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考
不管藏书多么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我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胸中的知识如何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考、咀嚼消化,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我们若将所学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真理互相比较。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求上进,不断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回事了,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扇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刺激它,并且持之以衡、不可懈怠。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产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这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提供了一些数据和情绪而已。
所以,一天到晚沉浸在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消失殆尽,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大都没有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不能成功,正是因为一味死读书的关系。这类人正如蒲柏[1]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地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能把书本当作“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的话,我们非陷入深渊歧途不可。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点迷津,引向正道。
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具备。就是说,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泉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绘画学徒,成天看着干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他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经过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看,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唯其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着实正确,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如此一来,你就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信的“权威”,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有力的联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它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生生的生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内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的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为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别就在这里。正因为这点差别,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意味着,只是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依赖它向某种体系展开,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
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的,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他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那样,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过度拥挤的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
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后者虽说是胸无点墨,但靠着经验、阅历以及零碎的阅读,把所学得的一点儿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融合,或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有主见,有判断力。
其实,学术性的思想家做法也不外如此,只不过他们的尺度较大,比较有深度而已。思想家要用到许多知识,所以非多读不可,但他们精神力极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内。因此,他们的见闻觉知的规模虽是愈来愈大,但已做到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于自己的思想总体系了。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而在那些知识大杂烩的头脑中,好似一支曲子掺进很多杂音,它的基本调久久找寻不出来。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来,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某地或某国的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联络的,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就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道出来。
一般的“书籍哲学家”,如同历史的研究者;自己思考的人,犹如事实的目击者。后者,不论对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经验直接领会理解而来,绝不会人云亦云。所以,思想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因立足点不同而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是把握客观原则的,如果事件本身未使立足点发生任何变化,他们的见解则毫无不同。我们往往可经验到:某些自觉太过标新立异的议论,踌躇再三才把它公之于众,到了后来,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赫然发现也有同样的见解,因而感到一种欣喜的惊愕。
书籍哲学家与此相反,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甲的说法如何,乙则有如何的看法,而丙又怎样提出商榷,然后才努力做些批评、比较的工作,这样追求事物的真理。他们很像写批评的历史著述家。例如,研究莱布尼茨[2]在某时期是否有斯宾诺莎派思想的存在。供给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尔巴特[3]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说明》及《关于自由的书简》。做这类工作时,必要遍翻典籍,他们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谁也会吃惊吧!反之,如果眼中只有事件,只要稍加思索,则立刻达到目的。但话说回来,坐而读也有它的好处,只要功夫深,总可达到你的目的,用思索的方法则不是这样。
思想和人一样,不是任何人都可让你随叫随到的,要看人家高不高兴,乐不乐意。思索某件事情,需要一切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只有这样思想才会自然喷涌出来。唯其如此,思想绝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关于这点,我们可在思考自己利害得失的场合得到说明。当我们决定个人的利害事件时,常常刻意选个适当的时间和场所,静坐沉思,仔细分析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后果。
总之,无所不思,无所不想,但到最后,还是没有个决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这种场合,我们考察事件,往往不能安定,而转向其他事物方面去;加之对此事的嫌恶,也构成一个原因。所以,此时我们万不可勉强自己去思考,应等待,让思考的气氛自然涌上来。此种气氛,往往会唐突而且重复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