住斯皮尔伯格说:“我觉得这部烂片里藏着部好电影,藏着部很好的电影,我们应该去找出它。”“其他哥伦比亚和环球的高管们,”斯皮尔伯格回忆说,“甚至都不想和我说话。”这位导演当即愤怒地表示,那次试映给了自己一次深刻教训:“我知道以后决不能邀请哥伦比亚和环球的高管还有营销人员参加试映,应该让他们留在家里观看电视上的《拉文和雪莉》(LavernandShirley)。我自己会预先评价影片并做出改进。”
斯皮尔伯格知道,影评人和他的好莱坞同事们“都埋伏着,等着把我撕成碎片”。于是没有出席在好莱坞圆顶影院举行的要命的首映。相反,他带着艾米·欧文去了日本度假,在那里他不必面对第一波的毁灭性评论。比如查尔斯·查普林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斯皮尔伯格的珍珠港》一文中将《一九四一》描述成“自上次大面积石油泄漏以来最大的浪费”。一向温和的查普林表现出罕见的愤怒:“《一九四一》的特点就是永恒的犬儒主义,然而,并非出于深思熟虑后对世界愚蠢行为的蔑视,而是出于对拼接电影胶片以外任何事物的明显漠视和回避。影片提供了一种虚无主义,不是基于被压抑的愤怒,而是基于对价值观的傲慢漠视。”《洛杉矶先驱考察家报》的迈克尔·斯拉格以更为严厉的措辞称“这部电影将永远臭名昭著……《一九四一》不只是对某个特定种族、性别或时代的诋毁——它让战争和所有的人性对立。”
斯皮尔伯格后来抱怨说:“就像那些评论家认为我是阿道夫·艾希曼。”[19]以任何一种评判标准来看,对这部电影的攻击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有些影评人的极端恶评只是出于幸灾乐祸,希望看到这位年少成名的导演得到应有的报应。“也许《一九四一》最终会迫使人们重新评判这个‘神童’,”斯蒂芬·法伯在《新西部》()上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席卷好莱坞的“幼稚崇拜”中,“《一九四一》是迄今为止强加给公众的最骇人听闻的‘青少年作品’。”斯皮尔伯格忍不住用了导演们最喜欢的借口,把责任推给编剧们。他告诉《纽约时报》:“编剧抓住了我的软肋……我将用我的余生与这部电影划清界限。”就像之前他公开诋毁彼得·本奇利对《大白鲨》原始素材的贡献后所做的那样,斯皮尔伯格“走到我们中间,乞求我们的原谅”,盖尔回忆,“他要接受某个杂志的采访,说自己会把整部电影的失败归咎于我们,并(暗示)说‘是这些编剧连哄带骗地让我导演了这部电影’”。
1977年,当乔治·卢卡斯第一次告诉斯皮尔伯格关于一位勇敢无畏却有点声名狼藉的考古学家寻找失落约柜的故事时,斯皮尔伯格被其中纯粹的乐趣深深吸引,他终有机会“在没有重武器装备的条件下拍一部007电影”。但1980年6月,当他开始拍摄《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后文简称《法柜奇兵》)时,斯皮尔伯格有了更紧迫的任务。“要弥补《一九四一》《第三类接触》和《大白鲨》的不足”,他必须证明自己“可以负责任地用相对合适的预算制作一部看起来比实际更贵的电影”。后来为安培林娱乐制作了3部电影的制片人迈克尔·芬尼尔回忆,斯皮尔伯格“惯于说他在《一九四一》后获得了重生”。
资深电影行业分析师A。D。莫菲指出,斯皮尔伯格为保守且高度自律的制片人卢卡斯工作时,将《法柜奇兵》当作职业生涯“康复”的一种方式。1979年秋天《法柜奇兵》进入前期制作,卢卡斯因为《星球大战》攀上事业顶峰,并正在忙于续集《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与卢卡斯和其制片公司卢卡斯影业的合作,让斯皮尔伯格缓解了好莱坞对《法柜奇兵》会变成另一部《一九四一》的担忧。尽管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的作品在当时电影史票房榜前10名中占据4席,仍有几家电影制片厂拒绝参与他们的这部新片。问题在于这两位电影人要求这次共同的冒险达到斯皮尔伯格所设定的“前所未有的盈利标准”。
