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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你的作品何等奇妙（第2页）

塞缪尔（什穆埃尔）·斯皮尔伯格的妻子丽贝卡·切奇克，被史蒂文这一代叫作贝克奶奶，她是纳克曼（内森）·莫杜霍夫·切奇克和莱茨尔（瑞秋）·尼格诺娃·亨德勒的女儿，这对夫妇共有8个孩子。切奇克的家族名，在俄语中也拼作“Tsetsik”，意思是“红雀”，后来被美国化为蔡斯（Chase）。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回忆，他的外祖父那赫曼·切奇克一家在苏迪尔科夫拥有一家啤酒厂。苏迪尔科夫位于卡缅涅茨区，是靠近舍佩托夫卡较大的城镇，家族中一些其他的成员过去就住在那里，现在这个犹太小镇已经不复存在了。那赫曼“喜欢诵读并研习托拉经[9]。外祖母经营啤酒厂，她是个精明的女人，她和孩子们一同经营这门生意。他们的长子，我的伯父赫歇尔，是一名酿酒大师。那些日子里，老犹太男人们不是在做生意就是在研习托拉经，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1897年，俄罗斯政府禁止犹太人进行啤酒贸易，外祖母的一些兄弟姐妹最终移民到了中国。他们先是住在哈尔滨，后来又搬到上海的英租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二战题材电影《太阳帝国》的开场就设置在那儿。

阿诺德的父亲塞缪尔·斯皮尔伯格，曾在辛辛那提做过几年杂货商和小贩，后来从事稳定但收入不高的批发商工作，在镇上的西三街开了一家商店，“他会去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小商店，买下他们卖不出去的商品，那些所谓的批发货或次品货，再把这些货物运回自己的商店，转卖给其他批发商或零售商，同时也做一些小额零售生意[10]。”

阿诺德的母亲丽贝卡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女性。她照顾孩子们并管理家务。对政治很感兴趣——我们很早以前就都是民主党员——她读过很多书，也看戏和听音乐会。她会加入各种犹太组织。”史蒂文母亲的老朋友米尔德丽德（米莉）·弗里德曼·缇格回忆，丽贝卡是“一个坚强、有力量的女人，非常聪明，而且比她丈夫更加强势”。

除了1917年2月6日出生的儿子阿诺德·梅耶·斯皮尔伯格，丽贝卡和塞缪尔还有一个小儿子艾尔文（又叫巴迪或巴德）和一个女儿娜塔莉。艾尔文长大后成了一名航空工程师，曾参与美国宇航局的太空计划。娜塔莉后来嫁给了雅各布（杰克）·古特曼，并与丈夫一同开办了一家生产蛋糕装饰的家族企业，她于1992年去世。

史蒂文母亲的波斯纳家族起源于波兰。“波斯纳”的意思是“一个来自波兹南的人”，波兹南是波兰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名字。波兹南在18世纪末被普鲁士接管，正如已故的美国犹太史学院院长雅各布·雷德·马库斯博士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所说：“德国人鄙视波斯纳。如果一个德国人说，‘他是一个波斯纳’，这意味着他蔑视这个人。”但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波斯纳祖先在俄罗斯比斯皮尔伯格家族有着更为世界化的背景，因为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家乡——黑海上的敖德萨港口，被称为“俄国巴黎”。

然而，犹太人在敖德萨并不比在俄罗斯其他地方更受欢迎。敖德萨经常发生反犹太骚乱，1905年那里发生了一场异常严重的大屠杀，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发动了兵变，发起一场未遂的革命，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经典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便是以此事件为题材，其中包括著名的“敖德萨阶梯”事件。当敖德萨的犹太人庆贺沙皇的改革承诺时，400名犹太人在4天的报复性袭击中被杀。1905年，这样的袭击也发生在俄罗斯其他几个地方，并且因为受到当局煽动，在警察和哥萨克人的帮助下由当地的匪徒施行。

发生**的1884年，也正是出生于敖德萨的菲利普·波斯纳逃往辛辛那提的同一年，他想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新的生活，他希望这样做可以远离迫害和暴政。他继续保持着虔诚的犹太正统派信仰，抵制哈斯卡拉运动[11]的现代化影响，以及在敖德萨蓬勃发展的犹太启蒙运动和美国改革运动。尽管他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敖德萨的文化**仍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印记。这位并不那么成功的艺术家菲利普·波斯纳，把他对艺术的热忱传承给了女儿和他著名的外孙。

