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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主流且独立（第2页）

最终使梦工厂在艺术上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是2001年5月上映的动画电影《怪物史莱克》。这部风格独特的童话故事的主人公是中世纪王国里得了相思病的食人怪物（麦克·梅尔斯配音），这部影片的票房大卖，全球总票房高达4。55亿美元。《怪物史莱克》代表了卡岑伯格对迪士尼的宣战，也证明了他有能力对抗迪士尼之前在动画电影领域的垄断。这部电影致使一系列利润丰厚的续集接连出现，《怪物史莱克2》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一部，全球票房达到惊人的8。8亿美元，超越了迪士尼1994年出品的《狮子王》，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动画电影。

卡岑伯格在《怪物史莱克》的故事情节中加入了一系列对迪士尼尖刻的嘲弄，让这部新系列动画的胜利格外甜蜜。电影开场就是怪物把一本故事书扔进马桶的插科打诨，充满了嘲弄迪斯尼童话故事的趣味。而最有趣的莫过于法尔奎德领主的城堡看起来非常像迪士尼乐园中的标志建筑睡美人城堡，还有门票销售点并对外来人群进行严格控制，这名傲慢统治者的外在形象和卡岑伯格在迪士尼的劲敌迈克尔·艾斯纳几乎一模一样。丽扎·施瓦茨鲍姆在《娱乐周刊》上评价《怪物史莱克》是“一次宫廷政变，是反抗的呐喊，标志着梦工厂的成熟，象征着这家后起之秀制片厂引领潮流的技术与肆无忌惮的反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梦工厂在真人电影领域的收入起伏不定，勉强收支平衡。新公司中发展最繁荣、风格最独特的是动画部门，斯皮尔伯格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精力充沛的卡岑伯格全心全意地投入创作，向世人展现了电影制片厂的主管如何把个人风格注入到公司的产品中。而斯皮尔伯格并未完全投入真人电影的管理，他同监制沃尔特·帕克斯与劳里·麦克唐纳合作监制的许多平庸作品也让梦工厂的整体生存能力成了问题。

1999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去世，美国导演公会召集好莱坞中的成员为其举行了追悼仪式。斯皮尔伯格回忆起他和这位隐居导演之间长久的友谊。大多数观众并不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出于对库布里克隐私的尊重，斯皮尔伯格此前从未公开谈论过他们之间的友谊。

他们于1979年在英格兰伯翰姆伍德的索恩-百代电影制片厂相识，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在那里检查他计划用于拍摄《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的录音台，库布里克也在那里为自己的电影《闪灵》搭建布景。据斯皮尔伯格回忆：“那里有个邋遢的小个子男人，留着浓密的胡子，穿着不合身的裤子，毛衣至少大了两个尺码，趿着家里的拖鞋在附近乱跑。”他手里拿着小小的潜望式取景器，这是他刚刚发明的东西。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嘿，你想看看我搭建的场景吗？’这就是斯坦利。他看过我的电影，所以知道我是谁，但我们没有正式握手。他立马把取景器递给我，让我往里看，并告诉他的取景角度。他还用硬纸板剪出了一些小型的人物模型，然后他说，‘我就是这么规划镜头的。’之后他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吃饭。”

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只见过11次面，而且都是在库布里克位于英国乡下僻静的家中，但他们有过多次电话交谈（库布里克经常给斯皮尔伯格打接听方付费的电话）。在电话交谈中，这位年长的导演向斯皮尔伯格询问技术信息，还就电影制作的各个方面交换想法。库布里克想要讨论其他人的电影，以及为什么有些电影能够取得票房成功（斯皮尔伯格会说：“斯坦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电影成功而有的不能。”）。库布里克总喜欢开斯皮尔伯格的玩笑，他们也会谈论孩子和私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但多年来，库布里克从不和斯皮尔伯格谈论自己的电影项目。“这是一条单行道，”斯皮尔伯格承认，“我会告诉斯坦利我在做什么，而他永远不会告诉我他在做什么。斯坦利是个精明的调查员，他会把你所有他认为有吸引力的知识都榨干。”库布里克对于如何在拍摄期间避免公众舆论很有心得，根据斯皮尔伯格的回忆，库布里克曾告诉他：“永远不要明确地陈述电影主题或电影意义，因为那样该主题会变成唯一被记住的主题。在这一点上我听他的!”这些年来，库布里成为斯皮尔伯格的另一位代理父亲，“他是我服务过的最棒的导师”。在美国导演工会为库布里克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斯皮尔伯格还打趣地说库布里克甚至让他在卧室里安装一台传真机，以便他们在休息时间秘密交流，而最后凯特实在不愿意和《奇爱博士》的制作人分享他们的私人时间，所以拒绝了这一请求。