“我讨厌像个财迷那样说话,”斯皮尔伯格在1981年影片发行时说,“但当我们决定拍这部电影时,乔治来我家找我,他说:‘我们来签一份好莱坞最好的协议吧,不要经纪人参与,只有你和我。’我们在信纸上将合同内容写出来,在桌上握手言定。然后我们将合同交给我们的经纪人,告诉他们:‘这是我们想要的合同。现在,伙计们,去努力实现它吧。’”
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的提案不是由他们的经纪人,而是由他们的律师汤姆·波洛克(后来成为环球影业的负责人),以及卢卡斯影业总裁查尔斯·韦伯和卢卡斯在《法柜奇兵》中的监制霍华德·卡赞金提交给制片厂。该提案敢于直戳好莱坞标准金融操作的几个敏感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虽然预计发行商将为这部电影投入2000万美元的拍摄成本[20],但不包括任何发行费和管理费用。而发行费和管理费用通常占到影片租赁毛收入(放映商拿走他们的份额后返还给制片厂的金额)的50%以上。除了大量的预付款,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还想从发行商的毛收入中分得巨额利润,对于那个时代的导演,这是极为罕见的要求。虽然发行商能够在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分得毛收入前,从租赁毛收入中收回《法柜奇兵》的全部拍摄成本,但卢卡斯影业最终将获得这部电影的全部所有权。
鉴于这两位电影人过往的辉煌记录,当提案传播开来时,派拉蒙、华纳兄弟、哥伦比亚影业和迪士尼都表示出兴趣(之前在小艾伦·拉德领导下制作了《星球大战》的福克斯影业以及环球的内德·塔嫩都错过了《夺宝奇兵》)。哥伦比亚电影部总裁弗兰克·普赖斯迫切想和卢卡斯影业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哥伦比亚没有强大的发行体系,”卡赞金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和某家制片厂达成协议,或者可以进行卖方融资,我们可以拍这部电影,只是不能发行,所以我们想和最好的发行商合作。”和派拉蒙的最终协议经历了一年争执不下的谈判。一些制片厂的人认为“迈克尔·埃斯内疯了”,卡赞金回忆,“巴里·迪勒(派拉蒙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认为他疯了。但他还是做到了。他们还从中捞了一大笔钱”。
派拉蒙坚持承担发行费和管理费,但据报道,这些费用只达到行业标准的一半左右,该制片厂还同意承担全部拍摄成本,并让卢卡斯影业管理这笔资金。派拉蒙本来希望独家垄断续集版权的完全所有权,但最终同意卢卡斯影业参与四部未来可能的续集拍摄[22]。斯皮尔伯格作为导演获得了100万美元片酬,还有相当大比例的毛收入分红。卢卡斯本人作为监制获得了100万美元,此外他的公司还获得了大部毛收入。同时,因为成功将电影开支控制在2000万美元的预算内,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还得到了“非常可观”的奖金,卡赞金说:“那本来是卢卡斯的奖金,但作为激励,他分了一半给史蒂文。卢卡斯说:‘你把开支控制在预算内,奖金的一半就归你。’”
“我们在合同中规定,如果他们超出预算将受到严厉处罚,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埃斯内说,“我觉得,要么他们根本不在乎,要么就是已经想出了解决办法……你不能和这样的人订立标准合同……我们如果让他们钻了合同的空子,可能一年内有两到三次大家都会对我们如法炮制。”