菲利普的父母西蒙·波斯纳（伊齐基尔·波斯纳和安娜·费德曼的儿子）和米丽娅姆·拉辛斯基（本杰明·拉辛斯基的女儿）紧随其后移民到辛辛那提，在那里，西蒙·波斯纳和塞缪尔·斯皮尔伯格一样成了一名批发商。作为家里6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菲利普也跟着父亲从事了同样的职业，靠卖衣服和其他商品来养活他的前妻珍妮·弗里德曼，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莉亚和伯纳德（伯尼）。

“菲利普·波斯纳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他的女婿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回忆，“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非常遵守教规。他常去犹太教堂，早晨、晚上、任何时候。他曾经很富有，但最终他和许多人一样被大萧条压垮。”

有一次，莉亚回忆道，她的家人饿了好几天，直到她父亲通过倒卖旧珠宝赚了10美元，他还用这笔钱带家人去度假。“尽管我们家很穷，但是我们从未被打垮”。

菲利普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史蒂文喜欢在外祖父家的阁楼上玩耍，那里堆满了商品——鞋子、袜子、鞋带、皮带扣和领带夹。同为犹太商人的诺曼·康明斯经营着一家服装折扣店，他会买下菲利普卖不出去的货物，并将这“当作一种祝福”。康明斯的妻子伊迪丝回忆道：“波斯纳先生是一个瘦小、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所非常漂亮、舒适的小房子。我会和我丈夫去那里，和史蒂文聊聊天。这个孩子骨瘦如柴，但非常活泼。谁能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史蒂文会坐在那里蘸着一杯牛奶吃曲奇，当他吃完后，他的祖母会把饼干屑从牛奶中滤出来，再把牛奶倒回去。我对此印象深刻。我不知道那样做是出于贫穷还是节俭。”

就像《美国鼠谭》里会拉小提琴的鼠爸爸一样，史蒂文的外祖父菲利普也将心血倾注在音乐而不是生意上，他喜欢弹吉他、跳芭蕾。莉亚继承了父亲对音乐的热爱，但她觉得父亲的创造力已被谋生的艰辛所消磨。菲利普的哥哥鲍里斯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亲戚中已知的第一个进入演艺圈的人。他在意第绪语剧盛行时担任过莎士比亚剧的演员，莉亚记得鲍里斯曾在客厅里用意第绪语独自练习哈姆雷特那句“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台词。鲍里斯还是一名杂耍演员，有时会戴着草帽、拿着手杖，又唱又跳。后来他成为马戏团里一名驯狮员。斯皮尔伯格1995年制片的动画电影《小狗波图》以20世纪20年代的阿拉斯加为背景，其中就有一只被叫作“鲍里斯叔叔”的俄罗斯犹太难民鹅。

莉亚的母亲珍妮生于1882年，是土生土长的辛辛那提人，她在俄罗斯移民路易斯·弗里德曼所生10个孩子中排行老二。路易斯·弗里德曼和萨拉·莉亚·内森于1870年经由伦敦来到美国。弗里德曼的父亲名叫伊斯雷尔·弗里德曼，1830年出生于波兰——是史蒂文的祖先中能追溯到出生日期的最早的一位——1883年在辛辛那提死于肺气肿。路易斯有一段时间曾从事他父亲的职业，他也做过马车夫和旅行推销员。

史蒂文的外祖母珍妮是一位活泼勤奋、很有主见的“美国女士”，正如家族好友米莉·蒂格所描述的那样，“（史蒂文的）两个祖母都比祖父更自信”。移民过来的男人往往会是这样，因为来到美国之后，他们以前拥有的传统主导地位，会在严酷的经济现实和更自由的道德观念面前逐渐瓦解。

1915年嫁给菲利普·波斯纳之前，珍妮曾和姐姐伯莎一起经营过一家女帽店。珍妮还在辛辛那提大学主修过英语。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记得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一个有教养的温柔女性”。她把所有她喜欢的人都称作“娃娃”（Dolly），包括她的女儿莉亚。莉亚出生于1920年1月12日，遗传了母亲活泼开朗、直爽坦率的性格。

珍妮“从来没有受制于家庭”，莉亚羡慕地回忆道。珍妮婚后做过一段时间的女帽商和店员。后来，她在家里教德国犹太移民英语，其中许多人是从纳粹手中逃出的难民，他们的学费由当地犹太慈善机构支付，以帮助他们适应美国的生活，并为申请美国国籍做准备。但是，这位完全现代化的美国女士的丈夫，从来不甘舍弃他既有的生活方式。

