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八章 这台巨型绞肉机（第4页）

从1969年夏天到1970年初的这几个月，斯皮尔伯格离开了制片厂，他试图筹集资金，拍摄一部16毫米的低成本独立电影。他后来说，如果当初如自己所愿，“我可能会先开始拍地下电影，像布赖恩·德·帕尔玛那样，在闯入电影界之前，先拍上9部电影”。但是一旦他成了一名专业的电影人，就没有回头路了。他懊恼地发现，自己甚至筹不到1000美元来拍部短片。

与此同时，斯皮尔伯格开始与其他编剧一起创作电影长片剧本。在经纪人的帮助和鼓励下，他在环球影业的非正式休假期间，开始接触其他制片厂的项目。虽然环球影业与斯皮尔伯格签的是独家合约，但麦达沃伊说：“我觉得如果我能找到人买下他，我就可以去环球影业把他租借给别家公司。我从没求过让希德同意。我想，史蒂文反正现在也没有活儿干，又何必让他们知道？”

斯皮尔伯格的经纪人迈克·麦达沃伊后来做过制片厂经理，他于1941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是俄裔犹太人，一家人居住在英租界内，又在1947年移民智利，并在10年后移民美国[9]。1963年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后，强势且博学的麦达沃伊以品位独特且成熟老练的特点而闻名。1968年，签下斯皮尔伯格的同时，麦达沃伊也签下了包括乔治·卢卡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约翰·米利厄斯、泰伦斯·马利克，迈克尔·里奇、菲利普·考夫曼、蒙特·赫尔曼，以及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等多位导演。他执掌的CMA签下的新客户们后来被统称为他的“68班”，而他本人则被斯皮尔伯格亲切地称为“沙皇”。

“一开始我们很亲近，”麦达沃伊回忆说，“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一起吃了很多花生酱三明治，搭讪相同的女人。好笑的是，我错得很离谱，我以为真正会成功应该是蒙特·赫尔曼、泰伦斯·马利克、约翰·米利厄斯、菲利普·考夫曼——我从没想过其他人会成功。我不确定史蒂文是否会成功。我承认他非常有才华，也很有抱负。但一开始，我认为他只会模仿和复制，不会原创。可他模仿并复制最好的部分，并最终成了原创者。”

然而，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因此却步，转而与一位年轻编剧克劳迪娅·索尔特合作，开始了另一个关于飞行电影的想法。两人也是通过麦达沃伊介绍相识的。《父子双雄》是第一部斯皮尔伯格署上名字的好莱坞故事片（斯皮尔伯格获得了“故事作者”的署名），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堪萨斯州乡村，讲述了巡回表演飞行员艾利（克里夫·罗伯逊饰）和其子罗杰（埃里克·谢伊饰）之间的纠葛。银幕上的父亲是一个醉酒、骂骂咧咧、病态的粗人，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父亲利用自己虚假的浪漫形象、时髦的飞行员身份，以及讨女人喜欢的特点饮酒寻欢，而他苦恼的12岁儿子则要照顾他沉迷酒色的需求、支付账单、可怜地与父亲的女人调情。在第一个场景中，艾利驾驶的飞机坠毁了，导致罗杰目睹了母亲的死亡；最终，艾利的男子气概**然无存，沮丧的他拒绝了罗杰爱的挽留，从飞机上一跃而下，留下罗杰成为孤儿。

虽然斯皮尔伯格否认这部片子是根据自己的故事改编，但《父子双雄》看起来是他试图弄明白年少时对男性气质模糊的认识，在情节上明显地颠倒了父亲和儿子的心理角色。这一离奇影片结合了斯皮尔伯格对飞行的着迷——他把飞行作为既令人兴奋又充满了危险的“逃离”的象征，和他作为电影人的另一个主题——不负责任的父亲形象。这是一个能引起他个人共鸣的主题，尽管是间接的，但也反映了他和父亲的不和。二战期间，斯皮尔伯格的父亲曾是B-25轰炸机的无线电操作员，这段经历让他对飞行产生了毕生兴趣。