1985年的一天，斯皮尔伯格很惊讶，库布里克会拿他的电影计划向自己征求意见。库布里克一直在开发一部有关未来世界的电影，这个世界的人掌握了人工智能工具，造出了机器人孩子和奴仆来满足人们的生理与情感需求。这个项目根据布里安·阿尔迪斯1969年的短篇小说《玩转整个夏天的超级玩具》（SuperToysLastAllSummerLong）改编，“从1982年就开始筹备了”。而后，在与阿尔迪斯共同创作剧本的尝试失败后，库布里克与伊恩·沃森合作开发了90页的脚本，并与漫画家克里斯·贝克（又名方格利亚）合作开发了1500张场景插图。其他与库布里克合作的剧作家包括鲍勃·肖、阿瑟·C。克拉克，还有萨拉·梅特兰。库布里克在影片中融合了卡罗·克洛迪1883年的著作《木偶奇遇记》中的元素，把科幻电影改编为现代童话，使阿尔迪斯非常失望（很明显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也参考了《木偶奇遇记》，《第三类接触》借用了迪士尼的经典动画《木偶奇遇记》中的插曲《当你向星星许愿》，《E。T。外星人》中，《木偶奇遇记》的影响也随处可见）。童话故事中，木偶制作师让一名寻找真爱的木偶男孩活了过来，而代表母亲形象的蓝仙女（迪士尼电影版中科洛迪小镇上那名蓝绿色头发的仙女）将这名木偶男孩变成了真正的男孩。而与之相对的是，在《人工智能》中，机器人小男孩对母亲过度依恋，令人感到残酷和心碎。在与库布里克初次交谈后，阿尔迪斯在他的原始故事副本上写道：“我知道斯坦利·库布里克总想着匹诺曹。他想把大卫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这怎么可能？!”作者后来意识到，“这个小男孩无法取悦母亲，打动了斯坦利的心”，也道出了斯皮尔伯格的心声。萨拉·梅特兰说，库布里克“从来没有把这部电影叫作《人工智能》，他总是称其为《匹诺曹》。”

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库布里克发现自己深受电影技术限制的困扰，当时把一个机器人男孩搬上银幕十分困难。他一度考虑邀请《侏罗纪公园》里的约瑟夫·梅泽罗加入团队，但他意识到，在他一贯缓慢的拍摄过程中，也许童星会长大太多，而难以保持人物形象的连续性。库布里克的妹夫该片的监制简·哈兰说，库布里克甚至以他的侄子为原型打造了一个现实大小的机械小男孩，但那个实验就是“一场灾难”。《侏罗纪公园》中运用CGI动画将恐龙变得栩栩如生，使库布里克相信他也能用相同方式创造一个机器人小男孩形象。他与丹尼斯·穆伦和其他曾在乔治·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公司特效部门为斯皮尔伯格电影工作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头脑风暴。但是，1994年，库布里克亲自约见斯皮尔伯格，建议由斯皮尔伯格执导这部电影，而自己担任制片。库布里克对斯皮尔伯格说：“你处理这种题材要比我敏锐多了。”

这句话含糊其辞，既有褒奖，也有批评。库布里克的作品常因冷漠和厌世而受到批评，他是否认为斯皮尔伯格是一个更温暖、对人性更宽容的电影人？或者他认为斯皮尔伯格的多愁善感是这部作品所需要的，是库布里克个人品位和气质所没有的维度？在评价斯皮尔伯格从库布里克那里接手的杰作《人工智能》时，这些问题同样难以厘清。而答案则建立在两位艺术家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如何促使这部非凡电影中不同元素的融合。但是这种对斯皮尔伯格不利的批判性讨论，往往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模糊了两位电影人之间互补的特性。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人们总装作了解斯坦利·库布里克，装作了解我，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最好笑的是人们认为《人工智能》中属于斯坦利的创意其实都是我的，而《人工智能》中被指责太过甜腻、柔情、感性的部分都是斯坦利的意思。”