菲利普·波斯纳蓄着长长的白胡子，穿黑色正统犹太大衣并头戴小帽。在成长过程中，史蒂文对外祖父的穿着打扮和经常性的祷告行为感到十分难堪，以至于当外祖父来访时，他总是设法阻止自己的非犹太朋友到家里来。史蒂文8岁时住在新泽西州的哈敦镇，一天他与一些朋友在街上玩橄榄球，“突然我的外祖父戴着圆顶小帽，从家里走出来，大声喊道：‘什穆埃尔!什穆埃尔!（史蒂文的希伯来名字）’我没有答应，假装不认识他。我不承认这是我的名字。我的朋友们说：‘他在往你的方向看呢。他是在叫你吗？’他们指着我，我赶紧说：‘不，不是我。’我无视他的存在”。

虽然美国西部的皇后城不是19世纪俄亥俄州历史学家所赞颂的“希伯来人的天堂”，但斯皮尔伯格家族和波斯纳家族觉得，这仍然是一座主要居住着德裔美国人的安宁的城市，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这里一同过着相对和谐与富足的生活。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在成长过程中只遇到过“少许”反犹主义骚扰：比如有一次，一名腰带上佩戴着三K党[12]徽章的男子喊他“犹太男孩”。“但我所住的那条街是世界上最好的街道，”他怀念地回忆，“冬天的时候，城市会被封锁，我们就划雪橇玩。这条街一直延伸到一个公园，我们在那儿有一个球场。那里有一片树林，也能进去玩。这是一个利于孩子成长的好地方，你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这里的犹太人数量还是少于东海岸线的那些城市——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出生时，辛辛那提的47。5万居民中犹太人只占5%，即2。2万人——乔纳森·D。萨马和南希·H。克莱恩在1989年合著的《辛辛那提的犹太人》（TheJewsofati）一书中写道，辛辛那提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犹太版本的美国梦”。

这座城市犹太社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14年。辛辛那提是改革运动的发源地，由拉比（犹太教教士）艾萨克·迈耶·怀斯于19世纪中叶建立，旨在对传统的犹太教进行自由化和美国化。辛辛那提是希伯来协和学院、《美国以色列人》报和美国犹太档案馆等著名改革机构的所在地。斯皮尔伯格出生在位于埃文代尔的无宗派犹太医院，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犹太医院。由于受到德国的强烈影响，辛辛那提也未能免于反犹主义的侵扰。萨马对此总结道：“在很多方面，辛辛那提犹太人的生活境遇都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是犹太人来到辛辛那提的时间很早，因此赢得了开拓者的地位。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视为城市生活、政治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

19世纪末，大量像斯皮尔伯格祖父母这样的俄国犹太人开始涌入美国，他们所面临的诸多障碍之一，就是那些先到来的德国犹太人对他们的敌意。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认为，自己比那些到此来寻求帮助和投靠亲属的新移民更有教养、更有经济实力、更有文化。对于斯皮尔伯格的祖父母和父母来说，在辛辛那提的大部分生活中，他们的德国犹太邻居“对东欧新移民都很蔑视”。雅各布·马库斯谈道：“德国犹太人在社会、文化和经济上都占主导地位，通常，一名德国犹太人周围至少会围绕着5到6个东欧人，包括俄罗斯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东匈牙利人。直到约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一些日耳曼人才开始与东欧家庭通婚。”他发现在住房方面也是如此，德国犹太人“总是住在东欧人前面一条街，他们永远避免碰面。直到1950年左右，这道界线仍十分清晰。”

伴随汽车在世纪之交时出现，辛辛那提就像《伟大的安伯逊家族》中的西部城市一样，“难以置信地在中部崛起”。随着崛起和扩张，它吞并了马车时代的远郊地区。原来的内城变成了贫民窟，由黑人和最贫穷的白人占据。埃文代尔是犹太人离开西区所迁往的第一个上流郊区，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里成为该市主要的犹太人聚居地。斯皮尔伯格的祖父母和父母就住在那里，史蒂文也出生在那里，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两年半时光[13]。

埃文代尔的罗克代尔大道以北，较为时尚的街道，最初是德国犹太人的地盘。正如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城市指南所言：“正统派的犹太人渗入郊区南部，并逐渐向北迁移，在罗克代尔大道附近的雷丁路建立了一个热闹的商区。”当时阿诺德和莉亚住在位于列克星敦大道817号的公寓。这个商区从距离该公寓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开始，沿着穿过阿达斯以色列犹太教堂的那条路一直延伸到雷丁路，涵盖附近的森林剧院。当阿诺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周六我们都会拿着五美分硬币到森林剧院去看电影。我喜欢大多数的冒险电影，以及所有道格拉斯·范朋克的电影，他的所有系列”。