1969年，斯皮尔伯格将剧本拿去给20世纪福克斯的总裁理查德·扎努克，当时扎努克是该公司的负责人，这是他担任总裁的最后一年。这是斯皮尔伯格第一次与扎努克相遇，后者离开福克斯后和大卫·布朗共同为环球制作了《横冲直撞大逃亡》和《大白鲨》。“我喜欢《父子双雄》的剧本，想买下它，”扎努克回忆说，“买下剧本的条件之一是斯皮尔伯格想要导演。我对他在CMA的经纪人说：‘那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他想要实现在大银幕的突破，是哪家公司都无所谓。可能性不大是因为我们的项目想找的都是经验丰富的一线导演。’他们说：‘好吧，你至少能见见他，考虑一下他吗？’”

扎努克同意看一看《夜间画廊》中斯皮尔伯格拍的那集，但他没有改变主意。然而，1970年1月6日，扎努克离开环球后不久，福克斯就宣布斯皮尔伯格将执导《父子双雄》，由乔·威赞担任制片人。拍摄定在中西部地区于那年夏天进行。业余飞行员、演员克里夫·罗伯逊曾与斯皮尔伯格和索尔特见面，也为剧本提供了灵感。但当制片人罗伯特·弗莱尔和詹姆斯·克莱森接手这个项目后，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计划泡汤了。弗莱尔对英国青年导演迈克尔·萨恩在福克斯翻拍戈尔·维达尔的《迈拉·布雷肯里奇》电影版中的糟糕表现感到震惊，并宣称：“我再也不要35岁以下的导演了!”

同年年初，斯皮尔伯格重返环球影业，继续执导电视剧集。《父子双雄》选定由约翰·厄曼执导，于1971年夏季投入拍摄。正如扎努克所说，它“果然是一部糟糕的电影”[13]。这部电影的最怪诞之处在于对阴暗主题的精神分裂式呈现，用活泼的视觉效果来掩盖痛苦，盲目地赞美巡回演出的浪漫。1973年春天，当福克斯终于推出了被推迟发行的《父子双雄》后，斯皮尔伯格公开控诉他的故事“被改编成了一部恶心的电影，他们应该把它烧掉”。

《好莱坞报道》的苏·卡梅隆在1971年4月采访斯皮尔伯格后写道：“斯皮尔伯格刚在其他制片厂有所动作，就被叫回了环球影业。”斯皮尔伯格后来声称事实并非如此：他受够了自由职业，恳求谢恩伯格让他回来。两种说法都有道理。谢恩伯格没有对他的未来失去信心，麦达沃伊也表示在斯皮尔伯格找到其他事做后，环球也“重新振作了起来”：“他们要求他回去拍电视剧。”但斯皮尔伯格非常渴望有份导演的工作。“我什么都愿意做。”他说。他还承诺他的摄影不会再那么前卫，同意“从鼻孔下方6寸拍摄而不是从地洞里拍摄”。

麦达沃伊强烈反对他的年轻签约人回归电视剧。“我对史蒂文说：‘听着，你该离开那里了。你不能受合约约束又回去拍电视。如果你要那样做，我就不做你的经纪人了。’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忠于希德。另外，我每周都能拿到一笔工资。’我说：‘你要相信我，我会让你拍电影，然后带你离开这里，因为这个地方不会拍出你想拍的那种电影。我去争取公司的同意。’而他说：‘我做不到。’我说：‘好吧，那你就得再找一个经纪人了。如果你要这么做，我将不再做你的经纪人了。’他说：‘你不能那样对我。’我说：‘我能。’”

“他对环球影业非常忠诚，这也是他一直待的地方。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为了安稳。在那一刻，史蒂文总觉得世界会从他的脚下崩塌。大多数有创造力的人都没有安全感，他心中更是怀有深切的不安。”

当斯皮尔伯格结束他的电视学徒生涯，他认为与环球公司7年合约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麦达沃伊最早得出这个结论：“我早告诉过他，甚至把我和他的关系都赌上了。这也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但归根结底，留在环球最终救了他，因为他最后导演了《大白鲨》。”

《安培林》的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在斯皮尔伯格早期做电视剧集导演时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他在环球电视所做的斗争从未得到足够的承认，”达维奥说，“因为他们想将他塑造成环球影业的电视导演，尽管他曾经坚决地说过他想拍电影，而且他对电视不感兴趣。但他们对斯皮尔伯格说：‘先拍点电视热热身。’当然，他们的目的是完全奴役他。”