2009年，哈兰和简·M。斯特拉瑟斯编辑了一本关于这部电影漫长开发过程的书，这本书主要留待电影上映时让斯皮尔伯格来描述自己的优势。哈兰在书中的评论为斯皮尔伯格和库布里克双方的合作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库布里克会怎么评价斯皮尔伯格的版本？’他会为此感到骄傲的。对于一部需要吸引广大家庭观众的昂贵电影来说，斯坦利的版本太黑暗、太犬儒了。史蒂文有能力在不改变实质内容的情况下让基调更加明亮。”然而，正如书中所展示的贝克的许多概念图以及来自库布里克及其编剧们的笔记，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内容都直接来源于库布里克的计划，而斯皮尔伯格版本的基调也并不轻松。太过黑暗的《人工智能》对广大的家庭观众几乎没有吸引力。

库布里克最终让步于实际问题而将导演的任务交给斯皮尔伯格，根据哈兰所说：“库布里克知道史蒂文对于此类故事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拍摄，因此，史蒂文可以在电影中启用真人小男孩。”库布里克曾提出与斯皮尔伯格共同指导此片，斯皮尔伯格认真考虑过这一建议，但他在给哈兰的书作序时写道：“虽然我很荣幸，但我仍鼓励库布里克亲自执导《人工智能》，哪怕他希望更保守。我们共同为这部电影做了好几年准备工作，一直在探讨究竟该由谁来执导。”

斯皮尔伯格最后“退缩了”，表面上是因为他觉得创造未来世界太困难了，但更有可能是因为这名自称“控制狂”的导演害怕和导师直接合作。这个项目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直到库布里克去世后，哈兰和库布里克的遗孀克里斯蒂安找到华纳兄弟影业，提出让斯皮尔伯格执导该片。这一次斯皮尔伯格同意了。虽然库布里克缺席的情况下，斯皮尔伯格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但斯皮尔伯格承认自己仍“无法抑制地敬仰库布里克”，遵循了库布里克的戏剧手法和视觉方案，尽可能地忠实于库布里克的设想，“我觉得我像是在被一个幽灵指引着!”

斯皮尔伯格与年长导演的关系有时会反映出俄狄浦斯式的对抗（在他与大卫·里恩和奥逊·威尔斯的关系中有所体现），但他在《人工智能》中的工作并未被“影响的焦虑”所困扰。相反，这部电影罕见地融合了两大导演的观点，与此同时，据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所说，更是一部“斯皮尔伯格深刻的个人作品”，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他与库布里克关注着彼此都感兴趣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一直被广泛误解。

其实斯皮尔伯格并非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般多愁善感。事实上，比如在《太阳帝国》中，斯皮尔伯格描绘了一名走失的男孩在战争时期锻炼出的生存技能，充分表明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涉及的是真实情感而不是多愁善感，立意远高于大多数当代导演，对于生活中最痛苦的各个方面，他从不回避。《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类在悲惨环境中历经苦难的主题越来越突显。或许也因为他不再那么在意讨好观众，他后来的作品，比如《少数派报告》与《世界之战》，都表现出了冷淡的风格，类似库布里克对人类弱点的清晰而尖锐的冷眼旁观。

《人工智能》中异常忧郁的情绪，可能受到了斯皮尔伯格2000年2月在电影的前期制作中遭遇的健康危机的影响，这种忧郁情绪让观众非常吃惊，并直接导致了许多观众对影片的抵触。一次常规体检发现了斯皮尔伯格的肾脏“出了毛病”，他在洛杉矶的西达赛奈医疗中心被泌尿肿瘤学专家斯图尔特·霍尔顿医生摘除了肾脏。到现在为止也没人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医生都不愿说明他的肾脏是否已经癌变），但对53岁的斯皮尔伯格来说，这是首要严重的问题。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必然会影响艺术家的作品。斯皮尔伯格已经到了《夺宝奇兵4：水晶骷髅王国》中主持牧师所说的年纪——“生命已经停止给予我们东西，并开始慢慢夺走它们了”。