埃文代尔南部是一个犹太人聚居区——温暖而简朴——来自故土的史蒂文家族支系以及一些兰德斯莱人，共同生活在这里。尽管祖父塞缪尔·斯皮尔伯格在他出生前一年就去世了，但史蒂文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一份如今很少有孩子能与之相比的优势，那就是三位祖父母都生活在同一个社区。

莉亚的父母菲利普·波斯纳和珍妮·波斯纳，从1939年起就在格伦伍德大街819号租了一栋白色木屋（这是他们结婚以来的第5个家）。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记得，那是“一座非常美的房子。我在辛辛那提上大学时，他们就住在一个街区之外。莉亚会去父母家，我放学后，一家人会坐下来吃安息日的午餐。我们会在午饭后祈祷和唱歌，我学会了他们所有的歌”。

塞缪尔和丽贝卡夫妇曾经搬过10次家，直到1935年，他们在范·安特威普广场租下半套红砖复式公寓。“我们这条街上95%是犹太人，”阿诺德回忆道，“而且他们都是成功人士，比如医生、牙医或律师，他们非常注重教育。我哥哥和我是那条街上少有的工程师。我们过去常常一起谈论这些家庭有多么虔诚，我的朋友几乎都是正统犹太教人。我们是街上为数不多的保守派家庭之一。”塞缪尔去世后，丽贝卡在孩子们的赡养下继续居住在那里。尽管1996年《福布斯》杂志估计塞缪尔的孙子斯皮尔伯格的身价已高达10亿美元，但塞缪尔的遗产加起来仅有1728。57美元，在扣除他的疾病、丧葬和遗嘱检验费后，丽贝卡得到了1182。15美元。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社区。”他们的邻居佩吉·希伯特·辛格曼回忆道。这些房子“有很大的后院，前面有宽敞的门廊，还有秋千”。这些房子很雅致，有些房子的木工很好。在20世纪50年代白人逃离埃文代尔之后，犹太人也抛弃了埃文代尔继续向社会的经济上层攀升，将这个地方让给了黑人。史蒂文孩提时期住的房子至今还在，现在是南方浸信会的出租房产。1967年，南方浸信会买下街对面的阿达斯以色列教堂，现在这座教堂已成为国家的历史性地标。

辛辛那提的犹太飞地有着非常舒适宜居却受限制的环境，阿诺德和莉亚是典型的第二代美国犹太人，他们希望自己和孩子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景，促使他们离开已经衰颓的家乡，去往郊区的美丽新世界。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的妹妹娜塔莉·古特曼回忆：“一直以来，阿诺德都是一个喜欢发问、乐于探索、非常聪明的人，他对知识的求索从未停止。”当阿诺德在埃文代尔上小学时，却被认为是一个“书呆子”，据阿诺德的同学伯纳德·戈德曼博士说：“他不太合群。其他孩子打球时，他似乎从不参与，也不在一旁观看。他可能有自己的兴趣。”

从少年时代早期开始，阿诺德的主要兴趣就是科学：“我最早是受到了住在（我们这栋楼里）楼上住户儿子的影响，他经常摆弄无线电。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大约六七岁，我经常去地下室看他做东西。后来隔壁搬来了另一个家伙，他是一个无线电修理工，他会给我一些零件。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件事——有一天，当我去上学时，我走在温德姆大街上，发现垃圾桶里有一块无线电零件。我将它捡起，赶忙跑回家，打开门喊道：‘妈妈，别把这东西扔了!’然后我才去上学，一上完课，就迫不及待回到家——那是一个有人试着修过却没修好的晶体检波器。我直接把电线接到了连接点上，它就开始工作了。这是1927或是1928年发生的事，那时我才10岁。

阿诺德和只比他小一岁的弟弟艾尔文，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喜欢在阁楼上电老鼠，”他们的侄子塞缪尔·古特曼回忆，“阿诺德（从15岁起）就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他的天线系统干扰了附近住户的无线电接收，吓坏了邻居。还有一次，我妈妈急了，一拳朝他们打去，将玻璃门都打碎了。”

“阿诺德在学校里非常聪明，但在家里总是胡闹——他制造过各种各样的科学小玩意儿，”家族好友米莉·蒂格回忆，“他在20世纪30年代造出了一台电视机，比任何人都早，比任何人都先知道电视机长什么样。每个人都问他：‘阿诺德，你在造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