“在那个时代，想从拍电视连续剧转行拍故事片极为困难。因为拍电视真的只是‘开拍，然后就能搞定’的流水线工作。还有位导演也差不多同时加入环球——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和那位导演开会时，他们总会提到史蒂文，仿佛他做错了事：‘他不会有好结果的。现在，如果你听我们的，你在这儿的事业会蒸蒸日上。’当然，事实刚好相反，因为史蒂文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不得不抗争。我说的‘抗争’是指在一定程度上，他真的需要随时准备辞职不干。他们会冲他吼，‘你在好莱坞永远再也找不到工作’之类的话。他奋起与之抗争，因为他不想陷入电视连续剧的泥沼。”

斯皮尔伯格回到环球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导演面向青少年的电视剧《维尔比医生》中的一集——《恶魔手势》，这部广受欢迎的新剧由资深演员罗伯特·杨主演。这集于1970年3月播出之后，斯皮尔伯格又为其他剧集导演了6集电视剧，于1971年1—9月间播出。按拍摄顺序，分别是《夜间画廊》的一集——平淡无奇的《让我大笑》，与戈德弗雷·坎布里奇合作[14]；两集《心理医生》；《游戏的名字》[15]（TheheGame）《欧文·马歇尔：法律顾问》各一集；还有《神探可伦坡》第一季的一集。虽然受挫连连，但斯皮尔伯格学会了制片厂那一套方法，可以在电视拍摄日程表的极大压力下高效工作。在学习职业导演应有的自信和手段时，他也越来越娴熟地利用电视连续剧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愿景，并推进自己未来的故事片导演事业。

做出片名“恶魔手势”的是一个十几岁的血友病患者拉里·贝罗（弗兰克·韦伯饰），他不顾母亲（玛莎·亨特饰）的过分保护，在维尔比医生的帮助下，决意参加一次高中的野外旅行。拉里也因为父母离婚深受创伤，“大半辈子都在悉心的看护中度过”，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努力表现正常，做一个正常人”。斯皮尔伯格对拉里的感受深有同感，他从韦伯身上激发出了带着巨大能量的表演，后者刚从凤凰城阿卡迪亚高中毕业。

在视觉层面上，《维尔比医生》是斯皮尔伯格最不华丽的电视剧。和大多数电视剧一样，《维尔比医生》往往显得“非常模式化，因为拍摄时间很紧”，该集制片经理马蒂·霍斯坦说，“但斯皮尔伯格的东西看起来有点不同，总会有一些额外的东西”。斯皮尔伯格喜欢用前后景之间极具张力的构图，来激化人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剧本中平淡的母子关系。在拍摄的第一天，导演在高中更衣室里拍了一个移动镜头，充分展现了导演标志性的对演员走位和摄影机移动的复杂编排。助理导演波士顿回忆：“他设计了一个可爱的、流畅的主镜头，把过肩镜头和特写都包含进去了，加上演员的瞬间动作，让摄影机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时间都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史蒂文就把摄影机交给摄影导演沃尔特·斯特伦奇，去调整灯光，我记得我还去问他是不是整晚都在研究那个镜头。他笑着说那是他灵光一现想出来的!”

“当然，他们都抓狂了，因为这是他第一天工作，到了11点连一个镜头都没拍好，”艾伦·达维奥回忆，“这个了不起的主镜头要用到变焦、移动摄影车和轨道，还要用到升降机，这些都要在一个长镜头里完成。他花了一整天来拍这个。拍完之后史蒂文说：‘好了，沃尔特，现在我要用18毫米（广角镜头）在钢琴边拍一个镜头。’沃尔特·斯特伦奇于是回答：‘孩子，拍这种剧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变焦镜头拆下来[16]。’史蒂文特别喜欢讲这个段子。”

一旦谢恩伯格开始给他安排定期任务，斯皮尔伯格在一段时间内便不再抱怨他与环球的合约。他告诉《好莱坞报道》：“环球公司改变了策略。多亏了詹宁斯·朗和内德·塔嫩这两位资深影视高管，他们不再将电影人看作威胁，而是视为资产。我知道希德刚到环球时，碰上了很多棘手的事务。他熬过了这些，还提出了不少好点子，他将为环球影业立下功劳。”