“在设想比人类更智能的计算机时，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出现了，”库布里克观察到，“那就是在什么程度上机器智能应该得到与生物智能同等的关爱……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自己，在哪些方面生物智能比机器智能更加神圣，而你想要盲目恭维生物智能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在《人工智能》备受讽刺但精彩绝伦的结尾中，机器人男孩大卫（由海利·乔·奥斯蒙精彩出演）幻想着和“妈妈”莫妮卡（弗朗西斯·奥康纳饰演）度过最后一天，并找到了他一直试图从妈妈那里得到的爱。这个结局，和《2001太空漫游》的结局一样有着同样复杂的基调，结合了愿望的实现和毁灭，都存在于幻想的维度之中。而在《人工智能》的结局，纽约被全球变暖引起的洪水淹没，预示着人类的灭亡。部分观众对这一结局表示恼怒，毫无疑问，因为影片体现了对人类未来的悲观看法，而很多观众都认为这样的结尾是多愁善感并没有必要的，但它恰恰是电影所叙述的核心。怀有敌意的观众要么从根本上误解了结局中更黑暗的讽刺，要么是对他们所感受到的感到恐惧。正如库布里克在为此片写下的笔记中所记录的那样，“大卫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这是不可能的，可他成功地把莫妮卡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斯皮尔伯格理解库布里克作品和性格中隐藏的人文主义冲动：“这展现了斯坦利不为人知的一面，非常情绪化和孤独的那一面。”任何认为这个结局伤感而幸福的观众都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件事仅仅发生在想象中，此外，再次见到母亲，为了感受那短暂幸福时刻付出的代价是牺牲母子二人的性命。而这段情节引出了影片中心矛盾，即影片的最终结论：这个机器人男孩才真正承载着人类的情感，冷酷无情的反倒是他的父母和他遇见的其他人类。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孩是最后幸存的人类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的使者），这样的讽刺既感人又令人心寒。

尽管斯皮尔伯格想尽可能忠于另一个人的视角，但《人工智能》还是体现出斯皮尔伯格个人最深切的关注与痴迷。斯皮尔伯格出乎意料地亲自根据沃森的银幕故事创作剧本（斯皮尔伯格上一部独自署名编剧的电影是《第三类接触》，尽管该电影的剧本也是合作完成的）。斯皮尔伯格对库布里克的忠诚有些夸张，以此表明他对人们不愿意承认他具有同样黑暗和成熟的情感感到失望。他评论道：“事实上，《人工智能》中最温馨的部分才是斯坦利的主张，而不是我。”这种评论是标榜同样艺术主张的另一种方式，尽管斯皮尔伯格用这种方式来形容电影的开头和结尾有些奇怪，因为影片在这两处将“温馨”的场景处理得恰到好处。依照库布里克的构思和这位已故电影人为该电影设计的大部分视觉和戏剧效果，不是斯皮尔伯格的谦逊行为，而是在引导自己感受并表达出内心深处对人类局限性的悲伤与愤怒。《人工智能》是表现父母的忽视最令人痛苦的电影之一。斯皮尔伯格喜欢塑造不负责任的父母角色，因而设计了莫妮卡将孩子遗弃在森林中令人断肠的一幕，仿佛她丢弃的是一条不再喜欢的狗，这一场面令观众无比痛心，让人想起迪士尼动画《小鹿斑比》中，母鹿在白雪覆盖的草地上死去那恐怖的童话场景。因此，观众会因为震惊和愤怒而不敢去看这部电影。

随着斯皮尔伯格与父亲的和解以及《拯救大兵瑞恩》的拍摄，不负责任的父亲主题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中逐渐淡化。《人工智能》最强烈地回归了他之前对不负责任母亲形象的强调。这一形象在斯皮尔伯格非常黑暗的早期作品《横冲直撞大逃亡》中令人印象深刻，又在包括《第三类接触》《太阳帝国》等其他作品中再次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中的父亲一角（山姆·罗巴兹饰演）甚至更加无情，正是他想要报废那麻烦的机器人男孩，才导致这位母亲不顾一切地想要保住男孩的生命，代价是让男孩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生自灭。也许是斯皮尔伯格对自己的父母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父母的离婚双方都有责任，才将自己对父母的责怪表现在了《人工智能》当中。

斯皮尔伯格称：“电影中最黑暗的部分都是由我设计的，包括机器屠宰场和其他黑暗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库布里克一开始就想让我来导演这部电影。”尽管如此，此前曾帮助库布里克构想《人工智能》并且和斯皮尔伯格在这部电影上有过合作的克里斯·贝克坦言：“屠宰场的设计从最初我与斯坦利的构想到最终在银幕上的呈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贝克的图稿证明了这一说法的准确性。）斯皮尔伯格夸大了自己在机器屠宰场构思过程中的角色，又一次暴露了他的自我认识和针对影评人的防御姿态。但斯皮尔伯格的感性的一面也在机器屠宰场的部分得到了体现。机器屠宰场是对未来大屠杀的隐喻，其中“器官”（as，人类）通过暴力杀死不需要的“机械”（mechas，机器人）自娱自乐。这种对人类腐败的展现令人震惊，将撞车比赛的概念[7]上升到了种族灭绝的层面。同样是犹太人的库布里克在构思《人工智能》时就想到了大屠杀，并一直在计划拍摄一部有关大屠杀的电影《雅利安报告》（AryanPapers），但当他看到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这一主题的出色处理后，库布里克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据报道称放弃的原因还因为大屠杀主题让他极度抑郁）。但在机器屠宰场的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斯皮尔伯格是如何生动地运用他的天赋来刻画人类的残暴。在《辛德勒的名单》重现了战争和大屠杀的恐怖之后，斯皮尔伯格以类似的方式来表现《人工智能》的科幻背景下，机器人在人类手中所经历的情感和身体上的暴行。

