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吧!”冯仁昌深吸一口烟,“副连长,你说这仗……会打成啥样?”
刘兴启想了想:“不知道。但咱们是穿插部队,任务重,危险大。”
“穿插……”冯仁昌念叨着这个词,“我打过穿插。六九年,零下三十多度,在林子里走了三天三夜,冻死的人比打死的还多。”
刘兴启没接话。
“南边热。”冯仁昌又说,“但热有热的难处。丛林、沼泽、毒虫、瘴气……还有那些藏在暗处的冷枪。”
“你怕了?”
“怕。”冯仁昌回答得很干脆,“但怕也得去。我家在黑龙江边上,小时候老毛子的炮艇就在江面上晃悠。我爹说,咱家地可以丢,命可以丢,但脊梁骨不能弯。”
他把烟头掐灭:“所以这仗,该打。”
列车在深夜进入湖北境内。
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时,站台上的广播突然响了。先是滋啦的电流声,然后是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越南当局不顾中国人民的多次警告,继续在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打死打伤我边境军民……”
车厢里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广播还在继续,但后面说什么己不重要了。
“自卫还击”西个字,如钉子般砸进每个人心里。
真的要打了。
不是猜测,不是传言,是正式的通知。
黑暗中,不知谁先开始哼歌。很轻,调子也不准。
刘兴启也跟着唱。他想起晓兰,想起父母,想起故乡冬天里光秃的杨树。
歌声停歇后,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有人说:“等打完仗,我要回家盖三间大瓦房。”
“我要娶媳妇,生俩娃。”
“我要吃红烧肉,吃一大碗。”
“我想我娘做的面条了……”
这些最简单、最朴素的愿望,在漆黑的闷罐车厢里,在开往前线的列车上,听起来格外揪心。
刘兴启闭上眼睛。
他在心里对晓兰说:等我。一定等我。
列车轰隆向前,驶向未知的南方,驶向即将到来的战火。
黑夜还很长。
而黎明,尚不知在何方。