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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2页）

工作室团队两次赴毛里求斯，遍访毛国总统总理及各部大臣。在深入考察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境外合作区发展规律后递交的毛里求斯天利经贸合作区发展战略得到从毛里求斯朝野到中国商务部以及天利集团的高度认同。毛里求斯政府从这个被誉为打造“中国首家海外经济特区”的宏伟计划中看到了成为“非洲新加坡”的希望。2009年2月，胡锦涛主席将亚非五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放在毛里求斯。在会晤中，毛总统总理多次提到合作区。会后在发展中毛关系的五点建议中，胡主席明确指出加强发展经济贸易合作区，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全力支持。

再比如东南亚，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西南是闭塞的边陲；但是以全球化的眼光，尤其是区域一体化的眼光来看，西南则是前哨。如果我们的目光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将会发现中国并非只是东面临海的大陆国家，不拘泥于国界局限来看的话，西南是通往另一海洋的出口。今天东南亚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美国高调回归，缅甸、泰国的动**，都给这一区域带来不确定的因素。这一区域对于我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除了国家层面加强合作与沟通之外，有没有一些操作层面的抓手可以成为战略的地方，能够将合作落到实处，让联系更为紧密。

四年前，在做西双版纳战略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沿着昆曼大通道，南下老缅泰，认识到西双版纳的价值在于打通国内国外两个扇面，由此确定了“金三角枢纽、湄公河明珠”的战略定位。版纳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深耕版纳的企业也做得风生水起，不仅成为这一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者，甚至参与到老挝国家经济特区的开发之中。

三年前，我们参与广西北海、钦州以及崇左的城市发展战略，深入河内、西贡，沿着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深入考察越南，体会世界产业转移的又一波浪潮，梳理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过程中，在北部湾战略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城市应该所应该选择的发展路径。

2011年末，受到中工国际的邀请，我们又深入老挝首都万象，参与到为2012年亚欧首脑峰会所打造的国际中心项目中去。作为一家走出去多年的企业，中工在海外完成了众多的工程项目，承担了大量国家援助的任务，也与对象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时刻，中工希望探索出一条从单纯工程向复合投资转变的道路，整合国家资源，将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以及相关优惠政策整合到一起，为央企走出去探索一种新的模式。

放眼向洋看世界，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鼓舞下，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个体走出去，就像一支庞大的船队，有万吨巨轮，也有小帆板，他们的出发点不同，目标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有没有可能在一些先行者的带领下，形成一只只具有战斗力的舰队，让中国走出去走得更远更好。我们试图用亲身的经历、真实的案例来做出回答，这些仍然在探索中的答案，并不一定完善，却无比鲜活。

把目光拉回到国内，同样面临关键的转折。全球化初期中国以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嵌入全球体系，成为世界工厂。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这一基础正在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嵌入全球产业链低端的时候，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就因为成本的上升要被迫往高端走，无论日本，还是韩国或者台湾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由于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不断地从内地往沿海迁徙，一拨人走了有来一拨人，竟然将这一劳动力优势保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今天这个低成本终于不复存在：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使得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不再唾手可得，新一代的农民工子弟不愿意从事父辈的工作；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成本，今天在什邡、启东等很多地方爆发的矛盾正是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再认为经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还有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低成本的土地也不多了。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低迷伴随着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生。全球经济形式的恶化使得各种类型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而新的技术又将改变全球分工体系，制造业有回流本土靠近消费市场的趋势。这一切都在倒逼中国进行升级和转型。

首当其冲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过去三十年中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家、个体创业者作为微观经济运行的主体，走出了一条涓涓细流汇成江河的壮丽诗篇。如今，由民营企业创造的生产总值已经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而民营企业所解决的就业更是高达80%以上，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今天后发优势正在消失，简单的发展模式就能带来快速增长的奇迹难再，不升级难以继续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当年那一批为改变命运而奋勇前行的创业一代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功成名就，当最初的目标已经实现之后，企业做下去的动力在哪里？当财富的增长与幸福感的增加并不成正比的时候，做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在日益严峻的外部竞争环境和逐渐消磨的创业**双重夹击之下，众多企业家陷入内心的焦灼之中。除了一小部分明星企业家之外，大量多半从事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家缺少主流社会的关注和认同，他们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有了傲人的财富，却因为缺少精神的皈依而倍感困惑。他们涌向商学院，但这样的问题不是商学院能够回答；他们拜倒在各路神仙之下，但飘渺的宗教目标仍然难以解决此世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以这个群体为对象的培训行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生长起来。