“在史蒂文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我是他的经纪人，”谢恩伯格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从《夜间画廊》到《大白鲨》。他的事业停滞了好几次，我必须让他重新开始。我曾经帮助过很多导演开启和发展他们的事业，但史蒂文的经历不同，因为我不仅要帮他拿到第一份工作，还需要帮他拿下很多工作。以至于很多人都在好奇：‘谢恩伯格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一定要用这个孩子？’”

与斯皮尔伯格签约后不久，谢恩伯格便开始推销，为一些电影公司的主管和全部宣发部门安排《安培林》的放映。“他们希望我们意识到，这个年轻电影人将会成为公司的重要财富，”当时经常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工作的公关人员奥林·波斯登回忆，“当然，我们印象深刻。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他是被选中的那个，是年轻的金童，是伟大导演的接班人。”从那以后，谢恩伯格为斯皮尔伯格找电视工作的过程便陷入了“销售和订购之间的某个阶段”，谢恩伯格自嘲地解释道。每个工作机会都取决于不同的制片人，而且不是每个制片人都有同等程度的自主权。

《游戏的名字》的监制理查德·欧文就是聘请斯皮尔伯格的人之一，他是女演员艾米·欧文的叔叔，斯皮尔伯格后来娶了艾米。1970年秋天，迪克·欧文正在为《洛杉矶2017》（LA2017）找导演，这是一集关于生态灾难的未来主义电视剧。谢恩伯格打包票地告诉他：“我这儿正好有个合适的人选，让史蒂文来吧。”

这部剧集的制片人迪恩·哈格罗夫在谢恩伯格的一次放映会上看过《安培林》。“我认为这部电影很有想象力，相对于他的年龄和资源，也很令人印象深刻。”哈格罗夫说，“但我并没有从这部电影中推断出这个人的全部才能。”欧文从谢恩伯格传了话之后，哈格罗夫看了粗剪的《平杆完赛》（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心理医生》中的一集）：克鲁·古拉格饰演一名即将死于癌症的职业高尔夫球手，琼·达林则饰演其悲痛的妻子。这集还未播出，就足以让哈格罗夫相信斯皮尔伯格的才华：“这一集看起来与众不同，虽然不是特别有异国情调，只是一部医疗剧。但即使在当时，他的作品中的一些特质已然清晰可辨，例如视觉效果和布景。他移动摄影机的方式和演员的走位也很独特。他拍的全景长镜头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我认为他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电影感，与其他所有导演都不同。”

然而，电视制片人本能地不愿在一个没有经验的导演身上冒险。正如林克解释的那样，“拍电视时，一天的进度是6到7页——这是马克·森内特[17]的效率。这不像拍电影，你能有600万美元预算，能像布莱恩·德·帕尔玛那样每天连一页都拍不完。电视业是娱乐界的‘盐矿’。钱永远不够，时间永远不够。对史蒂文来说，得到拍电视的工作不容易，因为他没有口碑。”

莱文森和林克在谢恩伯格和卢·沃瑟曼的陪同下观看了《安培林》的私人放映。林克认为那是“一部绝佳的‘镜头实验’电影。《安培林》运用了当时流行的电影技术，比如调焦，虽然后来被认为老套。但他不仅是一个非凡的天才，我的意思是，你从未见过一个孩子能拍出那样的片子”。但是，林克说，最终“让我和迪克相信那个孩子确实有些东西”的，是斯皮尔伯格之前说服过哈格罗夫的同一部作品的样片：《平杆完赛》的粗剪版本[18]。“然后我们还得向福克推销他，”莱文森回忆说，“当时人们都说斯皮尔伯格是个技术型导演，他很会操控摄影机，而不会指导演员。我们知道那不是事实，但我们必须说服彼得。”“彼得更想要和有经验的导演合作，而斯皮尔伯格不过是白纸一张，”林克补充道，“光有赞美之词还不能说服福克先生。彼得很聪明，很难蒙蔽他的眼睛。我们得给他看片子。我们给他看了克鲁·古拉格和琼·达林主演的那集《心理医生》，而他觉得还不错。”