如果说想象机器人比人类拥有更高级的情感是感性的，那也是库布里克和斯皮尔伯格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给观众带来的挑战。这部影片让我们思考：“人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比其他生物优越？我们应该对人工智能持什么态度？人工智能究竟是恩赐还是诅咒？”机器人男孩的制造者是霍比教授（威廉·赫特饰）。霍比这个名字是斯皮尔伯格为对库布里克本人致敬开的圈内玩笑，因为库布里克称自己的制片公司为霍比电影公司（库布里克原计划将这个角色取名为尼科尔斯教授）。霍比教授本是一位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鲁莽的科学怪人，但他以自己死去的儿子为原型制造的机器人男孩成了人类情感最后的遗存。作为一名电影人，斯皮尔伯格在娱乐和启迪观众的几十年里累积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这一影响力。2001年夏天，他要求《人工智能》的观众通过影片去思考人类自我毁灭的问题，并谴责影片中人类无情地虐待自己创造的生物的行为。斯皮尔伯格整个职业生涯中对成人残忍对待儿童和家庭失调的担忧在《人工智能》扩大为对整个世界的担忧。他拍出的画面并不美好，但也不算完全绝望。理查德·施克尔2007年的纪录片《斯皮尔伯格论斯皮尔伯格》（SpielbergonSpielberg）中，斯皮尔伯格说他的目的是“质问前来观看《人工智能》的观众，人类有知觉的行为和玩偶的行为有什么区别？你的道德判断倾向于哪一方？如何看待那些外表和行为举止都和我们一样的生物？我认为很多人被这个问题激怒了。”

自《辛德勒的名单》以来，斯皮尔伯格作品中的黑暗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情绪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持续，在《人工智能》中加以深化，2001年9月11日，纽约、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这种阴郁呈现出新的紧迫感，因为这位导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处理的是美国国内令人胆寒的新氛围。《人工智能》首映后仅仅两个半月，便发生了“9·11”事件，片中正好有镜头描绘了被毁坏的纽约天际线，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从海面探出头来。“9·11”事件过后，公众和行业内部都向影片的制作者施压，要求剪掉影片中有关双子塔的镜头。然而斯皮尔伯格令人钦佩地拒绝参与这些虚假的爱国主义把戏，并在后续发行的家庭录像带版本中保留了双子塔的镜头。在其2005年的电影《慕尼黑》片尾，仍然展示了双子塔，这一做法明确地象征着他对这场灾难给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人生活方式带来影响的关注。

[1]　房间里的大象（Aintheroom），英语习语，比喻一个明显的问题或没人愿意讨论的风险。——译者注

[2]　杰里·布朗（JerryBrown），美国政治家，两任加州州长。1975—1983年曾担任加州州长，其间政绩卓著。2011—2019年再次任职加州州长。——编者注

[3]　约翰尼·爱德华兹（JohnEdwards），美国民主党前参议员（1999—2005），2004年民主党美国副总统选举候选人，在角逐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期间宣布退出总统竞选。——译者注

[5]　阿尔·乔尔森（AlJolson），美国歌唱家、表演家，20世纪初期百老汇舞台和后来银幕上最著名的歌星和演员之一，有较为严重的秃头问题。——译者注

[6]　维尔·鲁东（ValLewton），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的B级恐怖片制片人，为雷电华公司制作了11部电影，他的电影通常投资很少并且有个骇人听闻的片名。——译者注

[7]　参赛者各自驾驶旧车互撞，最后一辆未被撞毁的车获胜，这里指人类将废旧机器人随意摧毁。——编者注

[8]　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是摩押平原五城中的两个，因耽溺男色而**、不忌讳同性性行为，最后都被耶和华下令毁灭。——译者注

[9]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Astaire），美国电影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演出生涯长达76年，共参与31部歌舞剧的演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