思八达是这一培训行业的代表。在众多培训机构专注于技能培训的时候，思八达发现这些企业家精神领域的困惑。专注于心灵辅导的智慧系列课程受到众多中小企业家的追捧。由于缺乏终极目标，企业家对于经营企业缺乏坚定的信仰，当企业只是实现财富的手段之一，那么什么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就成为众人追求的对象。而一旦大势走低，他也缺乏深入研究，挖掘市场空缺的耐心和毅力。对于这样的企业家来说，即使财富仍在积聚，地位依旧隆盛，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变老。而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临，他的反应也开始迟缓。

中国的草根企业家们在真正实现从小草成长成为大树的目标之前，势必面临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拷问：做企业的真正动力在哪里？这如同一个世纪以前韦伯的命题。西方中世纪之前，对于工商从业者的蔑视也与东方无异。正是宗教改革把上帝的天命与此世的追求相结合，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重构。

这一群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真问题是什么，如何引导这一群体，如何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与困惑，不仅对于他们很重要，对于他们的企业能否真正成长壮大也很重要，甚至往远了说，这样一批民营经济的主体能否完成一次蜕变，从无意识的拼搏奋斗到有意识的理想追求，对于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国富民强，可持续发展也很重要。也正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工作室与思八达的合作，以及与思八达所凝聚起来的这个群体的合作也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还有产业园区的转型。高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二十多年来在带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其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政策驱动阶段，以税收、土地等优惠吸引国内外企业入驻；土地驱动阶段，主要通过土地配比、城市配套建设等吸引和支持企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前两个驱动源的能量即将释放完全，高新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驱动自身并推动城市的发展？

大庆高新区可能会成为高新科技园区探索新发展路径的一个代表。它的特殊意义不在于它的体量，而是因为它的思路和模式——真正通过高新区的战略找到与城市战略的结合点，从高新区整体战略到产业推进策略，从经开区战略再到企业孵化战略，完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演进的过程。在完成整体战略和产业推进战略之后，大庆高新区再委托工作室和长城战略研究所完成100家重点企业的发展战略调查和发展策略建议。希望通过探索一条从传统的“送政策、送土地”到“送智慧、送战略”的创新道路，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推动企业跨越式成长，从而培育和孵化出一批国家级、世界级企业，为大庆转型提供动力引擎，为中国城市发展探索新的模式。这不仅是大庆高新区的创举，在全国高新区发展史上也极具创新性。这种发展理念和支持模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国家科技部等各方的高度关注。

……

今天中国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在如此短促的时期内发生，这是在稳定发展时期内的观察者难以想象的丰富体验，也爆发出对于战略的巨大需求。感谢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面对一个个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时代命题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机会频生而又扑朔迷离的时代里，如果不借助科学的方法，人们的认识往往会陷入迷途。

时代在呼唤更多的战略研究机构。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与世界更深度的交锋势必催生更多战略研究机构，而中国未来的发展要走得更合理，更少弯路无疑也离不开更多的战略研究机构的工作。

迎接战略时代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想起那位跟我讲兰德的朋友，今天的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未来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战略研究机构？

今天中国的准战略思想库主要有三种类，其一是政府主导的思想库，例如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二是大学主导的思想库，例如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其三，还有一些企业自己的战略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有各自的优缺点。比如政府在政策研究方面经验丰富，但是立场决定了他会受到领导的影响；学校在理论研究上功底深厚，但是在实践经验上的缺乏却使得其解决方案往往缺乏操作性；还有企业的研究，应该来说在专业领域上是有广阔的前景，但是目前还没有多少企业能够真正组建自己的战略研究机构。

未来中国需要需要能够在这几个领域之间能够打通的战略机构。用工作室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纵横官、产、学，打通学、术、道”。这句话的口气听起来很大，但确实是一个合格的战略咨询机构对自己的要求。