尽管他们成功地达成了协议,斯皮尔伯格对这部电影并不完全感兴趣。由于花了太长时间洽谈合同细节,待到《法柜奇兵》项目筹备成型时,他已经对这部片子意兴阑珊,“想要转向更小、更个人化的项目”。“我和卢卡斯会去《一九四一》的片场探史蒂文的班,”卡赞金回忆,“我们会讨论《法柜奇兵》,当时我们还没有得到他将导演这部电影的坚定承诺。我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或是考虑其他导演,因为他迟迟没有答应。直到电影开拍前最后一刻,他才给了准话,当时我们说:‘好了,伙计们,大约3周就要开始前期制作了,我们准备好了,是吗?’史蒂文喜欢这个项目,但他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如果我能变成梦想中的人物,”卢卡斯曾说,“我就要变成印第安纳·琼斯。”印第安纳·琼斯这个角色完美结合了考古学家、雇佣兵和花花公子。是那种聪明的、书呆子气的孩子,看完周六午后场的冒险电视连续剧后,会创造出来的英雄化身。
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在发现他们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怀有相同的怀旧情绪后,决定合作《法柜奇兵》。给他们带来灵感的电视剧包括《飞侠哥顿:征服宇宙》《海岸警卫队的唐·温斯洛》《黑鹰》和《突击队员科迪》。这些赤手空拳的冒险故事勾勒出善恶分明的世界,不间断的动作场面取代了拍给成年人看的电影中情感复杂的对白和矫揉造作的桥段。对于两位固守男孩子气行为和视角,但又不安地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男孩的电影人来说,成年的责任让他们日益烦恼,而这种回归是对烦恼的诱人回应。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卢卡斯就列出了4个故事大纲,均以一位“声名狼藉的考古学家”为主角。这位考古学家头戴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软呢帽,手拿皮鞭,如同佐罗[23]和拉什·拉鲁[24]。这个角色的名字“印第安纳”取自卢卡斯妻子玛西亚的阿拉斯加雪橇犬。印第安纳还具有卢卡斯所说的“加里·格兰特[25]的那一面”,喜欢戴大礼帽,穿燕尾服,喜欢和性感的金发女郎悠闲地喝香槟。卢卡斯找到的第一位导演是同为旧金山湾区电影人的菲利普·考夫曼,他提议往故事中引入一个更沉重的主题,让印第安纳去找寻希伯来法中失落的约柜,那个神圣的柜子里存放着十诫石板的残片。“我小时候在芝加哥拜访过一位老博士,他痴迷于失落约柜的传奇力量,”考夫曼回忆,“还有一些记载希特勒寻找神秘物品的书,希特勒相信这些东西会让他变得无所不能。”
印第安纳寻找带有超凡精神意义的传奇圣物,源于卢卡斯本人对神话和超自然现象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也是《星球大战》传奇故事的核心。卢卡斯从小既是卫理公会教徒又是路德教徒,因此《法柜奇兵》中的犹太神秘主义元素可能与他无关。1974年,考夫曼放下《法柜奇兵》转而着手另一部电影。3年后,斯皮尔伯格对这个搁置的想法表示了兴趣,卢卡斯随即将考夫曼踢出了这个项目。考夫曼的律师们不顾卢卡斯最初的反对,坚持让自己的当事人与卢卡斯共享故事的创作署名权。
当他们离开放映室时,卢卡斯说:“25年后,这些事早都烟消云散了。”
当时斯皮尔伯格的商业实用主义很快再度回归,“我怎么会对这么糟糕的电影如此痴迷呢?我对自己说:‘天哪,如果连我都对这部片子这么感兴趣,岂不是更容易让孩子们对同样的东西感兴趣?他们只会比我更感兴趣。’”
环球影业在1977年底买下劳伦斯·卡斯丹的原创剧本《天南地北一线牵》,并将剧本交给斯皮尔伯格,当时卡斯丹正在洛杉矶的一家广告服务公司写电视广告。作为霍华德·霍克斯[26]电影的狂热粉丝,卡斯丹的《天南地北一线牵》就像《育婴奇谭》和《女友礼拜五》一样,秉承了霍克斯聪明、时髦、理智的浪漫喜剧精神。故事将一位邋遢的大城市报刊专栏作家和一位隐居的鸟类学家配对,在荒野中进行人物性格侧写。斯皮尔伯格说当时买下剧本是打算自己执导,但正如卡斯丹所说:“史蒂文买下了一切,他拥有一切。他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总是‘我可能会导这部戏’。他和我就此谈了大约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