即使在那之后，斯皮尔伯格还得克服另一个巨大障碍。他那集《神探可伦坡》（《书本谋杀案》）的摄影师是拉塞尔·L。麦蒂，曾为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摄了《斯巴达克斯》并获得了奥斯卡奖，并和奥逊·威尔斯合作过四部电影。与斯皮尔伯格见面后，麦蒂告诉制片人：“他还是个孩子!他是不是需要有牛奶和饼干的休息时间？他的尿布车会干扰我的发电机吗？”林克回忆道：“麦蒂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家伙，快要变成化石了——他总是把奥逊·威尔斯称作‘那孩子’。他当时已经60多岁了，而这还是个21岁的孩子（斯皮尔伯格当时实际24岁）——这不是代沟，而是代际间的大裂谷。”

但在拍摄过程中，林克说：“史蒂文常常会从片场打电话来说：‘过来一下。’我们说：‘史蒂文，我们还有6个剧要写要拍。你做得很好，每天的样片都很好。他还是会说：‘过来一下。’我们终于明白了，他是因为没人可以说话。他是片场上最小的人，换场的时候他会很孤独。我觉得在那些片场里，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聊天的人。我们会去片场，或者在我们自己屋里和他闲聊。”

同年夏天，斯皮尔伯格被聘请导演新一季的《欧文·马歇尔：法律顾问》中的一集。“我们被交给他了，”联合作者及执行故事顾问杰瑞·麦克尼里承认，“‘黑塔’想让他工作。我第一次感到他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制片人乔·爱泼斯坦告诉我他非常高兴斯皮尔伯格能来拍片，他只是个孩子，但他拍过《夜间画廊》《维尔比医生》，还有琼·达林参演的《心理医生》。我记得他没有胡子，我不是说他没留胡子，我是说他看上去太年轻了，还没长胡子。他看起来大概只有十五六岁。这真令人吃惊。我瞪大了眼睛：‘这就是导演!就是那孩子!’开工后我意识到，他不是那种脸上只有绒毛的孩子，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真正令人瞩目的是，这位天才很快就崭露头角。对于像谢恩伯格这样的人来说，给斯皮尔伯格一个机会，让他执导一部电视剧是一回事，让他在摄影棚里当明星做热身是另一回事。当时肯定有这种感觉。乔·爱泼斯坦说：‘我们得到了这个天才少年。’我想乔不是认真的——我想他不知道斯皮尔伯格究竟有多大能耐，但当时他们是那么说的。”

“电视基本由制片人说了算，”《游戏的名字》制片人迪恩·哈格罗夫说，“制片人对选角和剪辑有最终决定权。在电影中导演则是一切，但在电视业，导演更像是一名雇员。”即使斯皮尔伯格对小说家菲利普·怀利为《洛杉矶2017》所写的剧本进行重大修改，这位年轻导演“显然让这部剧反映出了自己的敏锐性”，哈格罗夫说，“他不仅把自己的想象力应用在这集电视剧的视觉效果上，而且还应用到了他使用视觉效果的方式上。这集电视剧有着一致的表演风格——较真实夸张一点，但又不虚假。史蒂文选角时精明极了——我们一起选的——他和演员们相处也很融洽。”

《洛杉矶2017》是斯皮尔伯格最具表现主义风格的电视作品，描绘了未来洛杉矶人不得不生活在污染严重的地下。这也让导演在营造出噩梦般的视觉效果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先于雷德利·斯科特在《银翼杀手》中呈现的启示录般的21世纪洛杉矶景象，斯皮尔伯格用红色和橙色的滤光镜，被火熏黑的卡拉巴斯地貌来表现南加州荒凉、荒芜的地表。他用蜿蜒的跟踪镜头穿梭于地下城生活区（在亥伯龙污水处理厂拍摄），一群狂热的、精心编排的演员构筑出炽烈而幽闭恐怖的人间地狱。故事主线是相当标准的科幻情节剧，一群反抗者试图推翻法西斯统治阶级，他们的首领是温和的巴里·苏利文（整个事件最后被证明是剧集主角金·巴里的一场幻觉），斯皮尔伯格没有使用过分的语言修辞，便表达了自己对环境污染的观点。仅有37。5万美元的预算和12天的拍摄计划，可斯皮尔伯格建构出如此壮观的未来主义景象，这种能力尤其引人注目。而成片的时长与他为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长片相当。在环球实行的“四合一”播放政策下，四个系列节目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台轮流播出，留给《游戏的名字》的时间段为90分钟，除去广告时间，还剩74分钟时间来讲述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