术是实践，也就是知其然，解决客户需要的;学是理论，也就是知其所以然，解决客观上可能的。在实际工作中学重要还是术重要是很难说的。我们策划可能从“学”开始，也可能从“术”开始。但是真正困难的就是在学与术之间形成互动，也就是道的过程。我们自身的探索首先是从学到术，作为曾经传统体制之中的知识分子，我带领团队去经受产业领域中市场的考验，复合地产、大盘地产、城市运营商这些理论对企业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当我们把这些时间变成《大盘时代》、《城市中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在向着学的回归，今天工作室已经对市县政府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对省级政府的影响也已经开始。再下一个十年，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法、研究模式、重要理论，有自己的专著，就像《国家竞争优势》，成为世界研究中国和中国研究世界的理论武器和现实案例。

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空洞的理论，实践若不以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工作室的“道”就是在学与术之间起舞，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穿梭。这对于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合格的策划人，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理论，由理论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成熟。一个合格的战略机构也要经历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和现实检验才能够承担起战略研究的使命。

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战略思想库，一定会带有东方智慧思维的特征，也一定会与中国发展的阶段和实际相结合，提出可以实现的发展路径。

在东西方思维的对比中，通常会认为西方思维是分类式，而东方智慧是综合的。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分类的好处在于可以条分缕析，不断细分，不断专业化；而东方的往往看起来是整体的，笼统的。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正在发生转变，正在重新认识系统的、综合的方法的价值。

这正是工作室独到的地方。曾经在与国外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对方往往在交流的时候感慨，他们既得益于强大的数据库，也受制于数据库。有些创新的思路也很难得到系统的支持，因为这种综合分析各种信息之后的突破和高屋建瓴在数据上，在模型上不一定能得到验证。而正是这种“穿越魔方”的工作方法使得工作室攻克了不少常规方式难以解决难题，成为我们屡试不爽，于没有路的地方开出路来的“秘密武器”。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更多是从经济体量上而言的，未来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贡献更多的思路和思想，才能无愧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积淀。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已成为西方各个思想库的必修课，对于数百年西风东渐的中国来说，重估自身思想的价值，并以此作为全球竞争的支点则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命题。

放眼未来，前方的道路还很长。战略的研究和制定是一个发现规律的过程，更是一个承认规律的过程。发现规律并不容易，而承认规律则更难。有的时候并不是不懂，而是因为“屁股指挥脑袋”，不愿意承认。这无疑会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只有完成这一变革，中国才会更具竞争力。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不少政府和决策机构认识到原有决策方式的局限，而开始了新决策方式的探索。其中就包括尊重市场的力量，尊重科学的方法，至少按照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和发现规律。毋庸讳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开明决策者的存在，我们作为一个来自市场的战略咨询机构，才有可能参与到许多城市与区域乃至国家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之中去。

过去十几年里，我们不断地把实践总结出来，贡献给大家。很多人也在关心我们这两年又有哪些方面的探索。一个机构能力再大所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而今天中国需要以一种科学的方法、合理的战略思维去处理的问题太多。因此我们一直试图把我们的探索和方法和盘托出，希望能够对于别人有所启发。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也是基于这样的目的。相比起来，这本书与之前的书籍有所不同：其一是时间上的跨度：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总量突飞猛进，一批企业从几千万到几十亿几百亿的规模，一批城市从偏安一隅走向世界级城市，从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些规律；其二是领域上的跨度，它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城市，而是涉及六大领域：国家战略、地产战略、城市战略、区域战略、产业战略以及企业战略。这六大领域如同一个六面体，每一个战略的制定，都需要在这个六面空间中碰撞，最后才能得到一个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战略，跟六面之间已经形成牵丝挂网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坐标系，而是多维坐标。每一个面的内容都与其它面的战略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同领域之间的穿越才拓展了原来的视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战略时代。它呼唤决断的勇气，同时也需要科学的方法。无论如何，未来中国向何处去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也需要有更新的思路与方法去发现突破性的解决之道。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家战略咨询机构孜孜以求的目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探索，通过把这一过程中的思考与收获跟大家分享，来对更大范围内的发展有所帮助。如果真的或多或少能够有助于此，那么也就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所给予我们的诸多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